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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高校写作教学的发展可谓飞速。追溯三十年前，大学写作教学在高校的地位非常低下。低下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可以概括为三无：无人教，无教材，无学科。写作教学界的前辈为改善此种状况做出了辛苦的努力：为建立写作学科不断呼吁；组织编撰各种写作教材，丰富了写作理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许多高校又纷纷引进著名作家或编辑家或媒体人充实写作教学一线，他们鲜活的教学方法，切实的写作经验，对高校写作教学状况的改善和提高有着非常大的作用。
但写作一事正如许多著名学者大家所说，是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自古以来“文无定法”。陆谷孙先生在《作文难》一文中说，教了三十多年的书，结论是作文这一课最难教。因为写作“是皮相之下许多深沉的主观因素的综合，是一个厚积薄发的养成过程”。所谓主观因素，他认为“包括独立的人格，善感的情绪，敏悲的资质，素心烂读的积累，对清浊巧拙的判断，独特的手眼以及强烈的表达愿望和快感”。林语堂先生和他有异曲同工的见解：“写作的艺术，其范围的广泛，远于写作的技巧。实在说起来，凡期望成为作家的初学者，都应该叫他们先把写作的技巧完全抛开，暂时不必顾及小节，专在心灵上下功夫。发展出一种真实的文学个性，去做他的写作基础……一个初学者如若忽略了文学个性的培植，则无论他怎样研究文法和文章，也是不能使他成为作家的。我们必须越过写作艺术表面而更进一步，我们在做到这一步时，便会觉得写作艺术这个问题其实包括整个文学思想、风格、情感和读写的问题。”从上面的两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写作作为一种创造性的精神生产，需要写作者思想、文化、知识的综合素养；也需要对文学感觉包括语感、观察、感受、想象等方面的能力培养；而不仅仅是掌握一种技能的问题。建立了这样一种认识，我们才可能正确处理好写作者的精神和技术两个方面的关系，写出真正的好文章来。
基于此，写作课也成了一门高难度的教学工作。但专家学者的理论也给了我们一个启迪，写作是不可能在课堂上完全完成的一门课程，对写作者精神境界人格品位的提升，是整个社会教育体系的责任和写作者自我完善的一个过程。写作课的教学，更应以具体的写作的实用性学习作为自己的教学目标。在解决了这个写作教学应准确定位的首要问题之后，可以尝试在具体的写作教学活动中，将写作理论教学与写作历史发展、写作技巧的完善结合起来，从而调动学生对写作的学习兴趣，消除学生对写作这种行为的距离感和畏惧感，让枯燥的写作理论学习贯穿着富有生命力的文体历史变革，借助对写作历史的了解，通过写作历史的进化和演变过程，解决学生在写作学习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以小说发展历史为例。现代小说的成熟形态及丰富的审美技巧实际上是在小说写作的历史中不断地完善起来的。让学习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意识到小说的形态进步与写作者的能力提升是同步的，从技术上来说，是一种可以把握的技能。
比如，人们通常将神话作为小说原始形态的雏形。在对神话的分析中我们会发现，早期小说写作呈一种幼稚状态。如一则人们耳熟能详的关于精卫填海的神话故事，在《山海经·北山经》中仅有几句话：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单一的人物动作，单一的事件过程，但这些恰恰是构成小说后来文体特征最重要的两个要素，也是小说的写作必须具备的基本叙事能力。随着小说文体的进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笔记体小说，已经具有了人物描写的能力，包括语言、动作，少量地借助环境描写等。如《世说新语》有《床头捉刀人》一则：
魏武将见匈奴使，自惭形陋，不足以雄远国，使崔季圭代，帝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如何？”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
