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随着浊色浪花的翻滚，静静的河面被船轻盈划开，就像一堆淡黑又夹杂着深灰色的凝固的油脂被锋利的水果刀划开，悄无声息，轻柔无比，可我感觉自己的心还是有些隐隐的疼痛。拽着2015年夏天的尾巴，我终于见到了那条让我魂牵梦绕的河，摸到了那条让我五味杂陈的河——额尔古纳河。
午后的天空不是如水晶的明净，不是像浅海的蔚蓝。相反，一块块、一片片深铅色的雨云相互拥挤着、彼此推搡着，直到把太阳严实遮挡住，才心满意足地暂时消停下来。它们还恶作剧似的时不时扬下一阵小雨：你刚把伞打开，它们就溜了；你才收了伞，它们却又嬉皮笑脸地凑过来。这些我都顾不上，我紧紧攥着船弦边缘的栏杆，在界河——液体的国土上远眺。
在地理学领域，为区别不同国家的领土疆域界限，人们习惯在地图上用线标示出来，那些“线”就被称为国境线或国界线。那些“线”有的像用直尺划出的标枪一般笔直，如非洲一些国家间的国界线；有的如爬行蚯蚓一样蜿蜒曲折，如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间的国界线。现实中，那“线”或为山脉，或为江河，或为海天相交的海岸边缘。
中国现如今的地图极像一只面向东方报晓的雄鸡，而勾勒出“金鸡冠”轮廓的那条“线”，就是我脚下这条大名鼎鼎的河流——额尔古纳河。作为欧亚两个大国之间的界河，它远没有我想象的宽阔，大概有二三百米宽，河对岸的俄罗斯村庄清晰可见；作为中国历史上与欧洲国家第一个国际条约的地理标识，它也没有我预想的那样波谲云诡，河水就那样几乎静止地流动着，至于水下是否暗流涌动就不得而知了；作为自己有时无意识回避的一个现实存在，我远比自己估计得更为理性与克制：现在，这边是我的祖国，那边是俄罗斯。
额尔古纳河最早见于《旧唐书》，史称“望建河”。它的名称也一直变化着，如在《蒙古秘史》中称“额尔古涅河”，《元史》称“也里古纳河”，《明史》称“阿鲁那么连”，自清代开始称“额尔古纳河”至今。
今天国人广为知晓这条河，多是通过两个渠道。其一，中学历史教科书。公元1689年9月7日（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十四），雅克萨之战后，满清政府与沙皇俄国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其中规定：“……西以额尔古纳河为界，南属中国，北属俄国……”就是这一纸条约，让额尔古纳河一夜之间完成了从“内河”到“界河”的身份转换，也让我们在距今326年前失去了额尔古纳河以北的广袤土地。也就是从那时起，额尔古纳河走出了北地边陲，为国人知晓。其二，持续升温的旅游热。或是实地感受，或是各类《旅游攻略》，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熟悉了额尔古纳河：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的母亲河、休养生息的摇篮、整兵备武的出发地，以及现如今了解北方少数民族风俗历史的“活化石”等等。但除此之外，多数游客们还了解些什么呢？
说起额尔古纳河，就绕不开《中俄尼布楚条约》。
据说对于这份条约，中俄两国历来有不同的评价。
中方一般给予《尼布楚条约》正面评论，认为该条约是两个主权国家的正常边界条约，是平等条约，维护了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但也有人觉得，中国在该条约中放弃了从额尔古纳河到贝加尔湖的领土，实际上不利于中国。事实也是如此。外兴安岭附近地区自古就是中华民族北方少数民族的聚居地，自唐以来，辽、金、元、明都对该地区实施了有效统治，明朝还于公元1409年（成祖永乐七年）在该地区设立奴儿干都指挥使司进行管辖。而俄罗斯最初只是一个莫斯科公国，其主要领土在欧洲，外兴安岭附近离俄罗斯本土相距有好几千公里，清初的时候，俄罗斯一些匪徒才流窜到外兴安岭附近殖民。闻一多先生在他的《七子之歌》中就表明了《尼布楚条约》是个不平等条约：“……吾国自《尼布楚条约》迄旅大之租让，先后丧失之土地，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臆其悲哀之情，盖有甚于《邶风》之七子……”
