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1597-约1689）是晚明比较重要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有清一代则声名不彰。这主要是因为张岱是坚定的明遗民，不向新政权输款纳诚，其文学、史学著作每多触犯忌讳之言，主要以手稿、抄本的状态在家藏或藏书家的小范围内若存若亡地流传着。郑佶为《史阙》道光刻本作跋，甚至说“岱之为人不可考”，《四库全书》仅著录其《西湖梦寻》一种，且归入存目，因此风徽卓绝的一代名士张岱基本上是生活在历史的暗流里。要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经由提倡小品文的周作人、俞平伯、刘大杰等人的揄扬，《琅嬛文集》《陶庵梦忆》等著作有了较为广泛的传播，张岱这样一个边缘化的人物才开始被人注意，甚至于还赢得了一个“绝代散文家”的称号。
　　因小品文被人注意，更多的东西可能就被人忽略了。像《张子诗秕》《张子文秕》《石匮书》的钞稿本，直到近年才被影印出来。此外，《琅嬛文集》尚有比较重要的一个本子，就是新发现的沈复灿钞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以下称沈钞本）。沈钞本今藏天一阁，原为萧山朱酂卿别宥斋所藏。据点校者统计，“不见于他本者诗近五百首，文二十余篇”。我曾把沈钞本与夏咸淳编的《张岱诗文集》校读一過，其出于稿本无疑，可以补正光绪刻本以及各种印本之处颇夥，为考察张岱易代之际的政治出处、思想以及文学风貌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新材料。

一

　　关于鼎革之际张岱迎立鲁王监国的政治行动，沈钞本《琅嬛文集》中的《上惠王》一笺、《上鲁王》六笺中的五笺，均为首次披露。结合其他相关材料，我们基本可以复原这一段时间中张岱的所作所为。
　　一六四五年，鲁王朱以海驻台州，张岱以江东布衣的身份，于闰六月初一上书鲁王。从这封书信，我们可以看到张岱在绍兴城有着很高的人望和影响力。六月十八日，一些逃兵到越借粮，百姓扰攘，张岱“登高一呼，应声而集者万有余人”，“四下驱逐，各兵皆望风远遁，不敢正视越城”。去年在淮上奔丧，惊闻北变，张岱即曾纠众起义，为崇祯发丧，讨伐李自成，后因弘光小朝廷不许草泽勤王，才没有进一步的行动。这时张岱已经在谋划起义，于是便派其子张鉽携带书信前往台州，商量有关事宜。
　　第二封书笺作于七月初九，已赴台州迎驾。笺中提到当时通判张愫降清，升任越守，勒逼剃头，大作威福，张岱遂与郑遵谦等人于六月十一日“奋臂一呼，义徒毕集，杀伪复城”。但是张岱与郑氏在名号方面发生了分歧，张岱主张以“东澥义士”之名移文郡县，而郑氏则自称“义兴大将军”；张岱主张恭迎鲁王，郑氏则倾向于迎接楚藩。张岱遂于次日徒步入台，十八日抵达台州，痛陈始末，力劝鲁王“速至江干，亲统六师，躬冒矢石”。此时鲁王政权恰好接到郑遵谦迎接楚藩的檄文，张岱又星夜返回绍兴，向遵谦晓谕再三，遂愿受鲁王诏令。张岱便于七月初一“命署府事”，推官陈达情“设御座于府堂……当堂开读，遂封郑遵谦为都统制，勒其即日出师江干”。次日，“遵谦即遵旨出江，越郡宁辑”。初三，张岱即尽鬻家产，招兵三千余人，率领兵马前往护驾。路经嵊县时，又自掏腰包，筹措银两一千六百两，作为裘尚奭义兵的军粮。
