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79年4月20日至7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陆学艺、贾信德、李兰亭实地调查了无锡、滨海、肥西、岳西、宣城、绍兴、嘉定7县的11个公社、13个大队。6月初，持中国社科院介绍信的陆学艺，来到安徽省会合肥。接待陆学艺一行的，是安徽省农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刘家瑞。一开始，刘家瑞只是向陆学艺等人介绍了安徽包产到组的一般情况。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原则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这两个文件的重要意义在于给包产到组开了口子，规定“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由于聊得十分投机，在谈话行将结束时，刘家瑞向陆学艺等人披露了一个“秘密”。原来，早在1979年2月6日，安徽省委就决定在肥西县山南公社试点包产到户，山南公社成为安徽农村改革的试验区。刘家瑞说：“试验的效果比预想的要好很多，今年夏粮肯定是特大丰收了，点上的干部群众都很高兴。”当时，上述两个文件仍然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安徽省委的做法，直接冲破了“两个不许”，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和重大的革新。
山南试验区的情况被严格保密。陆学艺对这个“禁区”很感兴趣，提出想去实地看一看的请求。刘家瑞则表示，自己做不了这个主，如果要去“一定要省委批准”。二人约定，由刘家瑞回去请示，如获批准就一道去肥西，如不可则陆学艺等人便离开合肥。第二天一大早，刘家瑞带着一辆轿车，邀请陆学艺一行实地探访。看来，此行得到了准许。驶入山南试验区内，陆学艺便看到麦子高矮不等呈现出“三层楼”的形态：大片的是又高又密的麦子，有一部分则矮一些，少部分麦田则更矮。刘家瑞解释，包产到户的麦田长得又高又密，包产到组的则矮一些，最矮的是生产队集体种的。这高矮不同的麦田，直接用事实回答了包产到户、包产到组和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体生产孰优孰劣的问题。
1979年7月初，陆学艺回到北京，向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宋一平、哲学所党委书记孙耕夫汇报了在山南的所见所闻。宋一平等人对麦子呈“三层楼”的现象特别感兴趣，认为很有说服力。不久，陆学艺又收到了刘家瑞寄来的三份材料，分别是安徽省政协委员郭崇毅的《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夏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安徽日报社汪言海的《安徽省肥西县山南区包产到户的调查》和安徽省农委政策研究室的《从山南区半年突变看政策威力》。提起这几份材料，背后又有几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首先来看郭崇毅的《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夏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安徽省政协委员、省参事室参事郭崇毅，对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尤为热心，很早便到北京上书言事，受到了万里的表扬、高层的关注。郭崇毅的家乡就是肥西，他十分熟悉当地情况。1956年冬，郭崇毅回到肥西，参观肥光高级农业合作社时，发现这个所谓的“全省标兵”非但没有增产，反而大幅减产。于是，他写出《关于肥西县农业社情况视察报告》，揭露了其造假欺骗。1957年“反右”期间，《安徽日报》刊发《右派分子郭崇毅原形毕露》，对郭崇毅展开凌厉的批判。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郭崇毅获得甄别平反，被安排为省政协委员。对农业问题，郭崇毅长期思索、密切关注。“文革”结束后，郭崇毅看到肥西由于推行包产到户而成功抵御了旱灾的侵扰。对包产到户的成绩，郭崇毅极为振奋，于1979年6月19日写出《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夏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报告列举了肥西县几个区的粮食增产情况：官亭区粮食产量最高值（1977年）收麦669万斤，而1979年则能增长到2000万斤以上;山南区1977年午季收麦579万斤，1979年的估产则为2500万斤，比历年最高值增产近3倍。郭崇毅指出，大旱之后适宜麦子生长是丰收的原因之一，但主要还是因为包产到户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肥西县到处喜气洋洋，包产到户的社员更是兴高采烈，他们说：“只要让我们干三年，我们要盖瓦屋，国家也有粮食了。”有的人唯恐田地要往回收，說：“国家不放心我们嘛，如果放心我们，让我们干几年，我们国家就民富国强了。”《报告》里提到，基层干部和农民议论纷纷的是两种意见：（1）一部分人主张，只能包产到组，不能包产到户。他们认为，包产到组还是社会主义，到户则是资本主义。干部队伍中还有一种顾虑，就是怕包到户后争水争牛力，容易发生纠纷，耕牛和大农具也容易受损。（2）另一部分人主张包产到户。他们说，只要按国家计划生产、分配，土地是集体的，即便包产到户也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不是资本主义。他们还认为，国家需要粮食，包产到户能多收，能多贡献，这才是真正地为四个现代化出力。如果在一起“绑着穷”，那才是妨碍四个现代化。