俄方通常认为这个条约不利于俄国，对俄国而言是不平等条约，后来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才是真正的平等条约。对此，我只能说这应该是依据“丛林法则”得出的结论：实力决定一切，有多大的实力就应该得到多大的利益，至于获利的方式是否公平合理，则不必权衡斟酌，也不屑考虑反省。
我曾查阅过《尼布楚条约》的内容，其中还有类似的条款：“……和好已定，两国永敦睦谊……”果真如此吗？有人可能会说：“没错，额尔古纳河现在不还是中俄两国的界河吗？”那请看看下面这一组数据：《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第169年，沙俄通过不平等的《瑷珲条约》割走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第171年，沙俄通过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割走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第175年，沙俄通过不平等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走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第195年，沙俄通过不平等的《伊犁条约》及其续签的5个子约，又割走中国西部7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也就是说《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近200年间，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总计超过150万平方公里——大致相当于今天4个日本（德国）、3个法国的国土面积。这还仅仅是沙俄直接从中国掠夺的领土，如果再算上俄国策动外蒙古独立，中国损失的领土已达到了300万平方公里——中国的版图也由一枚丰腴的“秋海棠”缩水成一只瘦骨嶙峋的“公鸡”！记得曾从互联网上读到一则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面对日本对北方四岛的领土诉求时说：“俄罗斯地大物博，但没有一寸土地是多余的！”我真想问问：“那中国被掠走的150万平方公里（或300万平方公里）土地就多余吗？”
游船在额尔古纳河上行驶得很平稳。中国一侧，游人熙熙攘攘；俄罗斯一侧，却难得看见人的踪迹。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才看见俄方岸边有一个看不清年纪的男子在钓鱼，一辆摩托车就支在他身后，装鱼的器具就在他的脚边。界河上的游船来回穿梭，似乎并不影响他的兴致，也许他早就看惯了。
天上又下起了小雨，但这丝毫影响不了大家的兴致。乘客们套着橘红色救生衣，都在船头兴致勃勃地指点江山，围绕这条界河及其周围的风景和过往的掌故，天南海北的方言土语说个不停，也有一些当地人给外地来旅游的亲友做导游，他们说的内容我基本都听得懂、听得清。但我真想问问身边的人：你们听说过“卡官的故事”吗？你们去拜谒过卡官墓并献上一束野花了吗？ 我总感觉缺点什么——是的，有些人和有些事今天缺席了——但这并不是他们想缺席，而是我们忘了“邀请”他们。在我们赞美祖国山河壮丽的时候，在我们回望这片土地曾经的辉煌的时候，在我们专注于并惊叹这里今天的快速发展的时候，某些人、某些事不应该被遗忘或者回避，尤其是那些为捍卫这连绵的山脉、这丰盈的河流、这鲜绿的草原的安宁与尊严而付出忠诚、牺牲生命的人们——历史，绝不应该被选择性记忆。
《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为确保北疆既有“边”更有“防”，从清朝中期开始，中国政府就沿着额尔古纳河我方一侧设置边防卡伦，共有18个，到1937年日军全面入侵时才全部废除。“卡伦”者，大概就是“哨卡”的意思吧，而“卡官”也大致类似“哨长”。我们先说的这位卡官，大名吕瑞甫，1885年出生，山东招远县人，不但身材魁梧，且精通俄语，很有文化底蕴。此君颇具胆略，经常不带一个翻译，不带一名士兵，只佩带一支手枪，只身一人过河到苏联去办理外交事务。更难能可贵的是吕卡官平常待百姓非常和气，军民关系融洽，朴实的边民也非常尊敬他，称他为“吕官”，说他是个“清官”“好官”。
