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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条款”的威慑
和唐纳德·特朗普一样，维克托·奥尔班并不惧怕来自布鲁塞尔的批评之声。在今年4月8日举行的匈牙利大选中，由这位言行出位、富于民粹主义气息的总理领导的右翼政党集团“匈牙利团结联盟”，由（青民盟和社民党两个政党合组而成）重新夺回了议会2/3以上的绝对多数席位，势头正健，这使得他可以以轻蔑的姿态面对来自欧盟的制裁威胁。更何况，奥尔班已经获得波兰和保加利亚政府的公开支持，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奥地利则是其隐性盟友：一个中欧保守主义者同盟正在迅速结成。
9月12日，欧洲议会以448票赞成、197票反对、48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对匈牙利启动制裁诉讼的提案。根据《里斯本条约》第7条，当欧盟成员国被认定存在系统破坏联盟核心价值观的行为时，作为直选民意机构的欧洲议会（相当于下议院）有权表决是否应对当事国进行全面调查和内部起诉，并由欧盟理事会（相当于上议院）商讨相应的制裁措施。在最极端情况下，当事国甚至可能被剥夺在欧盟最高决策机构中的投票权。而欧洲议会对匈牙利砸下重拳的诱因，则是奥尔班政府拒绝承担庇护中东难民的共同义务以及在国内打击政敌的行为，被认为“未能尊重民主、法治原则”。奥尔班本人对此嗤之以鼻，在9月11日的一次演讲中，他指责欧盟内部有人企图对“匈牙利国家和匈牙利民族进行羞辱性审判”，是一种“敲诈勒索”。
尽管《里斯本条约》第7条因其重大的象征意义，曾被一些政治评论家称为“核条款”，但要从实际上剥夺匈牙利在欧盟内部的各项权利乃至将其彻底“开除”，却需要由其余成员国一致赞成通过。在波兰和保加利亚明确表态将与匈牙利保持一致立场的情况下，严厉制裁的可能性实际上微乎其微。更何况，波兰本身也正陷于一宗诉讼悬案当中：2017年12月20日，欧盟委员会（联盟最高行政机关）曾以波兰政府推动的司法改革“未能维护欧盟的民主价值观”为由，要求启动“核条款”对其加以制裁，但迄今尚未在欧洲议会举行表决。因此，与其说高调警告匈牙利是长期主导欧盟大部分议程的德、法两国对这个“小兄弟”的惩戒，倒不如说是一种基于危机感的集体表态：以匈牙利和波兰为代表的“新欧洲”国家，正在和“老欧洲”渐行渐远。
从1995年到2003年，在冷战时期属于苏联卫星国或者位于两大阵营缓冲地带的16个“新欧洲”国家，作为欧洲一体化扩大的重要步骤，分四批加入了欧盟。在地理上，它们散布于北欧、东欧和南欧；但乐观主义者会更多地提到一個历史和文化概念——“中欧”（Central Europe）。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这16个国家中有7个曾经处在奥地利哈布斯堡帝国的统治之下；那个结构松散，拥有多个主体民族和多种宗教、文化质地的中欧国家，尽管长期存在治理效率问题，却在不经意间暗合了欧盟对其内在精神的期许。如同英国历史学家、牛津大学教授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Ash）所言，一种“中欧化”的理想将使这些新入盟国家摆脱莫斯科长久以来对其政治和经济的深远影响，从而暗合了昆德拉等东欧知识分子本身的观念。
但通往理想之路来得着实崎岖。经历将近20年的融合之后，中欧各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和政治体系的运转健康程度依旧无法与“老欧洲”诸国相提并论。这反过来使得它们对法、德等国倡导的文化多元主义和国际人道主义怀抱疑惧，甚至不惜违约做出抵抗（尽管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正受益于欧盟的预算拨款）。奥尔班、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波兰执政党主席）们的历史镜像不是哈布斯堡帝国的某位大公，而是“一战”结束后中欧一系列“继承国家”的威权领导人。正是围绕中欧问题展开的博弈引发了1939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以终结欧洲在世界政治中的枢纽地位作为后果。而这一次，受到威胁的将是欧盟乃至整个欧洲一体化事业。
奥尔班vs索罗斯
