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叔青的“台湾三部曲”以《行过洛津》拉开帷幕，其中涉及性别隐喻、礼俗戏曲等议题，研究界已多有涉及。本文试图另辟蹊径，由“对峙与倒错”为切入点，关注洛津城中各色人物的生存状况，揭示不同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通过结合萨义德“对位式阅读”理论，试图探讨《行过洛津》“对位式书写”的特征。这构成了施叔青建构台湾历史的独特之处，也使小说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历史视野。
　　《行过洛津》以伶人三次来台为线索，而由主要情节辐射出去的，便是有关帝国与边陲、外来者与本地人（包括朝廷官员与洛津百姓、移民与原住民）的不同却又部分交叉的双重视野。以下主要从“天朝弃民”的代表（富商）、权力核心的官僚阶层（同知）和原住民三方面阐释外来与在地的双重视野。
　　“天朝弃民”：对清廷的错综情结
　　洛津作为海港，依托贸易活动兴起，形成了与传统“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秩序不同的重商文化。洛津泉郊的首富石烟城，是《行过洛津》中富商的代表人物。作为社会暴富的上层，富商取代了官府，石烟城等人几乎执掌了洛津的生死命穴，成为地方举足轻重的角色。施叔青以一句俗语：“郊商兴，洛津兴;郊商败，洛津败”点明了一切。值得注意的是，在满清帝国轻视边陲台湾的背景下，施叔青通过富商石烟城献金建造城门的事件，凸显了“天朝弃民”的自主意识。
　　满清政府将台湾纳入帝国版图，但仍将其视为边陲蛮荒之地。一方面实施海禁政策严加管束，另一方面无心治理经营。洛津虽曾发展为台湾第二大海港贸易城市，但地方仍呈现自治状态。其中，清廷以台湾多地震为由，不许台地筑造城墙，实则唯恐本地居民拥城屯兵，但这也让当地治安缺乏保障。在经历了几次起义反抗后，清廷不得已准许府城以砖建城。洛津首富石烟城有意献金建造被焚毁的彰化城门，于是宴请理番海防同知朱仕光商议，这一情节却恰好暴露了清廷的统治问题和官商角力：
　　石烟城一方面亲自迎接朱仕光前来，另一方面，其真实目的却是让朱仕光见识到石家的万合行有如城中之城的气势。主人——富商石烟城安适地坐在三间开六门扉的宽敞气派的正廳中，空气中似乎还可闻到新漆的刺鼻味道。客人——同知朱仕光悄悄用余光打量万合行中的摆设，将视线投在正中墙壁上一幅巨大的威势十足的螭虎彩绘上，暗暗感到坐在一旁的富商在俯首卑恭之中带着倨傲与轻蔑。
　　石烟城头戴瓜皮帽，身穿簇新的浅灰对襟马褂，浮着泥金团花，长度只到肚脐。此种样式正是当时嘉庆一朝新近流行的，不仅马褂的衣料用了最名贵的金陵织造的云锦，颜色也正是京官时兴的浅灰与泥金。相比之下，同知朱仕光身上的这件团花马褂，已是乾隆年间的过时样式，颜色也显得黯淡发黑。某种程度上，显示出石烟城比朱仕光更接近帝国中心。
　　富商既模仿又试图凌驾权力中心的官府，建造城中之城，又对帝国派遣的官员表面尊重实则轻蔑。他们与帝国关系的暧昧还体现在石烟城等人在政治上的见风使舵。从其对台湾起义军的态度上可见一斑。
