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对患者隐瞒信息，此举可以接受吗？一些人认为这不但可以接受，而且应该这样。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希望是康复的关键，不能让令人绝望的诊断扼杀病人对康复的希望。
　　在1803年的著作《医学伦理学》（Medical Ethics）中，英国医生托马斯·帕茨瓦尔（Thomas Percival）将医生的角色描述为“希望使者，患者福音”，他指出，有时医生应该隐瞒警示信息不让患者知道。患者的生命，帕茨瓦尔写道，不但可能因为医生的行动而缩短，也可能因为他的言辞和方式而缩短。
　　加拿大医生威廉·奥斯勒（William Osler，诗人惠特曼的医生）也对希望的治疗效果深信不疑。事实上，一位传记作者写道，他的“可靠但有时并无保证的乐观”是他最杰出的人格特点。在1958年的医学伦理和法律教材上，另一位名医写道：“隐瞒一些情况在临床上常常能收获奇效并且符合患者的利益。”
　　几年前，我就这个话题访问过一位家庭医生。他描述了20世纪60年代他的第一次“出诊”。当时，他和一位资深同事来到一位生性乐观的新教牧师家中，这位牧师本人不知道，由于结肠癌恶化他只有几个星期的性命了。这位资深医生建议给患者开大剂量止痛药，并告诉患者这是治疗“传染病”的抗生素。
　　我们这位资浅医生对这种欺瞒手段很不快，要求牧师的妻子允许他们告诉患者真相。几经犹豫之后，妻子同意了这一要求。牧师听到病情后陷入了彻底的绝望，拒绝使用镇痛药。他认为自己一定会堕入地狱。40多年后的今天，这位医生告诉我：“时至今日，我仍能想起他的面容。这是我整个行医生涯中所犯下的最大错误。”
　　如今，这类医疗家长作风（medical paternalism）在许多国家已不再是通行做法。为了避免深陷玩忽职守指控—甚至偶尔出现的刑事攻击—医生必须披露越来越多关于治疗风险、利弊和替代疗法的信息，不管它们多么令人绝望，从而让患者能够给出“知情并同意”的表態。
　　维持患者的希望，同时又满足披露义务，这是医生所面临的最困难任务。这需要对人类心理有深刻的理解;一个词语，一个动作，甚至一个目光都能提振或打击患者的神经。
　　许多医生为获得患者和家属的“知情并同意”而心力交瘁。
　　一个问题是，医生很少接受过正式的获得患者同意的训练，因为医学院只教授基本知识。结果，许多医生不了解法律和专业机构眼中的有效同意的微妙含义—而随着关于“有效同意”的规则的变化不定，这一任务变得更加困难了。
　　另一个问题是许多医生认为获得同意是一项繁琐的任务，资深医生有时会把这个任务下放给经验较浅的同事。此外，医生常常急于获得同意，他们的方式听起来几乎像是在排练，完全不顾患者是第一次听到这些信息。这一傲慢态度反映在“让患者同意”这一术语中—好像这是对患者做的事，和抽血和注射一样：“史密斯医生，请让琼斯先生同意。”
　　相反，同意应该被视为患者的一项宝贵权利，患者可以放弃这项权利，如果他遇到足够确定的情况的话。同意不应该被剥夺，就像火车票被检票员拿走一样。
　　当同意在大手术前几小时，或上一次手术会诊后几个月才获得时，问题就更严重了。这会导致患者被迫“同意”他不理解—或不想要—的程序。
　　一位医生同事对我讲过一个故事。某次，一位患者要护工用担架车把她推到她一直期待要进入的手术室。患者说，只要一旦被“治愈”后她就可以组建家庭了—而事实上她马上就要接受的可是子宫切除术。护工当然马上通知了医疗团队，患者的手术被叫停。在这个例子里，要么患者没有被告知信息，要么她没有充分理解她获得的信息。
　　作为患者、未来患者或患者亲属，我们都能从提高“同意标准”中获益。当然，一些人也许更喜欢旧式家长作风。但我们应该能够做出选择，让医生知道我们更愿意充分知情还是尽少知情。
　　类似地，如果我们想获得更多信息，我们应该提更多问题。我们可以要求关于整个程序的更多细节和其他选择。如果我们对答案不满意，可以寻求第二选择。我们可以问医生站在我们的立场他会怎么选，或者当患者是他本人的孩子或父母时她会给出什么建议。而如果我们仍不确定，我们可以要求更多时间考虑我们的选择。
　　获得同意的技能很重要，但常常被医生忽视。理解为何如此多的医生为此烦恼，是提高“同意标准”的第一步。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Institute for Human Sciences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丹尼尔·索科尔是前伦敦帝国学院医学伦理和法律荣誉高级讲座教授，在伦敦12 King’s Bench Walk Chamber出庭律师会所任律师兼生物伦理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