但额尔古纳河作为一条界河，在旧中国是注定无法长久安享“奢侈”的和平的。1929年9月28日，即《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第240年，因中东铁路管理归属问题，中苏边境上暴发了激烈的军事冲突，史称“民国十八年跑反”。据记载当时“沿江千里卡伦，九处兵额共不足百名，不可以守；又值淫霖数月，洪水为灾，兵民皆不得食。”狼要吃羊，就一定会在它所认为最恰当的时机露出獠牙。“二十八日黎明，敌军二百余人突来袭击，我方持械者仅十五人，吕君督兵应敌，自卯至午血战八小时，毙敌十余人，身中数剑，犹大呼突围，遂以身殉……”事后，当时的中国政府派出一团骑兵携大炮至界河边，向河对岸打了100多发炮弹。对外，算是示威；对内，算是交待。
这次边境冲突后，官方民间皆感佩吕卡官的忠勇、刚烈、威猛，欲勒石建碑以资纪念，但是英雄们的身躯，早已和被践踏的国土一起被战火焚烧得不可辨认。幸亏有心人记得吕卡官曾镶有金牙，大家在灰烬瓦砾中千辛万苦觅得一个左侧镶金牙的颅骨后，确认为吕卡官，遂建碑将吕卡官葬于额尔古纳河岸边。抗日战争胜利后，当地商会为纪念这位民族英雄，集资修缮了吕卡官墓地；2001年，驻额尔古纳市边防大队再次对英雄的墓地进行修缮……更值得欣慰的是，1999年9月18日，吕卡官旅居国外的后代来到这里扫墓，纪念自己的先辈殉国70周年。
英雄有灵，英魂归来！
同样是在这次中苏边境冲突中，另一位张卡官的遭遇更让人唏嘘不已。据说当时那位祖籍河北、名叫张清富的年轻人，三十刚出头，时任第十卡伦的卡官。冲突迫近时，十卡仅有20名官兵和10多名家属，火力有限，又不可能有援军。明眼人都知道：就凭借这么点人马刀枪，根本挡不住苏军的进攻。接到上级的预警后，张卡官一声不吭，一面埋头带领士兵修工事、设障碍，积极备战；一面做好撤离家属和居民的动员，让居民多备干粮、收拾好行装，一旦开战就迅速撤离。苏军围攻十卡的枪声也是在1929年9月28日的凌晨响起，事先安排好的两名士兵带领家属和附近居民们迅速撤离。后半夜，张卡官带着几名士兵从苏军的包围圈里冲了出来，并和先前撤离的百姓们会合，然后一道南撤。之后，他一生憋屈，一生自责。据其后人回忆，这位张卡官一生都不敢公开自己的卡官身份。“抗击入侵失败”和“失败后选择后退”，成了这位中国旧军人一生都解不开的心结。后来，张卡官疯了，嘴里成天说着“失败”“胜利”之类谁也听不懂的话。1942年，中苏边境冲突后的第13个年头，张卡官死了。
一次边境军事冲突，两位卡官做出了既相同（奋起抗击）又不同（一位战死沙场，一位突出重围）的选择。对吕卡官，人们无论怎样称赞都不为过，可我们就有资格随意地责难张卡官吗？大敌当前，他奋起抵抗，但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他失败了。这个相信没有人会怪罪他（但他怪罪自己）。怪他不应该突破敌人的包围圈、活着冲出来吗？明知不可为，他仍在近乎徒劳地备战、抵抗，同时做好撤离百姓的准备。面对外敌入侵，他没有抛下士兵百姓只带着自己的老婆孩子逃跑，他没有一枪不放就跪地举白旗，他更没有摇身一变当汉奸做“带路党”，他尽了自己作为一名军人的本分，虽然不够完美或优秀。两位卡官，一个达到了精忠报国的极致，一个做到了尽力而为，他们都没有突破中国军人和中国男人的底线。这，就足够了。我们不能苛求所有的人都成为杀身成仁的英雄，况且张卡官用自己一生的自责和最后的疯癫，证明了自己知错、认错的勇气和诚意。假如他真有什么“罪过”，也应该得到洗刷了。
弥漫的硝烟、猎猎的军旗、震天的厮杀，以及突围后那一声声愤懑不甘的沉重叹息都远去了，可我们真的不能彻底忘记曾经在这条河流上所发生的一切，那对不起我们不屈的先辈们，更会把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们置于危险的境地——忘战必危，忘危必战，古有明训啊！
幸好，并非所有的游客都只陶醉在界河旖旎的风光里。游船在界河转了一圈返回码头的时候，我听到一个稚嫩的声音在发问：“妈妈，那边就是俄罗斯吗，真美！”年轻的母亲回答：“对，是很美，但那里原来是咱们国家的地儿……”后面的窃窃私语就听不清楚了，只见一位母亲正亲昵地搂着自己好奇的小宝贝，耐心地细细讲述着什么。足够了，有这一问一答就足够了。
