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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代的经学、政论、大赋都是强势文化的产物，它们之间有相通之处，三者关系可以表述为经学影响政论，政论又影响了汉大赋。经学影响议论文侧重于内容，而议论文影响大赋侧重于形式；经学、议论文、大赋又时常表现为互动关系。经学与汉大赋盛衰大致共时同运，正说明其间强、弱势文化的作用。从汉代政治和文学关系考察，经学一定是强势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而汉赋铺张扬厉的赋风又影响了经学阐释的繁复，“务尽”、“详博”的话语体系正好适应了实现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关键词：汉代；经学；政论；大赋；强势文化
作者简介：戴伟华，男，文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诗学、唐宋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强、弱势文化形态与唐诗创作关系研究”，项目编号：08BZW034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6-0114-07
汉代文化与上层意识形态相进退，作为学术的经学和作为文学的大赋在武帝时得到发展和巩固。
一、儒学是意识形态中独尊的思想体系，经学之盛是强势文化的表征
武帝用文武之术，网罗人才，《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赞云：
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 ，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1]（P2634）
其中，董仲舒在汉代推尊儒学，得到武帝的支持，实行意识形态中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董仲舒治《春秋》，为博士，《汉书·董仲舒传》中阐述了大一统之义：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1]（P2523）
董仲舒的成就得到后世的高度赞扬，《汉书》本传赞云：
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为：“伊、吕乃圣人之耦，王者不得则不兴。故颜渊死，孔子曰：‘噫！天丧余。’唯此一人为能当之，自宰我、子赣、子游、子夏不与焉。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1]（P2526）
《史记·儒林列传》表达了对武帝得人的称许：
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2]（P3118）
由于公孙弘“劝学修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的建议，“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2]（P3119-3120）。而《汉书·董仲舒传》云：“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1]（P2525）
汉代儒学由兴盛走向垄断，公孙弘和董仲舒起了关键作用。《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1]（P2495）仲舒所治为《公羊春秋》，并以此传授生徒，弟子中优秀者有兰陵褚大、东平赢公、广川段仲、温吕步舒。公孙弘也是治《公羊春秋》的，齐人胡毋生孝景时为博士，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尽管史载公孙弘《公羊春秋》的学问不及董仲舒，但二者所治皆同。今文经学在立经学博士时占主导地位与当时的学术气候和环境有密切关系。
经学兴起，可以集众人智慧为皇权服务。首先，论争以达到意识统一，董仲舒在对策中反复论述了“大一统”的重要性，而为武帝采纳。其次，在学术论争中不断纯洁思想。董仲舒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措行，因主父偃和吕步舒的反对，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董仲舒和公孙弘都是治《春秋》的大儒，是武帝推行儒学的两大核心人物，但相互有成见，这必然会彼此约束，使儒学更为纯洁，不走极端，实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国家意志和治国方略。
二、今、古文经学之争是强、弱势文化的运动
武帝前，经学内容的传播应出于对文化遗产的抢救，也是知识分子对文化延续的焦虑所致。秦时的文化政策是强权政治的极端体现，“焚书坑儒”的结果必然导致知识体系的破碎和文化的断层。火烬之余的文化知识在汉初以来通过民间传授，这在文化史上算是一大奇迹，那些儒生抱着对文化的敬业精神，艰难地私相授受，渐成规模，从《汉书·艺文志》的著录中可见知识保留的完整和系统。《汉书·儒林传》云：
申公，鲁人也。少与楚元王交俱事齐人浮丘伯受《诗》。汉兴，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于鲁南宫。吕太后时，浮丘伯在长安，楚元王遣子郢与申公俱卒学。元王薨，郢嗣立为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学，病申公。及戊立为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宾客，独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余人，申公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亡传，疑者则阙弗传。兰陵王臧既从受《诗》，已通，事景帝为太子少傅，免去。[1]（P3608） 其实，汉代儒生并非皆为名利而传授知识，换言之，他们更想以儒家思想去影响皇帝的治国方策。他们中很多人是退居后仍在从事传授生徒的事业，他们才是“兴废继绝”的优秀的知识分子。《汉书·儒林传》为儒生立传常以成败论英雄，故每以儒者官职为成就标志，如：“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元光中征为太中大夫。齐即墨成，至城阳相。广川孟但，为太子门大夫。鲁周霸、莒衡胡、临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1]（P3597）“由是小夏侯有郑、张、秦、假、李氏之学。宽中授东郡赵玄，无故授沛唐尊，恭授鲁冯宾。宾为博士，尊王莽太傅，玄哀帝御史大夫，至大官，知名者也。”[1]（P3606）“至大官”也就成了知识分子的人生目标。