对包产到户可能引发的争水等问题，只要领导依靠群众，注意安排，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报告》里指出，有些干部和社员还提出了两个问题：（1）我们包产到户，土地还是集体的，既不能买卖，又不能拿它剥削别人，和工业上计件工资定额到人性质是一样的，为什么叫资本主义？（2）我们搞了20多年农业工作，往往把粮食搞减产，或者徘徊不前，就说大方向正确、路线正确;把粮食搞大幅度增产了（1961年、1962年及今年午季），就说大方向错了、路线错了，这到底是什么理论？长期搞下去，我们怎么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针对上述意见和问题，郭崇毅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看法：（1）虽遭遇百年未遇的大旱，肥西1979年午季仍能获得如此特大丰收，是党中央和安徽省委制定正确的农业政策，号召解放思想，提倡生产自主权等一系列指示的结果。（2）农村干部和社员提出的两个理论问题，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建议有关搞理论工作的部门及时研究解答，这对指导农业生产健康发展很有必要。（3）肥西山南、官亭两区，在1978年秋种时，大部分土地都已包产到户。如果允许他们继续搞一些时候，应当指导他们总结经验，订一些管理制度。这对促进生产发展更有好处。现在有不少干部认为包产到户可以大量增产，但又不敢帮助生产队和社员总结经验，制定管理办法，这是很大的问题，也是不正常的现象。 1979年7月初，郭崇毅带着《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夏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来到北京，希望包产到户能够得到高层认可。起初，他走進一家报社阐述自己的观点，却遭到该报编辑的严厉训斥。这位编辑质问他，“看到‘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没有？”“（既然看到了）那你为什么还要提出分户生产？”没等郭崇毅说完，这位编辑便掷还了报告，并说：“我们农业合作化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生产中存在的问题，那是基层干部管理不善和农民觉悟不高造成的。”遭到冷遇的郭崇毅只好悻悻离开了这家报社。
郭崇毅的报告后被辗转送到时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邓力群那里。邓力群联想到了“责任田”的历史：“1961年曾希圣在安徽搞‘责任田’，度过了困难。……现在，安徽农民又搞了起来，这个问题值得重新思考。”邓力群致电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宋平，告诉他肥西县包产到户带来夏粮丰收的消息，并建议“你那儿落后边远地区，不妨也可以试试”。邓力群还与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梅行商议，将郭崇毅的报告以书记处研究室白头阅件的形式全文印出30多份，印发给高层领导。
很快，万里也看到了《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夏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1979年8月1日，安徽省农委政策研究室主办的《政策研究》全文刊载了郭崇毅的报告。该刊的“编者按”说：“省政协委员、省参事室参事郭崇毅同志，最近到肥西参观了几天，这是他写的调查报告。报告中生动地反映了农村的大好形势，提出了一些需要探讨的理论问题，也提出了一些需要认真解决的实际问题。现予转报，供省委领导同志参考。”1979年8月3日，安徽省委召开常委会议，万里对郭崇毅的报告十分赞赏，认为“报告中的观点是马列主义的，报告中的意见是正确的”。
汪言海的《安徽省肥西县山南区包产到户的调查》的问世也历经了一番曲折。时任安徽日报社驻六安记者站记者的汪言海，在肥西县委强力纠正包产到户时，及时地通过内参反映情况，被誉为农村改革中“新闻界开第一腔的人”。
1979年7月中旬，汪言海从六安地区农业局的简报上看到一份材料，上面列举了肥西山南包产到户的“十大罪状”。包产到户既然百弊丛生，“两个文件”又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为什么还有人要搞包产到户？带着这个问题，汪言海于7月20日上午来到山南区。几天前（7月16日），肥西县委发出“46号文件”禁止包产到户，要求“重新组织起来”。汪言海抵达山南区时，肥西县委书记正坐镇山南举办党员干部学习班，强令纠正包产到户。但是，很多党员、干部不以为然，有人甚至私下发泄不满：“增产还犯法？！”经过10天的调查，汪言海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折服于包产到户的威力，他一气呵成写成了近5000字的《安徽省肥西县山南区包产到户的调查》，开宗明义指出包产到户“受到绝大多数农民的欢迎，是现阶段高速度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个好办法”。文章第一部分高度肯定包产到户，认为其“显示了威风”：正常年景，山南区午季麦子交售量仅为110万斤左右，而截至1979年7月底，山南区已交售1149万斤，增长近9倍。干部、社员都说：“这是30年来没有过的。”社员们说：“这样干3年，粮食就会多得没处放！”文章的第二部分，指出包产到户带来的问题是“支流”。反对者给包产到户罗列12条罪状：人干生分了（指矛盾纠纷多）;人心干散掉了;班子干瘫掉了;耕牛干累死掉了;农具干毁掉了;机械干锈掉了;公房干倒掉了;大田干小掉了;科学种田干停掉了;公活干歇掉了;教育质量干低掉了;贫富悬殊干大了。汪言海承认“上述问题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有的还比较严重”，但他断定这不是普遍现象，上述问题只是前进中的问题，是支流。搞包产到户，生产能高速度发展，恰恰可以从根本上巩固集体经济。虽然出现了一些削弱集体经济的倾向，但这不是包产到户本身的问题，而是工作中的问题。只要生产上去了，巩固集体经济并不难。文章的第三部分反映了群众对包产到户的渴望和心声。在山南区，有80%以上的社员、干部要求继续搞包产到户。而反对包产到户的，则是下面几种人：（1）过去在生产队能干上巧活，能占上便宜的“队老绅”“大社员”，他们是生产队里的害群之马。（2）好吃懒做的社员，他们过去经常搞鱼摸虾，或者搞贩买贩卖。现在，划土地给他承包，把他的手脚拴住了。（3）生产不内行的青年社员户。这些人过去在队里是人家干啥他干啥，而且有文化能说会道。现在他不知道怎么干了，只好请教老农。（4）少数怕劳动，能占便宜的大队、生产队干部。他们过去是“扛着锹，卡着腰，挺肚子，抹胡子”，报酬得上等的。现在不行了。（5）一部分国家干部、职工。