维克托·奥尔班以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举动宣告了自己与过往历史的决裂。2017年3月28日，匈牙利人力资源部宣布将对《高等教育法》进行修订，为一切注册于欧盟以外地区、同时在匈牙利境内招生办学的高等院校设定了新的准入门槛：受雇于这些大学的外籍教职人员必须申请专门的工作许可证；大学的运营主体必须在注册地拥有其他校区，开设与匈牙利校区类似的学位课程，且不同校区不得共享同一名称；运营主体必须敦促注册地政府与匈牙利当局签署担保协议，授权匈牙利政府对其进行一切必要的监管。同一天，与执政党关系密切的门户网站Origo.hu在首页刊出一篇文章，直截了当地承认修正案针对的是“以乔治·索罗斯名下的中欧大学为首的28所存在非法经营嫌疑的学校”，并且“中欧大学作为执政党的反对者，长期营私舞弊，存在大量违规办学行为”。三个星期后，这项被称为“中欧大学条款”的修正案以压倒性多数在国会通过批准，建校于1991年的中欧大学（CEU）被迫自2018年1月起中止招募新生。而在这所大学诞生前夕的1989年，恰恰是索罗斯基金会提供的奖学金使奥尔班得以前往牛津大学深造，并开启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在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中欧化”运动中，索罗斯（George Soros）这位出生于布达佩斯的犹太裔亿万富翁的名字曾经被频繁提起。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熟知他经营对冲基金的赫赫业绩以及做空新兴市场货币的经历；但在匈牙利和整个东欧，索罗斯代表的却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信念。1947年，这位亲历过霍尔蒂独裁统治和纳粹占领时代的年轻人在伦敦结识了20世纪最重要的自由派哲学家之一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并迅速为后者倡导的“开放社会”理念所倾倒。在索罗斯看来，开放社会所具备的人道主义、平等化和政治自由三大特征正是一切人类共同体应当追求的终极方向，但它们在“铁幕”笼罩下的东欧却荡然无存。而他本人愿意捐出自己的不菲身家，为这些国家的“文化和社会活动提供一个新的资金来源，以对抗唯我独尊的官方教条”。因为在索罗斯眼里，单纯依靠经济或军事实力向苏东阵营施压的效果，远不及观念转变来得持久。 1984年，索罗斯基金会获准在布达佩斯开展活动，每年投入300万美元，为匈牙利大学和图书馆提供电教设备、外文书刊以及公共讨论场所，并资助异见知识分子和年轻大学毕业生前往西欧、美国高校深造。维克托·奥尔班便是这项政策的受益者。但和苏联解体之后索罗斯规划的宏伟蓝图相比，前期的布局不过是牛刀小试。在1991年出版的专著《确保民主》中，索罗斯阐述了他的新看法：旧体制的崩溃并不意味着开放社会将顺理成章地到来；后者的建成有赖于两大支柱——自由市场企业和政治民主化改革。为了建立市场经济，西欧和美国需要像当初实施“马歇尔计划”一样向东欧注入大笔资金，并消除东西欧之间的贸易壁垒。而为了确保政治改革得以进行，必须为东欧培养一批具有民主理念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这正是他本人的使命。
1991年，索罗斯基金会在布达佩斯创建了私立中欧大学，开始履行关于培养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承诺。从那时起至今，索罗斯累计已为该校捐款8.8亿美元，培养了来自136个国家的14875名毕业生，其中已经涌现出格鲁吉亚总统马尔格韦拉什维利、罗马尼亚前司法部长马科维等知名政治人物。作为一所历史极短、仅开设硕士和博士课程的小型高校，中欧大学在政治学、国际问题研究、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排名进入了全球前50位，其下属的出版社更是中东欧地区最大的英文书籍出版商。而在1993年，索罗斯进一步组建了“开放社会研究所”（现已更名为“开放社会基金会”），以支持其基金会在俄罗斯和中东欧的活动。根据该研究所网站提供的资料，截止到2014年，索罗斯已經先后投入16亿美元支持苏东国家的民主化转型，21亿美元用于教育，29亿美元用于全球少数族裔、妇女以及其他受侵害群体的权益维护，力度仅次于盖茨基金会。