汉初儒生大多由秦入汉，他们的命运和艰辛的文化传承过程更值得关注。《汉书·儒林传》记录伏生的经历，由此可以领略一代儒生的品格和追求：
伏生，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时，求能治《尚书》者，天下亡有，闻伏生治之，欲召。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禁《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大兵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齐学者由此颇能言《尚书》，山东大师亡不涉《尚书》以教。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张生为博士，而伏生孙以治《尚书》征，弗能明定。是后鲁周霸、洛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云。[1]（P3603）
这里有几点值得关注：第一，在秦禁书焚书时，伏生以“壁”藏书，以生命去保留文脉；第二，他身为秦博士，却坚持以国家文化存留为重，取其大义，而敢于担当；第三，求其佚书，教授于齐鲁之间，以实现文化的广泛传播和保存1；第四，年九十余，于己已无所求，仍然把所知传授给太常之掌故者。如果知识分子不再关注知识本身，而去用官位或金钱来衡量其价值，这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悲哀，也是社会的悲哀！在当代立场上，我们应该从历史的价值观走出，去关注知识分子独特的历史贡献。
知识分子的命运必然是和国家政治关联的，比较秦皇的焚书坑儒和武帝设太学、置博士，汉代知识分子终于有了发展的空间。而汉代经学的今古文之争，在知识分子内部也就有了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分别。
经学之争，在今古文之争前，应存在不同经之间的争论，《汉书·儒林传》云：
王式字翁思，东平新桃人也。事免中徐公及许生。式为昌邑王师。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乱废，昌邑群臣皆下狱诛，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龚遂以数谏减死论。式系狱当死，治事使者责问曰：“师何以亡谏书？”式对曰：“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亡谏书。”使者以闻，亦得减死论，归家不教授。山阳张长安幼君先事式，后东平唐长宾、沛褚少孙亦来事式，问经数篇，式谢曰：“闻之于师具是矣，自润色之。”不肯复授。唐生、褚生应博士弟子选，诣博士，抠衣登堂，颂礼甚严，试诵说，有法，疑者丘盖不言。诸博士惊问何师，对曰事式。皆素闻其贤，共荐式。诏除下为博士。式征来，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余之人，何宜复充礼官？”既至，止舍中，会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劳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为《鲁诗》宗，至江公著《孝经说》，心嫉式，谓歌吹诸生曰：“歌《骊驹》。”式曰：“闻之于师：客歌《骊驹》，主人歌《客毋庸归》。今日诸君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经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礼》。”江翁曰：“何狗曲也！”式耻之，阳醉逷地。式客罢，让诸生曰：“我本不欲来，诸生强劝我，竟为竖子所辱！”遂谢病免归，终于家。张生、唐生、褚生皆为博士。张生论石渠，至淮阳中尉。唐生楚太傅。由是《鲁诗》有张、唐、褚氏之学。张生兄子游卿为谏大夫，以《诗》授元帝。其门人琅邪王扶为泗水中尉，陈留许晏为博士。由是张家有许氏学。初，薛广德亦事王式，以博士论石渠，授龚舍。广德至御史大夫，舍泰山太守，皆有传。[1]（P3610-3611）
其中可寻找到不同门派、不同经说之间互相攻击的线索，王式和江公都是治《鲁诗》的，但何以让江翁说出“狗曲”这样的粗话，非一般妒嫉能解释前因后果。至少可以看出：同是《鲁诗》博士，门派也有不同；江公著《孝经说》，又另有拓展，必然引起同行不满，而遭王式等人的妒嫉和攻击，故有江辱王之举。《汉书》记载或有倒误。王式能以《诗》三百五篇教授昌邑王，说明鲁《诗》篇数与今日传本毛《诗》篇数相同；能以忠臣孝子和危亡失道阐释《诗》义，其与毛诗序亦同。
今古文之争是汉代经学史上的重要话题，《汉书·儒林传》所载孔安国传大致勾勒出这一过程：
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滕》诸篇，多古文说。都尉朝授胶东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谷梁春秋》为博士、部刺史，又传《左氏》。常授虢徐敖。敖为右扶风掾，又传《毛诗》，授王璜、平陵涂恽子真。子真授河南桑钦君长。王莽时，诸学皆立。刘歆为国师，璜、恽等皆贵显。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霸辞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时太中大夫平当、侍御史周敞劝上存之。后樊并谋反，乃黜其书。[1]（P3607）
这一段话有如下内涵：第一，孔安国将古文《尚书》以今文释读之，以迁就当时流行的今文经学的强势文化形态。第二，孔安国古文《尚书》得之于孔壁，虽以今文释读，本质上应是古文《尚书》，武帝时古文经不列于学官，故孔安国古文《尚书》不列于学官为必然，而史载不列于学官乃因偶发事件“遭巫蛊”，实在令人怀疑。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云：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1]（P1969） 刘歆说是“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比起“未立于学官”更为含糊，因为“未及施行”的解释有多种可能。第三，司马迁问学于孔安国，《史记》中《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滕》诸篇，“多古文说”。也就是说，司马迁所学乃当时非主流的经学。其悲剧结果有其必然性。司马迁《悲士不遇赋》云：