遥想1950年，毛泽东主席第一次访苏回国途中，唯一没有下车的地方，就是贝加尔湖附近的乌兰乌德。据说，毛泽东主席曾问随行的陈伯达：“陈夫子，你知道这是个什么地方吗？”陈伯达未加考虑就回道：“布利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首府是乌兰乌德。”毛主席对陈伯达的回答不满意，给他上了一节历史常识课：“这个地方，历史上叫上乌金斯克，居民基本上都是蒙古人，也有汉人，原来就是我们中国的领土。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苏武曾经牧羊的地方！”伟人就是伟人，即便在寻求邻国帮助的时候，也不肯突破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底线；领袖就是领袖，他知道太多太多的人会因为眼前的境遇而忘掉不该忘的历史，如号称博学的“陈夫子”，只知道“乌兰乌德”，却忘记了“上乌金斯克”。一个地方的名字就那么重要吗？据我所知，“上乌金斯克”也不是这块土地的本名，这是1690年俄国重新命名的，就是《尼布楚条约》签订的第二年！
说起这些并记住这些，并不是要我们一直耿耿于怀，不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面对这个世界。一条额尔古纳河已流淌了上千年，但近三百年来，这条河流上发生的一切过于沉重，有些事情即便已经冲刷几百年，却依然无法稀释。面对这条河，面对这条昨日的内河、今天的界河，有太多的事情值得我们思索：如何认识我们自己和我们的邻国，如何认识和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包括怎样面对国家之间的历史与现实……我们只有了解曾经的历史，不忘那一段历史，并分析透彻那一段历史，才能知道过去我们的失误在哪里，才能明确眼下我们最应该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这样，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这一代人才可能不会继续被惋惜、被抱怨、被痛恨。
前面提到的卡官墓，现在已成为额尔古纳市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同时也是该市向旅游者重点推介的景点。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在额尔古纳气势恢宏的博物馆中，也有极为详实的阐述。我曾去看过一次，黑白照片和白底黑字，再加上幽暗的灯光，给人一种深邃的历史感。
距离这条界河不到200公里远的地方，就是干净、美丽、静谧，却又内敛着勃勃生机活力的小城拉布大林。小城偏东北角有一条几百米长的路，名为“卡官路”，那是我闲暇时经常散步的地方。很多时候我都是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就去了那里，周围有公园、民居、白杨，还有一条静静流淌的小河。那条路其实也没有太出奇的地方，但我就是喜欢。每次在那里徘徊都能见到一块书写着“卡官路”的路牌，每一次心里都隐隐一动。就如此时此刻我站立在作为界河的额尔古纳河上，念念不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警示。我们每一个人在为自己的小生活、小兴趣打拼的时候，更应该想一想自己能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做些什么。否则，当历史重演的时候，那我们再以哪一条大河为界河、哪一座大山为界山呢？
责任编辑 王冬海
午后的天空不是如水晶的明净，不是像浅海的蔚蓝。相反，一块块、一片片深铅色的雨云相互拥挤着、彼此推搡着，直到把太阳严实遮挡住，才心满意足地暂时消停下来。它们还恶作剧似的时不时扬下一阵小雨：你刚把伞打开，它们就溜了；你才收了伞，它们却又嬉皮笑脸地凑过来。这些我都顾不上，我紧紧攥着船弦边缘的栏杆，在界河——液体的国土上远眺。
