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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瘦肉精”事件导致70多人中毒，2009年4月2～10日有关部门关闭广州天河牲畜交易市场，不少业内人士更认为，根据猪肉流通和监管的需要，取消批发市场是一种大趋势。于是一场对于猪肉批发市场是否予以取缔的争论甚嚣尘上。
回顾历史，猪肉批发市场的建立是应1985年生猪放开经营以来，建立可控市场的当务之急。猪肉批发市场的建立在当时既保证了多渠道的正常流通，又保证了肉品上市的质量，还打击了欺行霸市的不法经营者，成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必然产物。经历二十多年的发展，猪肉批发市场由于安全问题频发，似乎走到了发展的十字路口。
期待调整的产业利益链
猪肉批发市场，这个从生猪出栏到进入人们的餐桌的猪肉流通中重要的中间环节，此环节安全问题的出现，实质是前面环节不合理配置的累加所致。那么探究其今后何去何从，离不开其所处的产业链。
生猪产业链由饲料生产、生猪养殖、屠宰加工、猪肉销售、居民消费等多个环节构成，涉及饲料企业、养殖企业(户)、购销加工企业和消费者等不同利益主体，这些主体之间既互相依存，又互相制约。
在低迷的生猪市场里，从利益分配和承担风险的程度看，养殖企业(户)始终处于弱势地位，而购销加工企业成了生猪产业链各环节中“旱涝保收”的一环。
全国养猪协会副会长王振华算了一笔账，4月初，以屠宰一头100公斤的生猪为例，收购价(每公斤)10.4元，成本为1040元；按出肉率72％计算，可出猪肉72公斤，按20元价格销售，可得收入1440元；猪副产品如头45元，脚12元，肠5元，其他10元等，合计收入72元，两项收入合计1512元，扣去活猪成本，可得利润400多元，再扣除人员工资、管理费、水电费等80多元，可获纯利300多元。而养殖户的利润，以10.4元单价计算，比较11元的盈亏平衡点已经亏本。
养殖者在产业链中处于高风险，低收益的弱势地位，难以从流通加工环节中分享更多的利益。因此，构建养殖户与屠宰、经销企业利益共同体，共同承担市场风险是解决各环节利益分配不合理，解决猪肉安全问题的积极有效方案。
高检测成本
广州“瘦肉精”事件后，有关部门要关闭广州天河牲畜交易市场，但市场经营者则提出了听证的申请，工商部门决定暂缓闭市，等待听证的结果。目前猪肉从养殖地到菜市场要经过猪场出栏自检，批发市场抽检，肉联厂宰前、宰后两检，上市抽检五道关卡，其中，尤为关注的是在猪苗出生20天内要打上耳标，这是全国的养殖厂的普遍做法，耳标实质上相当于一个猪的身份证和健康证，一头猪一个编号，这个编号记录着每头猪所属的系谱，“父母”大致情况，该头猪用过什么药，打过什么疫苗，甚至这个疫苗是哪批的，这样，一旦出现了安全问题，就可以尽快地找出病因及病源，此目标直到猪屠宰后回收。待猪屠宰后的检查中要盖上检验章，而菜市场销售的猪肉必须挂起检验检疫两个合格证。检验人员表示，要想确保安全，从源头抓起，就得对每头生猪进行检测，但耗费成本巨大，“以一头猪二十七八元的检疫费算，一家每天屠宰近2000头猪的屠宰厂，每天要付出检疫费五六万元，天天如此，企业怎么可能负担得起?”广州一家屠宰厂负责人表示。而对于此种费用，政府是否又承担得起?所以，比较保险的话，要从源头抓起。
“代宰制”的隐忧
据悉，“瘦肉精”事件爆发以来，广州曾经的“三大”生猪交易市场(据了解，广州主要有三大生猪交易市场：嘉禾牲畜交易市场、天河牲畜批发市场和金戎牲畜交易市场，3家市场生猪交易量占广州市生猪供应量的大半江山)都出现过“场内”或者“场外”检测有生猪瘦肉精超标的情况。广州从2002年开始实行“代宰制”，即全市7000多个生猪经营者可以自主选购生猪，委托本市屠宰场屠宰。这一政策带动了放心肉上市量增长，却在生猪销售环节上留下漏洞。零售商指定代宰人员前往生猪交易市场挑选生猪，代宰人员一般喜欢选择瘦肉含量高的生猪，因其在零售市场利润高。而生猪交易市场日交易量大，交易、屠宰时间又很短‘，再加上屠宰场的驻场检验检疫人员只能按一定比例抽检，一旦有生猪出现问题，这种“百家猪”的自由买卖方式，很难溯源，也很难追究具体责任人。
