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小曼（1903—1965），近代女画家，因与徐志摩的婚恋而成为著名近代人物。
　　志摩和原配张幼仪离异，而与有夫之妇陆小曼结婚，在今日原是司空见惯，在1926年至1927年间却算一件不平常的大事。老一辈的人对他们深恶痛绝，青年人也不见得个个赞成。听说当志摩与小曼在北平举行婚礼之际，曾请他老师梁启超先生证婚，却被老师当着大众，给了他们一顿严厉的教训。任公（梁启超）事后写信与其女令娴，对于他心爱的门徒徐志摩尚系出于怜悯的善意，对于小曼则竟以“祸水”“妖妇”看待。你看他说：“我看他（指志摩）找得这样一个人做伴侣，怕他将来痛苦更无限，所以对于那个人（指小曼），当头给了一棒，免得将来把志摩弄死。”
　　又说他爱志摩，怕他将遭减顶之凶，要拉他一把。任公并说小曼离婚再嫁，为“不道德之极”（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后来徐志摩飞机失事死于泰山附近的高峰下，大家痛惜之余，又将这件事归罪于陆小曼。据我所听到的纷纭的传说：小曼本来是阔小姐出身，嫁了第一任丈夫王赓后，在北平是有名的交际花，挥金如土。嫁志摩后，因为有心跳头晕之症，每发或至昏厥。人劝她抽几筒鸦片，果稍愈，久之竟尔上瘾。而且跳舞、喝酒、唱戏，出入大公司购买东西，对于用钱还是不知节俭的，志摩为供奉这位娇妻起见，既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书，又撰写诗文，翻译西洋名著，一月所获，据说也有千元上下。（均见梁实秋谈志摩所引磊庵在《联合报》副刊所发表的谈徐陆的文章）千元，在那个时候，是抵3个大学教授一月的收入3倍而有余，买米，以那时米价论，上好白米，也不过6元多一担，1000元便可买得一百五六十担，所以我以为这个数目恐有未确。不过他们家用若每月超过四五百元，也就不容易负荷了。胡适先生《追悼志摩》一文曾说志摩最近几年的生活，自己承认是失败的。又说他有《生活》一诗以生活比作毒蛇脏腑所构成的冰冷、黏湿、黑暗无光的狭长甬道，你陷入以后，除了挣扎摸索着向前，更无退路。那诗的情调果如胡先生所言“暗惨可怕”。
　　适之先生时已离开上海到北平做北大文学院的院长，就劝志摩到北大兼点功课，借此换换空气，同时对他经济也不无小补。志摩月底领了薪金，正好送到上海家里。因朋友在航空公司做事，送了张长期免票给他，谁知竟因此送了他宝贵的生命。假如他不因为家累太重，不至于这样南北奔波，不南北奔波，也不致有那次飞机之祸。而他家累之所以这样沉重，又因为陆小曼挥霍无度所致。幸而梁任公先生此时久归道山，否则老人家岂不以为“不幸而言中”了吗？
　　我和陆小曼也曾见过一面，那是我避居上海，女作家赵清阁介绍我和小曼相见。她那时是住在翁瑞午家里。志摩逝世后，小曼穷无所归，依瑞午为活。我也不知道翁瑞午是否有妻儿，总之，小曼住在他家里，发生同居关系是万难避免的事。小曼长年卧病，延见我们也是在病榻上。
　　我记得她的脸色，白中泛青，头发也是蓬乱的，一口牙齿，脱落精光，也不另镶一副，牙龈也是黑黑的，可见毒瘾很深。不过病容虽这样憔悴，旧时丰韵，依稀尚在，款接我们，也颇温和有礼。翁瑞午站在她榻前，频频问茶问水，倒也像个痴情种子。听说瑞午系出世家，家中收藏古玩名书画甚富，拿点出去变卖便是钱;同时还做点黑市生意，故此既供得起小曼的医药饮食，尚能替她缴付一笔很重的阿芙蓉税（鸦片税）。
　　赵清阁于1948年编了一本《无题集》，所收均为当代女作家的文章，比张漱菡女士编《海燕集》还早五六年哩。
　　那《无题集》收了我一篇《记抗战期内一段可笑的幻想》。又收了小曼一篇小说《皇家饭店》，约2万字上下。当时一般批评是“描写细腻，技巧新颖”，我读了也觉得很不错，觉得这个人是有相当文才。像陆小曼这样一个窈窕美艳的少妇，既熟娴英法语文，又能登台表演昆曲评剧，又能画点山水花卉，可说是多才多艺、玉貌兰心的人，怎能教人不爱，爱之而破坏中国风俗礼教的藩篱，非弄到手不可，也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也是多少可以原谅的。
　　小曼后又出版《爱眉小札》，这是我到台湾后所看见。其中都是志摩和小曼的情书。小曼的文字，虽似乎没有多少旧文学的根柢，但清丽自然，别具一格。她虽因生活关系与翁瑞午同居，对志摩仍念念不忘。我和清阁去看望她的时候，见她桌上供着志摩遗照，前面摆着一小瓶鲜花。
　　她一心想替志摩出個全集，许多书店都愿意为她发行。但以志摩尚有大批未曾发表的作品及日记等陷在某某几个人手里，无论如何，不肯归还，以致发行全集的事成为画饼，这几年，听说小曼也在上海病逝了，印全集的事当然更遥遥无期了。
　　（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心如花木，向阳而生》   作者：苏雪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