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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不同国家民族的自我想象与自我认同，总是在与特定他者形成的镜像关系中完成的。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一次深刻的、颠覆性的自我认同危机，从天朝上国沦落到濒临亡国亡教亡种的“野蛮国度”。中国曾不再能够从想象中低劣的“四夷”中认同自我，反而不断要从强势的“西方”那里获得现代自我的身份认同。
在现代西方面前，我们或发现自身的落后、专制、愚昧、野蛮，或者完全相反，发现自身的进步、革命、自由、浪漫。不管怎样，人们似乎总是在对“西方’的想象中寻找认同，才能找到现代中国的自我。
现代中国的构建过程是在特定的中西之间的想象域完成的。西方既表现为一种强大的现实压力与欲望，又表现为一种超现实的幻象。
所以，我们讨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经常不自觉地意指“中国与西方”，西方的文化霸权不仅意味着外在的西方的压制性力量，更值得警惕的是它已经成为“非西方’的某种文化无意识。
然而，现代世界却不仅有西方文化，还有伊斯兰文化圈、东亚儒家文化圈以及南亚、东南亚、非洲与拉美等不同地区文化圈。其实，不论就历史、未来还是现实而育，了解俄罗斯、印度、日本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都是必要的。中国与这三个国家的关系，多少决定未来半个世纪中国发展的命运。
如果说西方的中国形象是一面镜子，世界不同地区国家文化圈的中国、中国人形象则是个多棱镜。
有界限的日本
首先看看我们的近邻日本。现在，西方已经不是个地域概念，而是一个文明概念。日本人认为，自己也属于西方。 从日本古代到16世纪之前，日本始终是一元性的积极移植中国文化，模仿中国的文明模式。近代，尤其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面临西方技术文明的巨大冲击，开始尝试进行多元化文化输入。 要注意到的是，日本进入现代化以后，一直在“脱亚入欧”、“去中国化”。他们非常敏感地要跟中国划清界线，要证明日本跟东方无关、跟中国无关。所以在20世纪的上半叶，日本对中国的态度是唯恐厌恶之不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蔑视中国的情绪一度减轻，但是日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中，逐渐恢复了自信。它对于社会主义体制中国的反共意识和经济上的优越感，再一次和战前蔑视中国的情绪结合在一起。 后来随着中日建交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日本人开始不断感受到一个正在变化之中的、崛起中的中国。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人的中国观逐步发生了变化，现代中国的形象——“世界工厂”、“共产主义政权”、“最大的消费国家”、“缺乏公共道德意识”等一系列话语成为了日本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 不过1990年后，延续冷战时期的思维模式，“中国威胁论”开始盛行。之所以出现这种论调，首先是日本为加快发展军事力量，摆脱战后制定的“非战”原则寻找借口，其次是制造舆论，将亚洲所谓的不稳定因素的矛头指向中国，阻滞中国的发展与强大，同时也是为了摆脱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下国内舆论的压力。
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可以说交织了憧憬和蔑视、友好和对抗、信赖和狡猾、协同与恐际这些矛盾情绪。
一方面，日本人接触到中国的自然风景和传统文化，重新体验到了“人文中国”的魅力，另—-方面，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也让日本人留下了“这不是中国”的莫名惊诧。但不可否认的是，传统中国认识——“儒教国家”、“礼仪之邦”形象正在弱化，一个新的中国——“世界中的中国”形象在日本国民心中树立了起来。
矛盾的俄罗斯
再说俄罗斯。从西方看俄罗斯，俄罗斯是东方；从东方看俄罗斯，俄罗斯又是西方。
俄罗斯对中国形象的构建过程相当复杂：第一阶段大致在18世纪后半叶：哲人之邦。第二个阶段是19世纪到20世纪中：腐朽之邦。第三个阶段是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兄弟之邦。