综上，由于从生猪出厂到进入猪肉市场的检测成本高以及代宰制所带来猪肉问题难以溯源的隐忧，因此，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根据猪肉流通和监管的需要，取消批发市场是一种大趋势。但硬币的另一面是，猪肉批发市场可以通过建立相关信息体系解决难以溯源的问题，从而这并不是取缔猪肉批发市场的必然理由。比如，成都市建立起肉类滑轨交易系统，通过在猪肉零售交易的市场、超市、大卖场等终端市场配置电脑，完善IC结算和查询系统，录人猪肉信息，实现全市信息对接，消费者便可以通过查询系统了解所购猪肉的溯源信息，更能有效避免肉类流通过程中的二次污染，对市场准入的要求也更为严格。
目前，广州正计划实行养殖一屠宰一配送“三位一体”的猪肉流通模式，即取消生猪批发市场，直接建立生猪养殖基地和肉联厂“挂钩”的产销方式，直接为其所供生猪的质量负责，然后进行全市范围内的配送。这种新型猪肉流通体制的建立作为猪肉批发市场的替代物，其发展在实践中是否可行?这便成了猪肉批发市场是否可以被取代的关键。
就在广州“瘦肉精”事件发生之后的4月，同为广东省佛山市的一家放心肉店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这种替代变迁的可能。
佛山“一体化模式”
一体化模式：所卖的猪均由自己猪场饲养一经由南庄肉联厂检验屠宰一肉品统一配送
佛山市生猪“购进—屠宰—配送”一体化4月15日变为现实。禅城区南庄镇利南市场的“放心肉”店于当天正式开业，该店也是该市首个以此种模式开张的放心肉店：该放心肉店不仅会把部分肉品在市场上直接销售，还会将放心猪肉直接配送到南庄镇的中小学、幼儿园、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
“上肉9.5元/斤、筒骨10元/斤、瘦肉13.8元/斤。”在该放心肉店，价格都写在一块黑板上，同时，猪肉出场证明、检疫合格证明都放在销售档位的醒目位置上，现场有多位市民慕名前来购买猪肉。
“今天我们零售的猪肉大概有三四头，配送数还没有统计出，毕竟刚刚开始启动，到底有多少个食堂需要我们的猪肉，还要通过一段时间经营才能获知。”该放心肉店老板庞成辉表示，这个放心肉店所卖的猪都是自己猪场所饲养的健康猪，重量都在110公斤至125公斤之间(目前整个猪场的存栏数有3万多头)。为了保证做到及时配送猪肉，屠宰厂还为此配备了2辆1.5吨的冷藏配送车。
“佛山现在开始吹南风，热气、湿度每日都会增加，猪肉如果长久摆放在案台上，变质速度加快，所以我们当天卖不完的猪肉，会及时做成肉馅，冷冻起来，以保证肉不会变质。”庞成辉介绍说，这个近50平米的放心肉店拥有消毒间和冷藏室，能为猪肉保存提供非常好的环境。
禅城区农业局田志平副局长表示，南庄镇政府通过竞标形式与信誉好、质量有保证的大型企业开平市联兴猪场合作，由该养猪场出资按政府要求建设有一定规模的“放心肉”门店。来自该猪场的毛猪须在南庄肉联厂检验屠宰后，肉品统一配送到“放心肉”门店。
这将为如何确保佛山猪肉质量安全，替代猪肉批发市场提供必要的经验。
广州工商部门表示，目前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没有大型生猪批发市场，全国范围内不少大城市也都取消了生猪批发市场。根据猪肉流通监管的需要，取消批发市场是一种大趋势。工商部门将立即展开调研，制定具体的计划。“至于具体时间，目前还不明了，但肯定会取消。”