其善于抓住人物特点，寥寥几笔雕刻出人物形象的白描手法，至今为写作界人士所推崇并运用。
小说文体发展到唐代，因唐人对小说审美的共同认知，使得唐代小说如鲁迅先生所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然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李朝威在《柳毅传》中有对龙王小女儿的人物描写：“乃殊色也。然而蛾脸不舒，巾袖无光，凝听翔立，若有所伺。”更有对柳毅眼中的龙宫描写：“柱以白璧，砌以青玉，床以珊瑚，帘以水晶，雕琉璃于翠楣，饰琥珀于虹栋。”对人物形象由外在形象到内在神态的刻画，对故事过程从容委婉的铺叙，对环境描写不遗余力的堆砌，将多人物多故事同时展开，处理得轻重缓急，自然得体，这些都是唐代传奇作者对后世小说文体写作技巧的新贡献。
宋话本更重视的是小说与受众的互动。这无疑与宋话本的产生背景与传播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宋话本故事的紧凑与曲折，是对此前小说文体的超越性贡献，它拉近了小说与受众之间的距离。它语言的日常化和平俗化，彻底将小说与同时代的散文等其他文体区别开来。对情节的营造是宋话本小说最值得后人学习的地方。一波未平又起一波的安排，巧合与误会的巧妙设计，这些技巧至今也为小说写作者们屡试不爽地使用着。小说的开端虽然早有“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东汉时著名史学家班固《汉书·艺文志》）一说，更有人把它鄙夷为“引车卖浆者流”，但小说文体的商业化，其滥觞之源应首推宋话本。所以宋话本不独对小说写作技巧的学习有帮助，对当下小说市场化运作也有启发。
中国小说文体发展到明清阶段，传统小说技法已经完全成熟。无论《金瓶梅》还是《红楼梦》等，内中对小说写作技巧的贡献后人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但这个阶段最应提醒注意的是此前中国小说写作中欠缺的环境描写，到此时已经非常成熟。《红楼梦》中对大观园各处环境与居住者之间命运、性格的相映相衬，对秦可卿卧室摆设详细介绍与卧室主人品性、结局的联想暗示，让环境描写从此前的孤立于外变成有机一体，无不成为经典之笔，值得学习者深入体味。
值得提醒学习者注意的是，人文科学的传承与技术科学的传承是不一样的，人文科学的传承是一个继承和发扬光大的关系，而不是否定与肯定之间的关系，所以小说文体各阶段的特点，至今仍是小说写作中常常被借鉴的。如早期的小说经常以民间传说作为它创作素材的一个重要来源。当代许多作家就因为意识到这一点写出了许多被人称道的作品：莫言、阎连科、贾平凹、迟子建等当代著名作家的小说，常常因其中运用巧妙的神话故事，给人以画龙点睛之感。迟子建获得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的《雾月牛栏》一篇，就建立在一个民间传说背景之上，无此神话，无此优秀小说。其他作家作品中，这种情况也不少见。当代小说家中的高手如汪曾祺、林斤澜等，更是魏晋南北朝笔记体小说的优秀传承者。笔记体，至今也仍是中国小说写作的一种形式。唐传奇对审美的追求，宋话本对情节的设计，明清小说的日常化生活化，在今天成功小说作品中，都不乏其身影。 同样，以散文文体发展为例，我们可以发现，在散文文体的发展过程中，对散文题材的开掘贯穿始终。从先秦两汉时期散文重在说理记叙，而所说之理所叙之事无不关乎家国大事。其“卒章显志”的写法至今还是当下人们无法改变的散文结构习惯。古散文中譬喻的应用和提炼，让先秦两汉的散文永葆了其经典的地位，中国语言中的瑰宝——成语，大多产生在先秦时代的散文中。散文的平民化过程始于唐宋古文运动时期，它扩大了散文的题材范围，赋予散文新的生命力。如韩愈的《祭十二郎文》等，有对一个人渐入老境的凄凉描写：“而发苍苍，而视茫茫，而齿牙摇动”而感人至深；也有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以所见之景抒斯人之怀。所以到了唐宋时期，后世中国散文写作中奉为经典的“借景抒情”“寓情于景”“状物咏怀”等技巧基本形成。至明清小品，散文完成了将人们的日常生活化为文学艺术的过程。无论张岱或归有光，都对散文的日常化审美有着不可否认的贡献。