悲夫士生之不辰……何穷达之易惑？信美恶之难分。时悠悠而荡荡，将遂屈而不伸。使公于公者彼我同兮，私于私者自相悲兮，天道微哉。吁嗟阔兮，人理显然相倾夺兮。[3]（P635）
司马迁所信守的理论体系不是主流思想也是其不遇的重要原因。第四，其中传授的《左传》、《毛诗》皆古文经。第五，“成帝时求其古文者”、“王莽时诸学皆立”，古文经立于学官。
要之，汉代经学的活动都是和皇权发生联系的，是强势文化的反映。而经学内部的争论或争斗，或成功或失败，也都是有政治背景的，文化的争辩实质上是政治的较量。
三、汉赋与经学
赋和经学是强势文化的产物。文人写作和帝王发生联系，或有帝王背景。文学活动的背景是社会上层。如班固《两都赋序》云：“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4]（P2-3）
赋的写作有明确的意图，文人可“献赋”、“考赋”，以应用赋取士制度之需，以应帝王之需。赋家为帝王所用，不为帝王所用便是失意，《汉书·司马相如传》云：
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严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1]（P2529）
武帝时又以辞赋见用：
居久之，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请为天子游猎之赋。”上令尚书给笔札。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欲明天子之义。故虚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奏之天子，天子大说。[1]（P2533）
又枚皋以赋见用，《汉书·贾邹枚路传》云：“上书北阙，自陈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见待诏，皋因赋殿中。诏使赋平乐馆，善之，拜为郎。”[1]（P2366）汉赋的读者是帝王，至少第一个读者是帝王。
汉赋和经学之间的关系，不少成果有所论证。一个基本观点是汉代经学与汉赋关系密切，赵辉较早论述了这一对关系，他认为：“经学对汉赋繁荣的影响，首先是通过它对汉赋内容的作用表现出来的。关于汉赋的内容，可以用班固的两句话来概括， 即：‘抒下情以通讽喻’，‘宣上德以尽忠孝’（《两都赋序》）。也可以说，这是汉赋创作必须遵循的原则。这一原则，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赋要宣扬封建礼义，二是要以帝王为描写中心。因为‘通讽喻’、‘宣上德’、‘尽忠孝’都是对封建帝王而言，同时又属于封建礼教规范。而它的确立，又是与经学有着极密切的关系的。”“汉赋的讽喻内容，使它赢得了汉代很大一部分儒士的喜爱。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的儒士都因为赋有讽喻才喜爱它。在汉儒中间，有不少人喜爱赋，只不过是从它的形式着眼。汉宣帝曾说：‘今世俗皆以娱悦耳目’（《汉书·王褒传》）。既用以‘娱悦耳目’，所注重的当然不是汉赋的讽喻内容，而是它那华美的形式。所以，我们说，汉赋的繁荣也和它特有的形式分不开。在形式方面，汉赋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即它‘以美为刺’的表现方法和‘铺采摛文’的表现形式。”[5]
其实，经学与文辞在功能上确有不一致的地方，《汉书·儒林传》云：
（申公）至，见上，上问治乱之事。申公时已八十余，老，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上方好文辞，见申公对，默然。”[1]（P3608）
显然，经术与文辞构成了矛盾的一对关系。经学以释大义为旨归，因此，直接受经学影响的是汉代政论文。董仲舒为《公羊春秋》专家，以此教授生徒，其政论散文发挥经义，阐明事理，深得经学根本。刘勰《文心雕龙·议对》云：“仲舒之对，祖述《春秋》，本阴阳之化，究历代之变，烦而不慁者，事理明也。”刘熙载《艺概·文概》云：“董仲舒学本公羊，而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则其于礼也深矣。至观其论大道，深奥宏博，又知于诸经之义，无所不贯。”[6]（P11）《汉书·董仲舒传》引录其对策全文，节录如下：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1]（P2501-2505） 董仲舒学术醇正，对策阐释《春秋》之义，推论施政之要，铺陈拓展，环环相扣；言说姿态之雍容、措辞之典雅，体现一代儒风。《节孝集》卷三一云：“董仲舒不惟道学深醇，亦精于论议。”[7]（P970）亦有相反的例子，如不通经术，则文章委琐，《汉书·贾邹枚路传》云：
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以故得媟黩贵幸，比东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严助等得尊官。……皋赋辞中自言为赋不如相如，又言为赋乃俳，见视如倡，自悔类倡也。故其赋有诋娸东方朔，又自诋娸。其文骫骳，曲随其事，皆得其意，颇诙笑，不甚闲靡。凡可读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戏不可读者尚数十篇。[1]（P2366-2367）
但从《枚皋传》中看出，经学不仅与文通，亦与赋通。从思想层面讲，经学、政论、大赋有相通之处。三者关系似乎可以这样来表述：经学影响政论，政论又影响了汉大赋。而三者的互相影响也是灵活的，有时难以分辨。大赋受汉代争辩之风影响，其形式特征在于有针对性，有潜在的对话对象，处处在争辩，处处有回应。汉初文风和时政论辩一样，详赡而富博，长喻远譬，曲尽利害；起伏变化，姿态横生。枚乘《上书谏吴王》云：
夫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悬之无极之高，下垂之不测之渊，虽甚愚之人犹知哀其将绝也。马方骇鼓而惊之，系方绝又重镇之；系绝于天不可复结；坠入深渊极难以复出。其出不出，间不容发。能听忠臣之言，百举必脱。必若所欲为，危于累卵，难于上天；变所欲为，易于反掌，安于泰山。今欲极天命之上寿，敝无穷之乐，究万乘之势，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难，此愚臣之所大惑也。”[4]（P1779-1780）汉代的政论和汉代大赋在文法和文理以及写作技法上相通之处甚多。
