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一个20世纪40年代红极一时的女性作家，她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照耀于沦陷区的“孤岛”上海。张爱玲以小说登上中国现代文坛，在日寇入侵、国土沦丧之际，编织沪港百余年来男男女女悲欢离合的密密情网，展现给世人一个颇具神秘色彩的传奇世界；而在散文中，张爱玲以她女性特有的柔性眼光，平铺的笔调构勒真实而鲜活的生活层次，在战火腾飞，血与泪的抗日救国时代背景下却谈吃穿、谈女人，谈哲学、谈艺术、谈理想，构成了一个随意琐屑的世俗世界。给人的感觉似乎多的是对物质生活的沉湎享受、津津乐道，因而长期以来为人诟病。本文试从沦陷区的写作背景和张爱玲的人生历程来理解她在尽情渲染世俗繁华的背后所潜藏着的深深的悲凉的家国情结。
　　张爱玲的写作背景
　　张爱玲的创作高峰期1940一1945年，她的大部分散文也写于这个时期。这个时期的上海正值汪伪政权的高压统治。“日伪统治的‘文化政策’的核心即是要严禁一切‘激发民族意识对立’、‘对时局具有逆反倾向’的作品。日本侵略者为了要制造所谓‘没有抗日反日思想行为’的‘王道乐士’，对文艺界也采取了扫荡政策，制定颁布了《出版法》、《全国重要都市新闻检查暂行办法》等，大规模地禁止和焚烧进步书籍，停刊、封闭于敌伪不利的刊物和出版机构，更有对爱国作家的监禁以至屠杀，仅在上海，就有陆蠡被害、柯灵被捕、许广平被严刑拷打等等，这是每一个沦陷区作家都必须面对的血淋淋的现实。这类随时可能发生的现代‘焚书坑儒’所造成的心理压力与心理伤害是非亲历其境者所难以体会的。”[1]而日伪“文化政策”的另一方面，则是千方百计地将作家的创作纳入其“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轨道，1941年颁布的《艺文指导纲要》即要求对“艺文”实行国家管制，规定文学艺术必须“以建国精神为基调”，并明确规定要“移植”优于本土文艺的“日本艺文”，相继提出了“和平文学”、“东亚文艺复兴”等日伪汉奸文艺运动口号，举办有奖征文，刺激汉奸文学的孳生。
　　因此，沦陷区的作家面临着“言与不言”的艰难选择，正如一位东北作家所说：“一个人，应该说的话，一定要说，能够说的话，一定要说；可是应该说的话，有时却不能够说……‘言’之者，自有他‘言’之道理；‘不言’之者，也自有他‘不言’的苦在……”[2]。一直以来对沦陷区文学的评价与标准都存在着误区，认为沦陷区文学除了少数反映人民抗日爱国主题的作品外，在本质上没有跳出“汉奸文学”的大框架。也就是说：“在异族统治下，作家(知识分子)只有辍学沉默这唯一的选择，只要动了笔，开了口，就在客观上起到了粉饰太平、帮助侵略者的作用。这种观点，看来振振有辞，究其实质却颇类似于中国历史上道学家们的高论，即所谓女子遇到了强暴，便死掉，‘世道人心便好’，‘中国便得救’，否则即是‘失节’，这都是五四时期为鲁迅所痛斥的。如果历史真的像这种‘透底’的逻辑所要求的那样发展，那沦陷区的文学也就变成了一片‘空白’，而这恰恰是妄图灭绝中国民族语言与文化的侵略者所期待的。”[3]对大多数作家而言，能够顶住压力，不说(或基本上不说)当局强迫他们必须说的，就已经很不容易；但他们还要努力寻找自己想说、而又能够说的话，选择与探索在这种特殊境遇下自己的言说方式。正是在这样的言语挣扎，自我生命的挣扎中，沦陷区作家顽强地抗御着异族入侵者的“文化同化”，维系着民族语言与文学的存在与发展，艰难地进行着精神火炬的传递，沦陷区文学正是作为“战争废墟上的精神存在”而获得自己的独特价值。
　　失落的家国——张爱玲心中的沉重话题
　　在如此严峻的时代背景下，张爱玲在香港沦陷后作为一个弱女子孤身一人来到上海，执笔为生。虽然大部分散文远离时代的主题，远离政治，始终是对琐碎生活的关注，但在言语之间仍流露出家国意识。正如吴福辉所言，“表面上她是一个脱离政治倾向的，追求无时间性的、无功利性的文人，其实社会斗争时时将她卷入”[4]。一个生活在社会矛盾——尤其是民族矛盾如此尖锐激化的时代的作家，想真正逃避现实、逃避政治，几乎是不可能的。树欲静，而风不止。
　　家国，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生存环境或文化氛围，而家国意识则是因现实种种不如意而寻求解脱的苦难的精神象征。大凡在一个安稳的年代从容生活着的人，一般很难有明晰的家国意识，至少很淡漠；唯有在乱世，在家国被破坏或者失落的时候，家国的意识才会涌上心头，愈显突出和强烈。
