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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年，柴门霍夫出生在波兰北部一座叫作比亚列斯托克的城市，这是一座聚居着波兰人、俄国人、德国人和犹太人的多语城市。柴门霍夫见证了欧洲在工业革命与科技发明推动下，人口流动与贸易往来日趋频繁，现代意义上的城市逐步繁荣发展起来的过程。当时的欧洲城市，在1851年伦敦举办首届世界博览会之后，正日益彰显出国际化城市海纳百川的精神面貌，体现了人类社会文明与财富的新姿态。但正当普罗大众沉浸在对美好城市生活的向往中时，柴门霍夫却从自己幼年时期的亲身经历中，深刻认识到城市中多语交际和沟通问题的重要性，这也是他创立并推广世界语（Esperanto）方案的重要动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柴门霍夫应是最早致力于研究并解决城市多语问题的语言学家。
二战之后，世界主要城市进入城市规划的快车道。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简·雅各布斯别具匠心地提出城市多样性规划的观点，开创了现代城市规划反思的时代。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聚焦多语问题的城市语言研究逐步发展起来，有力地推动了社会语言学的学科发展。
基于美国学者鲁伊兹提出的语言规划的三大取向（语言问题取向、语言权利取向和语言资源取向），我们将国外城市语言研究范式归为递相演进的三类。
其一，城市语言问题范式。这一范式将语言视为城市规划中的社会问题，倾向于对城市多语进行规划干预。早期城市语言研究者较多关注国际化城市（如纽约和伦敦）中的社会语言变异、语言的社会分层和城市语言交际障碍等现实问题。但由于历史客观原因，语言问题范式的研究重心放在了城市语言变异与接触，更多关注的是城市语言沟通与交际的技术性规划层面。随着国外城市语言矛盾与冲突愈益显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将研究视线转向城市中不同语言使用者的语言身份与语言权利问题上来。
其二，城市语言权利范式。在多元社会文化思潮推动下，自20世纪末开始，城市语言研究开始关注多语群体的语言权利，聚焦到城市语言生活中的核心——人。美国语言社会学家乔舒亚·费什曼从城市多语问题出发，提出通过语言问题研究社会的范式转换观点。在语言社会学范式之下，一方面，城市语言竞争、语言冲突和语言安全问题不断受到重视;另一方面，维护和保障城市中个体多语权利的语言服务规划也逐步兴起，城市语言活力调查和多语公共服务研究方兴未艾。语言权利范式在理论上促进了语言服务与语言治理研究的发展，推动城市语言研究从社会语言学向语言社会学的学科转型。
其三，城市语言资源范式。近年来，国外学者基于语言生态网络和城市规划理论展开研究，城市语言资源观备受青睐。城市语言资源范式尊重城市中不同语言的多种价值，倡导以一种人本生态主义理念来应对和解决城市化进程中不断涌现的语言问题。一方面，国外学者将不同语言视为多语城市的公共产品和生态资源，提出构建多语资源和谐共存的城市语言资源网络;另一方面，不少学者利用城市语言景观融合可视化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条件，构建智慧城市语言服务系统。基于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的智慧城市建设的语言资源服务，将成为未来城市语言研究的新领域，拓展城市语言治理的空间。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城市化进程一度较为缓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全面提速，2011年中国城市居住人口首次超过农村。2020年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已达84 843万，城镇化率为60.60%，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同时，中国城市化进程还伴随着国际化潮流。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融入世界经济，语言在城市治理中的协调与中介价值日益凸显。此外，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推动下，语言数据日益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生产要素。正是在上述三大因素影响之下，中国城市语言研究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近年来，中国城市语言研究呈现出三大取向。
一是城市语言生活调查。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城市语言状况调查备受关注，特别是国际化城市语言生活调查渐成热点。一方面，以徐大明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基于社会语言学的调查方法，致力于城市言语社区的语言发展与变迁调查，并构建城市语言生活研究的本土理论;另一方面，随着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全球化转向，大都市中人的流动性问题成为不少学者的研究重点。城市“新移民”语言生活与语言身份认同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之中，为城市语言生活调查提供了新的视角。此外，近5年来，北京、广州和上海先后推出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为探索城市语言研究积累了重要数据与资源。
