【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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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10日至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坛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威海召开。此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领导小组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联合承办。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出席论坛并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作“西方文论的有效性问题讨论”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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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10日至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坛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威海召开。此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领导小组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联合承办。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出席论坛并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作“西方文论的有效性问题讨论”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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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的兴起，是新文化运动一个不可或缺的面向，以“新村”、“工读互助”、“小组织试验”、平民教育、社会调查为代表的诸多讨论与实践，构成了浓郁的时代氛围，也影响到早期新文学的形态、气质、观念、工作方式及伦理意涵的生成。在某种意义上，将相关思潮、群体、实践，纳入“社会改造”这一整体的研究视域中，或许能突破“思想启蒙”“工具革新”等叙述框架，把握“五四”新文学之历史独特性的同时，也能在“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分化、冲突的线索中，透视新文学运动更为纵深的历史走向。
在中国现代文论史上，秉持现代“纯文学”观念的学者多否定“文以载道”。钱锺书不赞同这种看法，为此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证。他反对文学进化论，分析了文学定义的困难；质疑“文学的自觉”这一流行观点，强调要在“杂文学”观念下认识“文以载道”；将“载道”与“言志”并列，认为它们只关涉文学的体裁与题材而不关涉文学的审美评价。钱锺书主张“还其本来面目”，具有重要的方法示范意义，用于古代文学与文论研究领域，可防止简单地运用现代文学观念来框限古代文学与文论现象，从而尊重文学的民族性。
2015年10月16日至20日,法国著名作家、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先生应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任莫言先生邀请,访问北京师范大学,并于10月19日晚做了题为《相遇中国文学》的演讲,演讲由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主持。本刊特约发表这次演讲的全文,以飨读者。
贾平凹涉及“古代”的文字，大多散轶在他散文随笔和序跋文谈中，一直未被甄别分类和整理。对怎样认识作家创作中的“传统文化资源”，序跋文谈只是开了一个小窗口，这种工作与完备之间还有不小的距离。但笔者意识到，文献资料工作的开展，对当代小说家的文学史研究显然是十分紧迫必要的。
从20世纪80年代末赴美至今，严歌苓的创作主要可分为“异域”书写和“历史”书写两个系列。在这两类作品中，她对“中国”的讲述发生了以下变化：在题材上，从海外华人生活转向20世纪中国本土历史的书写；在身份建构上，从被观看的边缘化客体转向蕴涵着深厚国族精神的主体；在叙事维度上，从单维的“中国性”转向多元的“世界性”。这种转变来自于中国在世界版图中位置的变化及其带来的严歌苓创作心态的改变：在“异域”书写中，她表现的是散居族裔难以融入和获得客居国认同的隔膜；到“历史”书写阶段，她拥有了成熟自信、丰富多元、具有包容性
在吴亮的长篇小说《朝霞》中，不时会闪现一些充满隐喻色彩的天光意象，以及盘桓在众多人物心头的隐歌密言，包括时代总体与个人之间的种种相反相成的暧昧勾连。阅读者一旦能够跳出某些流行的历史解释和想象并逆向行之，就有可能发现，即使是在那个让无数个人遭受压抑、创伤甚至死亡的“革命年代”，一些异常重要的“存在”仍为个人和群体所共享共通，比如人们头顶的天光，比如众人对生命燃烧的热望与奔赴，比如自我对种种他者无以拔除的爱。而在今天，这些正越来越成为一个时代总体性的缺失，因此，对它们的仔细辨识，也就成为对两个时代的重新辨识。
抗战区的小品散文，因政治和社会版图的分化，而得分裂性的空间化呈现。其核心问题是文体和趣味的“雅”、“俗”之分，以及其形式背后所涵容的形态各异的“人性”精神内涵：延安“风景谈”系列小品散文，具有质朴刚健的风格；重庆和昆明等地的部分“小品散文”，呈现渊雅精深的气质。后者的形成，与对抗战初期以“文艺大众化”为方向的反思密切相关。其焦点，即在“抗战八股”及“与抗战无关论”。
抗战时期，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文艺政策，都与上一个十年既保持某种历史的连续性，也呈现出由时代变化所引起的一定程度的非连续性和断裂。共产党执行的是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和坚守文化领导权双管齐下的文艺政策，国民党则试图达成全国一致同意的文艺政策、实行党治文化而未能成功。此时国共两党文艺政策的制订，都受到了苏联文艺政策的影响，本质上呈现出了强烈的同质化趋势。当然，双方文艺政策在具体文学空间的推行和实践，都不是均质的，由此总体上构成了抗日统一战线基础上国共两党文艺政策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复杂面貌。
作为一个有独特创作个性的女作家，丁玲自登上文坛伊始，就受到评论界尤其是左翼批评界的关注。钱杏邮、冯雪峰、茅盾等左翼批评家几乎同时发现了丁玲的文学价值，并以自己的批评方式做出了阐释，丁玲及其作品的红色经典意义也逐渐在他们笔下变得清晰。但也应该看到，钱杏邮、冯雪峰、茅盾的丁玲评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由于受到当时左倾机械唯物论影响，他们都企图通过具体的文学形象来图解意识形态的抽象概念，文学审美的中介方式几乎消失了，文学被封闭地焊接在政治、阶级等的标签上，因而丁玲一定意义上成为了他们发挥这种批评理念的传声筒。在
《带灯》《认罪书》《山路》同是对社会转型“发言”，却展现着作家各自不同的立场、情感与诉求：贾平凹着意批判，乔叶痛苦自省以至忏悔，陈映真却将文学诉之于文学之外——行动。不同的立场、情感与诉求，带来不同的文学风貌和作家精神气象：贾平凹貌似激切，实则浪漫悠游；乔叶深重忧虑，却因止于自我省思而焦虑重重；陈映真直接而质朴，却因理性和悲悯获致了其独有的深刻与动人，并在人格和文风上显现着当代大陆作家所罕有的刚健与大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