猪肉批发市场的明天在哪里?这其实是跷跷板双方的博弈过程，是去是留，这涉及产业链利益合理分配基础上的各个环节的安全是否可以保证，高检测成本是否可以化解，猪肉溯源制能否在批发市场里建立和完善以及一体化模式在实践中是否具有普遍适应性等一系列问题，这都考验着各方的智慧。
回顾历史，猪肉批发市场的建立是应1985年生猪放开经营以来，建立可控市场的当务之急。猪肉批发市场的建立在当时既保证了多渠道的正常流通，又保证了肉品上市的质量，还打击了欺行霸市的不法经营者，成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必然产物。经历二十多年的发展，猪肉批发市场由于安全问题频发，似乎走到了发展的十字路口。
期待调整的产业利益链
猪肉批发市场，这个从生猪出栏到进入人们的餐桌的猪肉流通中重要的中间环节，此环节安全问题的出现，实质是前面环节不合理配置的累加所致。那么探究其今后何去何从，离不开其所处的产业链。
生猪产业链由饲料生产、生猪养殖、屠宰加工、猪肉销售、居民消费等多个环节构成，涉及饲料企业、养殖企业(户)、购销加工企业和消费者等不同利益主体，这些主体之间既互相依存，又互相制约。
在低迷的生猪市场里，从利益分配和承担风险的程度看，养殖企业(户)始终处于弱势地位，而购销加工企业成了生猪产业链各环节中“旱涝保收”的一环。
全国养猪协会副会长王振华算了一笔账，4月初，以屠宰一头100公斤的生猪为例，收购价(每公斤)10.4元，成本为1040元；按出肉率72％计算，可出猪肉72公斤，按20元价格销售，可得收入1440元；猪副产品如头45元，脚12元，肠5元，其他10元等，合计收入72元，两项收入合计1512元，扣去活猪成本，可得利润400多元，再扣除人员工资、管理费、水电费等80多元，可获纯利300多元。而养殖户的利润，以10.4元单价计算，比较11元的盈亏平衡点已经亏本。
养殖者在产业链中处于高风险，低收益的弱势地位，难以从流通加工环节中分享更多的利益。因此，构建养殖户与屠宰、经销企业利益共同体，共同承担市场风险是解决各环节利益分配不合理，解决猪肉安全问题的积极有效方案。
高检测成本
广州“瘦肉精”事件后，有关部门要关闭广州天河牲畜交易市场，但市场经营者则提出了听证的申请，工商部门决定暂缓闭市，等待听证的结果。目前猪肉从养殖地到菜市场要经过猪场出栏自检，批发市场抽检，肉联厂宰前、宰后两检，上市抽检五道关卡，其中，尤为关注的是在猪苗出生20天内要打上耳标，这是全国的养殖厂的普遍做法，耳标实质上相当于一个猪的身份证和健康证，一头猪一个编号，这个编号记录着每头猪所属的系谱，“父母”大致情况，该头猪用过什么药，打过什么疫苗，甚至这个疫苗是哪批的，这样，一旦出现了安全问题，就可以尽快地找出病因及病源，此目标直到猪屠宰后回收。待猪屠宰后的检查中要盖上检验章，而菜市场销售的猪肉必须挂起检验检疫两个合格证。检验人员表示，要想确保安全，从源头抓起，就得对每头生猪进行检测，但耗费成本巨大，“以一头猪二十七八元的检疫费算，一家每天屠宰近2000头猪的屠宰厂，每天要付出检疫费五六万元，天天如此，企业怎么可能负担得起?”广州一家屠宰厂负责人表示。而对于此种费用，政府是否又承担得起?所以，比较保险的话，要从源头抓起。
“代宰制”的隐忧
据悉，“瘦肉精”事件爆发以来，广州曾经的“三大”生猪交易市场(据了解，广州主要有三大生猪交易市场：嘉禾牲畜交易市场、天河牲畜批发市场和金戎牲畜交易市场，3家市场生猪交易量占广州市生猪供应量的大半江山)都出现过“场内”或者“场外”检测有生猪瘦肉精超标的情况。广州从2002年开始实行“代宰制”，即全市7000多个生猪经营者可以自主选购生猪，委托本市屠宰场屠宰。这一政策带动了放心肉上市量增长，却在生猪销售环节上留下漏洞。零售商指定代宰人员前往生猪交易市场挑选生猪，代宰人员一般喜欢选择瘦肉含量高的生猪，因其在零售市场利润高。而生猪交易市场日交易量大，交易、屠宰时间又很短‘，再加上屠宰场的驻场检验检疫人员只能按一定比例抽检，一旦有生猪出现问题，这种“百家猪”的自由买卖方式，很难溯源，也很难追究具体责任人。
