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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诗坛的境况如何？它和以往相比到底出现了什么新的品质？诗歌如果进一步发展要避开哪些误区？对之人们又该怎样去认识？批评界有两种极端对立的观点。其中争议最大的主要还是来自诗歌与现实关系的处理问题。或者说，新世纪诗歌所有的矛盾性现象的滋生，都和及物问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及物”诗歌的优长：和现实的深层“对话”
进入21世纪后，诗歌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十八年中国经历了太多太多的悲伤和惊喜，先是大面积涌动的民工潮，接下来是SARS、地震、雪灾、奥运、共和国60华诞、深度反腐，一系列的事件让诗人们根本没有办法将自己从置身的现实中抽离，而必须去参悟承担的伦理内涵和价值，更逼迫着诗歌必须走出过于自我和纯粹的艺术苑囿，谋求和现实关系的重建，甚至有时竟使诗歌以行动化的方式介入时代与人生的中心。如白连春的《一个农民在地里侍候庄稼》一诗，仿佛是直接从泥土上长出的精神作物，带着农人的体温和呼吸，鲜活具体的农事细节及过程呼之欲出，更见出了农民命运和土地关系思考的深度，虽落笔于“一个农民”，却隐约闪现着诗人对人类遭遇的怜恤之光，底层的拙朴、酸楚和艰辛自不待言。而田禾的《一个农民工从脚手架上掉下来了》就是不折不扣的“问题诗”，一个工地“事故”的记录和曝光，指向的却是对社会良知和人类道德的精神考问，农民工连生命的安全尚且无法保证，还谈什么权利和幸福？“惊叫”与“平静”、死亡与冷酷等悖裂矛盾现象所包含的张力，赋予了诗歌一种强劲的社会批判力和情感冲击力。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诗歌和现实生活交合点的增多和面的拓展，向日常化世界的广泛敞开，诗人们自然不会再满足于相对内敛的意象、象征手段的打磨，而尝试借鉴叙事性文学的长处，把叙述作为维系诗歌和世界关系的基本方式。这样，和生存气息密切关联的对话、细节、过程因子的大量引入，使九十年代就已经走向成熟的“叙事”晋升为诗歌领域的一个显辞。江非的《时间筒史》短短的倒叙却有着类乎小说、戏剧的综合品质，浓缩着农民工特殊的生命长度，日常化的画面、细节刻写，清晰而沉静的情绪叙述，切人了乡土与人的命运的悲凉实质，也显示出诗人介入复杂生活题材的能力之强，这种诗性叙述为诗歌平添了几许坚实、具体的生活气息，使诗歌在抒情之外又开辟出了一个新的艺术生长点。
21世纪诗歌和现实关系状态的重建，将诗从飘渺的“云端”请回了坚实的“大地”，改写了新诗略显空泛的形象内涵，生发于日常生活中的个体却通往人类深层情感和经验的意蕴发掘，一方面提升了现代诗的诗意品位，另一方面强化了诗歌本体观念的骨质密度。
“及物”诗歌的局限：本质偏失与技术滞后
“及物”追求的确实现了若干年前协调好诗和现实关系的夙愿，使诗歌在新世纪重新回温。但是，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相比，新世纪诗歌中拳头诗人和经典作品不多，形咸这种局面固然和时代的文化氛围、读者的接受心理等因素有关，恐怕其中重要的一维和“及物”策略的选择脱不开干系，且不说“及物”在诗人的所有创作中覆盖面有限，即是它本身也不无问题，所以能够令新世纪诗歌持续前行，只是其失误有时也让新世纪诗歌步履蹒跚，不够稳健。