1979年，万里等人在合肥市郊区参加抗旱劳动 
陆学艺
这篇文章还反映了肥西县委强行纠正包产到户的做法。1979年7月16日，肥西县委决定纠正包产到户，要求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并指示山南区委一定要执行县委的决定。从7月20日开始，山南区在党员、干部中办学习班，“转弯子”，但阻力也大。有人问：“增产粮食犯不犯法？”汪言海最后提出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对包产到户“这样一个能增产、受农民欢迎的办法，为什么不去完善它，而急于判处死刑呢？让山南区人民再实践它两年，天就塌下来了吗？”汪言海的调查报告，当时不仅不能公开发表，甚至都登不了安徽日报社的“内参”。“内参”本来是可以刊发一些内部文稿，供一定层级的领导干部研究参考的。1979年7月底，安徽日报社记者部收到这篇稿件后，很快打出清样送审。但分管内参的报社领导以“不符合中央文件精神”为由，禁止刊发这篇文章。汪言海特地从六安赶到合肥陈情，却受到严厉的批评：“内参也不能与中央唱反调，宣传分田单干。”想到农民对包产到户的渴望，汪言海既无奈又失望。这时，记者部的黎健图挺身而出，他怒不可遏：“为农民说话怎么就这么难？”“向人民日报社发内参，我不相信《人民日报》领导也这么胆小”。早些时候，黎健图曾陪同《人民日报》记者卢祖品在安徽采访，二人因此相识并成为好友。黎健图便将汪言海的调查报告，通过卢祖品转交到人民日报社领导的手中。经人民日报社主要负责人审阅，这篇调查报告刊发在1979年9月6日的人民日报编印的内参《情况汇编》上。 因与安徽省农委政策研究室的刘家瑞、辛生熟识，汪言海也将文章寄给了他们。在1979年8月3日召开的安徽省委的常委会上，万里高度肯定汪言海的这篇调查报告，并指出“山南包产到户试点是省委决定，如果有什么错误由省委领导，首先是我来承担;肥西县委强制收回包产到户是错误的”。
安徽省农委政策研究室的《从山南区半年突变看政策威力》，首先用翔实的数据说明了山南区的大好形势：山南区于1979年7月10日已完成征购任务980万斤，比1978年增产近一倍。许多队麦子的产量甚至是过去5年、10年的总和。夏种的形势也很好，虽然早稻因天旱少栽了一些，但中稻的面积比往年扩大了。预计1979年产量将由1978年的8200万斤增加到一亿斤，增长两成以上。银行、供销部门反映，山南地区的经济比以前活了。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山南区更加注意经济核算，讲究经济效果。干部社员不仅千方百计地追求高产量、高质量，而且千方百计地减少生产开支，增产节约。对不同类型的生产责任制，文章做作了比较和说明：包产到户的约占77%，包产到组的约占18%，其余的生产队则坚持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体生产。虽然这三种生产责任制都实现了增产，但搞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成效显著。安徽省农委政策研究室作为党政机构，当然不便直接提倡包产到户，但仍对其作了正面介绍：“对于包产到户，干部反映作用大，但矛盾也大，所以又想，又怕。区直机关许多人反映，包产到户肯定能增产，就是争牛、争水不好解决。区、社干部内心里怕担担子，一个劲要求上面早表态。社员群众对包产到户，大多数人要求继续干，好多社员说：‘能让我们干两三年就好了。’社员最大的顾虑，不是怕犯方向路线错误，也不怕矛盾解决不了，而是怕变、怕收、怕不让他们继续干。特别是原来管理差、生产水平低的生产队，要求继续干下去更为迫切。”文章最后提出需要解决如下问题：（1）領导作风要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2）要注意不断巩固和壮大集体经济。（3）要注意解决好多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4）注意教育和引导社员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
陆学艺、贾信德、李兰亭在上述三篇文章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调查研究，撰写了《包产到户应当重新研究》一文。“包产到户”一直不被准许，陆学艺等人则要求“重新研究”，从标题上就可以看出其倾向性。
《包产到户应当重新研究》开篇便提及他们在安徽调查的情况：“我们到安徽农村调查，肥西县委的同志曾向我们介绍说，今年小麦丰收。预计：按生产队老办法干的，比去年增产一倍;包产到组的，增产两倍;包产到户的，增产近三倍。”而刘家瑞提供的三份材料，则“证实了原来的估计”。文章还介绍了山南实行包产到户的经过，以及肥西县委纠正的缘由：“据我们了解，肥西县委对包产到户后增产效果显著，对农民要求再干的迫切愿望是清楚的，他们主要是怕担担子，怕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才采取了这个‘收’的措施。基层干部和社员的态度很明确，他们要求再干一段。他们问：‘增产粮食犯不犯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农村兴不兴？’‘为什么证明了能够大增产的办法不让搞？’‘我们国家至今还吃进口粮，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不光彩，这个办法难道不比吃进口粮好？’”
