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把它当话剧来看，在我看来，就是能卖出去多少张票。”关皓月说，“从2005年开业第一天起，我就是奔着上市去的。”
　　关皓月是戏逍堂娱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人们管他叫“堂主”。在话剧界，戏逍堂的话剧并未受到全部专业话剧人的推崇，其中有些人还对它表示过鄙夷。但它是中国最早的民营话剧品牌之一，目前有56部剧目，每年生产近20部，演出1000多场。
　　尽管外号听上去很江湖，但关皓月更希望把话剧当成一门生意来做。
　　戏逍堂设有专门的市场调研部，每年有100多万元的经费。他们调查剧场周边的居民情况，比如有多少白领，收入多少，看什么报纸，喜欢讨论什么话题。然后告诉导演和编剧今年流行什么，编剧根据热点提出一系列题材，再进行筛选。
　　2011年，关皓月想了一个新主意—小剧场话剧院线。他的新目标是建100个剧场，目前在北京已有3家，在上海和杭州各1家，今年年底之前打算开到20家。这些剧场大部分是先租下来一个空间然后改造成剧院，前期的装修成本在150万元至200万元，运营成本包括租金每年需要120万元至150万元。关皓月表示，除了刚营业1个月的杭州剧场之外，其他4个剧场每月能演出20多场。总体来说，除了前期装修成本和租金之外，收入只能维持日常运营。
　　戏逍堂还为院线推出了“穿越卡”，在任何一家戏逍堂剧场都能使用，最低可以充值200元，就能享受到72元至79元的半价门票。目前戏逍堂的活跃用户有2万人，持卡用户有8万人。
　　关皓月一直在尝试在话剧外赚到更多的钱。
　　两年前，戏逍堂曾提出“戏剧连锁加盟店”。当时，戏逍堂把作品的剧本、舞美、海报、灯光等打包成一套商品卖给外地加盟商，按照加盟商租赁剧场的位置收钱，每个座位10元。如果小剧场有200个座位，那么一次就付给戏逍堂2000元，如果演100场，戏逍堂就得到20万。
　　当时关皓月的目标是发展加盟商，最终靠发行赚钱。但仅仅半年时间，这个加盟模式就被关皓月推翻了。“加盟的合作形式松散，而且对演出商难以控制，演出场次和水平难以把握，长期下来对戏逍堂的品牌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现在，他的剧场里上演的大多还是戏逍堂自己的话剧，比如枫蓝剧场正在专门演戏逍堂与“腾讯星座”联合出品的《12星座系列话剧》，但这些其实是为了炒作院线。如果你留意海报和门票，你会看到“戏逍堂巨象当代艺术院线”一行字。关皓月说，“以后出品的话剧会减少，戏逍堂将从话剧制作转向剧场运营。”
　　上海联创认为关皓月“不是个文化人，而是个商人”，这家公司与另外几家LP已经为戏逍堂投入了约2000万元用以建设剧场，现在正在准备下一轮融资。
　　但关皓月兴致勃勃投入的这个院线，可能未必是一个好主意—如果话剧不赚钱，院线的存在价值就没那么大了。
　　现实是，话剧真的不赚钱。以上海现代人话剧社为例，它是上海第一家民营话剧社，每年出品30多部话剧，上演500多场，拥有四个演出团队，一个布景道具制作工厂。但它每年盈利只有100多万元，其中大部分都要投入到下一年的剧目制作。
　　而现在投资一个小型话剧大约需要20万元至30万元，其中包括剧本版权费、道具、排练费用和一轮15场演出的场租费。资金通常有三个来源，话剧社合伙人自己出资、拉企业广告赞助和两年前突然涌入的投资机 构。
　　2009年对话剧行业来说是个分水岭。据上海现代人话剧社创始人张余的统计，2009年在上海总共上演了91部话剧，比2008年只多了5部，到2010年翻了一番总共有185部，北京和上海的话剧社也翻了一倍，但票房却只上升了20%。
　　“很多人根本就不是做话剧的，什么赚钱拍什么。刚开始都是白领剧，后来都是爆笑剧，现在都是悬疑剧，主题大同小异，创新越来越少。”张余说。结果是，中国70%的话剧社都在亏损。据他估计，“麻花”可能是2011年唯一赚钱的话剧社。和关皓月不同，张余更像是一个文化人，他的话剧社也更像是他演出形式研究的实验场地。
　　经历了2009年至2010年这场闹剧之后，人们终于意识到：不赚钱，也许是话剧本来就应该有的样子。
　　很少有人会把话剧当成文化产业去经营。即便是百老汇，70%左右的剧目也是亏损的，只有像《妈妈咪呀》、《狮子王》、《猫》这些上亿美元票房的经典保留曲目在赚 钱—它们都是大投资的音乐剧。
　　但张余并不希望让更多的机构介入到话剧社的日常运营中来。
　　曾经有风投也想与张余接洽，最终都没谈成。“话剧应该是自由地创作，不停地尝试新题材、新的表现形式。如果风投进来，由董事会拍板做哪些剧目，他们认为不赚钱的不批，那就是创作的噩梦了。有些话剧我看到剧本就是知道一定会赔钱，但我还是愿意做。”
　　他对自己剧社现在的运营方式很满意，与企业和机构投资的合作都是以项目商谈的。没人愿意出资的就用自有资金。在每年上演的30多部剧目中，赚钱的只有1/4，但只要总体不亏损，张余就愿意一直做下去。
　　但赚钱真的很难—就算有大量的钱进入了话剧这个市场里。
　　