在“及物”意识的统摄下，很多诗人纷纷关注身边的事物。遗憾的是，如今不少诗人过于崇尚个人情感的咀嚼与品味，没有考虑将自我的触须向外延伸，接通自我和社会、时代的联系，最终多数人关心的洪灾、反腐、疾患、民生、环境污染等可能寄寓大悲悯的题材被他们轻而易举地悬置，饮食男女、吃喝拉撒、锅碗瓢盆、风花雪月等鸡零狗碎、无聊琐屑的世俗吟唱无限蔓延，将个人化降格为私人化，诗魂自然也就被淹没在日常生活的海洋之中了。新世纪初的“下半身写作”“垃圾派诗歌”诗坛已有公论，“日常”固然“日常”，审美却丧失了。这种“及物”虽然和假大空的抒情模式不同，但却置转型期国人的灵魂震荡、历史境况及其压力于不顾，缺乏终极价值的关怀，还停浮于一般性的呈现层面。表现的局部真实在恢复一些事相的同时遮蔽了更多的事相，有了人性的细节与气息，具有现实性的共感效应却明显减弱，所现之物远没有触及生活的本质与核心，实际上是对“物”本质的严重偏离。
和过分个人化的自我抚摸、放弃精神提升的泛化“及物”写作相比，有些对“物”明显误读与歪曲的诗歌，则构成了更可怕的本质偏离。新世纪诗坛有很多网络写手，更有数不清的在书斋里进行智力“游戏”的诗人，在不断炮制着所谓的诗歌，这些诗歌的发生不是因为生命的感动和颤栗，生活的触发与召唤，而是书本和知识，是由于刺激好玩、发表方便和各种奖项与稿费的诱惑：甚至是为玩而写，为写而写，其“硬写”过程即可视为十分可疑的“无中生有”。他们的作品看上去也像模像样，也不无细节的营造、情绪的起伏，有时技巧打磨得煞是圆熟，能够唬住很多缺少经验的读者：可仔细品味就会发现它们无关生活、生命、灵魂与情绪，匠气世故，四平八稳，是地地道道的“网上建筑”“纸上建筑”，或者说是充满“为赋新诗”色彩的伪抒情，不走心、走脑的集体仿写，和“假大空”同样令人生厌的“假小空”，是对生活和生命本质更深层的背反和偏离。如地震诗歌中大量作品审美水准低下，不但多是记录地震期间人们的原始情感反应，连意象、语汇、调式也都惊人得一致，好端端的题材被诗人们窄化成了趋同的“集体创作”。特别是还爆发出一些简单空洞而又矫情的“应时”“应景”的不和谐之音，败坏的不仅仅是读者的胃口，更有诗歌在社会上的声誉。
如果说“及物”很多时候解决的是写作立场，那么在诗里该如何“及物”，使日常现实经过转换成为一种诗性现实，决定了诗歌面临的艺术困惑更为严重。那些走“及物”路线的诗人，往往是从现实与生活中直接生长出来的，那些诗人多来自于底层，文化底蕴不很深厚，对他们而言“‘生活’的重要性可能要远大于‘诗歌”’，他们的诗歌状态一般都朴实无华，元气淋漓，具有一种直指人心的冲击力;而另一面则是常常混淆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误把真情实感的流露当作最高的境界，缺少把实情转换、上升为诗情的意识和能力，在构思、谋篇、语言上缺乏锤炼和节制，结构臃肿，叙事哕嗦，想象力弱，有时甚至把诗降格为一种无难度写作。这种技术滞后倾向在打工诗歌、底层写作、大量地震诗歌、数量众多的介人性诗歌那里，都是一个共性的存在。它们那种真切的细节，强烈的现场感，生命的痛楚与酸涩，常常伴着不会拐弯抹角的语言和抒情方式，直接推到读者目前，會让人猝不及防地被击中，生出缕缕疼痛和怜悯：可就是缺少那么一点儿回味的余地，生活情境未经剪裁、构思直接搬人诗歌的空间，事态、词汇间过于连贯的线性思维结构，没有节制和跳跃的细碎叙述，驱走了诗歌固有的凝练、精美，韵味不足。对“物”的本质的偏离与误读，和艺术标准大幄度攀升的语境下技术水准下滑、滞后造成的形式飘移与牵拉，使新世纪诗歌在“及物”之路上现出了步履凌乱的窘态。
找准方向后的“度”的调试
“及物”使新世纪诗歌找准了方向，但“及物”的路究竟还能走多远？如何才能走得轻松快捷而又稳健有效？该怎样巧妙地避开隐蔽的路障和暗藏的“陷阱”？我认为“及物”的对象选择宜恰适、合理：“及物”同时不能放弃精神提升，最好能够提供新的精神向度，“及物”更要讲究诗艺的自主性建构，注意各个艺术环节的打造。同时在“及物”和“不及物”之间寻找一种必要的平衡，是诗歌立身的长久之计。诗歌与现实的距离是永远的存在，也构成了对所有诗人不断的考问，处理起来好像极其容易，又很难妥帖，貌似简单，却耐人寻味。