政论文影响汉大赋，二者在形式上可以找到相似之处。《艺苑卮言》云：“长卿以赋为文，故《难蜀》、《封禅》绵丽而少骨；贾傅以文为赋，故《吊屈》、《鵩鸟》率直而少致。”[8]（P87）“以赋为文”和“以文为赋”都意味着赋与文之间的共性。后世“以文为诗”或“以诗为词”，皆有“破体”之说，而无论是“以赋为文”，还是“以文为赋”，皆非“破体”，而是同体相辅之用。如以司马相如为例，他的大赋和议论文写作多有技法上的共同之处。《子虚赋》云：
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岪郁，隆崇峍崒；岑崟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陁，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坿，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瑉昆吾，瑊玏玄厉，碝石碔砆。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茞若射干……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阤靡，案衍坛曼，缘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则……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其北则有阴林巨树，楩楠豫樟，桂椒木兰，檗离朱杨。[9]（P5）《难蜀父老文》云：
且夫贤君之践位也，岂特委琐喔龊，拘文牵俗，循诵习传，当世取说云尔哉！必将崇论闳议，创业垂统，为万世规。故驰骛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参天贰地。且《诗》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怀生之物有不浸润于泽者，贤君耻之。今封疆之内，冠带之伦，咸获嘉祉，靡有阙遗矣。而夷狄殊俗之国，辽绝异党之域，舟车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风犹微，内之则犯义侵礼于边境，外之则邪行横作，放杀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为奴虏，系累号泣。内乡而怨，曰：“盖闻中国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独曷为遗己？”举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盩夫为之垂涕，况乎上圣，又乌能已？故北出师以讨强胡，南驰使以诮劲越。四面风德，二方之君，鳞集仰流，愿得受号者以亿计。故乃关沫若，徼牂牱，镂灵山，梁孙原，创道德之涂，垂仁义之统，将博恩广施，远抚长驾，使疏逖不闭，曶爽暗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于此，而息讨伐于彼。遐迩一体，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于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继周氏之绝业，天子之急务也。百姓虽劳，又乌可以已哉？[9]（P166-167）
文和赋之间在表现手法上十分相似：空间不断展开，以丰富内容渲染气势。《艺概·赋概》云：“相如一切文，皆善于架虚行危。”[6]（P92）《古赋辨体》云：“问答赋如《子虚》、《上林》，首尾同是文，而其中犹是赋。”[10]（P766）经学影响议论文侧重于内容，而议论文影响大赋侧重于形式；经学、议论文、大赋也时常表现为互相影响。
如果从时空来考察，在空间方面，如前所述，经学和大赋多围绕帝王展开；从时间上看，两者有交叉。[11]（P57-299）经学逐渐取得独尊的地位，赋的创作接受经学的价值体系，“从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四位代表作家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政论化的倾向在散体赋中越来越明显。议论在赋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观点越来越显豁。赋中由泛论一般社会现象变为有针对性地阐明政治观点，其中不仅有批评，更有对政治理念和政治主张的表述。从作品的表述方式来看，赋中由一方批评另一方发展为双方展开论难，论辩的双方为争论一个问题各自引经据典。这些变化源于经学引起的赋家创作意识的变化，也与经学影响下的文风有关”[12]。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成了汉赋走向成熟并定型的标志，其后创作历久弥盛，及至东汉中后期，国运式微，经学渐弱，抒怀言情之赋承汉初骚体赋而起。经学与汉大赋盛衰大致共时同运，正说明其间强、弱势文化的作用。从汉代政治和文学关系考察，经学一定是强势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可否说汉赋铺张扬厉的赋风又影响了经学的阐释的繁复，“务尽”、“详博”的话语体系正好适应了实现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务尽”，是传播的要求，希望接受者能全面体会和理解；“详博”，是作者显示知识的要求，希望自己的知识和见解能充分表达。
参 考 文 献
[1] 班固. 汉书，颜师古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2]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3] 欧阳询. 艺文类聚[M].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4] 萧统. 文选，李善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 赵辉. 汉代经学对汉赋繁荣的影响[J]. 华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1）.
[6] 刘熙载. 艺概[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7] 徐积. 节孝集[M].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8] 王世贞. 艺苑卮言校注，罗仲鼎校注[M]. 济南：齐鲁书社，1992.
