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钟声敲响前发生在上海外滩的不幸踩踏惨剧，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政府有关部门对“外部性”的忽视。
　　上海连续3年在外滩对岸搞跨年灯光秀，由于人流量太大，难以控制，2014年末取消了，往年的管制措施也没有了。但有关部门却未预料到，连续3年的大型跨年活动已经制造了一个“外部性”—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惯性心理作用等，即使第四年不搞活动了，十几万人照样拥到了这里来……
　　“外部性”指的是人们行为的“意外的副作用”，它可大可小，可正可负。在复合性、交织性的社会体系中，政府凡是做决策时充分考量外部性因素，平衡预期之内及之外的各种效应，就能减少冲突、减少浪费、增进社会和谐，而对外部性未纳入考量当中，就会导致浪费、污染、对立加剧、矛盾丛生等负面后果。
　　比如去年底深圳市出台的汽车限购令，从发布到实施仅用了20分钟，而之前该市曾有多个政府部门的发言人表示“一定会广泛听取意见，绝对不会搞突然袭击”、“深圳不学北上广（实行限购）”。相信政府在最终出台限购决策前，肯定综合考量了各种后果，认为唯有“突袭”一法才能避免蜂拥抢购，其用心可谓良苦。但它造成的外部性效应，一是极大地牺牲了政府信用，二是用“限购令”的方式治理交通拥堵，而非用“缴纳用路费”等措施控制道路使用，实质上是剥夺了一部分人购车的权利，而放任“有车一族”继续无偿挤占马路空间，造成了新的社会不公以及对立。
　　又如，工业污染、汽车尾气都是形成雾霾天气的主要原因。去年北京为“APEC蓝”付出了工厂停工、汽车限行等代价，这对于代价承受者固然是负效应，但对于更广大的民众却是正效应。同理，中央出台“八项规定”，除导致国内奢侈品消费降温、高档酒店生意冷清外，还影响了其他许多行业，这些看似负效应，但放在更大的范围内考量却是正效应。
　　5年前《南风窗》就公开报道过的内蒙古呼格吉勒图冤案（见本刊2009年第16期：《内蒙古“聂树斌案”波澜再起》），我们同样能从中看出外部性的重大作用。如果不是呼格吉勒图被执行枪决多年之后，真凶赵志红意外落网，并主动向警察交代他在毛纺厂家属区的杀人事实，则李三仁、尚爱云为儿子鸣冤十几年的这起冤案很难翻过来。赵志红的主动交代，最初目的并非为呼格吉勒图洗冤，但却意外地起到了这个作用。
　　其实，在每个人生活中，外部性时时都在发挥效应。城市里的装修噪音、空调嗡嗡声、汽车报警器声都参与了“噪音大合唱”，影响着每一位城市居民的生活;有人在电影院里抽烟、打电话，都会妨碍你安静地观赏电影;饭馆里因为有人大声喧哗，你与同伴的讨论也不得不提高嗓门，人人都这样做，于是整个饭馆便吵成一团。
　　很多人为灾难的形成，都是人人有份，但却人人不负责任，因为大家都没有考虑到外部性效应。这一次上海外滩发生的不幸踩踏事故，当时在场的十来万人，肯定都会认为“不是因为我一个人才变得这么拥挤的”，但正是这十来万人，人人被挤得不由自主，人人成了受害者，同时也都成了妨害别人者。
　　从某种程度上讲，建设和谐社会，就是上至政府，下至每个公民，都要充分考虑自己行为所造成的全部效应，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也多关心一下别人，尽量避免对社会、对他人无意间的伤害。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这一点了，肯定就会像歌里唱的那样：“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