尽管将建立新欧洲开放社会的大本营设在了祖国匈牙利，索罗斯在本质上却是一位国际主义者：目前中欧大学来自117个国家的在校生正是这一观念的缩影。和彼时鼓吹迅速实现东西欧一体化的加顿·艾什等知识分子一样，索罗斯相信民族主义已经是过时的事物，在“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应当被扬弃。通过消除关税壁垒、实现知识共享以及精英阶层身体力行地投入慈善事业，一个基于民间社会而非主权国家的全球共同体是值得期待的。而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尤其是其中有助于实现“中欧化”目标的各项步骤，将为这样一个共同体提供区域范例。索罗斯尤其盛赞了欧盟成员国在《罗马条约》和《里斯本条约》中向共同体出让部分政策自主权的做法；在他看来，倘若有助于实现共同体内人民的普遍自由和富裕，则牺牲部分主权终究是值得的。
但这一理想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开始经历接二连三的坍缩。西欧和美国资本的确“赞助”了转轨初期的东欧经济，但力度远没有达到索罗斯所期待的足以“使虚弱疲惫的社会得到复兴，关于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正确观念可以大行其道”的程度。以利润为导向的外国资本进入东欧之后，反而和在私有化过程中巧取豪夺的新贵阶层沆瀣一气，反过来损害了社会公平以及构建民主机制的基础。而作为欧盟领导者的德法两国推迟东南欧各国入盟的决定，以及在希腊债务危机中的表现，清楚地显示：他们不是索罗斯式的慈善家，不会为某种虚无缥缈的大同理想虚掷资源。而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接踵而至的中东难民危机与俄罗斯-乌克兰冲突，更是使超国家的“中欧化”理想在事实上濒临瓦解：相比富可敌国、因之对国际主义信念深怀信心的索罗斯，普通匈牙利民众更关心外来者是否会夺走他们预期的工作岗位。而这恰恰构成了奥尔班政府对索罗斯一系列口诛笔伐的重要主题：在激进民族主义语境下，索罗斯犹如大盗首领，正在帮助百万移民劫掠自己的祖国。
在2018年夏天的一次访谈中，索罗斯宣称，奥尔班的所作所为让他回忆起了“二战”爆发前独裁者霍尔蒂海军上将统治匈牙利的那个年代，那段“假民主”大行其道的时光。耐人寻味的是，那也正是中欧一系列“继承国家”（指奥匈帝国解体后出现的新兴民族国家）力图以民族主义求自保却最终以失败告终的年代。彼时它们主动为西欧国家承担了警戒东方的安全使命，却没有获得足够充分的经济和政治回报，最终只能在重新武装的德国面前屈膝臣服。与那时相比，欧洲已不再是全球政治的中心，但中欧的复杂命运依然如故。
看不见的“墙”
假如事情完全按照索罗斯的设想朝前发展，则当维克托·奥尔班1990年从英国回国之后，他本该作为新生代政治家中的翘楚参与匈牙利向开放社会转型的进程。然而事实却恰好相反：在剧变前后的布达佩斯，奥尔班通过重新“发现”马扎尔人（匈牙利主体民族）的民族性，为随后的施政方针确立了基调。他大张旗鼓地倡导为1956年匈牙利事件以及因此遇难的总理纳吉·伊姆雷平反，在短短数年内就赢得了全国性声望，并将自己领导的政党“青民盟”摆在了政治光谱的中间偏右侧。换言之，获胜的不是索罗斯式的超国家世界主义，而是从意识形态的废墟中爬出、借助马扎尔人民族情绪和天主教会的力量建立起新的身份认同的本土主义。
早在1998—2002年第一次登台组阁时，奥尔班就展现出凭借中央政府的统一调控解决赤字和通胀问题的集权基调。这种政策倾向在当时招来了普遍的质疑，但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却重新获得了广泛认同。2010年至今，奥尔班及其政党已经连续赢得三届议会选举，显示了这种保守的本土主义确有其民意基础。当匈牙利人认定西欧和美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所求取的不过是压榨他们的剩余价值时，维克托·奥尔班的政府就变成了主权和团结的象征，一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霍尔蒂：并不足够理想，但至少安全。为了守护这种安全，尽管奥尔班政府推出了一系列限制公共生活边界的措施，也被当作“必要的邪恶”得到了承认。