　　第三封书札作于七月二十三日，主张立斩马士英：“愿吾主上假臣一旅之师，先至清溪，立斩奸佞，生祭弘光，传首天下，敢借天下第一之罪人，以点缀吾主上中兴第一美政。”张岱痛感当时“反身事仇，视为故套；系颈降贼，奉作法门”的恶劣士风，要借此来鼓舞士气。同一天，张岱又上一笺，建言建立内府重兵，来形成“居中制外”的形式。他说：“中兴之主欲混一区宇，则在于重主权。欲重主权，则在于一兵势。欲一兵势，则在于收各镇。欲收各镇，则在于重禁兵。禁兵重则虎贲龙骧，白旄黄钺，在内可以巩固畿辅，在外可以压服强梁。”当时张岱部下有五千兵马，希望可以让这批人马入值禁卫，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支骁锐部队。鲁王接到奏章后，“召岱至御榻前，诏以先杀后闻”。张岱随后带兵数百人赶去，但马士英已经接到报信逃走了。这封奏章，被张岱收入了《石匮书后集》的《马士英阮大铖列传》，沈钞本所载尚非全篇。
　　张岱的这四封书札，遣词造句不免有文人习气，但所提出的驾临越郡、立斩马士英以及建立禁卫重兵的建议，都是兼具战略眼光和实用性的。张岱虽生长繁华，自称纨绔，但他同时又是一位历史学家，颇为留意制度兵事，所以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这些建议。鲁王似乎也听信了张岱的建议，一度任命他为锦衣卫指挥，“署掌卫事，是犹汉文帝夜拜宋昌以卫将军事”。但是这些主张很自然地招致了“戆言丛谤，孤立无援”的结果：
　　近因主上视师江干，诸藩镇以臣曾参奸辅马士英，并请立禁旅重兵居中制外，种种罪状，吹求无已，是尚可一日容臣在上左右耶？是以信口诬蔑，囊血射天，罗织臣辜，并累主德。莫须有铁案已成，精忠报国纵裂背示铸，亦何益耶？倘臣再执迷不自远遁，则是秦桧未刺，施全已亡；七国未灭，晁错先死。臣固猥累不足惜，倘继起有人，谁复为主上筹划中兴大计哉？
　　张岱所受到的攻击，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如以依阿科道，献媚各藩；以臣非出身科甲，不许骤历崇阶；又以臣新进书生，不许妄诋大臣；又以臣为狎邪小人，私进美女梨园，希图大用。”此札所提到的“诸藩镇”，矛头所向应该是方国安，方氏属马士英一党，挟制鲁王，斥逐张岱。反对张岱“骤历崇阶”的东林党人，《与李研斋》一书有载：“鲁王监国，蕞尔小朝廷，科道任孔当辈犹言：‘非东林不可进用。’则是东林二字，直与蕞尔鲁国‘及汝偕亡者’！”如此危绝之境，尚斤斤于门户，内讧激烈。
　　张岱毕竟是个书生，对于政治的复杂性，尤其是晚明政治军事形势的复杂性缺少足够的了解，亦缺乏当时最为需要的坚韧不拔、和衷共济的政治家气度。尽管此札逐条反驳，义正辞严，文气饱满，究属于无用之辞。九月初五写完第五笺之后，他便于同一天“携家入剡，辞职归去”。这就明明白白地宣告了他政治生涯的失败。 一六四六年春天，张岱曾应定南伯俞玉之邀参赞军务，方国安为了利用其筹饷能力，似乎也曾力邀其出山，所见情形“真是兵不成兵，将不成将，藩不成藩，镇不成镇”，感叹“江上大事去矣”，于是又于五月十八日上第六笺。通观张岱六道奏章，莫不推心置腹，拳拳之心盈溢文字间，豪情、激愤、悲痛与政治卓识兼而有之，实佳构也。 　　与陶庵一同参与抗清大业的家族成员，尚有族弟张萼，字燕客，视金钱如粪土，而临大节不苟。曾参与抗击清兵的战斗，丙戌清兵入越，遂以死殉，陶庵为之作传及《悼燕客三弟》七律二首。与这六通书札相关联的，沈钞本尚有祭奠陈函辉的《祭少宗伯陈木叔文》一篇。文曰：“拒唐反楚，存鲁霸越，岱与木叔具有微劳。及鲁王抵越，霸有浙东，遂听东林余孽、国戚阉宦、厮养家奴溷乱朝政，变白为黑，指鹿为马，自夸为正人君子，訿木叔与岱为邪人，为小人，遂以从龙介推不用。”二人均是毁家救国，又均受谗毁，张岱祭陈木叔，亦浇自家块垒耳。