　　张爱玲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封建贵族家庭，祖母李菊耦是慈禧心腹中堂李鸿章之女，他的父亲是晚清大臣张佩纶之子张志沂，是一个典型的封建遗少，鸦片、吗啡、赌博、嫖妓纳妾无所不为。她的母亲黄逸梵在她五岁的时候冲破封建家庭的枷锁，勇敢的出国留学，接受了西方的生活理念和艺术熏陶。一位扬言用手枪杀她的父亲，一位若即若离、几度旅居欧美的母亲，一段短暂的红尘姻缘。破碎的家，破碎的国度，张爱玲一直不曾有真正意义上的家，传统的“家”和“国”概念已被彻底摧毁，生存的寂寞和死亡的恐惧如影随形地笼罩并压抑着张爱玲。“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传奇再版序》)张爱玲眼见世界的没落，眼见人性的堕落和固有道德系统的丧失，知道这是一个注定死灭，无法复活的世界。自我归宿的丧失，使张爱玲心中存着一种凄凄惶惶的无家的漂泊感。那是个体生命因丧失精神寄托和心灵归宿时所呈现的无助心态，张爱玲迫切地要在现存的飘忽无定、孤独的生存状态中紧紧把握一些可以贴恋的、具体的东西：
　　“这个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坏，新的在滋长中。但在时代的高潮来到之前，斩钉截铁的事物不过是个例外。人们只是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个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瞭望将来更明晰、亲切。”(《自己的文章》)。这就是张爱玲创作心态的最根本的诠解。
　　尽管在张爱玲出生时，她和贵族家庭已经在前进的历史中沉落了，但她还是秉承了传统文化的荫余，中国人的传统家国意识在张爱玲幼年时就浸润着她的心：“我三岁时能诵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晃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了下来。”(《天才梦》)这何止是老夫子泪珠，经历人生沧桑，世间浮华和国破家亡，这又何尝不是张爱玲心境的真实写照。张爱玲的身体里流淌着那个古老民族的血液，在她的思想意识深处，早就印上了这个家庭的民族的徽章。张爱玲在《诗与胡说》中这样写道：“所以活在中国就有这样可爱；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听说德国的马路光可鉴人，宽敞，笔直，齐齐整整，一路种着参天大树，然而我疑心那种路走多了要发疯的。还有加拿大，那在多数人的印象里总是毫无兴味的，模糊荒漠的国土，但是我姑姑说那里比什么地方都好，气候偏于凉，天是蓝的，草碧绿，到处是红顶的黄白洋房，干净得像水洗过的，个个都附有花園。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她愿意一辈子住在那里。要是我就舍不得中国——还没离开家已经想家了。”虽然中国破烂不堪，但因为这儿毕竟是她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那红砖碧瓦、画廊飞檐在历史的流程中是永恒不变的背景……，这是张爱玲从小就熟悉的世界，是她曾经生活家园的一部分，也是记忆里无法割舍的，所以“我真快乐，我是在中国的太阳底下，……即使忧愁沉淀下去，也是中国的泥沙，总之，到底是中国”(《中国的日夜》)。
　　失落破碎的国度，漂泊无常的人生，无边的荒凉和绝望弥漫着她的创作乃至生活，挥之不去，“什么都是模糊的，瑟缩，靠不住……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为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烬余录》)，在这种无边的荒凉与无边的恐怖生存环境下，张爱玲潜意识流露出对中国传统的美好家国秩序的无限眷恋和向往。“‘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官上马定乾坤’，这样天真纯洁、光整的社会秩序，思之令人泪落。”(《论写作》)张爱玲的个人气质和文化底蕴决定了她对传统文化的回归，而无家可归的惨伤、无法承受的彻底的人生虚无感和荒凉又最终影响着张爱玲对于细节的玩味和赏鉴。
　　
　　注释：
　　[1]冯凌.《生存在残酷时代》【J】.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6)。
　　[2]季疯.《言与不言》[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1)。
　　[3]钱理群.《找回失落的文学世界》[J].南方文坛，1997(7)。
　　[4]吴福辉.《张爱玲散文全编》[M】.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李加孟，李敏桂，教师，现居湖南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