索罗斯对此做出了沉痛的反思。在他看来，西欧本应将中东欧国家的市场化转轨看作一项政治事业而非获取暴利的途径，但90年代盛极一时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摧毁了这种愿景。进入匈牙利和波兰、捷克的外国资本单单投资在了可以迅速获得收益的工业和金融领域，对基层社区的重构和收入均衡的维持却投入不足，遂使建设开放社会所必需的财政和思想资源出现严重赤字。而他没有提到的是，西欧唯一所欲求于东欧的生产资源要素仅仅是廉价劳动力——预计到2050年，欧盟第一批成员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上升至28.7%；为了使这些创造财富的能力日益趋缓的老年人能继续享有可观的社会福利，西欧急需引入工资标准相对较低的东欧劳动力。对亲历过冷战时期经互会贸易模式的老一辈匈牙利人来说，这不啻一种新的国际剥削：过去是东欧以农产品和特定工业制成品弥补苏联的产业结构缺陷，如今则是东欧以廉价劳动力支撑西欧国家的高福利社会政策。两者在道义上毫无高下之别，都不过是利益交换，中东欧对西欧毫无愧欠。 诚然，东欧新入盟国家从欧盟的共同预算政策中获益颇多。以2017财年为例，本年度匈牙利GDP总量中有4%与欧盟的预算拨款具有直接关联，支持了全国55%的公共投资（波兰则为60%）。在欧亚集团2018年夏天发起的民调中，有84%的匈牙利人和86%的波兰人对一体化的总体影响持认可态度，这一比例相较法国和意大利高出近10%。但这并不意味着东欧诸国会心甘情愿地接受联盟摊派的国际义务。由于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东欧诸国的本土经济和平均收入水平的增长相较预期明显偏弱：截止到2018年年初，只有捷克的人均经济产值达到了西欧发达国家的80%，匈牙利和波兰则为63%，更弱的保加利亚只有43%，这一比例不过是两德统一之前东德的基本水平。而随着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外国资本的出走以及劳动力需求的放缓，东欧各国政府感受到的压力甚至比西欧更加突出。当这种焦虑感与中东难民的大举涌入同时出现时，结果可想而知。
在东欧诸国尤其是匈牙利的民族主义者看来，“阿拉伯之春”以及接踵而至的中东政局动荡与他们本无关联，美国调控政策的失当乃至西欧诸国的应对滞后才是始作俑者。东欧既已通过输出劳动力、让渡部分内政自主权以及开放国内市场等途径“偿还”了预算转让的实惠，便没有理由再被分配与本国战略利益无关的人道主义义务。更何况，类似奥尔班内阁这样从本土主义、民族主义土壤上崛起的新政权本身便担负着保障国内就业、维持收支平衡的任务：一旦允许中东难民落脚，势必增加开支负担，连带还将影响匈牙利本国的劳动力市场和收入水平。该国的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农业密集区选民因此迅速成为抵制安置难民的急先锋。而在2015—2016年，匈牙利政府更是耗费了8.83亿欧元的巨资，沿着南部国界建立起一道175公里长、由铁丝网和边防巡逻队组成的防越界隔离带，防止难民经巴尔干入该国境内，并要求欧盟承担一半的费用。
维克托·奥尔班的崛起并非单一案例。2015年，右翼保守派政党“法律与公正党”（PiS）时隔8年卷土重来，赢得了波兰议会选举。2017年10月，奥地利中间派“大联盟”政府因内讧而瓦解；在提前举行的大选中，极右翼自由党与中右翼人民党联手拿下了组阁权。紧接着，人称“中欧版特朗普”的亿万富翁、平民主义者巴比什当选为捷克总统，意大利和斯洛文尼亚同样组建了由疑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主导的新内阁。当对多边主义模式的失望和对“穆斯林入侵者”（这是奥尔班对叙利亚难民的蔑称）的恐惧结合到一起时，选民们更倾向于投票给能拿出短期解决方案的政客奥尔班，而不是描绘着百年之后宏伟愿景的理想主义者索罗斯。
在欧盟的東部和南部，一道无形的“柏林墙”正在重新形成。来自匈牙利、波兰和保加利亚的疑欧主义者组成了事实上的地区同盟，一方面继续要求获得联盟的预算转让，另一方面则抵制一切分担人道主义义务和改善司法、舆论环境的改革。这一次，维克托·奥尔班甚至计划向他激烈反对过的那个东方邻国求助：整个2017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先后两度到访布达佩斯，俄匈关系已经回升至乌克兰危机以来的最亲密状态。奥尔班公开宣称，匈牙利因为严格执行欧盟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政策，累计损失了65亿美元的投资机会，而他将通过在能源领域与莫斯科展开合作弥补这一缺口。而布鲁塞尔（欧盟）可以采取的反制手段却极为有限。
时间倒回到1/4个世纪以前。在“铁幕”刚刚倒下的布达佩斯，中欧大学的影响力正在急速上升，维克托·奥尔班还是一名刚刚崭露头角的学生领袖，索罗斯则被视为他的导师和“中欧化”蓝图的规划者。25年过后，匈牙利人不再相信开放社会可以在自由市场的基础上建成，并且像100多年前一样，因为索罗斯的犹太血统而对他加以无尽的冷嘲热讽。这位传奇人物在匈牙利曾经尝试过许多事，但又好像什么都没有留下。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41期）