　　林爽文痛恨清廷官吏横征暴敛，揭竿造反。这是当时台湾“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乱”中最大的两次事变之一。一开始起义军势如破竹，石烟城等人便依附林爽文这方。而后乾隆派军渡海镇压起义，富商们又立马率领族人做清军的向导，功成之后欣然接受清廷颁授的“盛世良民”之旗。有关石家的发迹史的乡土想象因此呈现超出经济方面的复杂面貌。
　　而关于石家的败落，当地流传的说法也充满对豪门招嫉的想象——传言是败在朝廷的阴谋，由嘉庆皇帝一手主导：
　　皇帝也接到福建巡抚的奏折，府城、洛津、万华三城的官员不断向他投诉，郊商势力凌驾于官府之上，致使官威不振，阻碍政令之推行。朝中有一大臣献计……前往洛津勘察万合行之地理，暗中设计破坏。
　　实际上，以清廷对台湾的忽视，哪怕是福建巡抚都极少踏足台湾，更不用提皇帝的关注。这种想象，透露着洛津豪族自诩形成威震帝国的地方势力，既盼望帝国的注目，又担心帝国将之消灭，带着“天朝弃民”对帝国的错综情结。
　　官僚阶层：权力核心与身处边缘
　　从帝国与边陲的角度看，朝廷派遣的官员是与在地力量相抗衡的外在势力。从台湾内部阶层的角度看，海防同知父母官朱仕光，自然是居于洛津社会上方的官僚阶层。
　　清廷和派遣的官员都将孤悬海外的热带岛屿视为穷山恶水的蛮荒之地，认为此地除了终年不断的瘴疠蛮雨和野蛮血腥的出草生番外并无他物。在清廷和朱仕光等官员的想象中，台湾是与原始、野蛮和疾病相联结的。带着帝国视域看待台湾，台湾也成了某种奇观，令官员们惊异、不安又厌恶，深感离开了文明世界。朱仕光自诩扬州名士，讲究品茗和赏花，嫌弃台湾当地的食物粗俗不堪、难以下咽，不及家乡细腻烹调的万分之一：
　　他举起象牙筷，满桌菜肴却不知从何下手。青瓷盘碟的虾猴……挟了一只放入嘴里，嚼都没嚼，连忙整只吐出，舌头还是咸到发麻。青蒜炒鲨鱼片，虽然时鲜，扬州人的同知嫌太腥，难以下箸，他吃不来海鱼，除了腥味重，鱼肉也粗。
　　坐在石烟城金银堆砌的厅堂中，朱仕光不仅难以下箸，还蔑视石家的“暴发户”气质，认为石家虽也靠贩卖海盐发迹，但与扬州两淮盐商在品位格局上实在是无从比较。朱仕光自幼受中原的士大夫雅文化熏陶，认为台湾的庶民文化太过粗俗，尝试以礼教为秩序对其进行规训。以往的历史书写中多提清朝官员对台湾荒漠般的文化生态做出的巨大贡献，却很少提及官方对移民世俗文化的强行阉割。施叔青通过朱仕光对《荔镜记》的改写，展现了官方的傲慢与野蛮。
　　改写洁本《荔镜记》的过程中，首先被改动的便是戏文所用的闽南方言。由于闽南语地处边缘，远离中华文化的中心区，朱仕光认为其是“南蛮鴂舌之音”，要求书吏将戏本中的“土语”一律翻译成官话，还将对白中的生动口语删除，并加入堆砌的辞藻作为修饰，将戏文原有的活力删改殆尽。这种语言删改背后是中原主流文化对边缘移民社会的傲慢，亦是士大夫文化对庶民文化的干涉与收编。
