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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世界语言生活的五大主题
赵蓉晖（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 随着国际化进程持续发展，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也伴随着国际责任和风险的同步增加而不断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这对我们认识世界、把握世界大势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为了了解世界语言生活及相关研究情况，中国学者做出了很多努力。2006年推出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一直设有“参考篇”，反映国外语言生活的动态。后来国家语委又组编了“语言生活黄皮书”《世界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每年出版。综合近年来的观察，可以发现当代世界语言生活的五大主题。
第一，语言保护。以语言保护促进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是近年来获得普遍认可的理念。然而，大到举世公认的强势语言（如法语、俄语、德语、阿语等），小到濒临灭绝的少数族群语言（如埃及的努比亚语），都在寻求语言保护，但其背景和诉求差异巨大。对国际语言而言，抵抗其他语言（主要是英语）的“冲击”、维护与提升国内外影响力是其核心目标;一些已经获得某国主体地位的语言（如乌克兰语、乌尔都语、捷克语、瓜尼拉语、毛利语等），争取获得法律和现实合一的语言地位是主要目标;数量众多的“弱势”语言，以维护地方传统和语言多样性的名义进行的“抗争”，则是近年来广为人知的现象。因此，在语言保护的旗帜下汇聚了不同的力量和诉求。
第二，语言教育。语言教育是贯彻语言政策的主要社会领域和手段，其承载的社会功能主要包括：推行国家主体语言及其语言标准，贯彻相关法律（如宪法、语言法、教育法、移民法等），领域涉及校园内外，对象涉及本国人和外国人（如德国、日本、俄罗斯、韩国的移民语言教育），这是语言教育最重要的功能;尊重多语多民族的现实，保持非主体语言的传承（如墨西哥、南非等）;提高国民的现代素质和对世界的认知能力，开展多语（主要是外语）教育，这已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共同行动。
第三，语言服务。传统意义上的语言服务指语言翻译（包括口译和笔译），这个概念的内涵近年来得到极大拓展，应包括“（当面或在线的）口笔译、语言能力测试、语言培训、语言本地化、为有听觉障碍的人群提供手语翻译、跨文化沟通指导等”，还可能包括语言工程支持、语音转写、语言的媒体应用等。这是一个直接面向社会现实应用的领域，不仅内涵丰富，而且有着极高的经济和社会价值。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庞大的语言产业，正在成为重要的经济领域和人文关怀领域。
第四，语言传播。通过传播本国语言和文化扩大国家影响力、提升软实力，已是很多国家的共同认识，基于此理念而建立的（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韩国）世宗学堂、俄罗斯世界基金会、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法国）法语联盟、（德国）歌德学院、（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葡萄牙）卡蒙斯学院都是此类专业机构，承担着重要的公共外交使命。目前，语言传播的对象已从早期的国家主体语言拓展至近几年的非主体语言（如柏柏尔语、巴斯克语、库尔德语等）。
第五，语言社会心理。基于语言反映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的作用，很多国家都有以年度词语评选来总结历史、反映社会心态的做法。日本、俄罗斯、德国、西班牙、韩国等都已形成自己的年度词语评选传统。位于美国的全球语言监测所发布的年度英语词语榜、年度短语榜、年度人名及机构榜，能够反映英语世界的关注热点。这些评选活动的标准和结果，生动反映了不同语言使用群体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心理，成为透过语言观察世界的窗口。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世界语言政策综合资源库建设及比较研究”（15JZD047）和国家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建设的阶段性成果）
非洲语言多樣性给新冠疫情防控带来挑战
王 辉（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 非洲大陆的语言多样性非常显著。非洲的语言大约有2000种，占世界语言总数的三分之一。世界上语言多样性指数最高的前20个国家和地区中有15个在非洲。事实上，非洲绝大多数国家都具有语言多样性特征。
非洲历史悠久，种族、部族繁多，加之曾经受殖民统治，使得语言使用状况极其复杂。非洲虽然本土语言众多，但真正成为官方语言的很少。阿拉伯语、法语、英语、葡萄牙语是使用最为广泛的官方语言。在全球化背景下，非洲国家面临着语言选择和使用上的矛盾：一方面，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发展需要提升民族语言的地位;另一方面，国家的现代化和国际交流又需要英语、法语等国际语言发挥作用。非洲的语言多样性和使用的复杂性构成了非洲独特的语言生活。
非洲的语言多样性给新冠疫情的防控带来很大挑战。非洲对新冠疫情防控的宣传使用最多的语言为英语、法语和葡萄牙语等大语种。将科学防控新冠的信息翻译成不同的本土语言，传递给生活在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原住民是非常不易的。南非政府在社交媒体上就受到批评，因为它发布的简报大多使用英语，而很少使用其他10种官方语言（南非总共有11种官方语言），特别是恩古尼语和索托语这两种语言。实际上南非也通过开通WhatsApp帮助热线用5种官方语言——英语、索托语、祖鲁语、科萨语和南非荷兰语提供服务。虽然帮助热线最初只接受英语问题，但卫生部为满足更多南非人的语言需求，又增加了4种本土语言。
面向少数族群提供的语言和方言服务也在开展。例如，联合国在尼日利亚建立了一个新冠病毒错误信息门户网站，用约鲁巴语、豪萨语和伊博语回答常见问题。在摩洛哥，媒体人员制作了一个防控新冠的宣传视频，用摩洛哥的阿马其格语（Tamazight）的两种方言——塔塞尔希特语（Tachelhit）和塔希利特语（Tarifit）打上字幕。他们将自己的视频发布在社交媒体上，以便向该国的柏柏尔少数民族宣传。此外，一些语言服务机构针对听障人士提供疫情手语翻译服务、阻断虚假信息的传播、提供在线会议翻译等。例如，紫色标志（Purple Signs）是一个提供手语服务的平台，可以用非洲民族手语交流处方、诊断、药物和健康信息，并允许医疗专业人员通过手语翻译手机应用程序，使用多种非洲民族手语与聋人患者交流。目前，紫色标志已经实现津巴布韦地区从文本到手语的实时翻译，帮助聋哑人在疫情期间获取必要的帮助信息。 疫情的出现也对非洲一些本土语言的生存产生了影响。非洲原住民的生活和卫生条件相对落后，医疗保健系统脆弱，感染新冠的可能性较大，特别是老年人。一些年长者离开人世，或许将致使他们的语言面临濒危的风险。关注和服务原住民的应急语言需求，保护稀有语言使用者的健康，避免新冠成为本土语言的“杀手”，正在成为疫情下非洲的本土语言生活的新现象。