　　南明的几个小朝廷皆鼠目寸光，君臣离心离德，文臣武将相互猜忌，科道与非科道交章相诋，想要成就张岱等人所期盼的恢复大业，真如痴人说梦。关于这一点，张岱不是不清楚，不过尽人事听天命，希图万一而已。至于鲁王本人，《石匮书后集》有一段论赞：“从来求贤若渴，纳谏如流，是帝王美德。若我鲁王，则反受此二者之病。鲁王见一人，则倚为心膂；闻一言，则信若蓍龟，实意虚心，人人向用。乃其转盼则又不然，见后人则前人弃若弁毛，闻后言则前言视为冰炭。及至后来，有多人而卒不得一人之用。附疏满廷，终成孤寡，乘桴一去，散若浮萍；无柁之舟，随风飘荡，无所终薄矣。鲁王之智，不若一舟师，可与共图大事哉！”这段话非出于亲历者不能道。关于明末诸王的无能，张岱认为是“我明自靖难之后，待宗室，其制愈严愈刻”的恶果，面对郡守缙绅或畏之如虎，或受其欺凌，战战兢兢，其人格养成殊不健康。因此，“唐王粗知文墨，鲁王薄晓琴书，楚王但知痛哭，永历惟事奔逃”，这样的君王就如一块腐肉，到手即烂，虽有忠臣贤士为用，无论如何也扶不起来了。

二

　　张岱《陶庵梦忆》自序：“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故旧见之，如毒药猛兽，愕窒不敢与接。作《自挽诗》，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身处易代之际的张岱，首先要面对和思考的是死亡问题。这不仅是自身的死亡问题，还与许许多多的死义殉难者以及贪生求荣者有关。
　　与张岱自身相关的死亡威胁，便是薙发令。满人入关后所推行的薙发令，是一个野蛮的决定，引发了无数的反抗和屠杀。张岱一六四六年避乱剡中西白山，祭奠亡母时写了《讳日告文》，表达了他宁愿不作《石匮书》，也不肯薙发的决心：“去年（1645）遭变，下薙发之令，儿有言曰‘发随头并落，家与国偕亡’，至今万死一生，儿发尚在。有劝儿为僧者，儿素不佞佛，亦不耐僧。有劝儿曰：‘太史公作史记，不惜腐刑，去此数茎发何难耶？’儿曰：‘太史公以刑余辱及先人。夫刑余之人，人犹人也，薙此数茎发，则非人矣。仁人志士至欲以头殉发，他非所论矣。’故儿穴居野处，邀天之幸，俟发禁稍弛，儿尚可存活。”此文仅见于沈钞本，以与死去母亲对话的方式传递了张岱对于薙发令的态度。丁亥（1647）七月，陶庵住在项王里，作有《孝陵磨剑歌》。开篇写道：“狼狈在山隈，守此数茎发。亲属为我危，背言多咄咄。余曰毋为尓，与尔一言诀。自分死殉之，以此不恐喝。”陶庵已经做好了随时殉死的准备。
　　仅见于沈钞本的《越绝诗》，是考察绍兴民众抵抗清兵很重要的文献，其中提到的郑遵谦、倪舜平也是抵抗薙发令的代表人物。郑遵谦虽然也是官僚子弟，“少喜任侠，不为绳墨之士所理”，其事迹黄宗羲《海外恸哭记》有载，而细节则以张岱所记最丰富，因为张岱与郑遵谦同是迎奉鲁王监国的重要人物。《三厉詠》小序云：“郑遵谦，字履恭，山阴人。少年无赖，好博弈、骑射，奸淫诈伪，靡不为之，都不为士林所齿。郡倅张愫偪勒剃头，人心汹汹。履恭乘机起，椎牛酾酒，一呼而集者万余人。禽杀张愫，截江死守。”据《祭六婶娘董太君文》，张岱的六婶曾与郑遵谦打官司，张岱在幕后指画，遵谦起义以后杀人不眨眼，言及其六婶，仍“如楼烦之见项羽”，二人之间私底下是不睦的。