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失去常识感，头扬得再高，眼界也远不到哪儿去。知识人失去常识感，我有理由怀疑其知识、思想生产能力，和产品的质量
　　
　　我感觉，知识人作为群体，眼界出了问题。旷新年“受迫害”事件，邹恒甫解职事件，薛涌因“批评”茅于轼与《南都周刊》绝交“事件”，是最近几个例证。
　　眼界，就是一个人看待、体验世界的大小宽窄度，就是心灵理解、包容周遭事物的明暗强弱度。每个人眼里有不同的世界，所以眼界不同。眼界有巨大的质量差别。个体有眼界问题，民族(国家)也有眼界问题。本文只谈作为知识人的眼界问题。为讨论方便起见，请读者在最一般意义上理解“知识人”这个词。
　　在现代社会，知识人的眼界所以显得重要，是因这个群体比其他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人，掌握更多更专业的认识工具，更具表达能力——这也是知识人存在的理由。一个民族(国家)眼界的质量，很大程度与知识人有关，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很难想象，一个民族(国家)最重要岗位，不是知识人占据着。这里，我所谈的作为知识、思想生产者的知识人，是恩格斯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费希特意义上的学者，麦基意义上的思想家——的眼界问题。
　　知识人的眼界出了问题。以上提到的旷新年“受迫害”等诸事件起因，争议焦点、过程，地上空中媒体随处可见，按下不表。我要问的是，这些“事件”的争议，到底有多大意义，使得参加各方非要争出个黑白高低来?最后竟然上纲上线到各种“阴谋论”，及“一家煤体对特约撰稿人言论自由的限制”?我还要问，诸事件关乎什么性质的“正义”和“公平”，关于什么样式的道路斗争，使得当事各方非要诉诸舆论，炒个满世界鸡飞狗跳?这难道就是知识人的责任和理应采取的姿态?
　　我这样问，有委屈和受了气的知识人肯定不服气。果若此，说明我的上述感觉更有了凭据。其实，我并不相信诸事件当事人，如果不争出个一二三来，路走不下去，思考展不开翅膀，智慧无用武之地。
　　常识告诉我们，作为个体，诸事件当事人，都有非说不可的话，非讲不可的理，乃至非出不可的气。对此，我可以保持一份私下理解。但在我看来，各方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也忘记了自己的责任。或者我可以再厚道一点说，有比到媒体暴露争吵内幕更重要的事情等着各位去做，各位的精力不该空耗在如此登不得大雅之堂的事情上，让等着各位去做事的人们对各位失望。特别是，当来来翻开成为历史的今天这一页，上面别只空空洞洞地写着，“眼界不大，所聊太低。”
　　可事实是，事件的确一个个发生了，演绎得丁是丁卯是卯，有滋有味。难道不是当事人的眼界出了问题?用老百姓话说，多大点儿事!作为知识人群体的重要成员，相信各位当事人都有足够的反省能力，检视自己在事件中的所作所为，是否出了眼界问题——是看待、体验世界的眼界出了问题，还是心灵理解、包容周遭事物的眼界出了问题。各位的反省之所以有特殊价值，除个人受用，对作为知识人的群体，亦有警示作用。
　　眼界首先关乎常识。换句话说，常识是眼界的基础。我无意借此文分析诸事件当事人眼界太低的这个那个原因。在我看来，主要是缺乏常识。常识告诉我们，西瓜比芝麻大，可分明有人丢了西瓜捡芝麻。常识还告诉我们，取法子上仅得其中，可分明有人取法子下下。失去常识感，一个人头扬得再高，眼界也远不到哪儿去。知识人失去常识感，我有理由怀疑其知识、思想生产能力，和产品的质量。
　　我乎头有几本近年出版的有意思的书，于光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纪坡民《宪政与“立国之本”》、匈牙利人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美国人巴尼特《五角大楼的新地图》，他们也都是知识人，思考的无一不是大问题。作者激情之饱满，用心之专一，意志之坚定，皆可圈可点，都称得上大手笔，足以做知识人眼界宏阔之楷模。他们担当得起知识人的称号。他们无一不具备了不起的常识感，并以此为基础，把自己的眼界推向遥远而阔大的纵深处。
　　知识人的眼界关乎一个民族(国家)的眼界，知识人有责任把自己的精力、热情和见识，投到比上述争议更有价值的事情上。人民期待你们，民族(国家)期待你们。其实，知识人自己对自己何尝没有期待?
　　(作者为北京万圣书园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