归有光的《寒花葬志》，历来是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散文经典，内中对小女孩寒花神态动作上的细节描写“即饭，目眶冉冉动”，不断为后人所称道，也被汪曾祺先生誉为“点睛之笔”。而张岱对生活幽默调侃的态度，也为散文写法提供了新的借鉴。现代散文对传统散文的突破主要体现在散文内涵的开掘与拓展上。比如对散文笔下生活的哲理化思考，现代性批判，叙事性议论等，但在散文的选材等方面基本延续了自古以来的传统。对散文文体的发展过程学习让我们意识到，散文的写作其实就是人们对生活真理的发现过程及对生活体悟的挖掘过程。与小说写作不同的是，散文写作的情感力量和思想力量远大于写作技巧于其中所占的份量。所以在散文文体的写作学习中，更应强调学习者对自身感受能力与观察能力的训练。特别是对细节的观察，冯骥才先生在谈到散文写作时认为：“支撑小说的是情节，支撑散文的是细节。”其实就是出于真实的生活细节更具有散文文体所需要的打动人的感染力。
以史为鉴，让学习写作的人寻找和探索出一定的规律性，有一个循序渐进的接受和理解、模仿过程。这个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当然是细读文本。一个写作学习中的常识告诉我们，阅读是最好的老师。我们需要解决的是如何阅读的问题。古人强调具体而微，清人李扶九等选评的《古文笔法百篇》，曾介绍过如何在阅读中学习写作的方法。即拿到题目先想，如果是我，此篇文章将如何做。然后再去看人家的文章。“其作法合我意否？合我者高几著？出我者远几层？得失自知矣。”于具体做法上，则是模仿。看其结构，看其立意，看其遣词造句，看其节奏等等。而今人则从叙事、描写、结构等整体技巧上深入研究。如著名作家余华，曾坦承他在写作的不同阶段向国外的不同作家学习写作技巧，比如早期的向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等学习小说的细部描写，而后则从海明威学习对话、陀斯妥耶夫斯基等处学习心理描写，当他的创作走入困境的时候，是对卡夫卡和加缪等作家的阅读，解放了他，让他写出了早期的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
所以由介绍文体历史演变而导入的对文本的细读，对写作教学、写作技巧的学习都有单纯的理论教材不可替代的作用，才能引起学习者的兴趣。以四大名著为例，学生在中学时期或成长过程中都或多或少的接触过。但真正领悟其中的妙处却很难。像金圣叹点评的《水浒传》中，有对被追杀的宋江心理的描写：“那宋江出得舱来，抬眼一望，星光灿烂。”灿烂的不是星光，而是放松后的心情。将环境描写与心理描写结合得天衣无缝。这些细节描写，只有细读，才能领略。而这，也正是小说文体成熟的一个标志，在与早期的小说文本呆板的心理描写与环境描写的对比中，领悟到一种写作的技巧。散文写作也是如此，从早期的汪洋恣肆到后来的细腻柔婉，它的情感色彩才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切近人的生命体验，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和欢迎。
对比法是研究写作历史进行写作教学最大的优势。以当代而论，秦牧的《社稷坛抒情》与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写作背景都是北京一个古老的所在。但在题材的处理和主题的挖掘上两个不同时期的作家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写法。秦牧的写法更传统，而史铁生的写法则具有了一种现代意识。除却作家个人风格的不同，更让我们看到了散文写作在当下的一种进步。开拓了散文写作的新思路。
长久以来盘桓不去的主题、素材、抒情、叙述、人称等写作学习的规定性动作，如同将鲜活的生命一一解剖开来变成标本向人展示，限制了人们的想象空间，让写作学习变得乏善可陈，索然无味；一线写作教师的充实，为写作教学带来了活力，但也相应地个人色彩过多，让学习者有可望不可即之感。因此，结合写作历史进行写作学习，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上述两个现象的整合与协调，希望能因此探索出写作教学的新思路。写作能力，被国外发达国家认为是“跨世纪人才必备的十三种技能”之一，而且被列为现代人的“第一文化”，认为写作在培养人的综合能力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写作教学任重而道远，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在探索中努力前行。