[9] 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集校注，金国永校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0] 祝尧. 古赋辨体[M].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1] 刘跃进. 秦汉文学编年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12] 尚学锋. 汉代经学与散体赋的政论化倾向[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
[责任编辑 杜桂萍 马丽敏]
关键词：汉代；经学；政论；大赋；强势文化
作者简介：戴伟华，男，文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诗学、唐宋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强、弱势文化形态与唐诗创作关系研究”，项目编号：08BZW034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6-0114-07
汉代文化与上层意识形态相进退，作为学术的经学和作为文学的大赋在武帝时得到发展和巩固。
一、儒学是意识形态中独尊的思想体系，经学之盛是强势文化的表征
武帝用文武之术，网罗人才，《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赞云：
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 ，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1]（P2634）
其中，董仲舒在汉代推尊儒学，得到武帝的支持，实行意识形态中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董仲舒治《春秋》，为博士，《汉书·董仲舒传》中阐述了大一统之义：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1]（P2523）
董仲舒的成就得到后世的高度赞扬，《汉书》本传赞云：
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为：“伊、吕乃圣人之耦，王者不得则不兴。故颜渊死，孔子曰：‘噫！天丧余。’唯此一人为能当之，自宰我、子赣、子游、子夏不与焉。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1]（P2526）
《史记·儒林列传》表达了对武帝得人的称许：
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2]（P3118）
由于公孙弘“劝学修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的建议，“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2]（P3119-3120）。而《汉书·董仲舒传》云：“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1]（P2525）
汉代儒学由兴盛走向垄断，公孙弘和董仲舒起了关键作用。《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1]（P2495）仲舒所治为《公羊春秋》，并以此传授生徒，弟子中优秀者有兰陵褚大、东平赢公、广川段仲、温吕步舒。公孙弘也是治《公羊春秋》的，齐人胡毋生孝景时为博士，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尽管史载公孙弘《公羊春秋》的学问不及董仲舒，但二者所治皆同。今文经学在立经学博士时占主导地位与当时的学术气候和环境有密切关系。
经学兴起，可以集众人智慧为皇权服务。首先，论争以达到意识统一，董仲舒在对策中反复论述了“大一统”的重要性，而为武帝采纳。其次，在学术论争中不断纯洁思想。董仲舒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措行，因主父偃和吕步舒的反对，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董仲舒和公孙弘都是治《春秋》的大儒，是武帝推行儒学的两大核心人物，但相互有成见，这必然会彼此约束，使儒学更为纯洁，不走极端，实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国家意志和治国方略。
二、今、古文经学之争是强、弱势文化的运动
武帝前，经学内容的传播应出于对文化遗产的抢救，也是知识分子对文化延续的焦虑所致。秦时的文化政策是强权政治的极端体现，“焚书坑儒”的结果必然导致知识体系的破碎和文化的断层。火烬之余的文化知识在汉初以来通过民间传授，这在文化史上算是一大奇迹，那些儒生抱着对文化的敬业精神，艰难地私相授受，渐成规模，从《汉书·艺文志》的著录中可见知识保留的完整和系统。《汉书·儒林传》云：
申公，鲁人也。少与楚元王交俱事齐人浮丘伯受《诗》。汉兴，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于鲁南宫。吕太后时，浮丘伯在长安，楚元王遣子郢与申公俱卒学。元王薨，郢嗣立为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学，病申公。及戊立为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宾客，独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余人，申公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亡传，疑者则阙弗传。兰陵王臧既从受《诗》，已通，事景帝为太子少傅，免去。[1]（P3608） 其实，汉代儒生并非皆为名利而传授知识，换言之，他们更想以儒家思想去影响皇帝的治国方策。他们中很多人是退居后仍在从事传授生徒的事业，他们才是“兴废继绝”的优秀的知识分子。《汉书·儒林传》为儒生立传常以成败论英雄，故每以儒者官职为成就标志，如：“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元光中征为太中大夫。齐即墨成，至城阳相。广川孟但，为太子门大夫。鲁周霸、莒衡胡、临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1]（P3597）“由是小夏侯有郑、张、秦、假、李氏之学。宽中授东郡赵玄，无故授沛唐尊，恭授鲁冯宾。宾为博士，尊王莽太傅，玄哀帝御史大夫，至大官，知名者也。”[1]（P3606）“至大官”也就成了知识分子的人生目标。