　　


　　


　　10年前，话剧的收入只有30%来自票房，大部分来自于企业赞助。现在比例完全反了过来，70%的收入来自票房。只有靠不停地翻演，才可能收回成本。
　　其中场租是让话剧社最头痛的，小剧场的场租一般需要4000元至6000元，中型剧场需要2万元至3万元，大型剧场要5万元至6万元甚至更高，上海大剧院的大型剧场就要11万元。对于大多数上座率只有2成至3成的小话剧，场租成本占到了演出成本的50%至70%，只会越演越亏。
　　戏逍堂的小剧场院线打算为这些小话剧提供一个新方案。像电影院线一样，戏逍堂与话剧社的剧目以分账的模式签约，按照对项目的评估，有五五、四六和三七三种分成方式，戏逍堂拿大头。关皓月解释，“这种分账模式把演出的固定成本变成了浮动成本，降低了话剧社的风险。除此之外，戏逍堂也会为剧目策划宣传和推广活动，将票房收益最大化。”
　　听上去，这像是个更有吸引力的模式，但这却未必能对票房起到根本的改观作用。
　　目前北京有上百家小型剧场，绝大多数都是亏损的，上海的小剧场40%也在空闲的状态。据张余的研究统计，上海每月看一次话剧的人群只有5万至6万，看话剧的总体人群也就20万至30万。北京的市场更加糟糕，虽然话剧社和剧场都不比上海少，市场容量却只有上海的60%至70%。
　　因此，想法再美妙，戏逍堂的院线也可能将无法摆脱小剧场普遍亏损的规律。即便如关皓月所说，自己在做一件“不存在竞争者”的事情，他也只能被动地期待出现奇迹—“钱”无法解决他所面临的问题。
　　在2010年的“话剧热”之后，这个市场开始渐渐恢复冷静。2011年在上海上演的剧目数量为189部，比起2010年只增加了4部。“如果想在这个市场继续生存，就必须有创新。”张余说。
　　他所尝试的是形式的创新。去年张余与创智天地谈下来一个与咖啡吧的合作项目，将咖啡吧建成英国乡村别墅的样式，白天经营咖啡店和书吧生意，晚上演话剧。今年5月后，每月将上演一部发生在别墅里的故事，比如《幽灵客栈》、《米希尔的幽魂》。这个别墅可以容纳200个观众，和一个小型剧场一样。听上去很吸引人，人们可能无法分清坐在你身边的人是观众还是演员，凶杀案就发生在你身边。
　　除了咖啡吧项目外，张余还在和一个酒吧商谈合作酒吧剧，让酒吧的店员和歌女当本色演员上演酒吧里的故事。“现在的演出模式很单一，都是台上演台下看，大中小剧场除了观众席位不一样基本没有区别。我想尝试消除舞台概念，让观众身临其境，与演出融为一体。”
　　不过即便这个新形式最终得到了观众的认可，也不会带给现代人话剧社更多的利润。
　　口袋里有钱的人们—无论是自己的钱，还是风投的钱—看上去更打算去从事“话剧房地产业”。
　　2009年由北京浩海天宇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出资成立的“海家班剧社”今年也开始建剧场。海家班在过去两年拍了3部剧目，演了200多场，投入了上千万元，但由于海家班都是在场租6万至7万的大型剧场演，平均票价只有150元，即使票房不错还是一直在亏损。“单靠话剧很难赚钱，以后靠三部话剧当做招牌炒作剧院，主要的收入会来自租赁。这个剧场将是内环仅有的三家中型剧场之一，肯定是稀缺资源。”海家班班主海洋告诉《第一财经周刊》。
　　有趣的是，这个耗资1500万元的剧场还是个泰迪熊博物馆，海洋已把自己收集12年的2万多只泰迪熊搬进了剧场。他还打算将来能做中型剧场院线。
　　但这件事情对于海洋来说更像是一个“形象工程”—他的主业其实是房地产。
　　更多的人对院线这件事情更多的是质疑。
　　一旦资金从话剧创作撤离，或是更糟糕地转向剧场建设，剧场院线只会变得更不靠谱。万达院线市场推广总监杨斌认为，“话剧目前只是作为一个小众演出门类而存在，全国还没有足够大的市场去养活从业者，更不用说去支撑小剧场院线的生存了。”
　　风投们心里其实也没底，他们把希望维系在谁也不知道的未来。上海联创对《第一财经周刊》说：“现在很难下结论，风险确实很大。政府已经开始扶持鼓励发展话剧，80后、90后喜欢搞话剧和Cosplay这些小型表演，小剧场应该会有机会，只是不知道这一天什么时候会来。我们打算长期持有这个项目。”
　　这个投资项目看上去更像是他们在满足自己的话剧情结，而不是一门真正的投资。目前，上海联创拥有15亿美元基金规模、上百个投资项目。对于他们来说，戏逍堂院线即便最后完蛋了，损失也是完全可承受的。
　　上市这种事还真的离关皓月很遥远。但如果大多数剧场上座率仍然只是维持2成至3成，那么建再多的院线都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他最需要考虑的应该是如何把人们弄进剧场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