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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从民众的导师、从“士”和君子转变为专业人士，不再担负启蒙民众和为民众代言的责任。在民众看来，他们也只是一个利益群体……知识分子的精神影响结束了吗?
无论是改革的批评者还是捍卫者，都很少关注这30年来国人的思想和精神领域。
1990年代以前，改革事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和思想解放同步的。1990年代以来，思想界日益脱离改革实践，也脱离了民众的心灵，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的讨论成为一场完全内部的拌嘴事件。无论双方在理论上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其影响力和听众却越来越明显地下降。
另一方面，民众的精神和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得不到有力的支持和回应。只是在文学、影视作品中有一些零散的反映，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自我安慰，例如对成功人士、有钱人的善意嘲讽，教育人们相信安于本分、知足常乐的粗俗道理。
1980年代：平庸但不庸俗的民众
对于1980年代的人心来说，知识分子的影响非常大，甚至超过了政府。那时的知识分子既是民众信服的专业人士。也是令人尊敬的道德师表。他们富有政治理想，博学多闻，并且因清贫的生活而更令人肃然起敬。他们比政府更能点燃民众的激情。
知识分子获得民众支持和同情的原因，部分是因为他们代言了民众的利益和诉求，同时也因为他们勾画了美好的政治前景。他们以想象为蓝本，描绘了一个美好前景，填补了政府在改革时代意识形态上的不足。政府常常用一种模糊的希望动员民众、整合官僚队伍，可一旦借助知识分子的描绘，就会显得很有说服力，政府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也因此得到改善。民众乐于看到这样的亲密关系，而不是如同今天一样，存在疑虑。
知识分子在1980年代提供的观念资源，也经常能赢得官员的同情，从而成为推动改革的力量。这是与1990年代改革的另一个差别：观念在1980年代的改革中可以成为推动性力量，而在1990年代它已没有这种能量了。
1980年代的民情与1990年代有着显著的不同。在1980年代，民情虽然是务实、安静的，但他们的内心被种植了理想的种子。人们为那些敢于议论政事的人喝彩，而不是把他们当作麻烦制造者孤立起来。他们不甘于自己的卑微地位，甚至不认为仅仅发财就能改变自己的卑微。那时的有志女青年往往仰慕超凡脱俗的有志男青年，尤其是那些有勇气、敢革新、有创见的男子汉，如果他有着坎坷的经历，又身处艰难之中。就更完美了——哪怕只是一个文学男青年，也会让人心动。而不是今天这样，女人们的目光牢牢锁定在“有车有房、父母双亡”者身上。
1980年代的民众在肉体上已安于日常生活，平庸但不庸俗，文学作品中穿金戴银的暴发户，常常是众人鄙视和嘲笑的对象；而1990年代后期的荧屏上充满了对豪门的羡慕和歌颂。
1980年代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推动力量是开放。中国人的世界观念彻底转变了。我们出乎意料地发现呈现在面前的是一个友好、善意、和平的世界，与想象的敌对、阴郁的资产阶级世界并不相同。更重要的是，这还是一个富强、文明、时时处处向我们张开欢迎怀抱的世界。很快，我们就把这个世界假想为我们的未来。虽然今天看来那是一个过于简单、过于乐观的想象，然而在1980年代，这个想象却是真实有力的——有时谬误和误解比真理更能推动人类的行动，这在历史上并不鲜见。