汉初儒生大多由秦入汉，他们的命运和艰辛的文化传承过程更值得关注。《汉书·儒林传》记录伏生的经历，由此可以领略一代儒生的品格和追求：
伏生，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时，求能治《尚书》者，天下亡有，闻伏生治之，欲召。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禁《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大兵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齐学者由此颇能言《尚书》，山东大师亡不涉《尚书》以教。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张生为博士，而伏生孙以治《尚书》征，弗能明定。是后鲁周霸、洛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云。[1]（P3603）
这里有几点值得关注：第一，在秦禁书焚书时，伏生以“壁”藏书，以生命去保留文脉；第二，他身为秦博士，却坚持以国家文化存留为重，取其大义，而敢于担当；第三，求其佚书，教授于齐鲁之间，以实现文化的广泛传播和保存1；第四，年九十余，于己已无所求，仍然把所知传授给太常之掌故者。如果知识分子不再关注知识本身，而去用官位或金钱来衡量其价值，这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悲哀，也是社会的悲哀！在当代立场上，我们应该从历史的价值观走出，去关注知识分子独特的历史贡献。
知识分子的命运必然是和国家政治关联的，比较秦皇的焚书坑儒和武帝设太学、置博士，汉代知识分子终于有了发展的空间。而汉代经学的今古文之争，在知识分子内部也就有了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分别。
经学之争，在今古文之争前，应存在不同经之间的争论，《汉书·儒林传》云：
王式字翁思，东平新桃人也。事免中徐公及许生。式为昌邑王师。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乱废，昌邑群臣皆下狱诛，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龚遂以数谏减死论。式系狱当死，治事使者责问曰：“师何以亡谏书？”式对曰：“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亡谏书。”使者以闻，亦得减死论，归家不教授。山阳张长安幼君先事式，后东平唐长宾、沛褚少孙亦来事式，问经数篇，式谢曰：“闻之于师具是矣，自润色之。”不肯复授。唐生、褚生应博士弟子选，诣博士，抠衣登堂，颂礼甚严，试诵说，有法，疑者丘盖不言。诸博士惊问何师，对曰事式。皆素闻其贤，共荐式。诏除下为博士。式征来，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余之人，何宜复充礼官？”既至，止舍中，会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劳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为《鲁诗》宗，至江公著《孝经说》，心嫉式，谓歌吹诸生曰：“歌《骊驹》。”式曰：“闻之于师：客歌《骊驹》，主人歌《客毋庸归》。今日诸君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经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礼》。”江翁曰：“何狗曲也！”式耻之，阳醉逷地。式客罢，让诸生曰：“我本不欲来，诸生强劝我，竟为竖子所辱！”遂谢病免归，终于家。张生、唐生、褚生皆为博士。张生论石渠，至淮阳中尉。唐生楚太傅。由是《鲁诗》有张、唐、褚氏之学。张生兄子游卿为谏大夫，以《诗》授元帝。其门人琅邪王扶为泗水中尉，陈留许晏为博士。由是张家有许氏学。初，薛广德亦事王式，以博士论石渠，授龚舍。广德至御史大夫，舍泰山太守，皆有传。[1]（P3610-3611）
其中可寻找到不同门派、不同经说之间互相攻击的线索，王式和江公都是治《鲁诗》的，但何以让江翁说出“狗曲”这样的粗话，非一般妒嫉能解释前因后果。至少可以看出：同是《鲁诗》博士，门派也有不同；江公著《孝经说》，又另有拓展，必然引起同行不满，而遭王式等人的妒嫉和攻击，故有江辱王之举。《汉书》记载或有倒误。王式能以《诗》三百五篇教授昌邑王，说明鲁《诗》篇数与今日传本毛《诗》篇数相同；能以忠臣孝子和危亡失道阐释《诗》义，其与毛诗序亦同。
今古文之争是汉代经学史上的重要话题，《汉书·儒林传》所载孔安国传大致勾勒出这一过程：
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滕》诸篇，多古文说。都尉朝授胶东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谷梁春秋》为博士、部刺史，又传《左氏》。常授虢徐敖。敖为右扶风掾，又传《毛诗》，授王璜、平陵涂恽子真。子真授河南桑钦君长。王莽时，诸学皆立。刘歆为国师，璜、恽等皆贵显。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霸辞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时太中大夫平当、侍御史周敞劝上存之。后樊并谋反，乃黜其书。[1]（P3607）
这一段话有如下内涵：第一，孔安国将古文《尚书》以今文释读之，以迁就当时流行的今文经学的强势文化形态。第二，孔安国古文《尚书》得之于孔壁，虽以今文释读，本质上应是古文《尚书》，武帝时古文经不列于学官，故孔安国古文《尚书》不列于学官为必然，而史载不列于学官乃因偶发事件“遭巫蛊”，实在令人怀疑。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云：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1]（P1969） 刘歆说是“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比起“未立于学官”更为含糊，因为“未及施行”的解释有多种可能。第三，司马迁问学于孔安国，《史记》中《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滕》诸篇，“多古文说”。也就是说，司马迁所学乃当时非主流的经学。其悲剧结果有其必然性。司马迁《悲士不遇赋》云：
悲夫士生之不辰……何穷达之易惑？信美恶之难分。时悠悠而荡荡，将遂屈而不伸。使公于公者彼我同兮，私于私者自相悲兮，天道微哉。吁嗟阔兮，人理显然相倾夺兮。[3]（P635）