（本文为国家语委“十三五”科研规划2020年度重点项目（WT135-80）研究成果）
新冠疫情影响改变了法国语言生活方式
王宇波（武汉大学） 根据法国卫生局数据，截至2021年4月9日，法国累计感染新冠肺炎者近500万例，日增4万余例，死亡人数达98 395例。目前，法国已进入第三次全国封城，多地“禁足”，中小学也处于关闭状态，开展线上教学。疫情不仅给法国的社会各方面带来了严重影响，也改变了人们的语言生活方式。
巴黎中国文化中心等机构通过多种途径开展了线上文化交流活动。2020年3月以来，面对疫情，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等充分利用互联网和融媒体等多种途径，通过“云端”架起中法文化交流的新桥梁，陆续开展了一系列线上文化活动，受到法国民众的关注和喜爱。
卢浮宫网站提供了多种语言服务。受疫情影响，卢浮宫自2020年3月以来多次闭馆，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2021年3月26日，卢浮宫宣布将馆藏所有的近50万件藏品放到线上，供公众免费浏览。其线上展馆首次将所有馆藏文物汇集在一起，包含48万条记录，涵盖了展厅文物、出借文物以及库房保存文物。网站提供了法文、英文、西班牙文以及中文4种语言服务。
法国人的阅读量明显下降。法国人非常热爱阅读，在纸质阅读式微、电子产品兴起、娱乐休闲方式更加多元化的今天，依然保持着良好的纸质书阅读习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和公园等场所，经常会看到读书人的身影。不过，2021年3月30日法国国家图书中心CNL联合民调机构与益普索集团（Ipsos）合作发布的一份2020年“法国人和阅读”调研报告显示，2020年，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法国人的阅读数量出现明显下降。
法式贴面礼消失。法式贴面礼堪称法国文化中的一个标志性“符号”，不仅历史久远，且极具地域特色。2020年3月，法国第一波疫情暴发之初，法国卫生部长奥利维尔·维兰建议减少肢体接触，例如贴面礼。政府明确将避免握手列为预防新冠病毒的措施之一，部分地区也对贴面礼提出警告。但法国公共舆论研究2020年3月9日公布的调查显示，大部分法国民众并未做出实际改变，仍有75%的法国人和陌生人通过握手打招呼，和熟人握手的则有85%，91%的受访者则继续用贴面礼和关系亲密的人打招呼。但是随着疫情逐渐严重，人们戴上了口罩，见面时的贴面礼消失了，只说“bonjour”或“salut”（你好）。疫情改变了传承已久的習俗。
派对受限，政府发布疫情“禁词令”。在法国，派对代表着一种文化、传统，是一种语言生活方式。节假日或周末举行派对是一种常规活动，人们通过这种交际方式交流信息、沟通情感、放松身心。疫情期间，因派对容易演变成“超级感染事件”，且与保持社交距离等基本防疫规定明显抵触，大型派对受到限制。虽然政府三令五申，禁止大型聚会或要求缩小规模，但大型的狂欢派对仍然屡禁不止。2021年元旦前夕，法国政府已经出台严格规定，部署超过10万名警察严查非法派对和监督宵禁政策，但巴黎、马赛、波尔多、加来等多地仍有规模不等的违规聚会庆祝活动出现。防疫的各种限制和要求使得许多法国年轻人渴望派对，对聚会的热衷更加凸显，也给他们心理健康带来了影响。法国公共卫生部门就曾多次提醒民众警惕疫情带来的心理抑郁现象的出现。法国卫生总局2020年9月底的抽样调查显示，10%被调查者受抑郁困扰，到了11月初翻倍到21%。超过一半的受访年轻人认为因“无法聚会”“不能和朋友见面”产生的孤独感是心理状况恶化的主要原因。为了尽量不让封锁状态下的法国民众感到焦虑，政府发布了疫情“禁词令”，禁止某些词汇和措辞的使用。据法国《巴黎人报》2021年3月23日报道，马克龙下达正式命令，禁止部长使用“再次封城”“非必需品商店”等类似词语。但从目前看来，“禁词令”也并未改善法国人的心情。
澳大利亚多语环境下的危机沟通面临挑战
英格丽德·皮勒（Ingrid Piller）（麦考瑞大学），魏雨萌译（上海外国语大学），王依宁校（麦考瑞大学） 新冠疫情作为澳大利亚百年来最大的健康危机，给政府、企业和社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最严峻的之一是如何将生命攸关的重要信息传达给广大社区，而每个社区都有其各自的语言需求和难题。新冠疫情暴发以来，“COVID-19”这一名词以最快的速度被人熟知。为了避免感染，所有人都必须学习“社交距离”“飞沫传播”等公共卫生概念，了解佩戴口罩、隔离封锁和追踪密切接触者等具体防疫政策。除了需要密切关注新冠症状外，人们还需要知道检测点地址、高风险地区、本地区新增病例情况、家庭访客人数限制、防控政策变动等。但并非人人都能及时获得资讯。澳大利亚是典型的多元文化国家，2016年的人口普查显示，超过600万澳大利亚人出生在海外，其中有近五分之一（18%）是2012年后来澳定居的。据统计，澳大利亚超过五分之一的家庭不讲英语，有80万～100万人无法用英语进行有效沟通，甚至不会说英语。在这一现状下，澳大利亚的移民、难民、老年人及识字水平低的人群在处理有关疫情的公共卫生信息时往往力不从心。如果在传播紧急重要的信息时忽略澳洲的语言多样性特点，必然会引发很多问题。多语种危机沟通已成为澳洲甚至全球的挑战。
在这场疫情当中，该如何提高语言少数群体的应对能力？我们认为需要注意如下4个方面。
一是要建立信任关系。政府有责任向广大民众提供防疫信息。但在这场危机中，澳大利亚多语言信息的发布显然不够及时充分。移民能获取的信息量取决于他们所属的语言社区。汉语、阿拉伯语、越南语或希腊语等语言在各行业从业人员众多，因此这些语言的使用者可以通过社区出版物、报纸、广播电台、社交媒体，以及教堂、清真寺、国家机构和俱乐部等渠道获取信息。大语种少数族裔可以依赖其国内外的语言社区，比如社区电视媒体发达的美国，获取信息。小语种的少数族裔可能没有这个资源优势，因此他们在国内和国际上可获取的信息都非常匮乏。信任是有效传播新冠疫情信息和战胜泛滥的假新闻的关键。但是，语言少数群体对信息的信任程度可能受到这一社区的母国和澳大利亚媒体态度的影响。有些群体比其他群体遭受了更多的种族歧视，他们对权威的信任程度便可能因此下降。 二是要有本地沟通策略。疫情期间的隔离和封锁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结构。老一代的移民英语较弱，往往依靠家人和朋友充当语言助手或翻译，以获取日常信息，接受公共服务或预约就医。认知疾病或退化性疾病会进一步影响语言使用;对于双语人群而言，这往往会对其处于弱势的语言产生更大的影响。对于被隔离在养老院的人群，由于身边没有访客、家人或者讲同一语言的看护人，其孤立状态显得尤为严重。亚历山德拉·格雷博士（Dr. Alexandra Grey）研究了悉尼郊区斯特拉斯菲尔德（Strathfield）和伯伍德（Burwood）的宣传海报，发现海报所使用的语言与这些社区的语言特征并不匹配。发布新冠疫情信息的语言与目标人群的语言技能不匹配，这加剧了疫情等灾难对语言少数群体的影响。危机沟通战略应是公共卫生战略的一部分。对疫情控制而言，在当地采取病例检测和接触者追踪等方面的措施十分重要。政府需要了解处在人流密集区域的人群对信息的需求，并明确每个郊区所属的言语社区。不同的社区需求不同，因此需要采取本地化的沟通政策。