在明白和朦胧之间取得恰适的点，值得诗人们斟酌。“及物”的直接反应，是事态、细节、动作乃至人物、性格等叙事性文学要素的强化，“叙事”在短时间内蹿升到显辞的地位，其结果也势必带来散文化和冗长的流弊，而内视点的诗歌魅力却在于其含蓄、凝练与惊人的想象力，它的美就在于隐与显、朦胧与晦涩、可解与不可解之间：因此“及物”诗歌不可让叙事喧宾夺主，将诗歌引入过于拘谨实在的泥淖。
“及物”诗歌的优长：和现实的深层“对话”
进入21世纪后，诗歌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十八年中国经历了太多太多的悲伤和惊喜，先是大面积涌动的民工潮，接下来是SARS、地震、雪灾、奥运、共和国60华诞、深度反腐，一系列的事件让诗人们根本没有办法将自己从置身的现实中抽离，而必须去参悟承担的伦理内涵和价值，更逼迫着诗歌必须走出过于自我和纯粹的艺术苑囿，谋求和现实关系的重建，甚至有时竟使诗歌以行动化的方式介入时代与人生的中心。如白连春的《一个农民在地里侍候庄稼》一诗，仿佛是直接从泥土上长出的精神作物，带着农人的体温和呼吸，鲜活具体的农事细节及过程呼之欲出，更见出了农民命运和土地关系思考的深度，虽落笔于“一个农民”，却隐约闪现着诗人对人类遭遇的怜恤之光，底层的拙朴、酸楚和艰辛自不待言。而田禾的《一个农民工从脚手架上掉下来了》就是不折不扣的“问题诗”，一个工地“事故”的记录和曝光，指向的却是对社会良知和人类道德的精神考问，农民工连生命的安全尚且无法保证，还谈什么权利和幸福？“惊叫”与“平静”、死亡与冷酷等悖裂矛盾现象所包含的张力，赋予了诗歌一种强劲的社会批判力和情感冲击力。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诗歌和现实生活交合点的增多和面的拓展，向日常化世界的广泛敞开，诗人们自然不会再满足于相对内敛的意象、象征手段的打磨，而尝试借鉴叙事性文学的长处，把叙述作为维系诗歌和世界关系的基本方式。这样，和生存气息密切关联的对话、细节、过程因子的大量引入，使九十年代就已经走向成熟的“叙事”晋升为诗歌领域的一个显辞。江非的《时间筒史》短短的倒叙却有着类乎小说、戏剧的综合品质，浓缩着农民工特殊的生命长度，日常化的画面、细节刻写，清晰而沉静的情绪叙述，切人了乡土与人的命运的悲凉实质，也显示出诗人介入复杂生活题材的能力之强，这种诗性叙述为诗歌平添了几许坚实、具体的生活气息，使诗歌在抒情之外又开辟出了一个新的艺术生长点。
21世纪诗歌和现实关系状态的重建，将诗从飘渺的“云端”请回了坚实的“大地”，改写了新诗略显空泛的形象内涵，生发于日常生活中的个体却通往人类深层情感和经验的意蕴发掘，一方面提升了现代诗的诗意品位，另一方面强化了诗歌本体观念的骨质密度。
“及物”诗歌的局限：本质偏失与技术滞后
“及物”追求的确实现了若干年前协调好诗和现实关系的夙愿，使诗歌在新世纪重新回温。但是，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相比，新世纪诗歌中拳头诗人和经典作品不多，形咸这种局面固然和时代的文化氛围、读者的接受心理等因素有关，恐怕其中重要的一维和“及物”策略的选择脱不开干系，且不说“及物”在诗人的所有创作中覆盖面有限，即是它本身也不无问题，所以能够令新世纪诗歌持续前行，只是其失误有时也让新世纪诗歌步履蹒跚，不够稳健。
在“及物”意识的统摄下，很多诗人纷纷关注身边的事物。遗憾的是，如今不少诗人过于崇尚个人情感的咀嚼与品味，没有考虑将自我的触须向外延伸，接通自我和社会、时代的联系，最终多数人关心的洪灾、反腐、疾患、民生、环境污染等可能寄寓大悲悯的题材被他们轻而易举地悬置，饮食男女、吃喝拉撒、锅碗瓢盆、风花雪月等鸡零狗碎、无聊琐屑的世俗吟唱无限蔓延，将个人化降格为私人化，诗魂自然也就被淹没在日常生活的海洋之中了。新世纪初的“下半身写作”“垃圾派诗歌”诗坛已有公论，“日常”固然“日常”，审美却丧失了。这种“及物”虽然和假大空的抒情模式不同，但却置转型期国人的灵魂震荡、历史境况及其压力于不顾，缺乏终极价值的关怀，还停浮于一般性的呈现层面。表现的局部真实在恢复一些事相的同时遮蔽了更多的事相，有了人性的细节与气息，具有现实性的共感效应却明显减弱，所现之物远没有触及生活的本质与核心，实际上是对“物”本质的严重偏离。
