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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邕（133—192）生于汉顺帝阳嘉二年（133），字伯喈，陈留圉人。蔡氏家族在汉代极有声望，蔡邕十四祖蔡寅，六世祖蔡勋，父蔡棱皆名载史册。蔡邕主要活跃于桓帝、灵帝时期，他不仅师从当时经儒大师，还与诸多名士尤其是经学传人交好，更对后学提携举荐，不遗余力，故顾炎武说他“文采富而交游多”（《日知录·两汉风俗条》）。
师事名儒，尊师重学
袁滂是蔡邕的亲舅舅，他在汉灵帝时曾任司徒。此人“纯素寡欲，终不言人之短。当权宠之盛，或以同异致祸，滂独中立于朝，故爱憎不及焉。”（《三国志·袁涣传》引袁宏《汉纪》）蔡邕在《与袁公书》中，对他从袁滂问学的经历有深情的追忆：“朝夕游谈，从学宴饮，酌麦醴，燔干鱼，欣欣焉乐在其中矣。”字里行间，感怀无限。胡广（91-172）是蔡邕的恩师，《后汉书·蔡邕传》载：“少博学，师事太傅胡广。”胡广博学多识，“在公台三十余年，历事六帝”（《后汉书·胡广传》），熟悉朝廷礼仪，师徒常就朝廷礼仪制度、《汉书·郊祀志》的内容体例等问题讨论。与此同时，在胡广的鼓励下，蔡邕开始为续补《汉志》作准备，他在《戍边上章》中说：
臣所师事故太傅胡广，知臣颇识其门户，略以所有旧事与臣，虽未备悉，粗見首尾，积累思惟，二十馀年……会臣被罪，逐放边野。臣窃自痛，一为不善，使史籍所阙，胡广所校，二十年之思，中道废绝，不得究竟。 之情，犹以结心，不能违望。
可知续补汉志，胡广已有所准备，并将此未竟之业交付蔡邕。蔡邕的这一文化追求，不仅延续了历代史家的“著书立说”之精神，更蕴含着感人至深的师徒之情，这份情谊又促使蔡邕在学术上前进。即使流放在外，蔡邕仍心系恩师遗志，直到被王允收付廷尉治罪，他所牵挂的仍是“继成汉史”。
此外，据邓安生先生考证：“济北与陈留邻近，蔡邕少时或尝从崔瑗（77-142）问学，因与崔寔游，故及崔夫人卒，乃为之作诔。”（《蔡邕集编年校注》）崔瑗之父崔骃，通《诗》《易》《春秋》，崔瑗本人是汉末诸儒宗之的大家，其子崔寔，文学书法皆能传“家学”。又据《乐府诗集· 琴曲歌辞》解题，蔡邕曾向马融（79-166）出示过“蔡氏五弄”，马融“甚异之”。师事名儒过程中，蔡邕的学识、审美情趣和个人性情也深受影响，终成一代大儒。
结交名士，崇义重情
蔡邕与卢植（139-192）、马日磾（？-194）、韩说等名士交好。卢植为东汉大儒马融高足，曹操对他有“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国之桢干也”（《后汉书·卢植传》）的高评。蔡邕与这位“儒宗”情谊颇深，《后汉书·卢植传》载：
岁余，复征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142-225）、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记传，补续《汉记》。
蔡、卢二人本就亲善，共同校书的经历更增进了感情。后蔡邕遭贬谪，众人不敢多言，“植独上书请之”，虽然蔡邕终被流放，但卢植此举，无疑给身处困境的蔡邕以莫大的安慰。后董卓“大会百官于朝堂，议欲废立。群僚无敢言，植独抗议不同”（《后汉书·卢植传》）。董卓恼羞成怒，下令诛杀卢植，经蔡邕求情，方免死罪。
蔡邕与同在东观校书的马日磾、杨彪，及杨彪之父杨赐（？-185）交情甚笃。马日磾是马融的族孙，杨赐氏父是著名的弘农杨氏之后。他们与蔡邕为世交，应该早就相识，后同朝为官。熹平四年（175），议郎蔡邕、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奏请正定《六经》文字；光和元年（178）七月三人受诏金商门，应对灵帝询问灾异事。早年相识，同朝为官，志趣相投，三人的关系非同一般。杨赐去世后蔡邕或受杨彪之请为之作碑文，《文章流别论》说“蔡邕为杨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后王允欲杀害蔡邕，时任太尉的马日磾驰往谓允曰：“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无名，诛之无乃失人望乎？”（《后汉书·蔡邕传》）危难之际见真情，二人相知之深，于此可见一斑。