三是要有应急准备与危机规划。如果无法获得及时、高质量、可信赖的信息，人们会更易陷于危机风险之中。危机之中，如果民众不能通过自己能够理解的语言或正规渠道获取信息，他们最终只能到社交媒体上去获取消息。尽管这不一定是坏事，但世卫组织警告称，过量的疫情信息可能会有误导性，甚至有害。伴随疾病大流行而来的“信息大流行”与病毒本身一样危险。摩洛哥临床神经心理学家穆罕默德·泰宾（Mohamed Taibine）认为错误的信息就像致癌细胞，它复制不合理、不可信的资讯，然后通过社交媒体源源不断地将其转化为一种看似可信和经过验证的信息。因此，我们要有多元化、精细化的沟通战略规划。作为大多数人获取信息的平台，社交媒体当然也应被包括在内。
四是要建立语言沟通志愿者制度。在面对森林火灾和飓风等自然灾害时，澳大利亚的志愿者群体都发挥着极大作用。比如乡村消防服务部门就有一套专门的招募、培训、留用、动员志愿者的制度。应对疫情，澳大利亚需要参考之前的经验，建立起多语志愿者队伍。这些多语志愿者需要掌握口笔译技能，与语言学家一起，在危急时刻支持政府的沟通工作。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任何疫情，政府都需制定计划，迅速动员并调集众多语言志愿者，通过提供准确、及时的语言服务来建立社区信心。
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一个多语种国家需要加强语言应急能力。要让政府使用所有语言来发布危机信息是不现实的，因此我们需要考虑充分利用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各种沟通渠道，制定适合动态变化的、应对复杂信息环境的沟通战略和应急语言政策。
语言生态及其规划研究
安德鲁·穆迪（Andrew Moody）（澳门大学），阎 喜译（东南大学） 在1974年3月世界英语教师协会的年会演讲中，华莱士·E. 兰伯特提出双语现象可能是附加性或者消减性的。过去几十年里，人们一直错误地认为附加性双语现象和消减性双语现象（subtractive bilingualism）这两个术语指的仅仅是第二语言学习对第一语言产生的累积效应，即：学习者原本有一个通过第一语言运作的语库，当第二语言为学习者的语库增加了一些资源或技能，这一效应可以概括为附加性双语现象;与之相反，当第二语言阻止学习者第一语言技能发展，这一效应可以概括为消减性双语现象。但兰伯特并不认为双语语境的不同结果（即附加性或消减性双语现象）如此不受社会影响，恰恰相反，他认为这两种双语现象的本质都是社会语言现象。兰伯特解释道，在一些社会，“双语者使用两种都具有社会价值并在社会受到尊重的语言”，就会经常出现附加性双语现象;在另一些社会，“由于国家教育政策和各种社会压力，少数民族被迫放弃少数民族语言而选择国家语言”，就会经常出现消减性双语现象。兰伯特的大多数研究主要关注在加拿大与英法双语能力发展有关的因素，人们在其他许多社会中也可以衡量社会因素的影响以及这些因素与附加性或消减性双语现象的关系。
例如，美国夏威夷州有两种官方语言：英语和夏威夷语，直到现在仍是美国唯一一个拥有两种官方语言的州。夏威夷州1978年选定夏威夷语作为官方语言之一，是为了保护这门语言。长期的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使得夏威夷州波利尼西亚土著人口减少，他们在政治权力和社会威望上也被边缘化。把夏威夷语作为夏威夷州的官方语言之一，使之得到官方保护并享有特权，确保了该语言的存活，但整个州的双语现象表明，夏威夷语并不享有与英语同等的地位。诺厄·哈里里奥·所罗门在最近一集的《田野笔记》播客里描述了夏威夷社会里存在的一些态度和意识形态。这些态度和意识形态支持将夏威夷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但与此同时也阻止该语言作为第一语言在社会上运行。尽管夏威夷少数民族（即波利尼西亚族）言语社区普遍支持夏威夷语的复兴（大多数非波利尼西亚族裔的人们也支持夏威夷语的复兴），但该言语社区只是支持将夏威夷语作为一种额外语言的复兴。只有在英语占据主导地位而夏威夷语的习得只是作为一种附加性双语现象的时候，人们才接受英语和夏威夷语的双语现象。
在美国，人们很清楚社会文化对双语现象的评价;而在夏威夷，人们对双语现象的评价只不过是重复了人们在这个国家其他地方对双语现象的评价。换言之，当双语现象不影响英语作为首要语言习得的时候，双语现象是附加性的。在其他一些情况下，人们通常把双语现象看作是消减性的。美国有无数的例子表明，由于消减性双语现象与英语单一语言的习得之间的竞争，人们把消减性双语现象看作有害的現象。学校不鼓励说西班牙语的儿童在家里使用西班牙语，因为人们认为西班牙语影响英语的习得;一代又一代印第安土著被禁止使用其祖先的语言，因为使用印第安语言被看作阻碍他们融入美国社会;讲美国黑人英语的人一直使用各种贬义词（例如土话、俚语、黑话、克里奥尔语、方言）贬低美国非裔语言，而把那些反映人们积极态度的褒义词留给标准英语。
最后这个美国非裔语言的例子反映了对待消减性双语现象的一种不同途径，但这个途径仍与推广使用标准语言的语言规划活动密切相关。尽管人们较少争论夏威夷语（或西班牙语或印第安语）和英语的双语现象是否代表一种双语现象，但是人们较少把美国非裔语言和标准英语的双方言现象看作双语现象。社会文化和历史因素使得人们对地区、社会或民族语言变体（例如美国非裔语言）持有消极的态度，这些因素最终同样会产生威胁非标准语言变体使用的效应。学者们为该语言变体命名，例如Ebonics（美国黑人英语）以及最近的美国非裔语言（African American Language），这些名称更准确地反映了该变体和标准语言的使用属于双语现象。事实上，学者的努力质疑了那些企图将说这些语言的人们的多语经历边缘化的意识形态。语言学的定义将两种语言和两种方言明确区分开，但这些定义在有关多语研究和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文献中已被质疑，学者们一般认为语言和方言之间的区分对于大多数有关语言多样性的描述并不重要。 语言多样性的生态学途径研究语言变异和方言变异所体现的多样性类型，这种研究方法与多样性在大多数言语社区运作的方式更为一致。简言之，语言生态学研究传统意义上的多语现象中产生的变异和人们普遍理解的方言变异中产生的变异。因此，语言描述的生态学研究途径将方言变异看作多语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密切相关的形式。方言变异可能会挑战标准语言的学习和使用，但与此同时也会在一个言语社区里表达身份认同。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一个复杂的语言生态存在（或曾经存在）非常多的语言和语言变体，可能表现为任何变体的一个特征的使用，所以每个语言和语言变体对于理解生态的形成可能是很重要的。