孙苏，浙江传媒学院教授。责任编校：郑利玲
但写作一事正如许多著名学者大家所说，是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自古以来“文无定法”。陆谷孙先生在《作文难》一文中说，教了三十多年的书，结论是作文这一课最难教。因为写作“是皮相之下许多深沉的主观因素的综合，是一个厚积薄发的养成过程”。所谓主观因素，他认为“包括独立的人格，善感的情绪，敏悲的资质，素心烂读的积累，对清浊巧拙的判断，独特的手眼以及强烈的表达愿望和快感”。林语堂先生和他有异曲同工的见解：“写作的艺术，其范围的广泛，远于写作的技巧。实在说起来，凡期望成为作家的初学者，都应该叫他们先把写作的技巧完全抛开，暂时不必顾及小节，专在心灵上下功夫。发展出一种真实的文学个性，去做他的写作基础……一个初学者如若忽略了文学个性的培植，则无论他怎样研究文法和文章，也是不能使他成为作家的。我们必须越过写作艺术表面而更进一步，我们在做到这一步时，便会觉得写作艺术这个问题其实包括整个文学思想、风格、情感和读写的问题。”从上面的两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写作作为一种创造性的精神生产，需要写作者思想、文化、知识的综合素养；也需要对文学感觉包括语感、观察、感受、想象等方面的能力培养；而不仅仅是掌握一种技能的问题。建立了这样一种认识，我们才可能正确处理好写作者的精神和技术两个方面的关系，写出真正的好文章来。
基于此，写作课也成了一门高难度的教学工作。但专家学者的理论也给了我们一个启迪，写作是不可能在课堂上完全完成的一门课程，对写作者精神境界人格品位的提升，是整个社会教育体系的责任和写作者自我完善的一个过程。写作课的教学，更应以具体的写作的实用性学习作为自己的教学目标。在解决了这个写作教学应准确定位的首要问题之后，可以尝试在具体的写作教学活动中，将写作理论教学与写作历史发展、写作技巧的完善结合起来，从而调动学生对写作的学习兴趣，消除学生对写作这种行为的距离感和畏惧感，让枯燥的写作理论学习贯穿着富有生命力的文体历史变革，借助对写作历史的了解，通过写作历史的进化和演变过程，解决学生在写作学习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以小说发展历史为例。现代小说的成熟形态及丰富的审美技巧实际上是在小说写作的历史中不断地完善起来的。让学习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意识到小说的形态进步与写作者的能力提升是同步的，从技术上来说，是一种可以把握的技能。
比如，人们通常将神话作为小说原始形态的雏形。在对神话的分析中我们会发现，早期小说写作呈一种幼稚状态。如一则人们耳熟能详的关于精卫填海的神话故事，在《山海经·北山经》中仅有几句话：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单一的人物动作，单一的事件过程，但这些恰恰是构成小说后来文体特征最重要的两个要素，也是小说的写作必须具备的基本叙事能力。随着小说文体的进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笔记体小说，已经具有了人物描写的能力，包括语言、动作，少量地借助环境描写等。如《世说新语》有《床头捉刀人》一则：
魏武将见匈奴使，自惭形陋，不足以雄远国，使崔季圭代，帝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如何？”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
其善于抓住人物特点，寥寥几笔雕刻出人物形象的白描手法，至今为写作界人士所推崇并运用。
