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在《失控》、《零成本社会》、人工智能、互联网企业崛起、创新蝴蝶效应连片展现等风暴眼的激发下，企业界纷纷热议未来的企业到底会不会走上失控化自组织发展之路。同时在重返亚太、“一带一路”、大欧元区再整合、北极再开发、上帝粒子探索、人脑基因图谱组、全球治理等大事件及其背后思维范式的启发下，我们在思考，企业是不是要走顶层设计和顶层管理之下的管控化有序组织发展之路。
　　社会思潮对管理的影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直接和深入，社会思潮和社会制度的分歧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纤毫毕现地剥露在我们眼前，牵动我们的思维，刷新我们的认知。
　　这两种思路的分歧，表面上看似乎只是个普通的不同权力结构之争，系统进化动力设置之争，其实背后是系统论、认识论，甚至是哲学是否需要再造的问题。
　　前者主张的是，利用基层组织的创新和自我驱动、激励与现场自主，来由下而上的形成大倒逼、大驱动。万科、巴西的赛目科、维萨国际，都是这么做的；后者主张的是，在集团大平台之下，上有顶层设计，下有基层首创，中有总部预调、微调、定调，三者互促互动。总部的系统设计，制度安排，以及在各个板块之上的协调与耦合管理很重要，采用后者方式的例子不胜枚举。
　　前者要回答的关键问题在于打造一个高活力的自组织结构，并维系其持续成长是否容易，可能的答案是“是”。的确，这类（请注意是类而非具体的个体）组织是有深度生命力的，但这类组织是通过彻底的无边界式竞争来实现自身的无穷迭代式发展，是个无壁垒、无界限、无规则的世界，竞争必须极为惨烈才能实现高活力的自组织、官僚化、高壁垒组织，自稳态组织在这个世界里面会被丛林规则打败，于是城头时刻变换大王旗，整体大类组织繁荣，而其中具体的某个企业或机构就活在电光火石的瞬间，在创新和颠覆的灵感离开企业的时刻，就是这个企业朝生暮死之时。这样的世界其实更适合准备搏一搏的屌丝性机构、自杀型改革，失败者、无产者等造反者，以及那些骄傲而自信的高颠覆及创新能力者和高领导力者。
　　后者需回答的问题是打造强大而睿智的总部，强大平台能力的总部，且使之可持续容易吗？从商业民主化的角度看的确不容易，从精英培育的角度看似乎可以。从系统不可以被设计的角度看不可以，从系统可以被影响和模糊塑造的角度讲可以。一言以蔽之，这种做法更适合大集团，占有先发优势者、高影响力者、高行业控制力者、高发展惯性者、低基层创新依赖者和中低行业变革程度者。
　　前者属于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实践，后者更适于屌丝式革命，成功后却打造稳固自身优势的某种统治的实践。到底采用哪一种，请认真思量，唯一要提醒的是不要简单地去做中庸式融合。
　　于是，很多企业在所谓互联网思维下匆匆朝前走，很多企业在大集团持续发展的路径上直接走向后者。
　　既失控又管控，大处管控，边缘失控，平稳时期管控，变革时期失控不是更好吗？智叟们摇头晃脑地说出他的答案。
　　我们必须说，面对矛盾或悖论，我们首先要在思路和认识论上对其进行辨析和统一，其次才是行动上可以中庸和模棱两可。
　　我们要试着去统一这种对立。抑或我们还要更自觉，更自省地去再造自己的结构，使之更能容纳悖论。我们的组织脆弱到只能思考已知问题，而将未知问题统统踢给所谓的例外管理、冲突管理、企业文化和创新管理。之前这种游戏做的很愉快，“成绩是唐僧的，错误是悟空的”，传统管理理论采用明面上解决各种显性问题、超出的全部切割出去的策略，也畅销世界很多年，晃晃悠悠走了过来。今天传统管理理论这招不灵了，已然不适用于今天的社会。
　　我们需要一种系统的、宽广的、高解释力的理论来容纳目前所有的悖论，使之可以被统一，但同时我们更需要获得一种理论来指导组织前瞻明日的问题与悖论，呈现一种高悖论承受力。
　　归根结底，我们今天的理论、路径、结构、制度的刚性与确定性有余，而柔性与不确定性不足。我们今天的企业管理理论还是基于牛顿力学式确定性而非量子力学式不确定性，耗散结构式成长性，复杂演进系统式动态性。所以，我们目前的悖论或尴尬往往来源于作为整个社会认识与思考基石的哲学的落后，我们的哲学还是确定性世界的产物，自从量子力学和相对论、混沌理论、复杂系统出现以来，哲学家似乎把它们漠视了，整个社会在实践上一骑绝尘，哲学却几乎原地踏步。
　　在实学哲学、归纳哲学、案例哲学赋予的巨大勇气之下，明知道理论缺位，骄傲而内心激动，梦想代替了肾上腺激素的管理学家们叫嚷着领导力，希望利用呼喊这个之前很灵验的魔咒来趟过黑暗而暧昧不明且充满风险的实践之河。
　　可是我们连在高不确定性背景下如何把握事物的本质与规律、如何把握发展趋势、如何建立新的时空观、如何在新系统中把握事物之间联系与传导都还没有阐释清楚。
　　盲人瞎马，愚思蠢行，奇形怪状，可夜渡寒渊乎？是时候重新思考管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