对肥西县干部“思想很矛盾”的现象，陆学艺等人也作了分析：“他们对包产到户是又想又怕，想的是包产到户后，农民生产积极性倍增，粮食产量陡升;怕是的将来上级说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自己担不起担子。他们在行动上不敢去领导，不敢去总结经验，更不敢去解决问题。在群众面前，说话吞吞吐吐;写文件更是字斟句酌，留好后路。他们在等待，等上级表态，等有关方面说话。”陆学艺等人进而提出：“是继续试验？还是就此刹车？到了要做决定的时候了。对于干部和农民提出来的问题，我们也应该在理论上加以阐明。我们认为，对于包产到户问题，应该进行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重新作出恰当的评价。”
根据在安徽的肥西、安庆、岳西、宣城等地的调查，陆学艺等人提出了三点
看法：
（一）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分田单干是集体经济瓦解，退到农民个体所有和个体经营的状况。而包产到户则不是这样。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是不同的。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只是生产责任制的不同的组织形式，它并没有改变生产队的集体所有制，生产队对社员实行包工包产，生产队是主体，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支配者，社员户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而分田单干的单干户，则是个体经济的所有者、支配者，是独立的小生产单位。所以不能把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等同起来，更不要把包产到户批为单干风。建议在修改“农业六十条”时，要考虑分田单干和包产到户这两种不同的情况，在政策上，要有所区别，分别对待。
（二）包产到户是搞社会主义，不是搞资本主义。实行包产到户后，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性质;此外，生产队对社员实行交产记工，按工分分配实物和现金，这也是联系产量、计算报酬的一种形式，类似于工业上的计件工资、定额到人的性质，还是按劳分配。增产之后，国家可以多收征购，集体可以增加积累，农民也可以多得分配收入，于国家、集体、个人三者都是有利的。农民增产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大部纳入计划收购，多余部分进入国家商品流通领域，少部进入集市贸易市场，这只能丰富国家经济而不至于造成危险。所以应该说包产到户也是搞社会主义，而不是搞资本主义。文章认为：“应该相信，像山南区这些要求继续试行包产到户办法的广大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他们也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而绝不是要搞倒退，走回头路。至于在实行包产到户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诸如争水、争牛等矛盾，以及有些社队出现了一些削弱集体经济的倾向和问题，这多数是工作问题，而不是包产到户本身的问题。如果各级领导因势利导地加强领导，敢于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是可以克服的。”
（三）对1962年包产到户的问题，要重新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文章指出，全面推广包产到户的是安徽省委原第一书记曾希圣同志，后来包产到户在安徽作为政治路线错误，被批判了十多年，许多干部因此而被批为走资派，许多社员因此受了冲击。文章提道：“我们这次在安徽调查，在六安、安庆、芜湖三个专区，对100多个干部和社员进行了访问、座谈，当谈到1962年包产到户问题时，他们大多是称赞的。认为责任田是救命田，是解决由于“五风”造成的严重灾难的一个应急措施，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也有些干部认为，包产到户是复辟倒退，已经批得臭不可闻，绝不能再走回头路;有的干部则认为，当时包产到户搞的面太大了，对发展集体经济不利。”
《包产到户应当重新研究》最后提出要重新调查研究包产到户：“对于这样一个在安徽省涉及千百万人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大问题，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对当时的结论有看法，有意见，现在在实践中群众又重新提了出来。当我们去总结30年来农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时候，对这个问题，建议有关方面要进行重新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作出恰当的结论，这对于安徽，乃至对于全国的农业发展都是很有意义的。”
1979年7月，邓小平（前排左四）等到安徽视察，对安徽的农村改革给予肯定和支持
