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简单的追思会在北京郊外的大觉寺举行。青瓦红窗的会场外，立着逝者的遗像。那是个留着平头的中年人，手指间夹着一根点燃的香烟，眼睛微微眯着望向镜头。照片下的三句话讲完了他的一生：
　　“马小平老师，1956年出生于湖南湘潭，2012年在深圳辞世。历任湘潭一中、东莞中学、深圳中学的语文老师。他是一位值得我们尊敬并铭记的好老师。”
　　时间是9月8日，教师节前两天。
　　在这位普通高中老师的追思会上，人们意外地发现了一些在教育领域极有影响力的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钱理群称马小平是所识教师中“最具全球视野，可称得上是教育家的人”。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杨东平则将他视作“布道者”、“已属稀有的人文主义教师”。
　　布道者
　　马小平并不被这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所知。但在东莞中学和深圳中学，他却绝对是个“明星”。深中初中部的一个孩子，曾偷偷跑去高中部听他开设的通识课；他总是提前几分钟到教室，偶尔某次迟到，就会有学生焦虑起来，“难道今天不上语文课了？”
　　莞中的学生黄素珍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马小平的情景。在面向全年级的电视语文讲座里，他向学生们发问：“你们知道，东莞的工厂里，一年被机器切下来的手指可以排成多长吗？”
　　很多在父母保护下成长的孩子，第一次从老师那里学到“要感受他人的痛苦”。但马小平更希望学生们感受到爱。那次讲座临近尾声时，他念了一所香港中学的校训：“感觉着生命的悲哀，还愿意欢笑的，请受我深深的祝福；感觉着生命的卑微，还予以人尊严的，请受我深深的祝福……”
　　那时，马小平还没有生病，是个总熬夜、抽烟的工作狂。每个曾经踏进他小小书房的人都感叹，那里除了门和窗，7000多册书堆满了三面墙。他相信，只要用高三一年来应付考试就足够了。给高一、高二学生上课时，他很少使用教材，甚至不怎么看讲稿。他不在书上为学生画“知识点”，更不总结中心思想。
　　他反对仇恨，提倡爱和悲悯。“9·11”事件发生后，学生们都兴奋起来，“炸得好”。可马小平却显出了愤怒，他站在讲台上质问学生：“你们知不知道，死的那些都是人！”
　　讲授课本时，他也有不同于教辅材料的解读。许多学生都记得他课堂上的《孔乙己》。他始终关注着在一旁冷冷讲述故事的、年仅12岁的小伙计。按照常规解读，小伙计贯穿始终，“既是旁观者，又是参与者，以喜写悲，使悲更悲”。
　　但谈起那个孩子时，马老师却在讲台上深深叹了口气，“他还只是个孩子，却与成人社会的视角没什么不同。失去了天性的悲悯，真是悲哀。”
　　讲到鲁迅的《祝福》时，他也没有给课文贴上那张“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标签，反倒是让学生们写篇《与祥林嫂对话》的作文。“站在她的角度，你会怎样体验这个女人的悲哀？”马小平曾在教案里写道，自己希望学生理解她的痛苦，也尊重她的痛苦。
　　他在学生的一篇作文里获得了回答：“真的，当你从这样的课堂里体会到爱，感觉到爱，你就懂得了要尊重人，爱护人。你就会发誓，从此以后再也不会去伤害任何人。”
　　寻找一种精神上的同道
　　追思会上，黄素珍悄悄地坐在后排。她是个身材小巧、戴着眼镜的姑娘，也是让马小平最感骄傲的学生之一。尽管她其实并不曾在马老师的班里上过课。
　　电视讲座过后一年，黄素珍进入高二。马小平又到各班轮流进行研究性学习讲座。下课后，女生暗暗下了决心，“我一定要认识你，让你知道这个班里有这样一个学生。”
　　她只能写信，两封长信。信里写了对苏轼的思考，以及“一些少年的困惑和不合宜的修饰词”。随后，这个总是细声细语的女孩子用塑料袋将信裹起来，放在了马老师那辆早已过时的女式摩托车后座上。
　　十几天后，她被同学叫进语文组。马小平将自己的回信，郑重地交在她手里。他在信里剖白自己：“我上课时，只是坦诚地向你们倾诉我的思想，但是，我知道，能够理解我的人不多……我没有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精神斗士的想法，我实实在在的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因为有了你这样的学生，才使我觉得这种坚持是必要的。”
　　这个安静、内向、刚刚从乡镇初中考入莞中的女学生突然发现，在学生们看来很强大的老师，“其实心里藏着一种孤独”。
　　这并非仅是黄素珍的发现。2002年时，张庆威是莞中初中部的学生，那时他开始读村上春树的《且听风吟》和李敖的《快意恩仇录》，有时也在学校论坛上发表些“小感悟和小感想”。一天，他在家突然接到当时兼任教导处副主任的马小平的电话：“你的文章写得太好了！我想跟你见一面！”