笔者所在的澳门就具有复杂的语言生态。1999年12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的时候，澳门拥有许多的汉语变体，这些变体包括但不限于粤方言的一些变体（例如顺德话、台山话、香港话等），闽方言的一些变体（例如闽南话、潮州话、汕头话等）以及其他一些变体（例如客家话和普通话）。在澳门还生活着讲东亚语言、东南亚语言和南亚语言的人，这些语言包括日语、马来语、缅甸语、柬埔寨语、越南语、泰语、孔卡尼语、古吉拉特语和印地语。在澳门最突出的是两种欧洲语言：英语和葡语。这两种语言传入澳门，并且都在澳门通过语言接触产生变体：在19世纪的澳门产生的以英语为基础的皮钦语（即洋泾浜英语），和直到19世纪仍在澳门广泛使用的以葡语为基础的克里奥尔语（即澳门土生葡语）。这些语言，还有本文未提到的许多其他语言，都在澳门复杂的语言生态中占有一席之地。和每一个语言生态一样，澳门复杂的语言生态是独一无二的，其他地方无法复制澳门的语言生态。当澳门推行“三文四语”政策（该政策旨在支持澳门人学习汉语、英语、葡语，包括普通话和粤方言）的时候，政府允许学校以许多不同的方式推行该政策，这些语言可以作为授课语言、第二语言、标准书面语，或口语交际的变体等。根据政策对语言的排列组合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这样澳门每所学校都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推行该政策来尽可能满足学生的需求和家长的愿望。当然，语言生态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说一些语言的人会增加，其他语言的普及程度会降低，这是语言生态的一个自然规律。但是，该生态一直保持其多样性。语言规划的生态学途径不尝试强加一个随意制定的定义来规定“语言生态是什么”或更为常见的“语言生态应该是什么”。该途径主张灵活的政策以便在政策目标方面有多种回应和实施方式。在语言规划的生态学途径中，我们无须判定双语现象是消减性的还是附加性的。人们对政策多种不同的回应可确保生态的多语本质。尽管该途径要求人们付出巨大的努力来维护生态内的多样性，但它不会人为强加对一些语言或语言变体的歧视性评价和应遵循的双语现象类型，这样就确保了该生态能够自然发展。
加强对来华留学生语言生活的研究
祝 华（伯明翰大学） 近年来，越来越多有着不同背景和动机的外国留学生前来中国学习进修。这其中既有专门学习中国语言文化的，也有学习其他各种专业的;既有回祖国寻根的海外华人，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非华人。为了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有必要对来华留学生进行语言生活多角度的研究，尤其应加强对他们语言学习、文化体验和教育经历的关注。
首先，不仅要从留学生个人学习和日常需求出发，重新评估他们的多语及沟通能力，更要着重考虑他们身处的语言生态环境，包括大学校园、社交场所和居住城市等。由于社会经济条件不同和多语种分布不均，留学生会呈现多样的语言实践。例如，大都会城市（如上海）和内陆地区的留学生有着不尽相同的语言需求和使用特点：前者用英语就可保证日常的学习生活;而后者，即便是EMI（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项目的学生，因为与当地人日常交流以及某些课堂需求的存在，汉语也是必不可少的，对他们而言，英语有时只能用于和想练习英语的人沟通。这些学生往往需要用汉语和中国朋友沟通，而中国朋友则可能选择用英语与之交流，以此创造一种自发的语言学习生态，在互动中学习彼此的语言。
其次，研究来华留学生的语言生活还需要关注他们的文化适应情况。例如，有些留学生谈到，作为外国人，他们在中国经常被当地人善意的问题所困扰。在一些案例中，我们发现了“双重刻板印象”这一现象——说话者用自己的刻板印象来评论他人的刻板印象。比如当中国朋友问及“你有女朋友吗？”时，一名来自也门的国际学生将这个问题归因于他们对中国人的一种刻板印象，即中国人认为外国人在性关系方面很随意。他表达说在他自己的国家，更为常见的提问方式是“你结婚了吗？”。然而，他并不知道，“你结婚了吗？”这样的问题在中国也很普遍，“你有女朋友吗？”只是对同样问题的另一种问法。在假定“中国人认为外国人思想开放”时，他也对中国人形成了自己的刻板印象。
除此之外，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还需重新思考课程的形式和内容。在中国高等教育的背景下，只创造一个空间让一群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互相协作是不够的。我们要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达成共识、建立联系、进行社交活动，将重点从说好汉语转换到做好沟通上。另外，教育国际化也需要教学方法的改变。比如留学生来到中国，往往感到中国的汉语教学方式与他们自己国家的存在很大差异，体现在教师和学生在课堂中的角色、汉语学习的教学法以及课程学习强度等诸多方面。虽然有些留学生会努力尝试使用中国化的学习方法，如重复、书写和识记，但有些留学生会因教学方法的差异感到压力。因此汉语教学有必要调整教学策略，针对学生特点因材施教。
瑞丽为边境口岸应急语言服务建设提供示范
李 佳1，张 洁2（1.云南大学外国语学院;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 新冠疫情之下，多语应急服务成为世界各国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的重要构成要素。目前国内外学界对应急语言服务的探讨主要聚焦大城市，缺乏对边境地区的关注。中国是世界邻国最多的国家，陆地边境线长达2.2万公里。边境地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是展示国家实力和形象的窗口，是确保国土安全的重要屏障。随着疫情的发展，我国疫情防控的重点逐渐从内陆城市转移到边境地区。边境口岸突发事件类型复杂，跨境人口数量庞大，语言服务需求复杂多样，为疫情防控带来巨大挑战。云南省瑞丽市是中缅最大的陆路边境贸易口岸，平均每天约有3000缅甸籍流动人口进出边防口岸。由于缅甸疫情恶化，病毒蔓延至国境线，2020年9月开始瑞丽市先后3次封城。为及时有效控制疫情，阻断病毒向我国境内扩散，上千名多语服务志愿者参与了瑞丽市多语信息发布、应急语言翻译、出入境管理、医患沟通、宣传动员、谣言防控等多项应急语言服务工作。
瑞丽市多语应急服务对象主要是緬甸籍流动人口，服务语种以缅甸语为主、跨境少数民族语言为辅。缅甸籍流动人口居住分散，缺乏汉语沟通能力，较难获取政府发布的最新政策和抗疫信息，有的因证件不齐或非法入境而逃避全员核酸检测。为尽快控制疫情，完成全员核酸检测，线上多语服务志愿者负责翻译各种证件、倡议书和须知;线下多语服务志愿者则负责现场采集数据，分批到各个居住点使用传统的高音喇叭播放缅甸语抗疫宣传信息，协助政府推进抗疫工作。
瑞丽市多语应急服务主体包括民间力量和高校师生。民间力量主要来源于长期居住在瑞丽的缅甸籍华人和各个行业的双语/多语背景的云南人。云南省有12所高校开设缅甸语专业，是全国开设缅甸语专业最多的省份。瑞丽封城期间，云南省高校积极响应，派送缅甸语专业师生赶赴瑞丽，按缅甸语水平分配相关语言服务岗位。基础较为薄弱的学生负责维护秩序和简单的问询;基础较好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负责在信息中心打电话问询缅甸人的出入境情况;缅甸语教师则分配到最危险的前线接触确诊病例，负责医患沟通翻译工作。缅甸语专业学生通过参与应急语言救援工作，增强了专业归属感，提高了学习缅甸语的信心，同时也树立了投身缅甸语服务行业的决心。
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统计，云南省外籍人口已超过37万，全国排名第二，仅次于广东省（41万）。“十四五”规划期间，云南既是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重点开放门户，又是疫情防控援助的重点。此次瑞丽由民间发起、高校支持、多方联动的应急语言服务实践不但有效助力了当地的疫情防控，还充分调动了边境地区的多语资源，形成了突发公共事件应急语言服务团，为我国建设边境口岸应急语言服务长效机制提供示范经验。