综上，由于从生猪出厂到进入猪肉市场的检测成本高以及代宰制所带来猪肉问题难以溯源的隐忧，因此，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根据猪肉流通和监管的需要，取消批发市场是一种大趋势。但硬币的另一面是，猪肉批发市场可以通过建立相关信息体系解决难以溯源的问题，从而这并不是取缔猪肉批发市场的必然理由。比如，成都市建立起肉类滑轨交易系统，通过在猪肉零售交易的市场、超市、大卖场等终端市场配置电脑，完善IC结算和查询系统，录人猪肉信息，实现全市信息对接，消费者便可以通过查询系统了解所购猪肉的溯源信息，更能有效避免肉类流通过程中的二次污染，对市场准入的要求也更为严格。
目前，广州正计划实行养殖一屠宰一配送“三位一体”的猪肉流通模式，即取消生猪批发市场，直接建立生猪养殖基地和肉联厂“挂钩”的产销方式，直接为其所供生猪的质量负责，然后进行全市范围内的配送。这种新型猪肉流通体制的建立作为猪肉批发市场的替代物，其发展在实践中是否可行?这便成了猪肉批发市场是否可以被取代的关键。
就在广州“瘦肉精”事件发生之后的4月，同为广东省佛山市的一家放心肉店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这种替代变迁的可能。
佛山“一体化模式”
一体化模式：所卖的猪均由自己猪场饲养一经由南庄肉联厂检验屠宰一肉品统一配送
佛山市生猪“购进—屠宰—配送”一体化4月15日变为现实。禅城区南庄镇利南市场的“放心肉”店于当天正式开业，该店也是该市首个以此种模式开张的放心肉店：该放心肉店不仅会把部分肉品在市场上直接销售，还会将放心猪肉直接配送到南庄镇的中小学、幼儿园、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
“上肉9.5元/斤、筒骨10元/斤、瘦肉13.8元/斤。”在该放心肉店，价格都写在一块黑板上，同时，猪肉出场证明、检疫合格证明都放在销售档位的醒目位置上，现场有多位市民慕名前来购买猪肉。
“今天我们零售的猪肉大概有三四头，配送数还没有统计出，毕竟刚刚开始启动，到底有多少个食堂需要我们的猪肉，还要通过一段时间经营才能获知。”该放心肉店老板庞成辉表示，这个放心肉店所卖的猪都是自己猪场所饲养的健康猪，重量都在110公斤至125公斤之间(目前整个猪场的存栏数有3万多头)。为了保证做到及时配送猪肉，屠宰厂还为此配备了2辆1.5吨的冷藏配送车。
“佛山现在开始吹南风，热气、湿度每日都会增加，猪肉如果长久摆放在案台上，变质速度加快，所以我们当天卖不完的猪肉，会及时做成肉馅，冷冻起来，以保证肉不会变质。”庞成辉介绍说，这个近50平米的放心肉店拥有消毒间和冷藏室，能为猪肉保存提供非常好的环境。
禅城区农业局田志平副局长表示，南庄镇政府通过竞标形式与信誉好、质量有保证的大型企业开平市联兴猪场合作，由该养猪场出资按政府要求建设有一定规模的“放心肉”门店。来自该猪场的毛猪须在南庄肉联厂检验屠宰后，肉品统一配送到“放心肉”门店。
这将为如何确保佛山猪肉质量安全，替代猪肉批发市场提供必要的经验。
广州工商部门表示，目前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没有大型生猪批发市场，全国范围内不少大城市也都取消了生猪批发市场。根据猪肉流通监管的需要，取消批发市场是一种大趋势。工商部门将立即展开调研，制定具体的计划。“至于具体时间，目前还不明了，但肯定会取消。”
猪肉批发市场的明天在哪里?这其实是跷跷板双方的博弈过程，是去是留，这涉及产业链利益合理分配基础上的各个环节的安全是否可以保证，高检测成本是否可以化解，猪肉溯源制能否在批发市场里建立和完善以及一体化模式在实践中是否具有普遍适应性等一系列问题，这都考验着各方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