从现有的记载来看，蔡邕还与名士赵岐（？-201）、何休（129-182）、韩说、杨复、圈典（94-169）、蔡朗等相交，这些名士也多把蔡邕视为挚友，如韩说“与议郎蔡邕友善”；圈典临终说“知我者其蔡邕”；蔡邕被杀后，“搢绅诸儒莫不流涕”；北海郑玄（127-200）闻而叹曰：“汉世之事，谁与正之！”兖州、陈留等地还有人画像歌颂。
提携后进，泽被学林
蔡邕对后学无私提携，孔融、王粲、阮瑀等人或师事法蔡邕，或为蔡邕高徒。蔡邕约比孔融（153-208）年长二十岁，孔融“与蔡邕素善”（《后汉书·孔融传》），蔡邕死后，有虎贲士貌似蔡邕，孔融每次酒酣，就让虎贲士与自己同坐，说“虽无老成人，且有典刑”。言下之意，自己的好友不在了，有个形貌相似的人说说话也好，可见孔融与蔡邕深厚情谊。蔡邕碑铭冠绝一时，《文心雕龙·诔碑》言：“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孔融碑铭深受蔡邕影响，《文心雕龙·碑诔》曰：“孔融所创，有摹伯喈。”我们能从孔融身上看到很多蔡邕的影子，这些绝非偶然，而是缘于二人情趣相投和孔融的刻意模仿。
蔡邕曾举荐王粲（177-217）。王粲曾祖王龚、祖父王畅，皆为汉三公。王畅以清方公正闻名于世，在士林享有极高威望。蔡邕称王粲为“王公孙”，对其有知遇、提携之恩，《三国志·王粲传》载：
献帝西迁，粲徙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时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宾客盈坐。闻粲在门，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状短小，一坐尽惊。邕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
蔡邕不仅对当时年幼、貌寑的王粲如此重视，后来也真的将自己的藏书赠与王粲。这些藏书又经王业传至王弼。《三国志·钟会传》引《博物记》载：“蔡邕有书近万卷，末年载数车与粲。粲亡后，相国掾魏讽谋反，粲子与焉，既被诛，邕所与书悉入业。”王业是王粲族兄王凯之子，王粲之子被诛后，王业被过继给王粲为嗣。王粲图书经王业之手再传至其子王弼。王弼能成为一代玄学大师，与此不无关系。从蔡邕到王弼，是汉末学术传承非常重要的一脉。
阮瑀（165-212）也是蔡邕学生，《三国志·王粲传附阮瑀》载：“瑀少受学于蔡邕。”阮瑀以思维敏捷著称，《三国志》引《典略》曰：“太祖尝使瑀作书与韩遂，时太祖适近出，瑀随从，因于马上具草，书成呈之。太祖揽笔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损。”蔡邕去世后，阮瑀对恩师思念在心，《尉氏县志》卷四云：“蔡相公庙在县西四十里燕子陂，其断碑上截犹存，云：‘蔡邕赴洛，其徒阮瑀辈饯之于此，缱绻不能别者累日。邕既殁，复相与追慕之，立庙焉。’”
建安文学的领袖人物曹操与蔡邕情谊深厚，蔡邕死后，曹操以重金将蔡邕之女蔡琰从胡地赎回。曹丕也说：“家公与蔡伯喈有管鲍之好”（《蔡伯喈女赋序》），足证蔡曹二人关系非同一般。另被誉为“外七子”的路粹亦少学于蔡邕。蔡邕对建安文学的这种深刻影响，今天的文学史研究显然重视不够。
此外，吴国重臣顾雍（168-243）是蔡邕琴乐传人，《三国志·顾雍传》载：“蔡伯喈从朔方还，尝避怨于吴，雍从学琴书。”《三国志》引《江表传》曰：“雍从伯喈学，专一清静，敏而易教。伯喈贵异之，谓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与卿。’故雍与伯喈同名，由此也。”所谓“雍与伯喈同名”，实指“雍”与“邕”同音。蔡邕以这种方式为顾雍命名，足见对爱徒的器重。蔡琰之外，顾雍琴书当得蔡邕之真传。