呼吁“重新调查研究”包产到户，这需要极大的智慧和勇气。陆学艺不仅高度赞扬安徽的包产到户，还推动了《安徽省肥西县山南区包产到户的调查》《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夏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从山南区半年突变看政策威力》和《包产到户应当重新研究》刊发在《未定稿》上。《未定稿》是中国社科院的内部刊物，由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倡议于1978年底创刊。《未定稿》不定期刊载各个领域的新锐文章，一时之间颇有影响。陆学艺将上述文章推荐给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宋一平。宋一平大力支持，同意在《未定稿》发表这组文章。邓力群则较为谨慎，认为不宜在《未定稿》刊发与大政方针相左的内容。编辑部于是作变通处理，将这四篇文章刊载于《未定稿》的增刊上，印数也很少。即便如此，这组文章还是引起了高度关注。陆学艺事后回忆说：“中国的事情很怪的，越是印得少的东西，越有人注意，越有人看，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甘肃省省长李登瀛将这一期的《未定稿》转给省委书记宋平，并且写上了一段话：“这份材料是从北京捎来的，其中社科院写作组的那一篇要重视，同文件的说法不一致，值得我们思考。”由此可见，陆学艺等人为包产到户鼓与呼，确实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思考。（编辑 黄艳）
山南试验区的情况被严格保密。陆学艺对这个“禁区”很感兴趣，提出想去实地看一看的请求。刘家瑞则表示，自己做不了这个主，如果要去“一定要省委批准”。二人约定，由刘家瑞回去请示，如获批准就一道去肥西，如不可则陆学艺等人便离开合肥。第二天一大早，刘家瑞带着一辆轿车，邀请陆学艺一行实地探访。看来，此行得到了准许。驶入山南试验区内，陆学艺便看到麦子高矮不等呈现出“三层楼”的形态：大片的是又高又密的麦子，有一部分则矮一些，少部分麦田则更矮。刘家瑞解释，包产到户的麦田长得又高又密，包产到组的则矮一些，最矮的是生产队集体种的。这高矮不同的麦田，直接用事实回答了包产到户、包产到组和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体生产孰优孰劣的问题。
1979年7月初，陆学艺回到北京，向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宋一平、哲学所党委书记孙耕夫汇报了在山南的所见所闻。宋一平等人对麦子呈“三层楼”的现象特别感兴趣，认为很有说服力。不久，陆学艺又收到了刘家瑞寄来的三份材料，分别是安徽省政协委员郭崇毅的《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夏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安徽日报社汪言海的《安徽省肥西县山南区包产到户的调查》和安徽省农委政策研究室的《从山南区半年突变看政策威力》。提起这几份材料，背后又有几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首先来看郭崇毅的《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夏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安徽省政协委员、省参事室参事郭崇毅，对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尤为热心，很早便到北京上书言事，受到了万里的表扬、高层的关注。郭崇毅的家乡就是肥西，他十分熟悉当地情况。1956年冬，郭崇毅回到肥西，参观肥光高级农业合作社时，发现这个所谓的“全省标兵”非但没有增产，反而大幅减产。于是，他写出《关于肥西县农业社情况视察报告》，揭露了其造假欺骗。1957年“反右”期间，《安徽日报》刊发《右派分子郭崇毅原形毕露》，对郭崇毅展开凌厉的批判。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郭崇毅获得甄别平反，被安排为省政协委员。对农业问题，郭崇毅长期思索、密切关注。“文革”结束后，郭崇毅看到肥西由于推行包产到户而成功抵御了旱灾的侵扰。对包产到户的成绩，郭崇毅极为振奋，于1979年6月19日写出《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夏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报告列举了肥西县几个区的粮食增产情况：官亭区粮食产量最高值（1977年）收麦669万斤，而1979年则能增长到2000万斤以上;山南区1977年午季收麦579万斤，1979年的估产则为2500万斤，比历年最高值增产近3倍。郭崇毅指出，大旱之后适宜麦子生长是丰收的原因之一，但主要还是因为包产到户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肥西县到处喜气洋洋，包产到户的社员更是兴高采烈，他们说：“只要让我们干三年，我们要盖瓦屋，国家也有粮食了。”有的人唯恐田地要往回收，說：“国家不放心我们嘛，如果放心我们，让我们干几年，我们国家就民富国强了。”《报告》里提到，基层干部和农民议论纷纷的是两种意见：（1）一部分人主张，只能包产到组，不能包产到户。他们认为，包产到组还是社会主义，到户则是资本主义。干部队伍中还有一种顾虑，就是怕包到户后争水争牛力，容易发生纠纷，耕牛和大农具也容易受损。（2）另一部分人主张包产到户。他们说，只要按国家计划生产、分配，土地是集体的，即便包产到户也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不是资本主义。他们还认为，国家需要粮食，包产到户能多收，能多贡献，这才是真正地为四个现代化出力。如果在一起“绑着穷”，那才是妨碍四个现代化。对包产到户可能引发的争水等问题，只要领导依靠群众，注意安排，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报告》里指出，有些干部和社员还提出了两个问题：（1）我们包产到户，土地还是集体的，既不能买卖，又不能拿它剥削别人，和工业上计件工资定额到人性质是一样的，为什么叫资本主义？（2）我们搞了20多年农业工作，往往把粮食搞减产，或者徘徊不前，就说大方向正确、路线正确;把粮食搞大幅度增产了（1961年、1962年及今年午季），就说大方向错了、路线错了，这到底是什么理论？长期搞下去，我们怎么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针对上述意见和问题，郭崇毅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看法：（1）虽遭遇百年未遇的大旱，肥西1979年午季仍能获得如此特大丰收，是党中央和安徽省委制定正确的农业政策，号召解放思想，提倡生产自主权等一系列指示的结果。