就更深远的意义而言，当下中国就是中国与西方自改革开放后不断对话的产物。即便到了今天，如果没有西方的目光，我们还是不能确定自己在哪里，将要去何方。有时，我们把自己当作失败者；有时，我们又以为自己已实现了超越。不管怎样，我们再也离不开这个世界，这一点确定无疑。
1990年代：原子化的生活状态与经济决定论
1980年代末，官民之间出现了清晰的界限，进而挖开了一道鸿沟。渐渐地，他们仿佛成了两个世界的人，彼此既不熟悉，也不试图相互了解。
民众总是很容易从狂热的政治情绪中脱离出来，仿佛昨天的热情高涨只是一场即兴演出。伤痛并没有留下太多悲情意识，只是让他们更加冷漠、更加现实。似乎日常生活才是他们的根本，他们的最后根据地。
1990年代，“党政分开”这个曾经的重要议题几乎已无人提及。政府致力于加强理性化、制度化，并取得了明显成效，尤其在一些大城市，或经济状况较好的地区，法律的制订和颁布日渐丰富；越来越多的公共政策领域在推行新政时，会听从专家的意见，有时还会召开听证会。但是下面两个问题限制了这种改变的成效：其一，虽然制订了很多法律，但从本质上说，我们并没有越来越依靠法律，而是越来越依靠政策。因此，制度化了的政府常常不能阻止个别官员的肆意妄为。其二是经济发展的冲动。在某些地区和部门，为了快速实现经济发展，或者仅仅是为了搞到更多的钱，制度和法律常常被弃之如敝屣。
一些官员不再如同1980年代一样，区分是非对错，而是彻底忠诚于自己的上级。人们常常将此误解为科层制在中国的实现，但这其实完全是两回事——科层制是忠于法律和制度，而非上级。
知识分子对民众的精神影响结束了。这首先是因为知识分子自身的转化，他们从民众的导师、从“士”和君子转变为专业人士，不再担负启蒙民众和为民众代言的责任。虽然他们对于社会的批评常常得到民众的回应，有时也会站在民众的立场说话，但在民众看来，他们也只是一个利益群体，或者是某个利益群体的代言人。
民众专注于自己的生活，或者更准确地说，专注于自己的财富，经济决定论成为他们新的信仰。每个人都充满了创造财富的干劲，都在勤奋地工作。用不着什么特别的动员、刺激，每个人都能切实地感到背后有一根皮鞭在催促他们，使他们不敢停歇，因为他们总能看到更好的生活、更多的财富，或许还因为，每当他们回头看到庞大的、不如自己的人群时，感到深深的恐惧。在处境更为艰难的农村，可以看到经济决定论怎样改变了整个乡村社会，甚至瓦解了他们的家庭。在一些地方，老人不但不再被尊重，而且一旦丧失了劳动能力，便有被抛弃之虞；如果老人拥有财富，就成为子女争夺的目标。长者的生活经验和维系家庭的精神价值被一些人抛弃。
从总体上说，经济决定论倾向于平等，虽然出现了富人和窮人的巨大差别，富人的生活令人羡慕，但并不高人一等。一些富人曾错误地以为自己高人一等，但他们很快意识到，在权力之下，所有人都一样弱小。这使我们的民情变得温和、务实，人们不再热衷于任何哲学上的普遍主义，而是更重视自己的常识和实践经验。虽然民众对政府也有不满，但他们确信自己绝不会干得比政府好。
经济决定论也把每个人牢牢地封锁在个人事务的笼中，限制他的眼界，闭塞他的心智。当个人世界受到侵犯的时候，他们开始动用自己的网络来化解危机，而不是制度和法律。这种原子化的生活状态，在人与人之间树立了一道看不见的鸿沟。鸿沟 的另一边，别人与自己毫无关系，或者只是自己的工具——正如人们把自己当作钱的工具一样。因此，有人可以用最残忍的手段对待别人，而丝毫不觉得有道德上的愧疚感。许多人都在想方设法“搞钱”，学校、医院、研究所甚至幼儿园都不能幸免。
没有了与知识分子的结盟，1990年代的民众是孤立的，阶层之间的联系通道极不通畅。许多亚洲国家的政府常常能独享权力，却并不会把民众所有的怨恨招惹到自己头上。这是因为在那些国家和地区存在着鲜明的精英、大众界限，两个阶层的人如同生活在两个世界，精英光鲜体面，在他们的拥护下，政府廉洁高效；大众虽然生活黯淡，但他们信任、尊重甚至崇拜精英。在我们这里，精英不够高，民众也不够低。因此，当民众对社会的任何不满最终指向政府时，官民冲突开始不断发生。
21世纪：市民精神能带来新的希望吗
如今最令人担忧的事实是，这是一个理性的时代，每个人的每一寸精明都焕发出来了。人们都被自己眼前的事务纠缠，被自己的欲望牵引，在一种幸福的半陶醉状态中走向未知的未来。