但在张岱眼里，郑遵谦这个“极不好人”却做出了“绝好题目”，与张岱一起迎奉鲁王到绍兴监国，被封为义兴伯，并追随至闽，最后与妻妾一起死于郑彩之手。关于郑遵谦的记载，张岱友人、史学家查继佐的《罪惟录》记载最详，评价也最高，将他写成了一个悍勇知义的英雄。查继佐是郑遵谦的监军，曾与之共同参与江防之役，而张岱则更清楚其起家底细。二者差异，也是值得探究的。《六义咏》所记倪舜平是一个贫穷的乡村医生，“乙酉下令薙发，舜平愤惋，里中笑之”。于是舜平卖掉自己的药囊，买了两个大缸，请一帮少年子弟割牲饮酒，酒酣耳热，言曰：“吾明人，今不为鬼夷矣，明日必死，死则祈诸公以二缸覆我。”众人都视为笑谈，不料次日舜平果然覆缸自尽于祖坟之上。在府县官僚争献图籍、缙绅先生纷纷朝见满人新主的情况下，舜平“不向秦庭提药笼，且从洛邑置甆棺”，可见考中科名的知识人并不一定懂得礼义廉耻。张岱赞颂了很多慕义明道的贩夫走卒，其意在此。
　　张岱 《石匮书后集》卷二十八，专门收录了不肯薙发而被人告发、处死的一批忠臣义士。杨廷枢传中有一段对话：
　　（土）国宝曰：“杨先生天下名士，养其身以有用，何得轻死。即不屑用世，少芟数茎，悠游林下，何如？”廷枢曰：“此与鼠尾何异？廷枢唯有一死，不敢奉命。”国宝曰：“今亦有薙发为僧者，先生何不用此？”廷枢曰：“全发偷生，已非本愿，况薙发逃死，愈趋愈下矣。廷枢无颜再活人世，愿即赐死。”
　　廷枢尚有“砍头事小，薙头事大”的名言。可见薙发不仅仅是毁伤受之父母的发肤，在当时的许多知识人看来，薙发更是一种政治行为，关系到忠孝名节、是否为人的重大问题。这种看法， 不仅体现在士大夫身上，也体现在民间卜医无赖、贩夫走卒身上。张岱论赞曰：“余尝读《文文山集》，有《薙发诗》云‘回看鬓少原非我，只要心存尚是人’，则文山亦曾薙发。诸君子之死护髡头至以身殉，非谓此发不薙为胜过文山，第恐文山之发一落，文山之心与发俱落，故不若留发杀身，反得保全。”面对笼罩在张岱以及同时代人上空最浓重的死亡阴霾，他们的取舍在今天看来未免有些拘谨严苛，也不若文天祥的看法更为通达，但却具有一种高贵的伦理力量和蔑视强暴的勇气。鲁迅曾说：“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 在那些被记录下来的为了保护头发而死的少数人的阴影里，站立着数量庞大的顺从的人群。

三

　　历来论陶庵者，多关注其小品文，于诗则不甚措意，主要是因为其诗颇不易得，既得之，亦复为髡残之本。令人喜出望外的，是沈钞本《琅嬛文集》所收诗文之繁富稀见，每每溢出他本。陶庵避兵山居凡有两次，第一次是乙酉九月，《陶庵梦忆·三世藏书》说到“乙酉避兵入剡，略携数簏随行”，大概仍有意在山中著书，然而具体情况尚不是很清楚。第二次是丙戌六月再次入山，先是避兵越王峥，后被人发现，作诗留赠远明上人，随后隐居剡中西北山中。关于第二次隐居剡中的生活，沈钞本有不少诗作提供了丰富的细节，可以知道他在那艰苦的环境中依然越穷越坚，不坠其志。