（2）农村干部和社员提出的两个理论问题，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建议有关搞理论工作的部门及时研究解答，这对指导农业生产健康发展很有必要。（3）肥西山南、官亭两区，在1978年秋种时，大部分土地都已包产到户。如果允许他们继续搞一些时候，应当指导他们总结经验，订一些管理制度。这对促进生产发展更有好处。现在有不少干部认为包产到户可以大量增产，但又不敢帮助生产队和社员总结经验，制定管理办法，这是很大的问题，也是不正常的现象。 1979年7月初，郭崇毅带着《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夏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来到北京，希望包产到户能够得到高层认可。起初，他走進一家报社阐述自己的观点，却遭到该报编辑的严厉训斥。这位编辑质问他，“看到‘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没有？”“（既然看到了）那你为什么还要提出分户生产？”没等郭崇毅说完，这位编辑便掷还了报告，并说：“我们农业合作化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生产中存在的问题，那是基层干部管理不善和农民觉悟不高造成的。”遭到冷遇的郭崇毅只好悻悻离开了这家报社。
郭崇毅的报告后被辗转送到时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邓力群那里。邓力群联想到了“责任田”的历史：“1961年曾希圣在安徽搞‘责任田’，度过了困难。……现在，安徽农民又搞了起来，这个问题值得重新思考。”邓力群致电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宋平，告诉他肥西县包产到户带来夏粮丰收的消息，并建议“你那儿落后边远地区，不妨也可以试试”。邓力群还与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梅行商议，将郭崇毅的报告以书记处研究室白头阅件的形式全文印出30多份，印发给高层领导。
很快，万里也看到了《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夏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1979年8月1日，安徽省农委政策研究室主办的《政策研究》全文刊载了郭崇毅的报告。该刊的“编者按”说：“省政协委员、省参事室参事郭崇毅同志，最近到肥西参观了几天，这是他写的调查报告。报告中生动地反映了农村的大好形势，提出了一些需要探讨的理论问题，也提出了一些需要认真解决的实际问题。现予转报，供省委领导同志参考。”1979年8月3日，安徽省委召开常委会议，万里对郭崇毅的报告十分赞赏，认为“报告中的观点是马列主义的，报告中的意见是正确的”。
汪言海的《安徽省肥西县山南区包产到户的调查》的问世也历经了一番曲折。时任安徽日报社驻六安记者站记者的汪言海，在肥西县委强力纠正包产到户时，及时地通过内参反映情况，被誉为农村改革中“新闻界开第一腔的人”。
1979年7月中旬，汪言海从六安地区农业局的简报上看到一份材料，上面列举了肥西山南包产到户的“十大罪状”。包产到户既然百弊丛生，“两个文件”又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为什么还有人要搞包产到户？带着这个问题，汪言海于7月20日上午来到山南区。几天前（7月16日），肥西县委发出“46号文件”禁止包产到户，要求“重新组织起来”。汪言海抵达山南区时，肥西县委书记正坐镇山南举办党员干部学习班，强令纠正包产到户。但是，很多党员、干部不以为然，有人甚至私下发泄不满：“增产还犯法？！”经过10天的调查，汪言海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折服于包产到户的威力，他一气呵成写成了近5000字的《安徽省肥西县山南区包产到户的调查》，开宗明义指出包产到户“受到绝大多数农民的欢迎，是现阶段高速度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个好办法”。文章第一部分高度肯定包产到户，认为其“显示了威风”：正常年景，山南区午季麦子交售量仅为110万斤左右，而截至1979年7月底，山南区已交售1149万斤，增长近9倍。干部、社员都说：“这是30年来没有过的。”社员们说：“这样干3年，粮食就会多得没处放！”文章的第二部分，指出包产到户带来的问题是“支流”。反对者给包产到户罗列12条罪状：人干生分了（指矛盾纠纷多）;人心干散掉了;班子干瘫掉了;耕牛干累死掉了;农具干毁掉了;机械干锈掉了;公房干倒掉了;大田干小掉了;科学种田干停掉了;公活干歇掉了;教育质量干低掉了;贫富悬殊干大了。汪言海承认“上述问题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有的还比较严重”，但他断定这不是普遍现象，上述问题只是前进中的问题，是支流。搞包产到户，生产能高速度发展，恰恰可以从根本上巩固集体经济。虽然出现了一些削弱集体经济的倾向，但这不是包产到户本身的问题，而是工作中的问题。只要生产上去了，巩固集体经济并不难。文章的第三部分反映了群众对包产到户的渴望和心声。在山南区，有80%以上的社员、干部要求继续搞包产到户。而反对包产到户的，则是下面几种人：（1）过去在生产队能干上巧活，能占上便宜的“队老绅”“大社员”，他们是生产队里的害群之马。（2）好吃懒做的社员，他们过去经常搞鱼摸虾，或者搞贩买贩卖。现在，划土地给他承包，把他的手脚拴住了。（3）生产不内行的青年社员户。这些人过去在队里是人家干啥他干啥，而且有文化能说会道。现在他不知道怎么干了，只好请教老农。（4）少数怕劳动，能占便宜的大队、生产队干部。他们过去是“扛着锹，卡着腰，挺肚子，抹胡子”，报酬得上等的。现在不行了。（5）一部分国家干部、职工。