民众能够感受到权力的腐败和蛮横，但他们既没有改造权力的愿望，也没有自我管理的手段。他们每天都在抱怨，也每天都在屈服。他们似乎尊重政府、信服专家，但在内心里，他们只相信自己。
值得一提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以市民道德为底色的独立的个人意识逐渐从私生活的领域向外蔓延。电影《色戒》、《集结号》即是个人对于历史的新的宣言书：伟大的目标、浪漫的理想，都有些不切实际，只有自己当下的感受、利益、情感才是真实可靠的，哪怕仅仅是肉体的感觉。无论是穿越历史三峡，还是重建改革共識，似乎都与他们无关。他们有限的公共生活带有强烈的短视、现实的色彩。他们珍视当下的生活，而不是期待遥远的未来，或者巨大的变革。当他们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和空间反抗别人的压迫时，他们也会毫不迟疑，并且会采取最为有效的办法。他们的精神扩张，是我们时代最为重大的事件。他们的扩张才刚刚开始，势力正缓缓上升，终有一天人们会惊诧于这种力量。厦门和上海的公众事件是最好的证明。我们不必指望这些市民会突然成为大公无私、充满公德意识的“革命者”。我们也不必担心他们会屈服，因为利益每天都在刺激着他们的神经。
30年来，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力量对比已悄悄发生变化。知识分子和官员都放下了身段，不再认为自己担负着民族的命运，而只是把自己当作平常人，有着私利和欲望，不再觉得自己高于其他的社会阶层——这是一个没有哪个阶层能担当领导阶层的时代。一切秩序、规则、关系必须重新设定，甚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必须重新设定。
民间的力量在增长。但它们在政治上没有代表，在法律上没有地位。现在它们需要将这种新的力量对比明确化、固定化。因此，一系列冲突不可避免，但有时冲突也是解决矛盾、形成新规则的办法。
走了一百年的中国人开始停下来了，开始过自己的生活。人们的目光由遥远的、崇高的远方回到自己身边，并且开始从这里出发重建自己的生活，也开始尝试重建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政治。
无论是改革的批评者还是捍卫者，都很少关注这30年来国人的思想和精神领域。
1990年代以前，改革事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和思想解放同步的。1990年代以来，思想界日益脱离改革实践，也脱离了民众的心灵，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的讨论成为一场完全内部的拌嘴事件。无论双方在理论上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其影响力和听众却越来越明显地下降。
另一方面，民众的精神和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得不到有力的支持和回应。只是在文学、影视作品中有一些零散的反映，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自我安慰，例如对成功人士、有钱人的善意嘲讽，教育人们相信安于本分、知足常乐的粗俗道理。
1980年代：平庸但不庸俗的民众
对于1980年代的人心来说，知识分子的影响非常大，甚至超过了政府。那时的知识分子既是民众信服的专业人士。也是令人尊敬的道德师表。他们富有政治理想，博学多闻，并且因清贫的生活而更令人肃然起敬。他们比政府更能点燃民众的激情。
知识分子获得民众支持和同情的原因，部分是因为他们代言了民众的利益和诉求，同时也因为他们勾画了美好的政治前景。他们以想象为蓝本，描绘了一个美好前景，填补了政府在改革时代意识形态上的不足。政府常常用一种模糊的希望动员民众、整合官僚队伍，可一旦借助知识分子的描绘，就会显得很有说服力，政府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也因此得到改善。民众乐于看到这样的亲密关系，而不是如同今天一样，存在疑虑。