二是城市语言服务规划。近年来，城市語言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为语言服务规划研究提供了广阔舞台。首先，中国学者率先提出城市语言服务的概念、内涵与评估框架，为城市公共语言服务能力规划提供了理论支撑。其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语言服务的个案与领域研究逐步展开。较有代表性的实证研究包括城市导游行业、义乌国际小商品城和北京冬奥会的语言服务调查。再次，中国城市语言服务能力建设摆上了城市规划的议事日程。城市语言多语服务、语言环境、全球城市外语能力建设和语言智能服务等问题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地战疫语言服务团的实践行动，充分证明了城市应急语言服务对战胜疫情的重大作用。可以预见的是，在后疫情时代，中国学者将在城市语言服务研究领域产生更多原创性成果。
三是城市语言治理能力。在新时代国家治理与城市治理的理念推动下，城市语言治理能力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逐步成为城市语言研究的新任务。城市语言生活治理、城市语言文明建设和城市语言治理能力规划这3个领域的探索性研究已经开展起来。城市语言治理能力建设源自城市语言资源范式，是对语言管理和语言服务理念的一种超越，从“规划”到“治理”的变化，意味着城市语言研究的范式转变，具有鲜明的语言问题意识。新冠疫情的暴发，使城市语言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充分暴露出来，后疫情时代城市化建设中纷繁复杂的语言治理问题因此会更加引起重视，系统开展“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互动的城市语言治理体系研究，正当其时。
本期专栏以“语言让城市生活更美好”为主题。专题论文聚焦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语言服务与语言治理问题，凸显出该领域研究人本主义的学术品质。大都市的应急语言服务谋划解决来华外国人的多语种需求;智慧城市的语言服务利用语言智能为市民架设语言服务的桥梁;城市新移民语言融入、农民工语言身份认同以及老年流动人口的语言能力的研究，既彰显出海纳百川的现代城市精神气质，也为城市语言治理研究拓展方向、创新思路。多人谈文章则从不同学科视角对城市语言文化传承、语言服务与语言治理等现实问题提出不少真知灼见。期望我们的努力能够推动国内城市语言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
二战之后，世界主要城市进入城市规划的快车道。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简·雅各布斯别具匠心地提出城市多样性规划的观点，开创了现代城市规划反思的时代。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聚焦多语问题的城市语言研究逐步发展起来，有力地推动了社会语言学的学科发展。
基于美国学者鲁伊兹提出的语言规划的三大取向（语言问题取向、语言权利取向和语言资源取向），我们将国外城市语言研究范式归为递相演进的三类。
其一，城市语言问题范式。这一范式将语言视为城市规划中的社会问题，倾向于对城市多语进行规划干预。早期城市语言研究者较多关注国际化城市（如纽约和伦敦）中的社会语言变异、语言的社会分层和城市语言交际障碍等现实问题。但由于历史客观原因，语言问题范式的研究重心放在了城市语言变异与接触，更多关注的是城市语言沟通与交际的技术性规划层面。随着国外城市语言矛盾与冲突愈益显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将研究视线转向城市中不同语言使用者的语言身份与语言权利问题上来。
其二，城市语言权利范式。在多元社会文化思潮推动下，自20世纪末开始，城市语言研究开始关注多语群体的语言权利，聚焦到城市语言生活中的核心——人。美国语言社会学家乔舒亚·费什曼从城市多语问题出发，提出通过语言问题研究社会的范式转换观点。在语言社会学范式之下，一方面，城市语言竞争、语言冲突和语言安全问题不断受到重视;另一方面，维护和保障城市中个体多语权利的语言服务规划也逐步兴起，城市语言活力调查和多语公共服务研究方兴未艾。语言权利范式在理论上促进了语言服务与语言治理研究的发展，推动城市语言研究从社会语言学向语言社会学的学科转型。