在从十月革命到中苏交恶的近半个世纪里，中俄之间的政治友谊代替了文化冲突，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一度成为“兄弟之邦”。但在这种不能轻易否定其真诚的“兄弟”想象中，我们明显可以感到‘‘我是兄，你是弟”。
实际上，俄罗斯的媒体对中国的态度跟日本有相像之处。这两个国家在处理跟中国的关系时，经常是“三角”的：中国、自己和西方，要亲西方就要疏远中国。而俄罗斯本来就不是纯粹的西方国家，属于西方中的东方、东方中的西方。
在苏联解体以后，他们更是觉得要清理身份，如果继续跟中国“纠缠不清”，恐怕它自己身份也“可疑”。所以，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俄罗斯的反华论调一直很激烈。
俄罗斯的中国形象有自身的历史与问题。首先，俄罗斯思想是在面对强大的西方进行自我确证时想象并引述中国形象的，于是，中国形象出现在俄罗斯思想中，任何时候都是与俄罗斯的西方形象相对立，没有独立的意义。
一个例子是，俄罗斯总是在与西方形象对比时讨论中国形象，在俄罗斯思想家的言论中，中国形象不断出现在“俄罗斯与欧洲”的论题下。中国形象的表现并不取决于俄罗斯对中国的态度，而取决于俄罗斯对西方的态度。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文本现象是俄罗斯思想总在复述西方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反而忽略俄罗斯本土的中国信息。
日本、俄罗斯眼中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体现了这样一个原则：西方的中国形象具有某种“凌驾”意义，它不仅塑造现代中国的自我意识，也多少影响着世界其他地区国家的中国形象。
世界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最明显地表现在现代西方世界在中国形象的全球话语权上。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所有非西方国家在确认自我想象他者的时候，都不自觉并又似乎自愿地将自身置于现代西方的他者地位上，接受着西方现代的世界观念秩序。
被影响的看法
而在拥有众多国家的东南亚，进入现代以后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形象才具体明晰起来。现代东南亚的中国形象首先出现在20世纪前叶的民族主义思潮中，中国是亚洲觉醒、民族革命、国家解放的象征。东南亚国家一度在民族主义想象的“亚洲共同性”中认同中国、美化中国，印尼独立后曾经将中国当作国家建设的典范，苏加诺1956年完成中国之行后说，在中国发现了“一个真正公正、繁荣的新世界”。
这种形象的塑造最初得力于当地华人，他们对现代化、民族解放和泛亚细亚主义的介绍，影响了东南亚的民族主义事业。最典型的是印尼，苏加诺曾经坦言印尼民族主义运动的灵感来自亚洲其他国家，主要是中国，“自1918年，通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已深入我心。”
在苏加诺看来，中国与印尼是分享着“亚洲共同性”的“东方兄弟”。他在1928年《印度尼西亚青年之声》中表述说：“人们开始意识到印中两国人民都是东亚 人，都是受苦受难的人，都是为自由生活斗争、挣扎的人……因此，我们应一起建立一个亚洲社会，抵抗外国帝国主义壁垒。”
现代东南亚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在上世纪50年代曾发生了一次转变，曾经作为亚洲民族主义革命兄弟的中国成为冷战中“共产主义威胁’的代表。民族主义想象的“亚洲共同性”被冷战意识形态拆解。不过，比如在马来西亚，那时选择与中国敌对是自身的政治需要。
东南亚的中国形象是个复杂的问题。中国可能既是—个遥远的国家，又是身边华人的故乡。如何才能将中国与当地华人区分开来，这是个微妙而危险的话题。
对东南亚国家而言，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直接关系到其国族认同与建国理想，其中国想象一直处在某种紧张与焦虑状态。
但真正的问题还不在中国与东南亚，而在中国与美国，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有可能挑战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权威，目前东南亚出现的隐约的“中国威胁论”，真正的源头是来自美国的警惕或忧虑。