知识分子在1980年代提供的观念资源，也经常能赢得官员的同情，从而成为推动改革的力量。这是与1990年代改革的另一个差别：观念在1980年代的改革中可以成为推动性力量，而在1990年代它已没有这种能量了。
1980年代的民情与1990年代有着显著的不同。在1980年代，民情虽然是务实、安静的，但他们的内心被种植了理想的种子。人们为那些敢于议论政事的人喝彩，而不是把他们当作麻烦制造者孤立起来。他们不甘于自己的卑微地位，甚至不认为仅仅发财就能改变自己的卑微。那时的有志女青年往往仰慕超凡脱俗的有志男青年，尤其是那些有勇气、敢革新、有创见的男子汉，如果他有着坎坷的经历，又身处艰难之中。就更完美了——哪怕只是一个文学男青年，也会让人心动。而不是今天这样，女人们的目光牢牢锁定在“有车有房、父母双亡”者身上。
1980年代的民众在肉体上已安于日常生活，平庸但不庸俗，文学作品中穿金戴银的暴发户，常常是众人鄙视和嘲笑的对象；而1990年代后期的荧屏上充满了对豪门的羡慕和歌颂。
1980年代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推动力量是开放。中国人的世界观念彻底转变了。我们出乎意料地发现呈现在面前的是一个友好、善意、和平的世界，与想象的敌对、阴郁的资产阶级世界并不相同。更重要的是，这还是一个富强、文明、时时处处向我们张开欢迎怀抱的世界。很快，我们就把这个世界假想为我们的未来。虽然今天看来那是一个过于简单、过于乐观的想象，然而在1980年代，这个想象却是真实有力的——有时谬误和误解比真理更能推动人类的行动，这在历史上并不鲜见。
就更深远的意义而言，当下中国就是中国与西方自改革开放后不断对话的产物。即便到了今天，如果没有西方的目光，我们还是不能确定自己在哪里，将要去何方。有时，我们把自己当作失败者；有时，我们又以为自己已实现了超越。不管怎样，我们再也离不开这个世界，这一点确定无疑。
1990年代：原子化的生活状态与经济决定论
1980年代末，官民之间出现了清晰的界限，进而挖开了一道鸿沟。渐渐地，他们仿佛成了两个世界的人，彼此既不熟悉，也不试图相互了解。
民众总是很容易从狂热的政治情绪中脱离出来，仿佛昨天的热情高涨只是一场即兴演出。伤痛并没有留下太多悲情意识，只是让他们更加冷漠、更加现实。似乎日常生活才是他们的根本，他们的最后根据地。
1990年代，“党政分开”这个曾经的重要议题几乎已无人提及。政府致力于加强理性化、制度化，并取得了明显成效，尤其在一些大城市，或经济状况较好的地区，法律的制订和颁布日渐丰富；越来越多的公共政策领域在推行新政时，会听从专家的意见，有时还会召开听证会。但是下面两个问题限制了这种改变的成效：其一，虽然制订了很多法律，但从本质上说，我们并没有越来越依靠法律，而是越来越依靠政策。因此，制度化了的政府常常不能阻止个别官员的肆意妄为。其二是经济发展的冲动。在某些地区和部门，为了快速实现经济发展，或者仅仅是为了搞到更多的钱，制度和法律常常被弃之如敝屣。
一些官员不再如同1980年代一样，区分是非对错，而是彻底忠诚于自己的上级。人们常常将此误解为科层制在中国的实现，但这其实完全是两回事——科层制是忠于法律和制度，而非上级。
知识分子对民众的精神影响结束了。这首先是因为知识分子自身的转化，他们从民众的导师、从“士”和君子转变为专业人士，不再担负启蒙民众和为民众代言的责任。虽然他们对于社会的批评常常得到民众的回应，有时也会站在民众的立场说话，但在民众看来，他们也只是一个利益群体，或者是某个利益群体的代言人。
民众专注于自己的生活，或者更准确地说，专注于自己的财富，经济决定论成为他们新的信仰。每个人都充满了创造财富的干劲，都在勤奋地工作。用不着什么特别的动员、刺激，每个人都能切实地感到背后有一根皮鞭在催促他们，使他们不敢停歇，因为他们总能看到更好的生活、更多的财富，或许还因为，每当他们回头看到庞大的、不如自己的人群时，感到深深的恐惧。在处境更为艰难的农村，可以看到经济决定论怎样改变了整个乡村社会，甚至瓦解了他们的家庭。在一些地方，老人不但不再被尊重，而且一旦丧失了劳动能力，便有被抛弃之虞；如果老人拥有财富，就成为子女争夺的目标。长者的生活经验和维系家庭的精神价值被一些人抛弃。