和过分个人化的自我抚摸、放弃精神提升的泛化“及物”写作相比，有些对“物”明显误读与歪曲的诗歌，则构成了更可怕的本质偏离。新世纪诗坛有很多网络写手，更有数不清的在书斋里进行智力“游戏”的诗人，在不断炮制着所谓的诗歌，这些诗歌的发生不是因为生命的感动和颤栗，生活的触发与召唤，而是书本和知识，是由于刺激好玩、发表方便和各种奖项与稿费的诱惑：甚至是为玩而写，为写而写，其“硬写”过程即可视为十分可疑的“无中生有”。他们的作品看上去也像模像样，也不无细节的营造、情绪的起伏，有时技巧打磨得煞是圆熟，能够唬住很多缺少经验的读者：可仔细品味就会发现它们无关生活、生命、灵魂与情绪，匠气世故，四平八稳，是地地道道的“网上建筑”“纸上建筑”，或者说是充满“为赋新诗”色彩的伪抒情，不走心、走脑的集体仿写，和“假大空”同样令人生厌的“假小空”，是对生活和生命本质更深层的背反和偏离。如地震诗歌中大量作品审美水准低下，不但多是记录地震期间人们的原始情感反应，连意象、语汇、调式也都惊人得一致，好端端的题材被诗人们窄化成了趋同的“集体创作”。特别是还爆发出一些简单空洞而又矫情的“应时”“应景”的不和谐之音，败坏的不仅仅是读者的胃口，更有诗歌在社会上的声誉。
如果说“及物”很多时候解决的是写作立场，那么在诗里该如何“及物”，使日常现实经过转换成为一种诗性现实，决定了诗歌面临的艺术困惑更为严重。那些走“及物”路线的诗人，往往是从现实与生活中直接生长出来的，那些诗人多来自于底层，文化底蕴不很深厚，对他们而言“‘生活’的重要性可能要远大于‘诗歌”’，他们的诗歌状态一般都朴实无华，元气淋漓，具有一种直指人心的冲击力;而另一面则是常常混淆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误把真情实感的流露当作最高的境界，缺少把实情转换、上升为诗情的意识和能力，在构思、谋篇、语言上缺乏锤炼和节制，结构臃肿，叙事哕嗦，想象力弱，有时甚至把诗降格为一种无难度写作。这种技术滞后倾向在打工诗歌、底层写作、大量地震诗歌、数量众多的介人性诗歌那里，都是一个共性的存在。它们那种真切的细节，强烈的现场感，生命的痛楚与酸涩，常常伴着不会拐弯抹角的语言和抒情方式，直接推到读者目前，會让人猝不及防地被击中，生出缕缕疼痛和怜悯：可就是缺少那么一点儿回味的余地，生活情境未经剪裁、构思直接搬人诗歌的空间，事态、词汇间过于连贯的线性思维结构，没有节制和跳跃的细碎叙述，驱走了诗歌固有的凝练、精美，韵味不足。对“物”的本质的偏离与误读，和艺术标准大幄度攀升的语境下技术水准下滑、滞后造成的形式飘移与牵拉，使新世纪诗歌在“及物”之路上现出了步履凌乱的窘态。
找准方向后的“度”的调试
“及物”使新世纪诗歌找准了方向，但“及物”的路究竟还能走多远？如何才能走得轻松快捷而又稳健有效？该怎样巧妙地避开隐蔽的路障和暗藏的“陷阱”？我认为“及物”的对象选择宜恰适、合理：“及物”同时不能放弃精神提升，最好能够提供新的精神向度，“及物”更要讲究诗艺的自主性建构，注意各个艺术环节的打造。同时在“及物”和“不及物”之间寻找一种必要的平衡，是诗歌立身的长久之计。诗歌与现实的距离是永远的存在，也构成了对所有诗人不断的考问，处理起来好像极其容易，又很难妥帖，貌似简单，却耐人寻味。
在明白和朦胧之间取得恰适的点，值得诗人们斟酌。“及物”的直接反应，是事态、细节、动作乃至人物、性格等叙事性文学要素的强化，“叙事”在短时间内蹿升到显辞的地位，其结果也势必带来散文化和冗长的流弊，而内视点的诗歌魅力却在于其含蓄、凝练与惊人的想象力，它的美就在于隐与显、朦胧与晦涩、可解与不可解之间：因此“及物”诗歌不可让叙事喧宾夺主，将诗歌引入过于拘谨实在的泥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