这里还要提及印度。它与中国领土相邻，文明相关，历史上已有2000多年的商贸与文化往来，但直到现代之前，印度—直没有清晰的中国形象。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度现代民族意识觉醒，中国同样成为与印度分享所谓“亚洲共同性”、“东方精神”的“东方兄弟”，印度眼中美好的中国形象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然后开始接受和复制西方冷战思维：中国是一个“邪恶的、好战的、暴政的国家”，是世界和平与印度安全的最大的敌人。
这种充满敌意的中国形象当然显得轻率武断，但社会影响也微弱。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仅流行于政治领域中，对整个印度社会的影响既不广泛也不深入，印度社会或一般民众的中国形象仍是模糊而冷漠的。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与中国有2000多年交往的历史，丝绸西去，佛陀东来，但印度的中国形象，除了一些虚无缥缈的传说之外，基本上是个空白。印度对它这个庞大的邻国的冷漠是令人吃惊的。印度的中国形象没有充分理性化的认知基础，没有是非坚定的意识形态立场，也没有独特有效的话语体系。改善自我
一些人老是觉得西方人理性、正义、自由，其实这并不是西方文明的特点。其实，他们也有很多固陋，从小受到西方教育的影响，对中国有一些很奇怪的观点和想法，不光是关于政治的，甚至在知识系统方面，都是负面的。
这导致了一个对中国存在恶意、并可能增长的世界。每一个中国人都代表整个中国，人类有一个习惯：可能会把个人身上的毛病放大化、类型化，成为这个国家或人群的整体形象。19世纪，整个西方对中国人的印象就是脏、懒、不诚实、不守时、情感麻木。这个潜意识的背景到今天一直在左右西方人的看法。
中国人自己的表现有时加强了这种看法。我们觉得很自然的事情，西方人看来就觉得不可理解。一旦有了误解，误解就会滋生误解。反之，如果初始是善意的，许多细节都会被理解。
我们经常想拿中国的思维教化外国人，这是不太可能的。比如巴黎的孔子学院，有一年开新年晚会，请了很多法国人，结果只有很少法国人来参加了。我们的老师就去询问原因，法国人说：你们晚会的主题成了“我爱中国”，这不是带有强制色彩的么?
一些人其实是把国内的做事方法带到国外去，结果效果相反。总之，要让西方看到中国民间文明发展的动力，这样会有很好的宣传效果。
费孝通曾这样说，在自己的国家，你是一个公民；在国外，你是一个国家的代表。他认为，这是一种文明使命，‘—个异文化的环境中，你不是—个个体，而是一种文化的代表，要为自己的文化负责。”他提出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在现代西方面前，我们或发现自身的落后、专制、愚昧、野蛮，或者完全相反，发现自身的进步、革命、自由、浪漫。不管怎样，人们似乎总是在对“西方’的想象中寻找认同，才能找到现代中国的自我。
现代中国的构建过程是在特定的中西之间的想象域完成的。西方既表现为一种强大的现实压力与欲望，又表现为一种超现实的幻象。
所以，我们讨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经常不自觉地意指“中国与西方”，西方的文化霸权不仅意味着外在的西方的压制性力量，更值得警惕的是它已经成为“非西方’的某种文化无意识。
然而，现代世界却不仅有西方文化，还有伊斯兰文化圈、东亚儒家文化圈以及南亚、东南亚、非洲与拉美等不同地区文化圈。其实，不论就历史、未来还是现实而育，了解俄罗斯、印度、日本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都是必要的。中国与这三个国家的关系，多少决定未来半个世纪中国发展的命运。
如果说西方的中国形象是一面镜子，世界不同地区国家文化圈的中国、中国人形象则是个多棱镜。
有界限的日本
首先看看我们的近邻日本。现在，西方已经不是个地域概念，而是一个文明概念。日本人认为，自己也属于西方。 从日本古代到16世纪之前，日本始终是一元性的积极移植中国文化，模仿中国的文明模式。近代，尤其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面临西方技术文明的巨大冲击，开始尝试进行多元化文化输入。 要注意到的是，日本进入现代化以后，一直在“脱亚入欧”、“去中国化”。他们非常敏感地要跟中国划清界线，要证明日本跟东方无关、跟中国无关。所以在20世纪的上半叶，日本对中国的态度是唯恐厌恶之不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蔑视中国的情绪一度减轻，但是日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中，逐渐恢复了自信。