司马迁所信守的理论体系不是主流思想也是其不遇的重要原因。第四，其中传授的《左传》、《毛诗》皆古文经。第五，“成帝时求其古文者”、“王莽时诸学皆立”，古文经立于学官。
要之，汉代经学的活动都是和皇权发生联系的，是强势文化的反映。而经学内部的争论或争斗，或成功或失败，也都是有政治背景的，文化的争辩实质上是政治的较量。
三、汉赋与经学
赋和经学是强势文化的产物。文人写作和帝王发生联系，或有帝王背景。文学活动的背景是社会上层。如班固《两都赋序》云：“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4]（P2-3）
赋的写作有明确的意图，文人可“献赋”、“考赋”，以应用赋取士制度之需，以应帝王之需。赋家为帝王所用，不为帝王所用便是失意，《汉书·司马相如传》云：
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严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1]（P2529）
武帝时又以辞赋见用：
居久之，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请为天子游猎之赋。”上令尚书给笔札。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欲明天子之义。故虚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奏之天子，天子大说。[1]（P2533）
又枚皋以赋见用，《汉书·贾邹枚路传》云：“上书北阙，自陈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见待诏，皋因赋殿中。诏使赋平乐馆，善之，拜为郎。”[1]（P2366）汉赋的读者是帝王，至少第一个读者是帝王。
汉赋和经学之间的关系，不少成果有所论证。一个基本观点是汉代经学与汉赋关系密切，赵辉较早论述了这一对关系，他认为：“经学对汉赋繁荣的影响，首先是通过它对汉赋内容的作用表现出来的。关于汉赋的内容，可以用班固的两句话来概括， 即：‘抒下情以通讽喻’，‘宣上德以尽忠孝’（《两都赋序》）。也可以说，这是汉赋创作必须遵循的原则。这一原则，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赋要宣扬封建礼义，二是要以帝王为描写中心。因为‘通讽喻’、‘宣上德’、‘尽忠孝’都是对封建帝王而言，同时又属于封建礼教规范。而它的确立，又是与经学有着极密切的关系的。”“汉赋的讽喻内容，使它赢得了汉代很大一部分儒士的喜爱。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的儒士都因为赋有讽喻才喜爱它。在汉儒中间，有不少人喜爱赋，只不过是从它的形式着眼。汉宣帝曾说：‘今世俗皆以娱悦耳目’（《汉书·王褒传》）。既用以‘娱悦耳目’，所注重的当然不是汉赋的讽喻内容，而是它那华美的形式。所以，我们说，汉赋的繁荣也和它特有的形式分不开。在形式方面，汉赋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即它‘以美为刺’的表现方法和‘铺采摛文’的表现形式。”[5]
其实，经学与文辞在功能上确有不一致的地方，《汉书·儒林传》云：
（申公）至，见上，上问治乱之事。申公时已八十余，老，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上方好文辞，见申公对，默然。”[1]（P3608）
显然，经术与文辞构成了矛盾的一对关系。经学以释大义为旨归，因此，直接受经学影响的是汉代政论文。董仲舒为《公羊春秋》专家，以此教授生徒，其政论散文发挥经义，阐明事理，深得经学根本。刘勰《文心雕龙·议对》云：“仲舒之对，祖述《春秋》，本阴阳之化，究历代之变，烦而不慁者，事理明也。”刘熙载《艺概·文概》云：“董仲舒学本公羊，而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则其于礼也深矣。至观其论大道，深奥宏博，又知于诸经之义，无所不贯。”[6]（P11）《汉书·董仲舒传》引录其对策全文，节录如下：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1]（P2501-2505） 董仲舒学术醇正，对策阐释《春秋》之义，推论施政之要，铺陈拓展，环环相扣；言说姿态之雍容、措辞之典雅，体现一代儒风。《节孝集》卷三一云：“董仲舒不惟道学深醇，亦精于论议。”[7]（P970）亦有相反的例子，如不通经术，则文章委琐，《汉书·贾邹枚路传》云：
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以故得媟黩贵幸，比东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严助等得尊官。……皋赋辞中自言为赋不如相如，又言为赋乃俳，见视如倡，自悔类倡也。故其赋有诋娸东方朔，又自诋娸。其文骫骳，曲随其事，皆得其意，颇诙笑，不甚闲靡。凡可读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戏不可读者尚数十篇。[1]（P2366-2367）
但从《枚皋传》中看出，经学不仅与文通，亦与赋通。从思想层面讲，经学、政论、大赋有相通之处。三者关系似乎可以这样来表述：经学影响政论，政论又影响了汉大赋。而三者的互相影响也是灵活的，有时难以分辨。大赋受汉代争辩之风影响，其形式特征在于有针对性，有潜在的对话对象，处处在争辩，处处有回应。汉初文风和时政论辩一样，详赡而富博，长喻远譬，曲尽利害；起伏变化，姿态横生。枚乘《上书谏吴王》云：
夫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悬之无极之高，下垂之不测之渊，虽甚愚之人犹知哀其将绝也。马方骇鼓而惊之，系方绝又重镇之；系绝于天不可复结；坠入深渊极难以复出。其出不出，间不容发。能听忠臣之言，百举必脱。必若所欲为，危于累卵，难于上天；变所欲为，易于反掌，安于泰山。今欲极天命之上寿，敝无穷之乐，究万乘之势，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难，此愚臣之所大惑也。”[4]（P1779-1780）汉代的政论和汉代大赋在文法和文理以及写作技法上相通之处甚多。
政论文影响汉大赋，二者在形式上可以找到相似之处。《艺苑卮言》云：“长卿以赋为文，故《难蜀》、《封禅》绵丽而少骨；贾傅以文为赋，故《吊屈》、《鵩鸟》率直而少致。”[8]（P87）“以赋为文”和“以文为赋”都意味着赋与文之间的共性。后世“以文为诗”或“以诗为词”，皆有“破体”之说，而无论是“以赋为文”，还是“以文为赋”，皆非“破体”，而是同体相辅之用。如以司马相如为例，他的大赋和议论文写作多有技法上的共同之处。《子虚赋》云：