责任编辑：王 飙
赵蓉晖（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 随着国际化进程持续发展，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也伴随着国际责任和风险的同步增加而不断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这对我们认识世界、把握世界大势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为了了解世界语言生活及相关研究情况，中国学者做出了很多努力。2006年推出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一直设有“参考篇”，反映国外语言生活的动态。后来国家语委又组编了“语言生活黄皮书”《世界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每年出版。综合近年来的观察，可以发现当代世界语言生活的五大主题。
第一，语言保护。以语言保护促进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是近年来获得普遍认可的理念。然而，大到举世公认的强势语言（如法语、俄语、德语、阿语等），小到濒临灭绝的少数族群语言（如埃及的努比亚语），都在寻求语言保护，但其背景和诉求差异巨大。对国际语言而言，抵抗其他语言（主要是英语）的“冲击”、维护与提升国内外影响力是其核心目标;一些已经获得某国主体地位的语言（如乌克兰语、乌尔都语、捷克语、瓜尼拉语、毛利语等），争取获得法律和现实合一的语言地位是主要目标;数量众多的“弱势”语言，以维护地方传统和语言多样性的名义进行的“抗争”，则是近年来广为人知的现象。因此，在语言保护的旗帜下汇聚了不同的力量和诉求。
第二，语言教育。语言教育是贯彻语言政策的主要社会领域和手段，其承载的社会功能主要包括：推行国家主体语言及其语言标准，贯彻相关法律（如宪法、语言法、教育法、移民法等），领域涉及校园内外，对象涉及本国人和外国人（如德国、日本、俄罗斯、韩国的移民语言教育），这是语言教育最重要的功能;尊重多语多民族的现实，保持非主体语言的传承（如墨西哥、南非等）;提高国民的现代素质和对世界的认知能力，开展多语（主要是外语）教育，这已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共同行动。
第三，语言服务。传统意义上的语言服务指语言翻译（包括口译和笔译），这个概念的内涵近年来得到极大拓展，应包括“（当面或在线的）口笔译、语言能力测试、语言培训、语言本地化、为有听觉障碍的人群提供手语翻译、跨文化沟通指导等”，还可能包括语言工程支持、语音转写、语言的媒体应用等。这是一个直接面向社会现实应用的领域，不仅内涵丰富，而且有着极高的经济和社会价值。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庞大的语言产业，正在成为重要的经济领域和人文关怀领域。
第四，语言传播。通过传播本国语言和文化扩大国家影响力、提升软实力，已是很多国家的共同认识，基于此理念而建立的（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韩国）世宗学堂、俄罗斯世界基金会、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法国）法语联盟、（德国）歌德学院、（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葡萄牙）卡蒙斯学院都是此类专业机构，承担着重要的公共外交使命。目前，语言传播的对象已从早期的国家主体语言拓展至近几年的非主体语言（如柏柏尔语、巴斯克语、库尔德语等）。
第五，语言社会心理。基于语言反映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的作用，很多国家都有以年度词语评选来总结历史、反映社会心态的做法。日本、俄罗斯、德国、西班牙、韩国等都已形成自己的年度词语评选传统。位于美国的全球语言监测所发布的年度英语词语榜、年度短语榜、年度人名及机构榜，能够反映英语世界的关注热点。这些评选活动的标准和结果，生动反映了不同语言使用群体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心理，成为透过语言观察世界的窗口。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世界语言政策综合资源库建设及比较研究”（15JZD047）和国家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建设的阶段性成果）
非洲语言多樣性给新冠疫情防控带来挑战
王 辉（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 非洲大陆的语言多样性非常显著。非洲的语言大约有2000种，占世界语言总数的三分之一。世界上语言多样性指数最高的前20个国家和地区中有15个在非洲。事实上，非洲绝大多数国家都具有语言多样性特征。
非洲历史悠久，种族、部族繁多，加之曾经受殖民统治，使得语言使用状况极其复杂。非洲虽然本土语言众多，但真正成为官方语言的很少。阿拉伯语、法语、英语、葡萄牙语是使用最为广泛的官方语言。在全球化背景下，非洲国家面临着语言选择和使用上的矛盾：一方面，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发展需要提升民族语言的地位;另一方面，国家的现代化和国际交流又需要英语、法语等国际语言发挥作用。非洲的语言多样性和使用的复杂性构成了非洲独特的语言生活。
非洲的语言多样性给新冠疫情的防控带来很大挑战。非洲对新冠疫情防控的宣传使用最多的语言为英语、法语和葡萄牙语等大语种。将科学防控新冠的信息翻译成不同的本土语言，传递给生活在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原住民是非常不易的。南非政府在社交媒体上就受到批评，因为它发布的简报大多使用英语，而很少使用其他10种官方语言（南非总共有11种官方语言），特别是恩古尼语和索托语这两种语言。实际上南非也通过开通WhatsApp帮助热线用5种官方语言——英语、索托语、祖鲁语、科萨语和南非荷兰语提供服务。虽然帮助热线最初只接受英语问题，但卫生部为满足更多南非人的语言需求，又增加了4种本土语言。
面向少数族群提供的语言和方言服务也在开展。例如，联合国在尼日利亚建立了一个新冠病毒错误信息门户网站，用约鲁巴语、豪萨语和伊博语回答常见问题。在摩洛哥，媒体人员制作了一个防控新冠的宣传视频，用摩洛哥的阿马其格语（Tamazight）的两种方言——塔塞尔希特语（Tachelhit）和塔希利特语（Tarifit）打上字幕。他们将自己的视频发布在社交媒体上，以便向该国的柏柏尔少数民族宣传。此外，一些语言服务机构针对听障人士提供疫情手语翻译服务、阻断虚假信息的传播、提供在线会议翻译等。例如，紫色标志（Purple Signs）是一个提供手语服务的平台，可以用非洲民族手语交流处方、诊断、药物和健康信息，并允许医疗专业人员通过手语翻译手机应用程序，使用多种非洲民族手语与聋人患者交流。目前，紫色标志已经实现津巴布韦地区从文本到手语的实时翻译，帮助聋哑人在疫情期间获取必要的帮助信息。 疫情的出现也对非洲一些本土语言的生存产生了影响。非洲原住民的生活和卫生条件相对落后，医疗保健系统脆弱，感染新冠的可能性较大，特别是老年人。一些年长者离开人世，或许将致使他们的语言面临濒危的风险。关注和服务原住民的应急语言需求，保护稀有语言使用者的健康，避免新冠成为本土语言的“杀手”，正在成为疫情下非洲的本土语言生活的新现象。
