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后来确实有一位总干事，不堪这项工作之劳累，选择了“中途退场”，辞职不干了。
半年前来北京的时候，伊琳娜·博科娃的身份还仅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普通官员，同时也是保加利亚驻法国大使。来北京，是为了参加这里举办的“保加利亚世界文化遗产图片展”，是陪同保加利亚副总理兼外长卡尔芬而来。
那是在3月份。
六个月后，2009年9月，博科娃身份已变，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唯一候选人。只待过了11月，现任总干事松浦晃一郎的任期结束，她就将名正言顺成为教科文组织历史上首位女性总干事。
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
按照教科文组织的有关规定，每四年选举一次新的总干事。从1946年开始，迄今已有八位总干事，其中由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发达国家出任的有六位，发展中国家的仅为两位，一名来自墨西哥，另一名来自塞内加尔。博科娃即将接替的，是日本的松浦晃一郎。这位出生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日本外交官在此任上，已经干了10年之久。
博科娃的当选，不仅打破了该职位“男性一统”的历史，还创下东欧国家产生首位总干事的纪录。
她的胜利，也是在击败多个好手后获得的。从一开始，在巴黎举行的下届总干事提名，人选就出现了“好女斗好男”的局面。
9月17日到23日，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召开第182届会议。会议重要的一项议程是选举产生一名总干事提名人选，以提请第35届教科文组织大会批准成为新任总干事。根据规定，执行局58名委员里，获选人必须获得30票才能通过提名。但前三轮的角逐中，无人获得法定票数，其中包括之前的热门人选，埃及前文化部长法鲁克·胡斯尼。
到了第五天，也就是21日，第四轮选举开始。这场竞争中，其他选手陆续退出，最后只剩下胡斯尼和伊琳娜·博科娃两人对决。当天的结果让人目瞪口呆，两人竟然平分秋色，各得29票，平局。
竞赛拖到了第五轮，22日开始了最后一轮投票。一旦此轮不出结果，换句话说，两人再打成平手的话，那么就由“上帝”来决定人选—— 也是最为原始的抽签决胜负。这一轮，执行局的委员们没让“天”做主，他们最终用自己的投票权选举出总干事的唯一候选人—— 保加利亚人伊琳娜·博科娃。
宣布这个结果的，是执行局主席，贝宁人亚伊，他也是贝宁驻教科文组织大使。他对大厅里等待消息的百多名记者说，执行局的所有成员全部投了票，无人弃权。
为目标坚持不懈
旋即，博科娃出现在众人面前，黑裤粉衣颇为得体时尚。发表获选感言时，博科娃平静而诚恳。她说，她从不相信“文明冲突”的存在，教科文组织的宗旨在于宽容，就任总干事后，她将致力于推动彼此理解和文化对话。 会流利使用英语、俄语、保加利亚语和法语的她，发表这番言论用了两种语言：英语和法语。
一头短发，乍一看有些像年长版本的戴安娜王妃。1952年7月12日博科娃出生于保加利亚，目前已婚，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普通的家庭身份没有掩盖其职业上的辉煌。作为职业外交官的她，科班出身，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获硕士学位。37岁时，获得福特基金奖学金，就读于美国马里兰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研究美国外交决策过程。而最近的教育履历是十年前在哈佛大学，研究方向是领导者的管理能力和经济发展。
在保加利亚，博科娃早已是知名政治家和外交官，一度出任保加利亚外交部副部长、部长等职。1996年，博科娃的政治生涯一度达到最高点，获得当年保加利亚共和国副总统候选人提名。
这是一个为目标而坚持不懈的女人。
在短短九个月时间里，她马不停蹄访问了45个国家，和各国的政府首脑、知识分子、科学家、艺术家举行了无数次的交流沟通，拜访了几十家国会和议会，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阿布贾(尼日利亚首都)、曼谷、伊斯兰堡、新德里、圣地亚哥的各个办公室等，宣传她对教科文组织今后目标的勾勒，尤其对教科文组织在教育、科学、文化和传播领域的职能和作用，作了全面的概括和理解。
比如，在她看来，科技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她甚至主张成立一个科学咨询委员会，由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奖获得者组成。
“这活儿太累”
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英国著名的动物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担任了教科文组织的首任总干事。他的回忆录提供了一些当年该组织成立之初的细节。
众所周知，从1945年成立伊始，教科文组织的总部就设在巴黎，但当时的筹备委员会却在伦敦。巴黎伦敦都想成为总部所在地。讨价还价之后，法国政府放弃提名总干事的权利，不过，作为交换条件，教科文组织的总部必须设在巴黎，而同时，两名副总干事之一由法国人担任。
赫胥黎费了较多的周折才确定了最初的人选，其中包括一名中国人，“中国教授郭博士被任命为教育处处长”。
在这个首任总干事眼里，人事问题不难，同执行局成员打交道才是最让他头疼的事情。教科文执行局由成员国的代表参加，最初的原则是他们只能代表个人的观点，但基本上在各类问题上这些代表均站到自己国家一边，全都投票支持本国政府所采取的措施。特别是在预算方面，执行局的代表更是寸利不让，都只为自己国家考虑，而同总干事磋商的制度沦为“走过场”。
最初的总干事任职期限为两年。赫胥黎说，幸亏是两年，这活儿太累，时间长点会累垮掉的。后来确实有一位总干事，不堪这项工作之劳累，选择了“中途退场”，辞职不干了。然而，在博科娃身上，目前洋溢的还是生机勃勃的雄才大志。她甚至期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能帮助解决当下全球面临的国际金融危机，让其真正大有所为。