它对于社会主义体制中国的反共意识和经济上的优越感，再一次和战前蔑视中国的情绪结合在一起。 后来随着中日建交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日本人开始不断感受到一个正在变化之中的、崛起中的中国。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人的中国观逐步发生了变化，现代中国的形象——“世界工厂”、“共产主义政权”、“最大的消费国家”、“缺乏公共道德意识”等一系列话语成为了日本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 不过1990年后，延续冷战时期的思维模式，“中国威胁论”开始盛行。之所以出现这种论调，首先是日本为加快发展军事力量，摆脱战后制定的“非战”原则寻找借口，其次是制造舆论，将亚洲所谓的不稳定因素的矛头指向中国，阻滞中国的发展与强大，同时也是为了摆脱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下国内舆论的压力。
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可以说交织了憧憬和蔑视、友好和对抗、信赖和狡猾、协同与恐际这些矛盾情绪。
一方面，日本人接触到中国的自然风景和传统文化，重新体验到了“人文中国”的魅力，另—-方面，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也让日本人留下了“这不是中国”的莫名惊诧。但不可否认的是，传统中国认识——“儒教国家”、“礼仪之邦”形象正在弱化，一个新的中国——“世界中的中国”形象在日本国民心中树立了起来。
矛盾的俄罗斯
再说俄罗斯。从西方看俄罗斯，俄罗斯是东方；从东方看俄罗斯，俄罗斯又是西方。
俄罗斯对中国形象的构建过程相当复杂：第一阶段大致在18世纪后半叶：哲人之邦。第二个阶段是19世纪到20世纪中：腐朽之邦。第三个阶段是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兄弟之邦。
在从十月革命到中苏交恶的近半个世纪里，中俄之间的政治友谊代替了文化冲突，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一度成为“兄弟之邦”。但在这种不能轻易否定其真诚的“兄弟”想象中，我们明显可以感到‘‘我是兄，你是弟”。
实际上，俄罗斯的媒体对中国的态度跟日本有相像之处。这两个国家在处理跟中国的关系时，经常是“三角”的：中国、自己和西方，要亲西方就要疏远中国。而俄罗斯本来就不是纯粹的西方国家，属于西方中的东方、东方中的西方。
在苏联解体以后，他们更是觉得要清理身份，如果继续跟中国“纠缠不清”，恐怕它自己身份也“可疑”。所以，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俄罗斯的反华论调一直很激烈。
俄罗斯的中国形象有自身的历史与问题。首先，俄罗斯思想是在面对强大的西方进行自我确证时想象并引述中国形象的，于是，中国形象出现在俄罗斯思想中，任何时候都是与俄罗斯的西方形象相对立，没有独立的意义。
一个例子是，俄罗斯总是在与西方形象对比时讨论中国形象，在俄罗斯思想家的言论中，中国形象不断出现在“俄罗斯与欧洲”的论题下。中国形象的表现并不取决于俄罗斯对中国的态度，而取决于俄罗斯对西方的态度。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文本现象是俄罗斯思想总在复述西方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反而忽略俄罗斯本土的中国信息。
日本、俄罗斯眼中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体现了这样一个原则：西方的中国形象具有某种“凌驾”意义，它不仅塑造现代中国的自我意识，也多少影响着世界其他地区国家的中国形象。
世界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最明显地表现在现代西方世界在中国形象的全球话语权上。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所有非西方国家在确认自我想象他者的时候，都不自觉并又似乎自愿地将自身置于现代西方的他者地位上，接受着西方现代的世界观念秩序。
被影响的看法
而在拥有众多国家的东南亚，进入现代以后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形象才具体明晰起来。现代东南亚的中国形象首先出现在20世纪前叶的民族主义思潮中，中国是亚洲觉醒、民族革命、国家解放的象征。东南亚国家一度在民族主义想象的“亚洲共同性”中认同中国、美化中国，印尼独立后曾经将中国当作国家建设的典范，苏加诺1956年完成中国之行后说，在中国发现了“一个真正公正、繁荣的新世界”。