小说文体发展到唐代，因唐人对小说审美的共同认知，使得唐代小说如鲁迅先生所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然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李朝威在《柳毅传》中有对龙王小女儿的人物描写：“乃殊色也。然而蛾脸不舒，巾袖无光，凝听翔立，若有所伺。”更有对柳毅眼中的龙宫描写：“柱以白璧，砌以青玉，床以珊瑚，帘以水晶，雕琉璃于翠楣，饰琥珀于虹栋。”对人物形象由外在形象到内在神态的刻画，对故事过程从容委婉的铺叙，对环境描写不遗余力的堆砌，将多人物多故事同时展开，处理得轻重缓急，自然得体，这些都是唐代传奇作者对后世小说文体写作技巧的新贡献。
宋话本更重视的是小说与受众的互动。这无疑与宋话本的产生背景与传播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宋话本故事的紧凑与曲折，是对此前小说文体的超越性贡献，它拉近了小说与受众之间的距离。它语言的日常化和平俗化，彻底将小说与同时代的散文等其他文体区别开来。对情节的营造是宋话本小说最值得后人学习的地方。一波未平又起一波的安排，巧合与误会的巧妙设计，这些技巧至今也为小说写作者们屡试不爽地使用着。小说的开端虽然早有“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东汉时著名史学家班固《汉书·艺文志》）一说，更有人把它鄙夷为“引车卖浆者流”，但小说文体的商业化，其滥觞之源应首推宋话本。所以宋话本不独对小说写作技巧的学习有帮助，对当下小说市场化运作也有启发。
中国小说文体发展到明清阶段，传统小说技法已经完全成熟。无论《金瓶梅》还是《红楼梦》等，内中对小说写作技巧的贡献后人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但这个阶段最应提醒注意的是此前中国小说写作中欠缺的环境描写，到此时已经非常成熟。《红楼梦》中对大观园各处环境与居住者之间命运、性格的相映相衬，对秦可卿卧室摆设详细介绍与卧室主人品性、结局的联想暗示，让环境描写从此前的孤立于外变成有机一体，无不成为经典之笔，值得学习者深入体味。
值得提醒学习者注意的是，人文科学的传承与技术科学的传承是不一样的，人文科学的传承是一个继承和发扬光大的关系，而不是否定与肯定之间的关系，所以小说文体各阶段的特点，至今仍是小说写作中常常被借鉴的。如早期的小说经常以民间传说作为它创作素材的一个重要来源。当代许多作家就因为意识到这一点写出了许多被人称道的作品：莫言、阎连科、贾平凹、迟子建等当代著名作家的小说，常常因其中运用巧妙的神话故事，给人以画龙点睛之感。迟子建获得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的《雾月牛栏》一篇，就建立在一个民间传说背景之上，无此神话，无此优秀小说。其他作家作品中，这种情况也不少见。当代小说家中的高手如汪曾祺、林斤澜等，更是魏晋南北朝笔记体小说的优秀传承者。笔记体，至今也仍是中国小说写作的一种形式。唐传奇对审美的追求，宋话本对情节的设计，明清小说的日常化生活化，在今天成功小说作品中，都不乏其身影。 同样，以散文文体发展为例，我们可以发现，在散文文体的发展过程中，对散文题材的开掘贯穿始终。从先秦两汉时期散文重在说理记叙，而所说之理所叙之事无不关乎家国大事。其“卒章显志”的写法至今还是当下人们无法改变的散文结构习惯。古散文中譬喻的应用和提炼，让先秦两汉的散文永葆了其经典的地位，中国语言中的瑰宝——成语，大多产生在先秦时代的散文中。散文的平民化过程始于唐宋古文运动时期，它扩大了散文的题材范围，赋予散文新的生命力。如韩愈的《祭十二郎文》等，有对一个人渐入老境的凄凉描写：“而发苍苍，而视茫茫，而齿牙摇动”而感人至深；也有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以所见之景抒斯人之怀。所以到了唐宋时期，后世中国散文写作中奉为经典的“借景抒情”“寓情于景”“状物咏怀”等技巧基本形成。至明清小品，散文完成了将人们的日常生活化为文学艺术的过程。无论张岱或归有光，都对散文的日常化审美有着不可否认的贡献。归有光的《寒花葬志》，历来是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散文经典，内中对小女孩寒花神态动作上的细节描写“即饭，目眶冉冉动”，不断为后人所称道，也被汪曾祺先生誉为“点睛之笔”。而张岱对生活幽默调侃的态度，也为散文写法提供了新的借鉴。现代散文对传统散文的突破主要体现在散文内涵的开掘与拓展上。比如对散文笔下生活的哲理化思考，现代性批判，叙事性议论等，但在散文的选材等方面基本延续了自古以来的传统。对散文文体的发展过程学习让我们意识到，散文的写作其实就是人们对生活真理的发现过程及对生活体悟的挖掘过程。与小说写作不同的是，散文写作的情感力量和思想力量远大于写作技巧于其中所占的份量。所以在散文文体的写作学习中，更应强调学习者对自身感受能力与观察能力的训练。特别是对细节的观察，冯骥才先生在谈到散文写作时认为：“支撑小说的是情节，支撑散文的是细节。”其实就是出于真实的生活细节更具有散文文体所需要的打动人的感染力。