和唐纳德·特朗普一样，维克托·奥尔班并不惧怕来自布鲁塞尔的批评之声。在今年4月8日举行的匈牙利大选中，由这位言行出位、富于民粹主义气息的总理领导的右翼政党集团“匈牙利团结联盟”，由（青民盟和社民党两个政党合组而成）重新夺回了议会2/3以上的绝对多数席位，势头正健，这使得他可以以轻蔑的姿态面对来自欧盟的制裁威胁。更何况，奥尔班已经获得波兰和保加利亚政府的公开支持，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奥地利则是其隐性盟友：一个中欧保守主义者同盟正在迅速结成。
9月12日，欧洲议会以448票赞成、197票反对、48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对匈牙利启动制裁诉讼的提案。根据《里斯本条约》第7条，当欧盟成员国被认定存在系统破坏联盟核心价值观的行为时，作为直选民意机构的欧洲议会（相当于下议院）有权表决是否应对当事国进行全面调查和内部起诉，并由欧盟理事会（相当于上议院）商讨相应的制裁措施。在最极端情况下，当事国甚至可能被剥夺在欧盟最高决策机构中的投票权。而欧洲议会对匈牙利砸下重拳的诱因，则是奥尔班政府拒绝承担庇护中东难民的共同义务以及在国内打击政敌的行为，被认为“未能尊重民主、法治原则”。奥尔班本人对此嗤之以鼻，在9月11日的一次演讲中，他指责欧盟内部有人企图对“匈牙利国家和匈牙利民族进行羞辱性审判”，是一种“敲诈勒索”。
尽管《里斯本条约》第7条因其重大的象征意义，曾被一些政治评论家称为“核条款”，但要从实际上剥夺匈牙利在欧盟内部的各项权利乃至将其彻底“开除”，却需要由其余成员国一致赞成通过。在波兰和保加利亚明确表态将与匈牙利保持一致立场的情况下，严厉制裁的可能性实际上微乎其微。更何况，波兰本身也正陷于一宗诉讼悬案当中：2017年12月20日，欧盟委员会（联盟最高行政机关）曾以波兰政府推动的司法改革“未能维护欧盟的民主价值观”为由，要求启动“核条款”对其加以制裁，但迄今尚未在欧洲议会举行表决。因此，与其说高调警告匈牙利是长期主导欧盟大部分议程的德、法两国对这个“小兄弟”的惩戒，倒不如说是一种基于危机感的集体表态：以匈牙利和波兰为代表的“新欧洲”国家，正在和“老欧洲”渐行渐远。
从1995年到2003年，在冷战时期属于苏联卫星国或者位于两大阵营缓冲地带的16个“新欧洲”国家，作为欧洲一体化扩大的重要步骤，分四批加入了欧盟。在地理上，它们散布于北欧、东欧和南欧；但乐观主义者会更多地提到一個历史和文化概念——“中欧”（Central Europe）。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这16个国家中有7个曾经处在奥地利哈布斯堡帝国的统治之下；那个结构松散，拥有多个主体民族和多种宗教、文化质地的中欧国家，尽管长期存在治理效率问题，却在不经意间暗合了欧盟对其内在精神的期许。如同英国历史学家、牛津大学教授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Ash）所言，一种“中欧化”的理想将使这些新入盟国家摆脱莫斯科长久以来对其政治和经济的深远影响，从而暗合了昆德拉等东欧知识分子本身的观念。
但通往理想之路来得着实崎岖。经历将近20年的融合之后，中欧各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和政治体系的运转健康程度依旧无法与“老欧洲”诸国相提并论。这反过来使得它们对法、德等国倡导的文化多元主义和国际人道主义怀抱疑惧，甚至不惜违约做出抵抗（尽管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正受益于欧盟的预算拨款）。奥尔班、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波兰执政党主席）们的历史镜像不是哈布斯堡帝国的某位大公，而是“一战”结束后中欧一系列“继承国家”的威权领导人。正是围绕中欧问题展开的博弈引发了1939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以终结欧洲在世界政治中的枢纽地位作为后果。而这一次，受到威胁的将是欧盟乃至整个欧洲一体化事业。
奥尔班vs索罗斯