半年前来北京的时候，伊琳娜·博科娃的身份还仅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普通官员，同时也是保加利亚驻法国大使。来北京，是为了参加这里举办的“保加利亚世界文化遗产图片展”，是陪同保加利亚副总理兼外长卡尔芬而来。
那是在3月份。
六个月后，2009年9月，博科娃身份已变，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唯一候选人。只待过了11月，现任总干事松浦晃一郎的任期结束，她就将名正言顺成为教科文组织历史上首位女性总干事。
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
按照教科文组织的有关规定，每四年选举一次新的总干事。从1946年开始，迄今已有八位总干事，其中由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发达国家出任的有六位，发展中国家的仅为两位，一名来自墨西哥，另一名来自塞内加尔。博科娃即将接替的，是日本的松浦晃一郎。这位出生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日本外交官在此任上，已经干了10年之久。
博科娃的当选，不仅打破了该职位“男性一统”的历史，还创下东欧国家产生首位总干事的纪录。
她的胜利，也是在击败多个好手后获得的。从一开始，在巴黎举行的下届总干事提名，人选就出现了“好女斗好男”的局面。
9月17日到23日，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召开第182届会议。会议重要的一项议程是选举产生一名总干事提名人选，以提请第35届教科文组织大会批准成为新任总干事。根据规定，执行局58名委员里，获选人必须获得30票才能通过提名。但前三轮的角逐中，无人获得法定票数，其中包括之前的热门人选，埃及前文化部长法鲁克·胡斯尼。
到了第五天，也就是21日，第四轮选举开始。这场竞争中，其他选手陆续退出，最后只剩下胡斯尼和伊琳娜·博科娃两人对决。当天的结果让人目瞪口呆，两人竟然平分秋色，各得29票，平局。
竞赛拖到了第五轮，22日开始了最后一轮投票。一旦此轮不出结果，换句话说，两人再打成平手的话，那么就由“上帝”来决定人选—— 也是最为原始的抽签决胜负。这一轮，执行局的委员们没让“天”做主，他们最终用自己的投票权选举出总干事的唯一候选人—— 保加利亚人伊琳娜·博科娃。
宣布这个结果的，是执行局主席，贝宁人亚伊，他也是贝宁驻教科文组织大使。他对大厅里等待消息的百多名记者说，执行局的所有成员全部投了票，无人弃权。
为目标坚持不懈
旋即，博科娃出现在众人面前，黑裤粉衣颇为得体时尚。发表获选感言时，博科娃平静而诚恳。她说，她从不相信“文明冲突”的存在，教科文组织的宗旨在于宽容，就任总干事后，她将致力于推动彼此理解和文化对话。 会流利使用英语、俄语、保加利亚语和法语的她，发表这番言论用了两种语言：英语和法语。
一头短发，乍一看有些像年长版本的戴安娜王妃。1952年7月12日博科娃出生于保加利亚，目前已婚，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普通的家庭身份没有掩盖其职业上的辉煌。作为职业外交官的她，科班出身，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获硕士学位。37岁时，获得福特基金奖学金，就读于美国马里兰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研究美国外交决策过程。而最近的教育履历是十年前在哈佛大学，研究方向是领导者的管理能力和经济发展。
在保加利亚，博科娃早已是知名政治家和外交官，一度出任保加利亚外交部副部长、部长等职。1996年，博科娃的政治生涯一度达到最高点，获得当年保加利亚共和国副总统候选人提名。
这是一个为目标而坚持不懈的女人。
在短短九个月时间里，她马不停蹄访问了45个国家，和各国的政府首脑、知识分子、科学家、艺术家举行了无数次的交流沟通，拜访了几十家国会和议会，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阿布贾(尼日利亚首都)、曼谷、伊斯兰堡、新德里、圣地亚哥的各个办公室等，宣传她对教科文组织今后目标的勾勒，尤其对教科文组织在教育、科学、文化和传播领域的职能和作用，作了全面的概括和理解。
比如，在她看来，科技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她甚至主张成立一个科学咨询委员会，由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奖获得者组成。
“这活儿太累”
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英国著名的动物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担任了教科文组织的首任总干事。他的回忆录提供了一些当年该组织成立之初的细节。
众所周知，从1945年成立伊始，教科文组织的总部就设在巴黎，但当时的筹备委员会却在伦敦。巴黎伦敦都想成为总部所在地。讨价还价之后，法国政府放弃提名总干事的权利，不过，作为交换条件，教科文组织的总部必须设在巴黎，而同时，两名副总干事之一由法国人担任。
赫胥黎费了较多的周折才确定了最初的人选，其中包括一名中国人，“中国教授郭博士被任命为教育处处长”。
在这个首任总干事眼里，人事问题不难，同执行局成员打交道才是最让他头疼的事情。教科文执行局由成员国的代表参加，最初的原则是他们只能代表个人的观点，但基本上在各类问题上这些代表均站到自己国家一边，全都投票支持本国政府所采取的措施。特别是在预算方面，执行局的代表更是寸利不让，都只为自己国家考虑，而同总干事磋商的制度沦为“走过场”。
最初的总干事任职期限为两年。赫胥黎说，幸亏是两年，这活儿太累，时间长点会累垮掉的。后来确实有一位总干事，不堪这项工作之劳累，选择了“中途退场”，辞职不干了。然而，在博科娃身上，目前洋溢的还是生机勃勃的雄才大志。她甚至期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能帮助解决当下全球面临的国际金融危机，让其真正大有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