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岪郁，隆崇峍崒；岑崟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陁，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坿，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瑉昆吾，瑊玏玄厉，碝石碔砆。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茞若射干……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阤靡，案衍坛曼，缘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则……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其北则有阴林巨树，楩楠豫樟，桂椒木兰，檗离朱杨。[9]（P5）《难蜀父老文》云：
且夫贤君之践位也，岂特委琐喔龊，拘文牵俗，循诵习传，当世取说云尔哉！必将崇论闳议，创业垂统，为万世规。故驰骛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参天贰地。且《诗》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怀生之物有不浸润于泽者，贤君耻之。今封疆之内，冠带之伦，咸获嘉祉，靡有阙遗矣。而夷狄殊俗之国，辽绝异党之域，舟车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风犹微，内之则犯义侵礼于边境，外之则邪行横作，放杀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为奴虏，系累号泣。内乡而怨，曰：“盖闻中国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独曷为遗己？”举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盩夫为之垂涕，况乎上圣，又乌能已？故北出师以讨强胡，南驰使以诮劲越。四面风德，二方之君，鳞集仰流，愿得受号者以亿计。故乃关沫若，徼牂牱，镂灵山，梁孙原，创道德之涂，垂仁义之统，将博恩广施，远抚长驾，使疏逖不闭，曶爽暗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于此，而息讨伐于彼。遐迩一体，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于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继周氏之绝业，天子之急务也。百姓虽劳，又乌可以已哉？[9]（P166-167）
文和赋之间在表现手法上十分相似：空间不断展开，以丰富内容渲染气势。《艺概·赋概》云：“相如一切文，皆善于架虚行危。”[6]（P92）《古赋辨体》云：“问答赋如《子虚》、《上林》，首尾同是文，而其中犹是赋。”[10]（P766）经学影响议论文侧重于内容，而议论文影响大赋侧重于形式；经学、议论文、大赋也时常表现为互相影响。
如果从时空来考察，在空间方面，如前所述，经学和大赋多围绕帝王展开；从时间上看，两者有交叉。[11]（P57-299）经学逐渐取得独尊的地位，赋的创作接受经学的价值体系，“从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四位代表作家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政论化的倾向在散体赋中越来越明显。议论在赋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观点越来越显豁。赋中由泛论一般社会现象变为有针对性地阐明政治观点，其中不仅有批评，更有对政治理念和政治主张的表述。从作品的表述方式来看，赋中由一方批评另一方发展为双方展开论难，论辩的双方为争论一个问题各自引经据典。这些变化源于经学引起的赋家创作意识的变化，也与经学影响下的文风有关”[12]。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成了汉赋走向成熟并定型的标志，其后创作历久弥盛，及至东汉中后期，国运式微，经学渐弱，抒怀言情之赋承汉初骚体赋而起。经学与汉大赋盛衰大致共时同运，正说明其间强、弱势文化的作用。从汉代政治和文学关系考察，经学一定是强势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可否说汉赋铺张扬厉的赋风又影响了经学的阐释的繁复，“务尽”、“详博”的话语体系正好适应了实现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务尽”，是传播的要求，希望接受者能全面体会和理解；“详博”，是作者显示知识的要求，希望自己的知识和见解能充分表达。
参 考 文 献
[1] 班固. 汉书，颜师古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2]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3] 欧阳询. 艺文类聚[M].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4] 萧统. 文选，李善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 赵辉. 汉代经学对汉赋繁荣的影响[J]. 华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1）.
[6] 刘熙载. 艺概[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7] 徐积. 节孝集[M].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8] 王世贞. 艺苑卮言校注，罗仲鼎校注[M]. 济南：齐鲁书社，1992.
[9] 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集校注，金国永校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0] 祝尧. 古赋辨体[M].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1] 刘跃进. 秦汉文学编年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12] 尚学锋. 汉代经学与散体赋的政论化倾向[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
[责任编辑 杜桂萍 马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