维克托·奥尔班以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举动宣告了自己与过往历史的决裂。2017年3月28日，匈牙利人力资源部宣布将对《高等教育法》进行修订，为一切注册于欧盟以外地区、同时在匈牙利境内招生办学的高等院校设定了新的准入门槛：受雇于这些大学的外籍教职人员必须申请专门的工作许可证；大学的运营主体必须在注册地拥有其他校区，开设与匈牙利校区类似的学位课程，且不同校区不得共享同一名称；运营主体必须敦促注册地政府与匈牙利当局签署担保协议，授权匈牙利政府对其进行一切必要的监管。同一天，与执政党关系密切的门户网站Origo.hu在首页刊出一篇文章，直截了当地承认修正案针对的是“以乔治·索罗斯名下的中欧大学为首的28所存在非法经营嫌疑的学校”，并且“中欧大学作为执政党的反对者，长期营私舞弊，存在大量违规办学行为”。三个星期后，这项被称为“中欧大学条款”的修正案以压倒性多数在国会通过批准，建校于1991年的中欧大学（CEU）被迫自2018年1月起中止招募新生。而在这所大学诞生前夕的1989年，恰恰是索罗斯基金会提供的奖学金使奥尔班得以前往牛津大学深造，并开启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在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中欧化”运动中，索罗斯（George Soros）这位出生于布达佩斯的犹太裔亿万富翁的名字曾经被频繁提起。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熟知他经营对冲基金的赫赫业绩以及做空新兴市场货币的经历；但在匈牙利和整个东欧，索罗斯代表的却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信念。1947年，这位亲历过霍尔蒂独裁统治和纳粹占领时代的年轻人在伦敦结识了20世纪最重要的自由派哲学家之一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并迅速为后者倡导的“开放社会”理念所倾倒。在索罗斯看来，开放社会所具备的人道主义、平等化和政治自由三大特征正是一切人类共同体应当追求的终极方向，但它们在“铁幕”笼罩下的东欧却荡然无存。而他本人愿意捐出自己的不菲身家，为这些国家的“文化和社会活动提供一个新的资金来源，以对抗唯我独尊的官方教条”。因为在索罗斯眼里，单纯依靠经济或军事实力向苏东阵营施压的效果，远不及观念转变来得持久。 1984年，索罗斯基金会获准在布达佩斯开展活动，每年投入300万美元，为匈牙利大学和图书馆提供电教设备、外文书刊以及公共讨论场所，并资助异见知识分子和年轻大学毕业生前往西欧、美国高校深造。维克托·奥尔班便是这项政策的受益者。但和苏联解体之后索罗斯规划的宏伟蓝图相比，前期的布局不过是牛刀小试。在1991年出版的专著《确保民主》中，索罗斯阐述了他的新看法：旧体制的崩溃并不意味着开放社会将顺理成章地到来；后者的建成有赖于两大支柱——自由市场企业和政治民主化改革。为了建立市场经济，西欧和美国需要像当初实施“马歇尔计划”一样向东欧注入大笔资金，并消除东西欧之间的贸易壁垒。而为了确保政治改革得以进行，必须为东欧培养一批具有民主理念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这正是他本人的使命。
1991年，索罗斯基金会在布达佩斯创建了私立中欧大学，开始履行关于培养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承诺。从那时起至今，索罗斯累计已为该校捐款8.8亿美元，培养了来自136个国家的14875名毕业生，其中已经涌现出格鲁吉亚总统马尔格韦拉什维利、罗马尼亚前司法部长马科维等知名政治人物。作为一所历史极短、仅开设硕士和博士课程的小型高校，中欧大学在政治学、国际问题研究、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排名进入了全球前50位，其下属的出版社更是中东欧地区最大的英文书籍出版商。而在1993年，索罗斯进一步组建了“开放社会研究所”（现已更名为“开放社会基金会”），以支持其基金会在俄罗斯和中东欧的活动。根据该研究所网站提供的资料，截止到2014年，索罗斯已經先后投入16亿美元支持苏东国家的民主化转型，21亿美元用于教育，29亿美元用于全球少数族裔、妇女以及其他受侵害群体的权益维护，力度仅次于盖茨基金会。
尽管将建立新欧洲开放社会的大本营设在了祖国匈牙利，索罗斯在本质上却是一位国际主义者：目前中欧大学来自117个国家的在校生正是这一观念的缩影。和彼时鼓吹迅速实现东西欧一体化的加顿·艾什等知识分子一样，索罗斯相信民族主义已经是过时的事物，在“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应当被扬弃。通过消除关税壁垒、实现知识共享以及精英阶层身体力行地投入慈善事业，一个基于民间社会而非主权国家的全球共同体是值得期待的。而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尤其是其中有助于实现“中欧化”目标的各项步骤，将为这样一个共同体提供区域范例。索罗斯尤其盛赞了欧盟成员国在《罗马条约》和《里斯本条约》中向共同体出让部分政策自主权的做法；在他看来，倘若有助于实现共同体内人民的普遍自由和富裕，则牺牲部分主权终究是值得的。