这种形象的塑造最初得力于当地华人，他们对现代化、民族解放和泛亚细亚主义的介绍，影响了东南亚的民族主义事业。最典型的是印尼，苏加诺曾经坦言印尼民族主义运动的灵感来自亚洲其他国家，主要是中国，“自1918年，通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已深入我心。”
在苏加诺看来，中国与印尼是分享着“亚洲共同性”的“东方兄弟”。他在1928年《印度尼西亚青年之声》中表述说：“人们开始意识到印中两国人民都是东亚 人，都是受苦受难的人，都是为自由生活斗争、挣扎的人……因此，我们应一起建立一个亚洲社会，抵抗外国帝国主义壁垒。”
现代东南亚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在上世纪50年代曾发生了一次转变，曾经作为亚洲民族主义革命兄弟的中国成为冷战中“共产主义威胁’的代表。民族主义想象的“亚洲共同性”被冷战意识形态拆解。不过，比如在马来西亚，那时选择与中国敌对是自身的政治需要。
东南亚的中国形象是个复杂的问题。中国可能既是—个遥远的国家，又是身边华人的故乡。如何才能将中国与当地华人区分开来，这是个微妙而危险的话题。
对东南亚国家而言，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直接关系到其国族认同与建国理想，其中国想象一直处在某种紧张与焦虑状态。
但真正的问题还不在中国与东南亚，而在中国与美国，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有可能挑战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权威，目前东南亚出现的隐约的“中国威胁论”，真正的源头是来自美国的警惕或忧虑。
这里还要提及印度。它与中国领土相邻，文明相关，历史上已有2000多年的商贸与文化往来，但直到现代之前，印度—直没有清晰的中国形象。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度现代民族意识觉醒，中国同样成为与印度分享所谓“亚洲共同性”、“东方精神”的“东方兄弟”，印度眼中美好的中国形象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然后开始接受和复制西方冷战思维：中国是一个“邪恶的、好战的、暴政的国家”，是世界和平与印度安全的最大的敌人。
这种充满敌意的中国形象当然显得轻率武断，但社会影响也微弱。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仅流行于政治领域中，对整个印度社会的影响既不广泛也不深入，印度社会或一般民众的中国形象仍是模糊而冷漠的。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与中国有2000多年交往的历史，丝绸西去，佛陀东来，但印度的中国形象，除了一些虚无缥缈的传说之外，基本上是个空白。印度对它这个庞大的邻国的冷漠是令人吃惊的。印度的中国形象没有充分理性化的认知基础，没有是非坚定的意识形态立场，也没有独特有效的话语体系。改善自我
一些人老是觉得西方人理性、正义、自由，其实这并不是西方文明的特点。其实，他们也有很多固陋，从小受到西方教育的影响，对中国有一些很奇怪的观点和想法，不光是关于政治的，甚至在知识系统方面，都是负面的。
这导致了一个对中国存在恶意、并可能增长的世界。每一个中国人都代表整个中国，人类有一个习惯：可能会把个人身上的毛病放大化、类型化，成为这个国家或人群的整体形象。19世纪，整个西方对中国人的印象就是脏、懒、不诚实、不守时、情感麻木。这个潜意识的背景到今天一直在左右西方人的看法。
中国人自己的表现有时加强了这种看法。我们觉得很自然的事情，西方人看来就觉得不可理解。一旦有了误解，误解就会滋生误解。反之，如果初始是善意的，许多细节都会被理解。
我们经常想拿中国的思维教化外国人，这是不太可能的。比如巴黎的孔子学院，有一年开新年晚会，请了很多法国人，结果只有很少法国人来参加了。我们的老师就去询问原因，法国人说：你们晚会的主题成了“我爱中国”，这不是带有强制色彩的么?
一些人其实是把国内的做事方法带到国外去，结果效果相反。总之，要让西方看到中国民间文明发展的动力，这样会有很好的宣传效果。
费孝通曾这样说，在自己的国家，你是一个公民；在国外，你是一个国家的代表。他认为，这是一种文明使命，‘—个异文化的环境中，你不是—个个体，而是一种文化的代表，要为自己的文化负责。”他提出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