（本文为国家语委“十三五”科研规划2020年度重点项目（WT135-80）研究成果）
新冠疫情影响改变了法国语言生活方式
王宇波（武汉大学） 根据法国卫生局数据，截至2021年4月9日，法国累计感染新冠肺炎者近500万例，日增4万余例，死亡人数达98 395例。目前，法国已进入第三次全国封城，多地“禁足”，中小学也处于关闭状态，开展线上教学。疫情不仅给法国的社会各方面带来了严重影响，也改变了人们的语言生活方式。
巴黎中国文化中心等机构通过多种途径开展了线上文化交流活动。2020年3月以来，面对疫情，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等充分利用互联网和融媒体等多种途径，通过“云端”架起中法文化交流的新桥梁，陆续开展了一系列线上文化活动，受到法国民众的关注和喜爱。
卢浮宫网站提供了多种语言服务。受疫情影响，卢浮宫自2020年3月以来多次闭馆，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2021年3月26日，卢浮宫宣布将馆藏所有的近50万件藏品放到线上，供公众免费浏览。其线上展馆首次将所有馆藏文物汇集在一起，包含48万条记录，涵盖了展厅文物、出借文物以及库房保存文物。网站提供了法文、英文、西班牙文以及中文4种语言服务。
法国人的阅读量明显下降。法国人非常热爱阅读，在纸质阅读式微、电子产品兴起、娱乐休闲方式更加多元化的今天，依然保持着良好的纸质书阅读习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和公园等场所，经常会看到读书人的身影。不过，2021年3月30日法国国家图书中心CNL联合民调机构与益普索集团（Ipsos）合作发布的一份2020年“法国人和阅读”调研报告显示，2020年，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法国人的阅读数量出现明显下降。
法式贴面礼消失。法式贴面礼堪称法国文化中的一个标志性“符号”，不仅历史久远，且极具地域特色。2020年3月，法国第一波疫情暴发之初，法国卫生部长奥利维尔·维兰建议减少肢体接触，例如贴面礼。政府明确将避免握手列为预防新冠病毒的措施之一，部分地区也对贴面礼提出警告。但法国公共舆论研究2020年3月9日公布的调查显示，大部分法国民众并未做出实际改变，仍有75%的法国人和陌生人通过握手打招呼，和熟人握手的则有85%，91%的受访者则继续用贴面礼和关系亲密的人打招呼。但是随着疫情逐渐严重，人们戴上了口罩，见面时的贴面礼消失了，只说“bonjour”或“salut”（你好）。疫情改变了传承已久的習俗。
派对受限，政府发布疫情“禁词令”。在法国，派对代表着一种文化、传统，是一种语言生活方式。节假日或周末举行派对是一种常规活动，人们通过这种交际方式交流信息、沟通情感、放松身心。疫情期间，因派对容易演变成“超级感染事件”，且与保持社交距离等基本防疫规定明显抵触，大型派对受到限制。虽然政府三令五申，禁止大型聚会或要求缩小规模，但大型的狂欢派对仍然屡禁不止。2021年元旦前夕，法国政府已经出台严格规定，部署超过10万名警察严查非法派对和监督宵禁政策，但巴黎、马赛、波尔多、加来等多地仍有规模不等的违规聚会庆祝活动出现。防疫的各种限制和要求使得许多法国年轻人渴望派对，对聚会的热衷更加凸显，也给他们心理健康带来了影响。法国公共卫生部门就曾多次提醒民众警惕疫情带来的心理抑郁现象的出现。法国卫生总局2020年9月底的抽样调查显示，10%被调查者受抑郁困扰，到了11月初翻倍到21%。超过一半的受访年轻人认为因“无法聚会”“不能和朋友见面”产生的孤独感是心理状况恶化的主要原因。为了尽量不让封锁状态下的法国民众感到焦虑，政府发布了疫情“禁词令”，禁止某些词汇和措辞的使用。据法国《巴黎人报》2021年3月23日报道，马克龙下达正式命令，禁止部长使用“再次封城”“非必需品商店”等类似词语。但从目前看来，“禁词令”也并未改善法国人的心情。
澳大利亚多语环境下的危机沟通面临挑战
英格丽德·皮勒（Ingrid Piller）（麦考瑞大学），魏雨萌译（上海外国语大学），王依宁校（麦考瑞大学） 新冠疫情作为澳大利亚百年来最大的健康危机，给政府、企业和社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最严峻的之一是如何将生命攸关的重要信息传达给广大社区，而每个社区都有其各自的语言需求和难题。新冠疫情暴发以来，“COVID-19”这一名词以最快的速度被人熟知。为了避免感染，所有人都必须学习“社交距离”“飞沫传播”等公共卫生概念，了解佩戴口罩、隔离封锁和追踪密切接触者等具体防疫政策。除了需要密切关注新冠症状外，人们还需要知道检测点地址、高风险地区、本地区新增病例情况、家庭访客人数限制、防控政策变动等。但并非人人都能及时获得资讯。澳大利亚是典型的多元文化国家，2016年的人口普查显示，超过600万澳大利亚人出生在海外，其中有近五分之一（18%）是2012年后来澳定居的。据统计，澳大利亚超过五分之一的家庭不讲英语，有80万～100万人无法用英语进行有效沟通，甚至不会说英语。在这一现状下，澳大利亚的移民、难民、老年人及识字水平低的人群在处理有关疫情的公共卫生信息时往往力不从心。如果在传播紧急重要的信息时忽略澳洲的语言多样性特点，必然会引发很多问题。多语种危机沟通已成为澳洲甚至全球的挑战。
在这场疫情当中，该如何提高语言少数群体的应对能力？我们认为需要注意如下4个方面。
一是要建立信任关系。政府有责任向广大民众提供防疫信息。但在这场危机中，澳大利亚多语言信息的发布显然不够及时充分。移民能获取的信息量取决于他们所属的语言社区。汉语、阿拉伯语、越南语或希腊语等语言在各行业从业人员众多，因此这些语言的使用者可以通过社区出版物、报纸、广播电台、社交媒体，以及教堂、清真寺、国家机构和俱乐部等渠道获取信息。大语种少数族裔可以依赖其国内外的语言社区，比如社区电视媒体发达的美国，获取信息。小语种的少数族裔可能没有这个资源优势，因此他们在国内和国际上可获取的信息都非常匮乏。信任是有效传播新冠疫情信息和战胜泛滥的假新闻的关键。但是，语言少数群体对信息的信任程度可能受到这一社区的母国和澳大利亚媒体态度的影响。有些群体比其他群体遭受了更多的种族歧视，他们对权威的信任程度便可能因此下降。 二是要有本地沟通策略。疫情期间的隔离和封锁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结构。老一代的移民英语较弱，往往依靠家人和朋友充当语言助手或翻译，以获取日常信息，接受公共服务或预约就医。认知疾病或退化性疾病会进一步影响语言使用;对于双语人群而言，这往往会对其处于弱势的语言产生更大的影响。对于被隔离在养老院的人群，由于身边没有访客、家人或者讲同一语言的看护人，其孤立状态显得尤为严重。亚历山德拉·格雷博士（Dr. Alexandra Grey）研究了悉尼郊区斯特拉斯菲尔德（Strathfield）和伯伍德（Burwood）的宣传海报，发现海报所使用的语言与这些社区的语言特征并不匹配。发布新冠疫情信息的语言与目标人群的语言技能不匹配，这加剧了疫情等灾难对语言少数群体的影响。危机沟通战略应是公共卫生战略的一部分。对疫情控制而言，在当地采取病例检测和接触者追踪等方面的措施十分重要。政府需要了解处在人流密集区域的人群对信息的需求，并明确每个郊区所属的言语社区。不同的社区需求不同，因此需要采取本地化的沟通政策。