但这一理想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开始经历接二连三的坍缩。西欧和美国资本的确“赞助”了转轨初期的东欧经济，但力度远没有达到索罗斯所期待的足以“使虚弱疲惫的社会得到复兴，关于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正确观念可以大行其道”的程度。以利润为导向的外国资本进入东欧之后，反而和在私有化过程中巧取豪夺的新贵阶层沆瀣一气，反过来损害了社会公平以及构建民主机制的基础。而作为欧盟领导者的德法两国推迟东南欧各国入盟的决定，以及在希腊债务危机中的表现，清楚地显示：他们不是索罗斯式的慈善家，不会为某种虚无缥缈的大同理想虚掷资源。而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接踵而至的中东难民危机与俄罗斯-乌克兰冲突，更是使超国家的“中欧化”理想在事实上濒临瓦解：相比富可敌国、因之对国际主义信念深怀信心的索罗斯，普通匈牙利民众更关心外来者是否会夺走他们预期的工作岗位。而这恰恰构成了奥尔班政府对索罗斯一系列口诛笔伐的重要主题：在激进民族主义语境下，索罗斯犹如大盗首领，正在帮助百万移民劫掠自己的祖国。
在2018年夏天的一次访谈中，索罗斯宣称，奥尔班的所作所为让他回忆起了“二战”爆发前独裁者霍尔蒂海军上将统治匈牙利的那个年代，那段“假民主”大行其道的时光。耐人寻味的是，那也正是中欧一系列“继承国家”（指奥匈帝国解体后出现的新兴民族国家）力图以民族主义求自保却最终以失败告终的年代。彼时它们主动为西欧国家承担了警戒东方的安全使命，却没有获得足够充分的经济和政治回报，最终只能在重新武装的德国面前屈膝臣服。与那时相比，欧洲已不再是全球政治的中心，但中欧的复杂命运依然如故。
看不见的“墙”
假如事情完全按照索罗斯的设想朝前发展，则当维克托·奥尔班1990年从英国回国之后，他本该作为新生代政治家中的翘楚参与匈牙利向开放社会转型的进程。然而事实却恰好相反：在剧变前后的布达佩斯，奥尔班通过重新“发现”马扎尔人（匈牙利主体民族）的民族性，为随后的施政方针确立了基调。他大张旗鼓地倡导为1956年匈牙利事件以及因此遇难的总理纳吉·伊姆雷平反，在短短数年内就赢得了全国性声望，并将自己领导的政党“青民盟”摆在了政治光谱的中间偏右侧。换言之，获胜的不是索罗斯式的超国家世界主义，而是从意识形态的废墟中爬出、借助马扎尔人民族情绪和天主教会的力量建立起新的身份认同的本土主义。
早在1998—2002年第一次登台组阁时，奥尔班就展现出凭借中央政府的统一调控解决赤字和通胀问题的集权基调。这种政策倾向在当时招来了普遍的质疑，但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却重新获得了广泛认同。2010年至今，奥尔班及其政党已经连续赢得三届议会选举，显示了这种保守的本土主义确有其民意基础。当匈牙利人认定西欧和美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所求取的不过是压榨他们的剩余价值时，维克托·奥尔班的政府就变成了主权和团结的象征，一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霍尔蒂：并不足够理想，但至少安全。为了守护这种安全，尽管奥尔班政府推出了一系列限制公共生活边界的措施，也被当作“必要的邪恶”得到了承认。
索罗斯对此做出了沉痛的反思。在他看来，西欧本应将中东欧国家的市场化转轨看作一项政治事业而非获取暴利的途径，但90年代盛极一时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摧毁了这种愿景。进入匈牙利和波兰、捷克的外国资本单单投资在了可以迅速获得收益的工业和金融领域，对基层社区的重构和收入均衡的维持却投入不足，遂使建设开放社会所必需的财政和思想资源出现严重赤字。而他没有提到的是，西欧唯一所欲求于东欧的生产资源要素仅仅是廉价劳动力——预计到2050年，欧盟第一批成员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上升至28.7%；为了使这些创造财富的能力日益趋缓的老年人能继续享有可观的社会福利，西欧急需引入工资标准相对较低的东欧劳动力。