蔡邕是汉魏时期承上启下的代表性人物，他传承发扬师学、与友人相知互助及对后学的无私提携，非常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士尊师重友、重情崇义的优秀传统。
（作者系文学博士，青岛大学文学院讲师。）
师事名儒，尊师重学
袁滂是蔡邕的亲舅舅，他在汉灵帝时曾任司徒。此人“纯素寡欲，终不言人之短。当权宠之盛，或以同异致祸，滂独中立于朝，故爱憎不及焉。”（《三国志·袁涣传》引袁宏《汉纪》）蔡邕在《与袁公书》中，对他从袁滂问学的经历有深情的追忆：“朝夕游谈，从学宴饮，酌麦醴，燔干鱼，欣欣焉乐在其中矣。”字里行间，感怀无限。胡广（91-172）是蔡邕的恩师，《后汉书·蔡邕传》载：“少博学，师事太傅胡广。”胡广博学多识，“在公台三十余年，历事六帝”（《后汉书·胡广传》），熟悉朝廷礼仪，师徒常就朝廷礼仪制度、《汉书·郊祀志》的内容体例等问题讨论。与此同时，在胡广的鼓励下，蔡邕开始为续补《汉志》作准备，他在《戍边上章》中说：
臣所师事故太傅胡广，知臣颇识其门户，略以所有旧事与臣，虽未备悉，粗見首尾，积累思惟，二十馀年……会臣被罪，逐放边野。臣窃自痛，一为不善，使史籍所阙，胡广所校，二十年之思，中道废绝，不得究竟。 之情，犹以结心，不能违望。
可知续补汉志，胡广已有所准备，并将此未竟之业交付蔡邕。蔡邕的这一文化追求，不仅延续了历代史家的“著书立说”之精神，更蕴含着感人至深的师徒之情，这份情谊又促使蔡邕在学术上前进。即使流放在外，蔡邕仍心系恩师遗志，直到被王允收付廷尉治罪，他所牵挂的仍是“继成汉史”。
此外，据邓安生先生考证：“济北与陈留邻近，蔡邕少时或尝从崔瑗（77-142）问学，因与崔寔游，故及崔夫人卒，乃为之作诔。”（《蔡邕集编年校注》）崔瑗之父崔骃，通《诗》《易》《春秋》，崔瑗本人是汉末诸儒宗之的大家，其子崔寔，文学书法皆能传“家学”。又据《乐府诗集· 琴曲歌辞》解题，蔡邕曾向马融（79-166）出示过“蔡氏五弄”，马融“甚异之”。师事名儒过程中，蔡邕的学识、审美情趣和个人性情也深受影响，终成一代大儒。
结交名士，崇义重情
蔡邕与卢植（139-192）、马日磾（？-194）、韩说等名士交好。卢植为东汉大儒马融高足，曹操对他有“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国之桢干也”（《后汉书·卢植传》）的高评。蔡邕与这位“儒宗”情谊颇深，《后汉书·卢植传》载：
岁余，复征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142-225）、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记传，补续《汉记》。
蔡、卢二人本就亲善，共同校书的经历更增进了感情。后蔡邕遭贬谪，众人不敢多言，“植独上书请之”，虽然蔡邕终被流放，但卢植此举，无疑给身处困境的蔡邕以莫大的安慰。后董卓“大会百官于朝堂，议欲废立。群僚无敢言，植独抗议不同”（《后汉书·卢植传》）。董卓恼羞成怒，下令诛杀卢植，经蔡邕求情，方免死罪。
蔡邕与同在东观校书的马日磾、杨彪，及杨彪之父杨赐（？-185）交情甚笃。马日磾是马融的族孙，杨赐氏父是著名的弘农杨氏之后。他们与蔡邕为世交，应该早就相识，后同朝为官。熹平四年（175），议郎蔡邕、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奏请正定《六经》文字；光和元年（178）七月三人受诏金商门，应对灵帝询问灾异事。早年相识，同朝为官，志趣相投，三人的关系非同一般。杨赐去世后蔡邕或受杨彪之请为之作碑文，《文章流别论》说“蔡邕为杨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后王允欲杀害蔡邕，时任太尉的马日磾驰往谓允曰：“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无名，诛之无乃失人望乎？”（《后汉书·蔡邕传》）危难之际见真情，二人相知之深，于此可见一斑。