以史为鉴，让学习写作的人寻找和探索出一定的规律性，有一个循序渐进的接受和理解、模仿过程。这个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当然是细读文本。一个写作学习中的常识告诉我们，阅读是最好的老师。我们需要解决的是如何阅读的问题。古人强调具体而微，清人李扶九等选评的《古文笔法百篇》，曾介绍过如何在阅读中学习写作的方法。即拿到题目先想，如果是我，此篇文章将如何做。然后再去看人家的文章。“其作法合我意否？合我者高几著？出我者远几层？得失自知矣。”于具体做法上，则是模仿。看其结构，看其立意，看其遣词造句，看其节奏等等。而今人则从叙事、描写、结构等整体技巧上深入研究。如著名作家余华，曾坦承他在写作的不同阶段向国外的不同作家学习写作技巧，比如早期的向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等学习小说的细部描写，而后则从海明威学习对话、陀斯妥耶夫斯基等处学习心理描写，当他的创作走入困境的时候，是对卡夫卡和加缪等作家的阅读，解放了他，让他写出了早期的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
所以由介绍文体历史演变而导入的对文本的细读，对写作教学、写作技巧的学习都有单纯的理论教材不可替代的作用，才能引起学习者的兴趣。以四大名著为例，学生在中学时期或成长过程中都或多或少的接触过。但真正领悟其中的妙处却很难。像金圣叹点评的《水浒传》中，有对被追杀的宋江心理的描写：“那宋江出得舱来，抬眼一望，星光灿烂。”灿烂的不是星光，而是放松后的心情。将环境描写与心理描写结合得天衣无缝。这些细节描写，只有细读，才能领略。而这，也正是小说文体成熟的一个标志，在与早期的小说文本呆板的心理描写与环境描写的对比中，领悟到一种写作的技巧。散文写作也是如此，从早期的汪洋恣肆到后来的细腻柔婉，它的情感色彩才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切近人的生命体验，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和欢迎。
对比法是研究写作历史进行写作教学最大的优势。以当代而论，秦牧的《社稷坛抒情》与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写作背景都是北京一个古老的所在。但在题材的处理和主题的挖掘上两个不同时期的作家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写法。秦牧的写法更传统，而史铁生的写法则具有了一种现代意识。除却作家个人风格的不同，更让我们看到了散文写作在当下的一种进步。开拓了散文写作的新思路。
长久以来盘桓不去的主题、素材、抒情、叙述、人称等写作学习的规定性动作，如同将鲜活的生命一一解剖开来变成标本向人展示，限制了人们的想象空间，让写作学习变得乏善可陈，索然无味；一线写作教师的充实，为写作教学带来了活力，但也相应地个人色彩过多，让学习者有可望不可即之感。因此，结合写作历史进行写作学习，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上述两个现象的整合与协调，希望能因此探索出写作教学的新思路。写作能力，被国外发达国家认为是“跨世纪人才必备的十三种技能”之一，而且被列为现代人的“第一文化”，认为写作在培养人的综合能力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写作教学任重而道远，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在探索中努力前行。
孙苏，浙江传媒学院教授。责任编校：郑利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