对亲历过冷战时期经互会贸易模式的老一辈匈牙利人来说，这不啻一种新的国际剥削：过去是东欧以农产品和特定工业制成品弥补苏联的产业结构缺陷，如今则是东欧以廉价劳动力支撑西欧国家的高福利社会政策。两者在道义上毫无高下之别，都不过是利益交换，中东欧对西欧毫无愧欠。 诚然，东欧新入盟国家从欧盟的共同预算政策中获益颇多。以2017财年为例，本年度匈牙利GDP总量中有4%与欧盟的预算拨款具有直接关联，支持了全国55%的公共投资（波兰则为60%）。在欧亚集团2018年夏天发起的民调中，有84%的匈牙利人和86%的波兰人对一体化的总体影响持认可态度，这一比例相较法国和意大利高出近10%。但这并不意味着东欧诸国会心甘情愿地接受联盟摊派的国际义务。由于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东欧诸国的本土经济和平均收入水平的增长相较预期明显偏弱：截止到2018年年初，只有捷克的人均经济产值达到了西欧发达国家的80%，匈牙利和波兰则为63%，更弱的保加利亚只有43%，这一比例不过是两德统一之前东德的基本水平。而随着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外国资本的出走以及劳动力需求的放缓，东欧各国政府感受到的压力甚至比西欧更加突出。当这种焦虑感与中东难民的大举涌入同时出现时，结果可想而知。
在东欧诸国尤其是匈牙利的民族主义者看来，“阿拉伯之春”以及接踵而至的中东政局动荡与他们本无关联，美国调控政策的失当乃至西欧诸国的应对滞后才是始作俑者。东欧既已通过输出劳动力、让渡部分内政自主权以及开放国内市场等途径“偿还”了预算转让的实惠，便没有理由再被分配与本国战略利益无关的人道主义义务。更何况，类似奥尔班内阁这样从本土主义、民族主义土壤上崛起的新政权本身便担负着保障国内就业、维持收支平衡的任务：一旦允许中东难民落脚，势必增加开支负担，连带还将影响匈牙利本国的劳动力市场和收入水平。该国的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农业密集区选民因此迅速成为抵制安置难民的急先锋。而在2015—2016年，匈牙利政府更是耗费了8.83亿欧元的巨资，沿着南部国界建立起一道175公里长、由铁丝网和边防巡逻队组成的防越界隔离带，防止难民经巴尔干入该国境内，并要求欧盟承担一半的费用。
维克托·奥尔班的崛起并非单一案例。2015年，右翼保守派政党“法律与公正党”（PiS）时隔8年卷土重来，赢得了波兰议会选举。2017年10月，奥地利中间派“大联盟”政府因内讧而瓦解；在提前举行的大选中，极右翼自由党与中右翼人民党联手拿下了组阁权。紧接着，人称“中欧版特朗普”的亿万富翁、平民主义者巴比什当选为捷克总统，意大利和斯洛文尼亚同样组建了由疑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主导的新内阁。当对多边主义模式的失望和对“穆斯林入侵者”（这是奥尔班对叙利亚难民的蔑称）的恐惧结合到一起时，选民们更倾向于投票给能拿出短期解决方案的政客奥尔班，而不是描绘着百年之后宏伟愿景的理想主义者索罗斯。
在欧盟的東部和南部，一道无形的“柏林墙”正在重新形成。来自匈牙利、波兰和保加利亚的疑欧主义者组成了事实上的地区同盟，一方面继续要求获得联盟的预算转让，另一方面则抵制一切分担人道主义义务和改善司法、舆论环境的改革。这一次，维克托·奥尔班甚至计划向他激烈反对过的那个东方邻国求助：整个2017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先后两度到访布达佩斯，俄匈关系已经回升至乌克兰危机以来的最亲密状态。奥尔班公开宣称，匈牙利因为严格执行欧盟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政策，累计损失了65亿美元的投资机会，而他将通过在能源领域与莫斯科展开合作弥补这一缺口。而布鲁塞尔（欧盟）可以采取的反制手段却极为有限。
时间倒回到1/4个世纪以前。在“铁幕”刚刚倒下的布达佩斯，中欧大学的影响力正在急速上升，维克托·奥尔班还是一名刚刚崭露头角的学生领袖，索罗斯则被视为他的导师和“中欧化”蓝图的规划者。25年过后，匈牙利人不再相信开放社会可以在自由市场的基础上建成，并且像100多年前一样，因为索罗斯的犹太血统而对他加以无尽的冷嘲热讽。这位传奇人物在匈牙利曾经尝试过许多事，但又好像什么都没有留下。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4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