其三，城市语言资源范式。近年来，国外学者基于语言生态网络和城市规划理论展开研究，城市语言资源观备受青睐。城市语言资源范式尊重城市中不同语言的多种价值，倡导以一种人本生态主义理念来应对和解决城市化进程中不断涌现的语言问题。一方面，国外学者将不同语言视为多语城市的公共产品和生态资源，提出构建多语资源和谐共存的城市语言资源网络;另一方面，不少学者利用城市语言景观融合可视化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条件，构建智慧城市语言服务系统。基于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的智慧城市建设的语言资源服务，将成为未来城市语言研究的新领域，拓展城市语言治理的空间。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城市化进程一度较为缓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全面提速，2011年中国城市居住人口首次超过农村。2020年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已达84 843万，城镇化率为60.60%，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同时，中国城市化进程还伴随着国际化潮流。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融入世界经济，语言在城市治理中的协调与中介价值日益凸显。此外，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推动下，语言数据日益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生产要素。正是在上述三大因素影响之下，中国城市语言研究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近年来，中国城市语言研究呈现出三大取向。
一是城市语言生活调查。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城市语言状况调查备受关注，特别是国际化城市语言生活调查渐成热点。一方面，以徐大明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基于社会语言学的调查方法，致力于城市言语社区的语言发展与变迁调查，并构建城市语言生活研究的本土理论;另一方面，随着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全球化转向，大都市中人的流动性问题成为不少学者的研究重点。城市“新移民”语言生活与语言身份认同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之中，为城市语言生活调查提供了新的视角。此外，近5年来，北京、广州和上海先后推出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为探索城市语言研究积累了重要数据与资源。
二是城市语言服务规划。近年来，城市語言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为语言服务规划研究提供了广阔舞台。首先，中国学者率先提出城市语言服务的概念、内涵与评估框架，为城市公共语言服务能力规划提供了理论支撑。其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语言服务的个案与领域研究逐步展开。较有代表性的实证研究包括城市导游行业、义乌国际小商品城和北京冬奥会的语言服务调查。再次，中国城市语言服务能力建设摆上了城市规划的议事日程。城市语言多语服务、语言环境、全球城市外语能力建设和语言智能服务等问题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地战疫语言服务团的实践行动，充分证明了城市应急语言服务对战胜疫情的重大作用。可以预见的是，在后疫情时代，中国学者将在城市语言服务研究领域产生更多原创性成果。
三是城市语言治理能力。在新时代国家治理与城市治理的理念推动下，城市语言治理能力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逐步成为城市语言研究的新任务。城市语言生活治理、城市语言文明建设和城市语言治理能力规划这3个领域的探索性研究已经开展起来。城市语言治理能力建设源自城市语言资源范式，是对语言管理和语言服务理念的一种超越，从“规划”到“治理”的变化，意味着城市语言研究的范式转变，具有鲜明的语言问题意识。新冠疫情的暴发，使城市语言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充分暴露出来，后疫情时代城市化建设中纷繁复杂的语言治理问题因此会更加引起重视，系统开展“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互动的城市语言治理体系研究，正当其时。
本期专栏以“语言让城市生活更美好”为主题。专题论文聚焦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语言服务与语言治理问题，凸显出该领域研究人本主义的学术品质。大都市的应急语言服务谋划解决来华外国人的多语种需求;智慧城市的语言服务利用语言智能为市民架设语言服务的桥梁;城市新移民语言融入、农民工语言身份认同以及老年流动人口的语言能力的研究，既彰显出海纳百川的现代城市精神气质，也为城市语言治理研究拓展方向、创新思路。多人谈文章则从不同学科视角对城市语言文化传承、语言服务与语言治理等现实问题提出不少真知灼见。期望我们的努力能够推动国内城市语言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