从现有的记载来看，蔡邕还与名士赵岐（？-201）、何休（129-182）、韩说、杨复、圈典（94-169）、蔡朗等相交，这些名士也多把蔡邕视为挚友，如韩说“与议郎蔡邕友善”；圈典临终说“知我者其蔡邕”；蔡邕被杀后，“搢绅诸儒莫不流涕”；北海郑玄（127-200）闻而叹曰：“汉世之事，谁与正之！”兖州、陈留等地还有人画像歌颂。
提携后进，泽被学林
蔡邕对后学无私提携，孔融、王粲、阮瑀等人或师事法蔡邕，或为蔡邕高徒。蔡邕约比孔融（153-208）年长二十岁，孔融“与蔡邕素善”（《后汉书·孔融传》），蔡邕死后，有虎贲士貌似蔡邕，孔融每次酒酣，就让虎贲士与自己同坐，说“虽无老成人，且有典刑”。言下之意，自己的好友不在了，有个形貌相似的人说说话也好，可见孔融与蔡邕深厚情谊。蔡邕碑铭冠绝一时，《文心雕龙·诔碑》言：“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孔融碑铭深受蔡邕影响，《文心雕龙·碑诔》曰：“孔融所创，有摹伯喈。”我们能从孔融身上看到很多蔡邕的影子，这些绝非偶然，而是缘于二人情趣相投和孔融的刻意模仿。
蔡邕曾举荐王粲（177-217）。王粲曾祖王龚、祖父王畅，皆为汉三公。王畅以清方公正闻名于世，在士林享有极高威望。蔡邕称王粲为“王公孙”，对其有知遇、提携之恩，《三国志·王粲传》载：
献帝西迁，粲徙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时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宾客盈坐。闻粲在门，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状短小，一坐尽惊。邕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
蔡邕不仅对当时年幼、貌寑的王粲如此重视，后来也真的将自己的藏书赠与王粲。这些藏书又经王业传至王弼。《三国志·钟会传》引《博物记》载：“蔡邕有书近万卷，末年载数车与粲。粲亡后，相国掾魏讽谋反，粲子与焉，既被诛，邕所与书悉入业。”王业是王粲族兄王凯之子，王粲之子被诛后，王业被过继给王粲为嗣。王粲图书经王业之手再传至其子王弼。王弼能成为一代玄学大师，与此不无关系。从蔡邕到王弼，是汉末学术传承非常重要的一脉。
阮瑀（165-212）也是蔡邕学生，《三国志·王粲传附阮瑀》载：“瑀少受学于蔡邕。”阮瑀以思维敏捷著称，《三国志》引《典略》曰：“太祖尝使瑀作书与韩遂，时太祖适近出，瑀随从，因于马上具草，书成呈之。太祖揽笔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损。”蔡邕去世后，阮瑀对恩师思念在心，《尉氏县志》卷四云：“蔡相公庙在县西四十里燕子陂，其断碑上截犹存，云：‘蔡邕赴洛，其徒阮瑀辈饯之于此，缱绻不能别者累日。邕既殁，复相与追慕之，立庙焉。’”
建安文学的领袖人物曹操与蔡邕情谊深厚，蔡邕死后，曹操以重金将蔡邕之女蔡琰从胡地赎回。曹丕也说：“家公与蔡伯喈有管鲍之好”（《蔡伯喈女赋序》），足证蔡曹二人关系非同一般。另被誉为“外七子”的路粹亦少学于蔡邕。蔡邕对建安文学的这种深刻影响，今天的文学史研究显然重视不够。
此外，吴国重臣顾雍（168-243）是蔡邕琴乐传人，《三国志·顾雍传》载：“蔡伯喈从朔方还，尝避怨于吴，雍从学琴书。”《三国志》引《江表传》曰：“雍从伯喈学，专一清静，敏而易教。伯喈贵异之，谓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与卿。’故雍与伯喈同名，由此也。”所谓“雍与伯喈同名”，实指“雍”与“邕”同音。蔡邕以这种方式为顾雍命名，足见对爱徒的器重。蔡琰之外，顾雍琴书当得蔡邕之真传。
蔡邕是汉魏时期承上启下的代表性人物，他传承发扬师学、与友人相知互助及对后学的无私提携，非常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士尊师重友、重情崇义的优秀传统。
（作者系文学博士，青岛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