　　据《讳日告文》，张氏家族于丙戌年间举家逃窜，“五弟携家入闽，九弟、四妇入山避兵火”，侍妾、儿子、媳妇也分散在各处，陶庵“晓冒风露，夜乘月光，扶杖蹑芒，走长林丰草间，或逾峻岭，或走深坑，猿崖虎穴之中有所栖泊，亦不出三日，辄徙其处”。幸好有寺僧收留接济之，不至于饥饿而死，然而已经到了“皮肉俱削，背露其脊，股出其髀，黧黑如深山野老”的地步，老朋友见了，也认不出来。具体说来，五绝组诗《丙戌避兵剡中山居受用曰毋忘槛车》可谓是他剡中山居生活的实录。陶庵曾居住的茅草厂临近虎穴，十分危险；晚上睡在棺材之中，铺的是稻草，久卧其中，不以为苦；挂的粗布蚊帐，疏如阔网，蚊虫可以往来自如；枕的是松根制成的枕头，“坚硬不可寝”；盖的是破被，面子破了，里面只剩下败絮；用的是麻绳做的衣架，作者自我解嘲地说要是放在仓颉之前，那就是一部十七史；穿的是草鞋，用的是一截竹子做成的溺器；用的器具，比如茶瓶、灯盏都是粗瓦制成，桌子的缝隙可以容得下拳头，还有砂盆“溷浊不见底”。这种简陋的生活，大概是富贵公子从来不能想象的。他的《今昔歌》二十首，应该也是作于此时，以对比的手法分别吟咏土木屋宇、声伎歌舞、粮食灯烛、饮茶灌园、器皿仆役等等，朴拙有味，感慨深沉。其十九云：“学语调鹦鹉，藤虫喂画眉。今来山麓下，只听老鸮啼。”当年声伎歌舞满前，如今只剩下山麓老鸮啼、“二妾如老猿”“池塘蛙两部”；当年斗茶饮馔何等讲究，而今只能“拾薪煮飞瀑”“今欲煮蓴采，不晓下盐豉”。《陶庵梦忆序》云：“然瓶粟屡罄，不能举火。始知首阳二老，直头饿死，不食周粟，还是后人妆点语也。”没有体会过饥饿的人，大概写不出这样的文字。又云：“饥饿之余，好弄笔墨。因思昔人生长王谢，颇事豪华，今日罹此果报：以笠报颅，以蒉报踵，仇簪履也；以衲报裘，以苎报絺，仇轻暖也；以藿报肉，以粝报粻，仇甘旨也；以荐报床，以石报枕，仇温柔也；以绳报枢，以瓮报牖，仇爽垲也；以烟报目，以粪报鼻，仇香艳也；以途报足，以囊报肩，仇舆从也。种种罪案，从种种果报中见之。”此段文字与前揭两首组诗有一种互文性关系。陶庵自言少喜文长诗，后喜钟、谭诗，而今无一字似文长，似钟、谭，历经国乱沧桑，而后方为陶庵自家面目。
　　陶庵七律，世所罕传，沈钞本《琅嬛文集》收录七律二卷，让人有琳琅满目之叹。 早岁登临孝陵、大禹陵、东岳庙诸作，皆气脉沉雄，有老杜之风，然究竟缺少了些自家面目。避乱剡溪前后所作，则戛戛独造。如《住剡溪谢人赠米》之二：“中原易姓已三秋，犹学顽民守一邱。有地避人无魏晋，问天何粟是商周。重瞳在鲁留弦诵，鸱革逃齐谢属镂。多我太公扶义士，龙门史笔未曾收。”虽然多处用典，却能与其穷愁困苦之遗民心态适相吻合。又陶庵七律好用人名对、地名对，如“自愧中流无祖逖，敢言江左有夷吾”“宗泽死心援北狩，李刚痛苦止南迁”，至老不倦。大概陶庵七律，除怀古登临之外，每多酬赠寿挽之作，难免比拟过当之处。《越绝诗》记录越中殉难之忠勇义士，既有刘宗周、祁彪佳、王思任等越中大儒名士，亦有沈烈士、倪舜平、钟皂隶、章烈妇等下层民众，堪称甲申国变至丙戌鲁王守越期间越人抗击清兵的一部英雄诗史。陶庵诗序以为“忠臣义士多见于国破家亡之际，如敲石出火，一闪即灭”，因而希望人主能够急起收之，不然则“火种绝矣”。
　　避乱剡中的陶庵，最难堪的也许是贫困。癸酉、甲戌年间，陶庵水辨渑淄、备极繁华之时，曾有和陶诗一卷，写的是日铸采茶、禊泉煮茗的风雅，是“茶筐和露采，旗枪为我驯。佐以文武火，雪芽呈其身”的茶痴做派，而今“风雨凄然，午炊不剂”，饱尝了饥饿、乱离的真滋味，和陶诗便味道大变了。其丙戌重阳所作《和贫士七首》，将故国之思、流离之痛、断炊之窘融冶一炉，真如王雨谦所评“字字情深，读之铮铮作响，初非有意摹陶，自然有磁铁之合，诚以得之性情也”。在其笔下，“空中自明灭，草际留微晖。霏霏山雨湿，翼重不能飞”的秋萤以及“正气不可干”的秋蝉正是徙倚无定的陶庵的化身，但他已经做好了“愧予何能尔，首阳有前修”的准备。 即便处在“日午厨无烟”“岂不寒与饥”的环境中，依然“残书手一卷，埋头自钻研”“四壁无所有，凄然张断琴”。他还作了《和挽歌辞》三首，起首即言“张子自觅死，不受人鬼促。义不帝强秦，微功何足录”，说明死亡完全是自己主动的选择。第三首写归于泉壤之下的情景：