三是要有应急准备与危机规划。如果无法获得及时、高质量、可信赖的信息，人们会更易陷于危机风险之中。危机之中，如果民众不能通过自己能够理解的语言或正规渠道获取信息，他们最终只能到社交媒体上去获取消息。尽管这不一定是坏事，但世卫组织警告称，过量的疫情信息可能会有误导性，甚至有害。伴随疾病大流行而来的“信息大流行”与病毒本身一样危险。摩洛哥临床神经心理学家穆罕默德·泰宾（Mohamed Taibine）认为错误的信息就像致癌细胞，它复制不合理、不可信的资讯，然后通过社交媒体源源不断地将其转化为一种看似可信和经过验证的信息。因此，我们要有多元化、精细化的沟通战略规划。作为大多数人获取信息的平台，社交媒体当然也应被包括在内。
四是要建立语言沟通志愿者制度。在面对森林火灾和飓风等自然灾害时，澳大利亚的志愿者群体都发挥着极大作用。比如乡村消防服务部门就有一套专门的招募、培训、留用、动员志愿者的制度。应对疫情，澳大利亚需要参考之前的经验，建立起多语志愿者队伍。这些多语志愿者需要掌握口笔译技能，与语言学家一起，在危急时刻支持政府的沟通工作。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任何疫情，政府都需制定计划，迅速动员并调集众多语言志愿者，通过提供准确、及时的语言服务来建立社区信心。
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一个多语种国家需要加强语言应急能力。要让政府使用所有语言来发布危机信息是不现实的，因此我们需要考虑充分利用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各种沟通渠道，制定适合动态变化的、应对复杂信息环境的沟通战略和应急语言政策。
语言生态及其规划研究
安德鲁·穆迪（Andrew Moody）（澳门大学），阎 喜译（东南大学） 在1974年3月世界英语教师协会的年会演讲中，华莱士·E. 兰伯特提出双语现象可能是附加性或者消减性的。过去几十年里，人们一直错误地认为附加性双语现象和消减性双语现象（subtractive bilingualism）这两个术语指的仅仅是第二语言学习对第一语言产生的累积效应，即：学习者原本有一个通过第一语言运作的语库，当第二语言为学习者的语库增加了一些资源或技能，这一效应可以概括为附加性双语现象;与之相反，当第二语言阻止学习者第一语言技能发展，这一效应可以概括为消减性双语现象。但兰伯特并不认为双语语境的不同结果（即附加性或消减性双语现象）如此不受社会影响，恰恰相反，他认为这两种双语现象的本质都是社会语言现象。兰伯特解释道，在一些社会，“双语者使用两种都具有社会价值并在社会受到尊重的语言”，就会经常出现附加性双语现象;在另一些社会，“由于国家教育政策和各种社会压力，少数民族被迫放弃少数民族语言而选择国家语言”，就会经常出现消减性双语现象。兰伯特的大多数研究主要关注在加拿大与英法双语能力发展有关的因素，人们在其他许多社会中也可以衡量社会因素的影响以及这些因素与附加性或消减性双语现象的关系。
例如，美国夏威夷州有两种官方语言：英语和夏威夷语，直到现在仍是美国唯一一个拥有两种官方语言的州。夏威夷州1978年选定夏威夷语作为官方语言之一，是为了保护这门语言。长期的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使得夏威夷州波利尼西亚土著人口减少，他们在政治权力和社会威望上也被边缘化。把夏威夷语作为夏威夷州的官方语言之一，使之得到官方保护并享有特权，确保了该语言的存活，但整个州的双语现象表明，夏威夷语并不享有与英语同等的地位。诺厄·哈里里奥·所罗门在最近一集的《田野笔记》播客里描述了夏威夷社会里存在的一些态度和意识形态。这些态度和意识形态支持将夏威夷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但与此同时也阻止该语言作为第一语言在社会上运行。尽管夏威夷少数民族（即波利尼西亚族）言语社区普遍支持夏威夷语的复兴（大多数非波利尼西亚族裔的人们也支持夏威夷语的复兴），但该言语社区只是支持将夏威夷语作为一种额外语言的复兴。只有在英语占据主导地位而夏威夷语的习得只是作为一种附加性双语现象的时候，人们才接受英语和夏威夷语的双语现象。
在美国，人们很清楚社会文化对双语现象的评价;而在夏威夷，人们对双语现象的评价只不过是重复了人们在这个国家其他地方对双语现象的评价。换言之，当双语现象不影响英语作为首要语言习得的时候，双语现象是附加性的。在其他一些情况下，人们通常把双语现象看作是消减性的。美国有无数的例子表明，由于消减性双语现象与英语单一语言的习得之间的竞争，人们把消减性双语现象看作有害的現象。学校不鼓励说西班牙语的儿童在家里使用西班牙语，因为人们认为西班牙语影响英语的习得;一代又一代印第安土著被禁止使用其祖先的语言，因为使用印第安语言被看作阻碍他们融入美国社会;讲美国黑人英语的人一直使用各种贬义词（例如土话、俚语、黑话、克里奥尔语、方言）贬低美国非裔语言，而把那些反映人们积极态度的褒义词留给标准英语。
最后这个美国非裔语言的例子反映了对待消减性双语现象的一种不同途径，但这个途径仍与推广使用标准语言的语言规划活动密切相关。尽管人们较少争论夏威夷语（或西班牙语或印第安语）和英语的双语现象是否代表一种双语现象，但是人们较少把美国非裔语言和标准英语的双方言现象看作双语现象。社会文化和历史因素使得人们对地区、社会或民族语言变体（例如美国非裔语言）持有消极的态度，这些因素最终同样会产生威胁非标准语言变体使用的效应。学者们为该语言变体命名，例如Ebonics（美国黑人英语）以及最近的美国非裔语言（African American Language），这些名称更准确地反映了该变体和标准语言的使用属于双语现象。事实上，学者的努力质疑了那些企图将说这些语言的人们的多语经历边缘化的意识形态。语言学的定义将两种语言和两种方言明确区分开，但这些定义在有关多语研究和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文献中已被质疑，学者们一般认为语言和方言之间的区分对于大多数有关语言多样性的描述并不重要。 语言多样性的生态学途径研究语言变异和方言变异所体现的多样性类型，这种研究方法与多样性在大多数言语社区运作的方式更为一致。简言之，语言生态学研究传统意义上的多语现象中产生的变异和人们普遍理解的方言变异中产生的变异。因此，语言描述的生态学研究途径将方言变异看作多语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密切相关的形式。方言变异可能会挑战标准语言的学习和使用，但与此同时也会在一个言语社区里表达身份认同。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一个复杂的语言生态存在（或曾经存在）非常多的语言和语言变体，可能表现为任何变体的一个特征的使用，所以每个语言和语言变体对于理解生态的形成可能是很重要的。