这篇文章还反映了肥西县委强行纠正包产到户的做法。1979年7月16日，肥西县委决定纠正包产到户，要求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并指示山南区委一定要执行县委的决定。从7月20日开始，山南区在党员、干部中办学习班，“转弯子”，但阻力也大。有人问：“增产粮食犯不犯法？”汪言海最后提出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对包产到户“这样一个能增产、受农民欢迎的办法，为什么不去完善它，而急于判处死刑呢？让山南区人民再实践它两年，天就塌下来了吗？”汪言海的调查报告，当时不仅不能公开发表，甚至都登不了安徽日报社的“内参”。“内参”本来是可以刊发一些内部文稿，供一定层级的领导干部研究参考的。1979年7月底，安徽日报社记者部收到这篇稿件后，很快打出清样送审。但分管内参的报社领导以“不符合中央文件精神”为由，禁止刊发这篇文章。汪言海特地从六安赶到合肥陈情，却受到严厉的批评：“内参也不能与中央唱反调，宣传分田单干。”想到农民对包产到户的渴望，汪言海既无奈又失望。这时，记者部的黎健图挺身而出，他怒不可遏：“为农民说话怎么就这么难？”“向人民日报社发内参，我不相信《人民日报》领导也这么胆小”。早些时候，黎健图曾陪同《人民日报》记者卢祖品在安徽采访，二人因此相识并成为好友。黎健图便将汪言海的调查报告，通过卢祖品转交到人民日报社领导的手中。经人民日报社主要负责人审阅，这篇调查报告刊发在1979年9月6日的人民日报编印的内参《情况汇编》上。 因与安徽省农委政策研究室的刘家瑞、辛生熟识，汪言海也将文章寄给了他们。在1979年8月3日召开的安徽省委的常委会上，万里高度肯定汪言海的这篇调查报告，并指出“山南包产到户试点是省委决定，如果有什么错误由省委领导，首先是我来承担;肥西县委强制收回包产到户是错误的”。
安徽省农委政策研究室的《从山南区半年突变看政策威力》，首先用翔实的数据说明了山南区的大好形势：山南区于1979年7月10日已完成征购任务980万斤，比1978年增产近一倍。许多队麦子的产量甚至是过去5年、10年的总和。夏种的形势也很好，虽然早稻因天旱少栽了一些，但中稻的面积比往年扩大了。预计1979年产量将由1978年的8200万斤增加到一亿斤，增长两成以上。银行、供销部门反映，山南地区的经济比以前活了。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山南区更加注意经济核算，讲究经济效果。干部社员不仅千方百计地追求高产量、高质量，而且千方百计地减少生产开支，增产节约。对不同类型的生产责任制，文章做作了比较和说明：包产到户的约占77%，包产到组的约占18%，其余的生产队则坚持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体生产。虽然这三种生产责任制都实现了增产，但搞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成效显著。安徽省农委政策研究室作为党政机构，当然不便直接提倡包产到户，但仍对其作了正面介绍：“对于包产到户，干部反映作用大，但矛盾也大，所以又想，又怕。区直机关许多人反映，包产到户肯定能增产，就是争牛、争水不好解决。区、社干部内心里怕担担子，一个劲要求上面早表态。社员群众对包产到户，大多数人要求继续干，好多社员说：‘能让我们干两三年就好了。’社员最大的顾虑，不是怕犯方向路线错误，也不怕矛盾解决不了，而是怕变、怕收、怕不让他们继续干。特别是原来管理差、生产水平低的生产队，要求继续干下去更为迫切。”文章最后提出需要解决如下问题：（1）領导作风要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2）要注意不断巩固和壮大集体经济。（3）要注意解决好多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4）注意教育和引导社员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
陆学艺、贾信德、李兰亭在上述三篇文章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调查研究，撰写了《包产到户应当重新研究》一文。“包产到户”一直不被准许，陆学艺等人则要求“重新研究”，从标题上就可以看出其倾向性。
《包产到户应当重新研究》开篇便提及他们在安徽调查的情况：“我们到安徽农村调查，肥西县委的同志曾向我们介绍说，今年小麦丰收。预计：按生产队老办法干的，比去年增产一倍;包产到组的，增产两倍;包产到户的，增产近三倍。”而刘家瑞提供的三份材料，则“证实了原来的估计”。文章还介绍了山南实行包产到户的经过，以及肥西县委纠正的缘由：“据我们了解，肥西县委对包产到户后增产效果显著，对农民要求再干的迫切愿望是清楚的，他们主要是怕担担子，怕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才采取了这个‘收’的措施。基层干部和社员的态度很明确，他们要求再干一段。他们问：‘增产粮食犯不犯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农村兴不兴？’‘为什么证明了能够大增产的办法不让搞？’‘我们国家至今还吃进口粮，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不光彩，这个办法难道不比吃进口粮好？’”
对肥西县干部“思想很矛盾”的现象，陆学艺等人也作了分析：“他们对包产到户是又想又怕，想的是包产到户后，农民生产积极性倍增，粮食产量陡升;怕是的将来上级说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自己担不起担子。他们在行动上不敢去领导，不敢去总结经验，更不敢去解决问题。在群众面前，说话吞吞吐吐;写文件更是字斟句酌，留好后路。他们在等待，等上级表态，等有关方面说话。”陆学艺等人进而提出：“是继续试验？还是就此刹车？到了要做决定的时候了。对于干部和农民提出来的问题，我们也应该在理论上加以阐明。我们认为，对于包产到户问题，应该进行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重新作出恰当的评价。”
根据在安徽的肥西、安庆、岳西、宣城等地的调查，陆学艺等人提出了三点
看法：
