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狭小的书房里，诸如《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追忆似水年华》《飘》《静静的顿河》《源氏物语》《悲惨世界》《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多卷本大书，常被我放到书架的最高一层，所以每每坐到书桌前，我都只能用一种仰视的目光，方能看清它的位置所在。然而哪怕就是这短短几秒钟的凝视，我想我都是在用一种虔诚之心，向那些早已远去的大师表达最崇高的敬意。
　　是的，我曾不止一次地感到，每翻开一本书，我们其实就是在和一位先哲做一次心灵的对话。而每一个作家的人生境界，其实就是被他那一本本著作所充盈着的，翻阅那一页页文字，我们尽可以细致地体察到作家心灵的宽度、思想的高度和人生的厚度。所以，我亦不止一次地对那些著述等身的大师顶礼膜拜。好几次上书店，我其实就是为看一看或是摸一摸那些以人命名的厚重之书：《荷马史诗》《莎士比亚全集》《鲁迅全集》《卡夫卡小说全集》《博尔赫斯全集》《海明威全集》……或是静静驻足和感叹一番那些由书命名的人：《人间喜剧》《但泽三部曲》《人生三部曲》《激流三部曲》《印度三部曲》《魔戒三部曲》……所有这些，无不是作家本人以及他那个时代人类心灵史的高度浓缩。
　　但某一天翻开作家阎连科的《发现小说》，我居然无不惊喜地看到，在介绍沈从文的《边城》时，他却特别使用了一个“部”字，一个量词的换用，表达了他对这部中篇作品的高度致意。这让我突然想起了王安忆的话来：“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的确，在面对那么多始终让人缠绵悱恻的精短作品时，我们却有一万种理由对它表示最崇高的致意，就如同在面对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卡夫卡的《变形记》、川端康成的《雪国》、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喚》、欧·亨利《麦琪的礼物》、莫泊桑的《项链》、契诃夫的《第六病室》、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梅里美的《卡门》和鲁迅的《狂人日记》时，我们或许都不会因为作品书页的厚薄，而在后面草草加上一个简单的数量词。而真正的佳作，也绝不会以书本的厚薄来判定。因为我就曾见到过同样被冠以“×部曲”或是“百万巨著”的书卷，读来却味同嚼蜡；有的则选用厚实的纸张和精美的装帧欲盖弥彰，却也如同买椟还珠一般华而不实。
　　记得在第一次阅读外国作品的时候，我在学校图书室的书架上取下薄薄一本《茶花女》，但直至20年后的今天，我依然不能忘记当时如痴如醉的阅读快感。同样毫无厚重之感的还有《了不起的盖茨比》，被译作中文后仅仅10万余字，却被称作是20世纪最伟大的英文小说之一。而始终让我感慨的是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薄薄一本小书，居然令一些读者不惜生命模仿主人公之死，作为对时代的叛逆和抗争。而中国第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他最初的成名著也就是一本数万字的《红高粱》。
　　好作品是经得起时间和读者检验的，2000年的夏天，我在书店里翻到余秋雨上市不久的新书《霜冷长河》，16年后的夏天，我在同一个书店再次拾起这本书，然而让我震惊的是，印装和价格都与当初一般无二的书本，却在版记上注明了“2014年1月第60次印刷”的字样。在阅读美国自然文学经典作家亨利·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时，我依然震惊地读到作者在自序中写道：“此书度过了二十周年的生日，并发行了十一版。书的内容没有变更，依然如故……”在我为期不长的阅读生涯中，类似的震撼还不止一次触动我敏感的感官神经，《我们仨》《围城》《写在人生边上》《乡土中国》《万历十五年》……每当捧起这些书来，心里都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
　　作为网络时代的阅读者，网上购书已经成为我补充书源的主要形式。然而每次点开网页，我都无不惊叹地发现，许多古典名著或外国名著，有时相同一本书会同时出现几种甚至几十种版本，以致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而这一切魔力的根源，无不是因为书页之中无可非议的真实厚度，以致“洛阳纸贵”“一字千金”。在当下中国，让我始终无限感叹的一本书应该是《白鹿原》，短短20年来，我就曾看过它除盗版本以外的十几种版本，并且还先后以话剧、电影、电视、连环画、广播连播、陶俑、秦腔等不同形式呈现。据说2016年作者陈忠实先生去世，竟有上万人拿着书前去北京八宝山公墓为他送别。想来在如今这个浮躁的时代，除去金庸的武侠小说，我想一本书能有此礼遇的，也许就只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了。
　　真正的经典，它的生命是没有时间期限的。我们只能用仰视的目光，才可以体悟到那高深无比的思想厚度，寻求心灵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