　　但朱仕光观看《荔镜记》之后，竟为之倾倒，甚至强暴了演戏的伶人。这些前后矛盾恰好显示了边缘地方民情对中央政府官员的潜在影响——朱仕光把无法填满的欲望归罪于洛津的天气水土，“被腥咸潮湿的海风熏得懒散”，“喝多了带盐味的井水”所致。此处朱仕光站在帝国的视域中看边陲台湾，怪罪这一化外之地诱发他的欲望。一如西方殖民者认为热带殖民地的风土天气诱发罪恶，却不知那是殖民者自身的欲望被殖民地的文化所击败的结果。 　　另有一个微妙的细节更是直接体现了朱仕光的溃败——当地颇有名望的郭举人拒绝了朱仕光的饮宴邀约，却转头去参加当地民俗活动的出巡仪式。在衙府外欢腾的喧闹声中，唯有墙内的同知朱仕光产生了被遗弃在欢乐之外的感觉和被冷落的失落感。海防同知代表满清朝廷，是当地的权力核心，三进的砖造同知府，也是洛津最高的权力中心，本不应让人感到“身处边缘”。但在这一晚，朱仕光感到他的百姓置他于不顾，这种寂寞与失落带来一种不安全感，一种“中央”反被“边缘”排除在外的虚悬摆荡之感。
　　原住民：苦难的记忆
　　相对于朱仕光等外来统治者观点，施辉、潘吉等则展现在地观点。
　　虽然《行过洛津》以男旦许情三次来到洛津串联情节，但施叔青的笔触也涉及到更早的洛津，即汉人移民还没来到之前的、以原住民平埔族为主的历史。也正是在这一叙述中，《行过洛津》超越了一般的汉人移民开发史，展现了更加宏大而复杂的洛津城面貌。
　　落魄文人施辉是汉人移民的后代，其祖先开垦洛津有功，使该地成为泉州人地盘，还捐地建造天后宫，被当地称为“施大善人”。施辉引以为傲，常常对人讲述先祖的光辉事迹。他的同居人是已汉化的平埔族女人潘吉。她勤劳务农、朴实能干，在日常相处中和施辉因族群文化差异也闹出了不少哭笑不得的故事。
　　但施辉真正理解平埔族的遭遇和伤痛，还要等到他深入浊水溪寻找高人，在森林中与原住民山胞相遇之后。施辉在山上碰到独行、黥面的山地人，他們“面目狰狞、遍体刺青，背上刺了盘旋飞翔的鸟，从肩膀到脐部尽是网状的缨络，两臂各刺青一串骷髅头，从手腕到手肘戴了几十个铁镯，耳朵也戴了一对大铁圈”。施辉先是被吓了一跳，但进而了解到他们的历史——平埔族人先是被“红毛番”（荷兰人）骗取土地，又被汉人用武力侵垦。原住民失去活路，被驱逐赶往深山林内，不得已不断迁移，越过中央山脉到后山开垦找生路，施辉开始心生同情。
　　随着对平埔族历史的进一步了解，施辉的同情转变为了对祖先的愤怒。他发现汉人先是向平埔族人租用土地，缴纳“番大租”，后胁迫原住民出让地权，彻底把土地据为己有。当平埔族夜祭阿立祖时，在忧伤的歌声中主持祭亡灵仪式的女巫会冲向田埂，倒地翻滚地抖唱，揪心揪肺地唱出一段段族人的历史故事。施辉原本以为平埔族在夜祭时的嚎海，是哭祭当年漂洋来台时死于海难的先民，现在他终于懂得这哀恸欲绝的歌声，也是在悼念他们失去的土地和家园。
　　并且，施辉发现，与原住民签订卖契的，正是他曾引以自豪的祖先、被称为“大善人”的施世榜。他也因此产生了深深的困惑和震撼，反省今后是否还以施世榜的直系子孙为荣？这呈现出一种由汉人的自我反省思考：原以祖先为荣的汉人移民施辉，经过上山溯源的旅程，发现了祖先荣耀的背后充满了残酷与杀戮，对原先的自我认同产生了质疑。此处对于原住民历史以及汉人移民剥削压迫原住民的描写，改写了帝国对原住民的单面看法。作者此时附身于施辉之上，表达了她对山地人苦难族群记忆的同情，也从另一个立场叙述了历史。
　　结语：对位式阅读与书写
　　《行过洛津》在台湾获得了很高的评价，施叔青的书写具有一种建构台湾历史的别样特色，甚至和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提出的后殖民对位式阅读（contrapun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