笔者所在的澳门就具有复杂的语言生态。1999年12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的时候，澳门拥有许多的汉语变体，这些变体包括但不限于粤方言的一些变体（例如顺德话、台山话、香港话等），闽方言的一些变体（例如闽南话、潮州话、汕头话等）以及其他一些变体（例如客家话和普通话）。在澳门还生活着讲东亚语言、东南亚语言和南亚语言的人，这些语言包括日语、马来语、缅甸语、柬埔寨语、越南语、泰语、孔卡尼语、古吉拉特语和印地语。在澳门最突出的是两种欧洲语言：英语和葡语。这两种语言传入澳门，并且都在澳门通过语言接触产生变体：在19世纪的澳门产生的以英语为基础的皮钦语（即洋泾浜英语），和直到19世纪仍在澳门广泛使用的以葡语为基础的克里奥尔语（即澳门土生葡语）。这些语言，还有本文未提到的许多其他语言，都在澳门复杂的语言生态中占有一席之地。和每一个语言生态一样，澳门复杂的语言生态是独一无二的，其他地方无法复制澳门的语言生态。当澳门推行“三文四语”政策（该政策旨在支持澳门人学习汉语、英语、葡语，包括普通话和粤方言）的时候，政府允许学校以许多不同的方式推行该政策，这些语言可以作为授课语言、第二语言、标准书面语，或口语交际的变体等。根据政策对语言的排列组合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这样澳门每所学校都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推行该政策来尽可能满足学生的需求和家长的愿望。当然，语言生态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说一些语言的人会增加，其他语言的普及程度会降低，这是语言生态的一个自然规律。但是，该生态一直保持其多样性。语言规划的生态学途径不尝试强加一个随意制定的定义来规定“语言生态是什么”或更为常见的“语言生态应该是什么”。该途径主张灵活的政策以便在政策目标方面有多种回应和实施方式。在语言规划的生态学途径中，我们无须判定双语现象是消减性的还是附加性的。人们对政策多种不同的回应可确保生态的多语本质。尽管该途径要求人们付出巨大的努力来维护生态内的多样性，但它不会人为强加对一些语言或语言变体的歧视性评价和应遵循的双语现象类型，这样就确保了该生态能够自然发展。
加强对来华留学生语言生活的研究
祝 华（伯明翰大学） 近年来，越来越多有着不同背景和动机的外国留学生前来中国学习进修。这其中既有专门学习中国语言文化的，也有学习其他各种专业的;既有回祖国寻根的海外华人，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非华人。为了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有必要对来华留学生进行语言生活多角度的研究，尤其应加强对他们语言学习、文化体验和教育经历的关注。
首先，不仅要从留学生个人学习和日常需求出发，重新评估他们的多语及沟通能力，更要着重考虑他们身处的语言生态环境，包括大学校园、社交场所和居住城市等。由于社会经济条件不同和多语种分布不均，留学生会呈现多样的语言实践。例如，大都会城市（如上海）和内陆地区的留学生有着不尽相同的语言需求和使用特点：前者用英语就可保证日常的学习生活;而后者，即便是EMI（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项目的学生，因为与当地人日常交流以及某些课堂需求的存在，汉语也是必不可少的，对他们而言，英语有时只能用于和想练习英语的人沟通。这些学生往往需要用汉语和中国朋友沟通，而中国朋友则可能选择用英语与之交流，以此创造一种自发的语言学习生态，在互动中学习彼此的语言。
其次，研究来华留学生的语言生活还需要关注他们的文化适应情况。例如，有些留学生谈到，作为外国人，他们在中国经常被当地人善意的问题所困扰。在一些案例中，我们发现了“双重刻板印象”这一现象——说话者用自己的刻板印象来评论他人的刻板印象。比如当中国朋友问及“你有女朋友吗？”时，一名来自也门的国际学生将这个问题归因于他们对中国人的一种刻板印象，即中国人认为外国人在性关系方面很随意。他表达说在他自己的国家，更为常见的提问方式是“你结婚了吗？”。然而，他并不知道，“你结婚了吗？”这样的问题在中国也很普遍，“你有女朋友吗？”只是对同样问题的另一种问法。在假定“中国人认为外国人思想开放”时，他也对中国人形成了自己的刻板印象。
除此之外，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还需重新思考课程的形式和内容。在中国高等教育的背景下，只创造一个空间让一群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互相协作是不够的。我们要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达成共识、建立联系、进行社交活动，将重点从说好汉语转换到做好沟通上。另外，教育国际化也需要教学方法的改变。比如留学生来到中国，往往感到中国的汉语教学方式与他们自己国家的存在很大差异，体现在教师和学生在课堂中的角色、汉语学习的教学法以及课程学习强度等诸多方面。虽然有些留学生会努力尝试使用中国化的学习方法，如重复、书写和识记，但有些留学生会因教学方法的差异感到压力。因此汉语教学有必要调整教学策略，针对学生特点因材施教。
瑞丽为边境口岸应急语言服务建设提供示范
李 佳1，张 洁2（1.云南大学外国语学院;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 新冠疫情之下，多语应急服务成为世界各国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的重要构成要素。目前国内外学界对应急语言服务的探讨主要聚焦大城市，缺乏对边境地区的关注。中国是世界邻国最多的国家，陆地边境线长达2.2万公里。边境地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是展示国家实力和形象的窗口，是确保国土安全的重要屏障。随着疫情的发展，我国疫情防控的重点逐渐从内陆城市转移到边境地区。边境口岸突发事件类型复杂，跨境人口数量庞大，语言服务需求复杂多样，为疫情防控带来巨大挑战。云南省瑞丽市是中缅最大的陆路边境贸易口岸，平均每天约有3000缅甸籍流动人口进出边防口岸。由于缅甸疫情恶化，病毒蔓延至国境线，2020年9月开始瑞丽市先后3次封城。为及时有效控制疫情，阻断病毒向我国境内扩散，上千名多语服务志愿者参与了瑞丽市多语信息发布、应急语言翻译、出入境管理、医患沟通、宣传动员、谣言防控等多项应急语言服务工作。
瑞丽市多语应急服务对象主要是緬甸籍流动人口，服务语种以缅甸语为主、跨境少数民族语言为辅。缅甸籍流动人口居住分散，缺乏汉语沟通能力，较难获取政府发布的最新政策和抗疫信息，有的因证件不齐或非法入境而逃避全员核酸检测。为尽快控制疫情，完成全员核酸检测，线上多语服务志愿者负责翻译各种证件、倡议书和须知;线下多语服务志愿者则负责现场采集数据，分批到各个居住点使用传统的高音喇叭播放缅甸语抗疫宣传信息，协助政府推进抗疫工作。
瑞丽市多语应急服务主体包括民间力量和高校师生。民间力量主要来源于长期居住在瑞丽的缅甸籍华人和各个行业的双语/多语背景的云南人。云南省有12所高校开设缅甸语专业，是全国开设缅甸语专业最多的省份。瑞丽封城期间，云南省高校积极响应，派送缅甸语专业师生赶赴瑞丽，按缅甸语水平分配相关语言服务岗位。基础较为薄弱的学生负责维护秩序和简单的问询;基础较好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负责在信息中心打电话问询缅甸人的出入境情况;缅甸语教师则分配到最危险的前线接触确诊病例，负责医患沟通翻译工作。缅甸语专业学生通过参与应急语言救援工作，增强了专业归属感，提高了学习缅甸语的信心，同时也树立了投身缅甸语服务行业的决心。
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统计，云南省外籍人口已超过37万，全国排名第二，仅次于广东省（41万）。“十四五”规划期间，云南既是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重点开放门户，又是疫情防控援助的重点。此次瑞丽由民间发起、高校支持、多方联动的应急语言服务实践不但有效助力了当地的疫情防控，还充分调动了边境地区的多语资源，形成了突发公共事件应急语言服务团，为我国建设边境口岸应急语言服务长效机制提供示范经验。
责任编辑：王 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