　　西山月淡淡，剡水风萧萧。
　　白衣冠送者，弃我于荒郊。
　　山林甚杳冥，北邙在嶕峣。
　　翳然茂松柏，孝子自攀条。
　　身既死泉下，千岁如一朝。
　　目睹岁月除，中兴竟若何？
　　平生不得志，魂亦不归家。
　　萋萋蒿里曲，何如易水歌？
　　魂兮欲何之，应来庙坞阿。
　　这首诗的九到十四句，手稿本作“身虽死泉下，心忧念本朝。目睹两京失，中兴事若何？匈奴尚未灭，魂亦不归家”，与陶潜诗风不合，意思亦过于显豁，改成目前的样子较佳。在厚土之下，陶庵想听的不是《蒿里曲》，而是《易水歌》。

四

　　易代之后，张岱“作自挽诗，每欲引决”，而最终未能殉国的原因，是要完成一代之史《石匮书》，《陶庵梦忆序》已言之。又《石匮书·义人列传》总论曰：“夫忠臣死忠，孝子死孝，二者天下之正道也。乃于死忠孝之外，而又有所谓死义。夫义者可以死，可以无死者也。可以无死，虽不死，而人不得责之以必死；可以死，能拼一死，而世界又不可少此一死，故谓之义也。余一生受义之累，家以此亡，身以此困，八口以此饥寒，一生以此贫贱，所欠者但有一死耳。然余之不死，非不能死也，以死而无益之死，故不死也。以死为无益而不死，则是不能死，而窃欲自附于能死之中，能不死而更欲超出于不能死之上。千魔万难，备受熟尝。十五年后之程婴，更难于十五年前之公孙杵臼；至正二十六年之谢枋得，更难于至正十九年之文天祥也。”可见，死亡是萦绕在陶庵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如何“处死”是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从《义人列传》的总论来看，张岱的生死观颇囿于当时的俗论，主张忠臣死忠、孝子死孝，但他也有通达的地方，就是能够承认死而无益，可以不死。看他行文时的迂曲盘郁，其内心无疑充满了矛盾。
　　如何“处死”“处生”，正是当时遗民们思考的主要問题之一。所以在《石匮书后集》的撰写中，专列了“甲申死难列传”“甲申勋戚殉难列传”“乡绅死义列传”“死义诸臣列传”“江南死义列传”“丙戌殉难列传”“两广死义列传”“辛卯死义列传”“义人列传”等，其中部分内容即取自其文集，几乎将整本史书变成了死亡的教科书和表演场。其关于死亡的观念，尚见于《甲申死难列传》总论：“为爵禄者，死护爵禄。为利名者，死护利名。为门户者，死护门户。殉难诸君子，虽不为爵禄利名门户而死，然其所以不得不死者，亦仍为爵禄利名门户也。推此一念，名为君父死，而此中真有不可以对君父者矣。”他认为崇祯朝“将相大臣，事权在握，安危倚之，乃临事一无所恃，而徒以鼠首为殉者”，并不能以其一死而塞责，立论未免苛酷，正是明人的一贯做派。这种苛酷的言论，也不是偶然的。浙东人引以为豪的是“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污纳垢之地”，故而意气自激。《明季北略》也说，崇祯自杀以后，最先自尽的倪元璐、施邦曜等均为越人，认为“浙东诸郡中，绍兴士大夫尤以文章气节自负”。陶庵著有《古今义烈传》，亦向来推崇义士侠徒，所以很自然地持有这样的立场和写作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