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海南建省三十周年。三十而立，光荣岁月，值得回顾的事很多。回顾是铭记过去，更是为了展望未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这是中国古人修史的宗旨。当此之际，一部经周伟民、唐玲玲教授三十年自将磨洗、与海南省同步成长、舒展海南三千年文明史的史著也终于剞劂出版、厚重面世：即《海南通史》（人民出版社二 ○一八年版）。
　　海南岛原本与大陆血脉相连，晚更新世时期，地陷水涌，才与雷州相望海外，于今不过一万年左右。其自然地质史与大陆几无分别，文明史与大陆也类似，只是地裂之后演进节奏上滞后几拍。与海南岛最近一次隔海漂浮的年代相仿佛，可上溯一万年左右的三亚落笔洞遗址，当视为海南岛遗世而独立成长的起点。此后，代有移民，主客更迭。虽很早就进入了中原文明的视野，如《山海经》即有 “雕题 ”“离耳 ”之传说，但直到始皇帝扫六合置三郡于岭南时，海南亦只是象郡之外徼。徼者，绕也，王化之外围也。汉武开边不已，终于在路博德开琼后，设珠崖、儋耳二郡。此后一直到梁陈杨隋，海岛与海北政权关系总处于叛服摇摆之间，若即若离，海岛文明基本属于村峒自治的原始自然状态。本地文献，先唐只有 “朱庐执圭 ”一印四字而已，今天可见最早的海南诗文文献要晚至唐太宗贞观后期，即王义方酌水致祭昌化江的祷辞。虽然东汉杨孚《异物志》就已描写了茫茫南海的崎头沙塘，晋代甚至出现过盖泓纂的一卷《珠崖传》，但皆早已散佚。地方志资料则又多集中于明清，唐宋岛情也主要靠正史、地理志和一统志等文献才能勉强补缀成篇。岛上主要族群之一的黎族至今没有自己的文字。因此之故，为这片山川洲海找寻记忆，实在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事。
　　周伟民、唐玲玲夫妇在海南建省的第二个月就调职入岛，第二年开春，其全面修治海南史的动议即付诸行动。转眼过去了三十轮春秋，已是耄耋之年的他们呈献给世人的是一部皇皇六大卷计约二百七十万字的《海南通史》。
　　现代学术范式的海南史，第一部是东洋学者小叶田淳所著《海南岛史》（一九四二年，约二十万字）。四十年后通什师专杨德春才又出版了一个小册子《海南岛古代简史》（一九八八年），其素材结构基本袭自小叶田淳。此后，就要到新世纪了，琼州学院的林日举出版全新的一部《海南史》（二○○二年，约四十三万字），该书未通及当代，然工稳精切，研习者皆称便利。此外，一些断代史或专门史的成果也陆续推出，如司徒尚纪的海南土地开发史、张兴吉的海南民国史、李勃的海南建制沿革、周泉根等的海南贬官史等等研究。部分区域史也有先行出版的了，如笔者负责汉魏六朝隋唐五代卷的《三亚史》（二○一五年）。周唐二氏的《海南通史》则大不同于以上研究，该书从人猿揖别一直通到当代，通到新世纪国际旅游岛新政。《海南通史》堪称一方之全史，举凡政治、经济、贸易、民族、人口、移民、教育、宗教、风俗等等无不溯源衍流，皆可自成一专门史，除了艺文尚有可广之余地，其连前人涉及很少的灾害、海盗都多数卷章辟专栏通贯述论。其宏大规模的背后是作者孜孜于通古今之变的追求，正如其在《导论》中所言：“不是黎族史，也不是海南土地开发史或制度史，而是综合性的区域社会变迁史。编纂者力图对历史做整体理解，借以整体把握海南岛历史。”体例上也还吸纳了纪传体特点，每卷都有专门章节述评历代之重要人物。可能是因为私家修通史之缘故，作者不拘一格，根据需要，还会穿插附录一些专门考证文章，如唐代部分的鬼门关探访一文就非常生动地展示了时空隧道中海南中原古往与今来的关系。