　　当他们在办公室见面后，这位老师几乎顾不上和陌生的学生客套一番。他先是夸奖了张庆威关于刘邦、项羽的一篇文章，向他指出一些细节可以更完善。随后又引入历史，双手比划着，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15岁的男孩有些傻眼，看着眼前表情认真、中气十足的老师。马小平每讲完一个“大话题”时，总会抽几口烟，皱着眉头，“陷入一种无能为力似的沉默”。但张庆威无法打破这种沉默，因为他几乎答不上话来。
　　直到整个下午的“谈话”结束，张庆威走出教学楼，晒在太阳下，却突然深吸了一口气，脑子里蹦出一句话，“日光其实很强，一种万物生长的鞭子和血！”
　　“我马上就想读书。”他回忆。在听马小平聊天的日子里，他密集地读到了罗素和爱因斯坦，读到了张中晓和穆旦，读到了王小波和林达，读到了林贤治和王开岭，读到了《火与冰》和《不死的火焰》。总之，“他讲过的那些书，都要找来读一遍”。
　　对年轻的张庆威来说，“再也没有那样担当启蒙者角色的老师”。可回忆过往，他也发现，那时的自己与老师其实是种“互相陪伴”。
　　在外人看來，许多同代人都无法跟上这位老师的脚步。他总是认为，教育正在变成“吞噬学生天真和童趣的怪兽”，“课堂里弥漫着空虚和无意义的气氛”，经济高速发展、对竞争的膜拜，都可能造成教育危机、道德危机。
　　他引述英国学者汤因比的理论：赶在灾难尚未毁灭人类以前，把能够应对这种灾难的新一代人培养出来。他还常常引用另一位教育家的话：“我们留什么样的世界，关键取决于我们留什么样的后代给世界。”
　　幸福的学校
　　除去身体力行地一个一个“帮人”外，马小平还有更大的梦想。他想要办一所让学生和老师都感到幸福的学校。
　　早在他大学里读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时，这个念头就已经扎下根来。那位著名的苏联教育家从29岁起担任家乡所在地一所农村完全中学——帕夫雷什学校校长。在最初的时间里，他只是观察每天都发生的教育事实和教育现象。
　　他发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感受不到学习的乐趣，一个学生甚至对妈妈说：“让我们搬到一个没有学校的地方去吧！”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年轻的校长开始着手寻找。他最终发现，孩子们的阅读能力制约了他们理解课本、言语表达和深入思考。
　　马小平开始思考，学生的阅读能力又该如何提高？在一篇文章里，他提出：如果你的学生感到你的思想在不断地丰富着，如果学生深信你今天所讲的不是重复昨天讲过的话，那么阅读就会成为你的学生的精神需要。
　　似乎过去长逾20年的时间里，他的心灵和知识就一直在为办这样一所理想中的学校而准备着。2003年，一所筹办中的学校找到了他，希望他做出全盘架构，并在未来担任校长。
　　那算得上马小平最快乐的一段日子。他整日沉浸在对新学校的畅想中，仅“发展构想”就写了整整19页。他编写了《教师手册》，甚至想好了厨房的陈设。
　　那时他还不知道，反对的声音已经出现了。有些同行评价他：“太理想主义了，只适合出点子、指路径，做具体工作是没耐心的。”
　　这些反对的声音并非全无道理。一位同事曾感到，马小平对形式化、机械化的东西特别痛恨。在学校行政会上听见这类语句，他会当场反驳。在担任莞中教导处副主任后，他也不止一次地说起，自己并不想做行政，“都是消磨时间，一地鸡毛”。
　　后来，当人们提起马小平身上的理想主义时，他们承认，“这种气质对身边的人会形成一种压力”。
　　当然，许多学生甚至是同事也被这种气质所吸引，成为他的追随者。现实中，他虽然仅以高三一年应对考试，但班上学生的成绩仍然不错。可他所做的语文教学改革却被另一些人看成“花架子”。他最终没能成为“帕夫雷什学校”的校长。2004年，他离开东莞，前往深圳。
　　到深圳后不久，马小平便被诊断为恶性肿瘤。他的头发掉了许多，只能一直戴着顶白色的贝雷帽。他走路也越来越慢，有时就连挪动半米也要耗费两秒钟。
　　但他还是没有放弃语文课。他的最后一届学生向婧记得，马老师仍旧坚持站在讲台上授课，只有在为学生们播放电影时，才会坐一阵。可有时坐着坐着，头便垂在胸前睡着了。另一个班的学生蒋雨蒙则提起，一次语文课之前，马老师累得在办公室里睡着了，大家都不忍心叫醒他。但没过多久，马小平还是出现在教室里。他摘下帽子，面向学生们深深鞠了一躬，“对不起，我迟到了。”
　　不过，当时坐在最后一排的蒋雨蒙也发现，并非所有学生都认同马老师的教学方式。一些学生拿出数理练习册，紧张地做着习题。
　　在得知老师患癌症后，曾经的莞中学生胡庆乐特意给他发了一封邮件，询问病情。马小平的回信里没有文字，只有一张图片——朝阳正在灿烂升起。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2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