（一）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分田单干是集体经济瓦解，退到农民个体所有和个体经营的状况。而包产到户则不是这样。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是不同的。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只是生产责任制的不同的组织形式，它并没有改变生产队的集体所有制，生产队对社员实行包工包产，生产队是主体，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支配者，社员户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而分田单干的单干户，则是个体经济的所有者、支配者，是独立的小生产单位。所以不能把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等同起来，更不要把包产到户批为单干风。建议在修改“农业六十条”时，要考虑分田单干和包产到户这两种不同的情况，在政策上，要有所区别，分别对待。
（二）包产到户是搞社会主义，不是搞资本主义。实行包产到户后，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性质;此外，生产队对社员实行交产记工，按工分分配实物和现金，这也是联系产量、计算报酬的一种形式，类似于工业上的计件工资、定额到人的性质，还是按劳分配。增产之后，国家可以多收征购，集体可以增加积累，农民也可以多得分配收入，于国家、集体、个人三者都是有利的。农民增产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大部纳入计划收购，多余部分进入国家商品流通领域，少部进入集市贸易市场，这只能丰富国家经济而不至于造成危险。所以应该说包产到户也是搞社会主义，而不是搞资本主义。文章认为：“应该相信，像山南区这些要求继续试行包产到户办法的广大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他们也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而绝不是要搞倒退，走回头路。至于在实行包产到户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诸如争水、争牛等矛盾，以及有些社队出现了一些削弱集体经济的倾向和问题，这多数是工作问题，而不是包产到户本身的问题。如果各级领导因势利导地加强领导，敢于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是可以克服的。”
（三）对1962年包产到户的问题，要重新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文章指出，全面推广包产到户的是安徽省委原第一书记曾希圣同志，后来包产到户在安徽作为政治路线错误，被批判了十多年，许多干部因此而被批为走资派，许多社员因此受了冲击。文章提道：“我们这次在安徽调查，在六安、安庆、芜湖三个专区，对100多个干部和社员进行了访问、座谈，当谈到1962年包产到户问题时，他们大多是称赞的。认为责任田是救命田，是解决由于“五风”造成的严重灾难的一个应急措施，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也有些干部认为，包产到户是复辟倒退，已经批得臭不可闻，绝不能再走回头路;有的干部则认为，当时包产到户搞的面太大了，对发展集体经济不利。”
《包产到户应当重新研究》最后提出要重新调查研究包产到户：“对于这样一个在安徽省涉及千百万人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大问题，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对当时的结论有看法，有意见，现在在实践中群众又重新提了出来。当我们去总结30年来农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时候，对这个问题，建议有关方面要进行重新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作出恰当的结论，这对于安徽，乃至对于全国的农业发展都是很有意义的。”
呼吁“重新调查研究”包产到户，这需要极大的智慧和勇气。陆学艺不仅高度赞扬安徽的包产到户，还推动了《安徽省肥西县山南区包产到户的调查》《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夏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从山南区半年突变看政策威力》和《包产到户应当重新研究》刊发在《未定稿》上。《未定稿》是中国社科院的内部刊物，由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倡议于1978年底创刊。《未定稿》不定期刊载各个领域的新锐文章，一时之间颇有影响。陆学艺将上述文章推荐给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宋一平。宋一平大力支持，同意在《未定稿》发表这组文章。邓力群则较为谨慎，认为不宜在《未定稿》刊发与大政方针相左的内容。编辑部于是作变通处理，将这四篇文章刊载于《未定稿》的增刊上，印数也很少。即便如此，这组文章还是引起了高度关注。陆学艺事后回忆说：“中国的事情很怪的，越是印得少的东西，越有人注意，越有人看，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甘肃省省长李登瀛将这一期的《未定稿》转给省委书记宋平，并且写上了一段话：“这份材料是从北京捎来的，其中社科院写作组的那一篇要重视，同文件的说法不一致，值得我们思考。”由此可见，陆学艺等人为包产到户鼓与呼，确实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思考。（编辑 黄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