　　《海南通史》从发起到出版，前后整整三十年，作为书中涉海研究的基础——《更路簿》研究，前后也花了二十六年。《更路簿》存在已有六百年，也就是说，南海史可以借此一下确切地推进到明代。作者年逾八旬后，还继续赴琼海、文昌等地挨家挨户寻访老渔民，使得在过去搜集的十二本《更路簿》的基础上，又新收了十二种。二○一六年，作者伉俪带队辗转琼海潭门、长坡等地，完成对三十六位老船长、老渔民的访谈，留下极为珍贵的影像录音资料。前辈在向笔者展示这些资料时，那些夕阳桅帆下促膝而谈的场景，令人动容。而这一切机缘的起点则须追溯到一九八九年，其最初是为了完成民政部擬纂全国地名大辞典中南海二百八十七个岛礁洲滩的名字。资料显示，六百年来的中国渔民用日常生活用品给其中至少一百三十六个岛礁命了名。对大海历史如此，对海岛江山记忆的追寻更是经年累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作者三十年来走遍了海南岛的山山水水，先后调查过六十一座黎区峒主庙。他们去得最远的一处黎族村庄，曾徒步两天，涉水四十多次。这是他们六十多岁时候的事。年届古稀，作者又开始发起各界收集全岛和三沙等海南全域中的碑碣匾铭额联。十载经营，共获拓片一千四百多张。
　　为了考察海岛族群以及查阅中外交流、近现代史料等，作者走出海岛大陆，除了我国港澳台地区，东南亚、美洲和日本也都留下二老调研的踪影足迹。其访问马来西亚就达十三次。在斯坦福大学，花了一个多月时间，翻阅了与海南宋氏家族相关的档案六十二箱之多。在香港意外发现了一本重要的回族宗谱手抄本，在夏威夷、台湾挖掘了不少树皮布、禁忌、文身等资料。而案头工作，则是拉网式地博采冥搜。如周伟民任执行主编的地方文献和先贤诗文丛书，历时十载成书九十五册，收书一百零六种，计两千多万字，几乎是穷尽式的整理。另外，作者汇纂史传、碑传中的涉琼文献，概说海南金石，清整海南家谱移民人口史料等等，皆无不巡礼式渔猎剿取。三十年来统计一下不少于二十个专题，且多成书成篇，或流传海内，或正付梓，其荦荦大端者有：《历代文人笔记中的海南》《海南史传与碑传汇纂》《“凡俗 ”与“神圣 ”：海南黎峒习俗考略》《中国与马来西亚文化交流史》《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 ”文化诠释》《宋耀如年谱》《宋耀如：宋氏家族奠基人》《海南金石概说》《海南史要览》《海南家谱移民人口史料与研究》《海南海盗史略》等等。
　　由专题而 “通史 ”，并非只是一个追求 “言有物 ”的砌墙工程，也不只是完成 “言有理 ”以通古今之变的梦想，作者还别有一股 “言有义”的底蕴，深沉而绵长。他们在序言中引齐思和的主张以自况：“专题乃是大问题的枝节，必须与整个社会问题有关，题目可窄，而研究的问题须有重要性。”以修史初衷论，作者就有与日本人小叶田淳《海南岛史》争高下之意。作者虽然也客观地评价了小叶田淳的学术贡献，但毕竟该著是应当时日本军部要求，受其资助为全面长久侵略统治海南为计的，且“完全是运用海南岛本土史料建构 ”“没有跳出本土史料的范围，充其量只是少有大陆的资料及岛内的田野材料 ”。所以，周唐二位尽可能走出去，其目的就是要超越小叶田淳。中国有两个宝岛，东边的台湾、南边的海南。台湾有连横氏《台湾通史》，其史实之误几乎无页无之，后人自可刊而正之，然其当日本鼓吹同化之时维护中华正统之义，却能 “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海南先贤丘濬氏立言立德皆大义存焉，其《世史正纲》明华夷之辨，若自明亡于清后顾炎武亡天下之论视之，确乎不当以当今世界一些狭隘民族民粹论之，而是先知先觉、忧患系焉。周唐二氏《海南通史》有意无意地发扬文庄公和连横氏之著述大义。如上文所及海南地名志研究，周唐氏花了巨大精力做了杰出的工作，最后完成得非常好。再如，因地名机缘而开启的 “更路簿 ”挖掘整理和研究，二十六年后终于在南海维权中发挥重要作用，其研究以无以辩驳的事实证明：是中国人最早发现、命名、开发经营南海诸岛，而且中国政府长期对这片海域进行了有效管理。周伟民曾感慨地说：“我们很感欣慰，在今年国务院发表的 “中菲南海争议白皮书 ”中，《更路簿》就被作为证明南海诸岛是中国固有领土的主要依据之一。”大义存焉，非此一端，他如人道主义、人民立场、民族和平等，无不渊澄取映、静水流深，朗然于目。作者对历史是有诉求的，若一言以蔽之，可谓 “言有义 ”。
　　周伟民说：“岁月自有不动声色的力量。”在我看来，这力量可临海煮盐，可仰山铸铜，更可嘉惠学林、鼓舞后学。明琼山文庄公有赋海之诗，曰“溪壑流难满，乾坤量有容 ”，先生其人可当之；又曰 “潜藏多贝宝，变化起鱼龙 ”，先生其文可当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