从总体上说，经济决定论倾向于平等，虽然出现了富人和窮人的巨大差别，富人的生活令人羡慕，但并不高人一等。一些富人曾错误地以为自己高人一等，但他们很快意识到，在权力之下，所有人都一样弱小。这使我们的民情变得温和、务实，人们不再热衷于任何哲学上的普遍主义，而是更重视自己的常识和实践经验。虽然民众对政府也有不满，但他们确信自己绝不会干得比政府好。
经济决定论也把每个人牢牢地封锁在个人事务的笼中，限制他的眼界，闭塞他的心智。当个人世界受到侵犯的时候，他们开始动用自己的网络来化解危机，而不是制度和法律。这种原子化的生活状态，在人与人之间树立了一道看不见的鸿沟。鸿沟 的另一边，别人与自己毫无关系，或者只是自己的工具——正如人们把自己当作钱的工具一样。因此，有人可以用最残忍的手段对待别人，而丝毫不觉得有道德上的愧疚感。许多人都在想方设法“搞钱”，学校、医院、研究所甚至幼儿园都不能幸免。
没有了与知识分子的结盟，1990年代的民众是孤立的，阶层之间的联系通道极不通畅。许多亚洲国家的政府常常能独享权力，却并不会把民众所有的怨恨招惹到自己头上。这是因为在那些国家和地区存在着鲜明的精英、大众界限，两个阶层的人如同生活在两个世界，精英光鲜体面，在他们的拥护下，政府廉洁高效；大众虽然生活黯淡，但他们信任、尊重甚至崇拜精英。在我们这里，精英不够高，民众也不够低。因此，当民众对社会的任何不满最终指向政府时，官民冲突开始不断发生。
21世纪：市民精神能带来新的希望吗
如今最令人担忧的事实是，这是一个理性的时代，每个人的每一寸精明都焕发出来了。人们都被自己眼前的事务纠缠，被自己的欲望牵引，在一种幸福的半陶醉状态中走向未知的未来。
民众能够感受到权力的腐败和蛮横，但他们既没有改造权力的愿望，也没有自我管理的手段。他们每天都在抱怨，也每天都在屈服。他们似乎尊重政府、信服专家，但在内心里，他们只相信自己。
值得一提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以市民道德为底色的独立的个人意识逐渐从私生活的领域向外蔓延。电影《色戒》、《集结号》即是个人对于历史的新的宣言书：伟大的目标、浪漫的理想，都有些不切实际，只有自己当下的感受、利益、情感才是真实可靠的，哪怕仅仅是肉体的感觉。无论是穿越历史三峡，还是重建改革共識，似乎都与他们无关。他们有限的公共生活带有强烈的短视、现实的色彩。他们珍视当下的生活，而不是期待遥远的未来，或者巨大的变革。当他们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和空间反抗别人的压迫时，他们也会毫不迟疑，并且会采取最为有效的办法。他们的精神扩张，是我们时代最为重大的事件。他们的扩张才刚刚开始，势力正缓缓上升，终有一天人们会惊诧于这种力量。厦门和上海的公众事件是最好的证明。我们不必指望这些市民会突然成为大公无私、充满公德意识的“革命者”。我们也不必担心他们会屈服，因为利益每天都在刺激着他们的神经。
30年来，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力量对比已悄悄发生变化。知识分子和官员都放下了身段，不再认为自己担负着民族的命运，而只是把自己当作平常人，有着私利和欲望，不再觉得自己高于其他的社会阶层——这是一个没有哪个阶层能担当领导阶层的时代。一切秩序、规则、关系必须重新设定，甚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必须重新设定。
民间的力量在增长。但它们在政治上没有代表，在法律上没有地位。现在它们需要将这种新的力量对比明确化、固定化。因此，一系列冲突不可避免，但有时冲突也是解决矛盾、形成新规则的办法。
走了一百年的中国人开始停下来了，开始过自己的生活。人们的目光由遥远的、崇高的远方回到自己身边，并且开始从这里出发重建自己的生活，也开始尝试重建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