在地理学领域，为区别不同国家的领土疆域界限，人们习惯在地图上用线标示出来，那些“线”就被称为国境线或国界线。那些“线”有的像用直尺划出的标枪一般笔直，如非洲一些国家间的国界线；有的如爬行蚯蚓一样蜿蜒曲折，如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间的国界线。现实中，那“线”或为山脉，或为江河，或为海天相交的海岸边缘。
中国现如今的地图极像一只面向东方报晓的雄鸡，而勾勒出“金鸡冠”轮廓的那条“线”，就是我脚下这条大名鼎鼎的河流——额尔古纳河。作为欧亚两个大国之间的界河，它远没有我想象的宽阔，大概有二三百米宽，河对岸的俄罗斯村庄清晰可见；作为中国历史上与欧洲国家第一个国际条约的地理标识，它也没有我预想的那样波谲云诡，河水就那样几乎静止地流动着，至于水下是否暗流涌动就不得而知了；作为自己有时无意识回避的一个现实存在，我远比自己估计得更为理性与克制：现在，这边是我的祖国，那边是俄罗斯。
额尔古纳河最早见于《旧唐书》，史称“望建河”。它的名称也一直变化着，如在《蒙古秘史》中称“额尔古涅河”，《元史》称“也里古纳河”，《明史》称“阿鲁那么连”，自清代开始称“额尔古纳河”至今。
今天国人广为知晓这条河，多是通过两个渠道。其一，中学历史教科书。公元1689年9月7日（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十四），雅克萨之战后，满清政府与沙皇俄国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其中规定：“……西以额尔古纳河为界，南属中国，北属俄国……”就是这一纸条约，让额尔古纳河一夜之间完成了从“内河”到“界河”的身份转换，也让我们在距今326年前失去了额尔古纳河以北的广袤土地。也就是从那时起，额尔古纳河走出了北地边陲，为国人知晓。其二，持续升温的旅游热。或是实地感受，或是各类《旅游攻略》，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熟悉了额尔古纳河：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的母亲河、休养生息的摇篮、整兵备武的出发地，以及现如今了解北方少数民族风俗历史的“活化石”等等。但除此之外，多数游客们还了解些什么呢？
说起额尔古纳河，就绕不开《中俄尼布楚条约》。
据说对于这份条约，中俄两国历来有不同的评价。
中方一般给予《尼布楚条约》正面评论，认为该条约是两个主权国家的正常边界条约，是平等条约，维护了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但也有人觉得，中国在该条约中放弃了从额尔古纳河到贝加尔湖的领土，实际上不利于中国。事实也是如此。外兴安岭附近地区自古就是中华民族北方少数民族的聚居地，自唐以来，辽、金、元、明都对该地区实施了有效统治，明朝还于公元1409年（成祖永乐七年）在该地区设立奴儿干都指挥使司进行管辖。而俄罗斯最初只是一个莫斯科公国，其主要领土在欧洲，外兴安岭附近离俄罗斯本土相距有好几千公里，清初的时候，俄罗斯一些匪徒才流窜到外兴安岭附近殖民。闻一多先生在他的《七子之歌》中就表明了《尼布楚条约》是个不平等条约：“……吾国自《尼布楚条约》迄旅大之租让，先后丧失之土地，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臆其悲哀之情，盖有甚于《邶风》之七子……”
俄方通常认为这个条约不利于俄国，对俄国而言是不平等条约，后来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才是真正的平等条约。对此，我只能说这应该是依据“丛林法则”得出的结论：实力决定一切，有多大的实力就应该得到多大的利益，至于获利的方式是否公平合理，则不必权衡斟酌，也不屑考虑反省。
我曾查阅过《尼布楚条约》的内容，其中还有类似的条款：“……和好已定，两国永敦睦谊……”果真如此吗？有人可能会说：“没错，额尔古纳河现在不还是中俄两国的界河吗？”那请看看下面这一组数据：《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第169年，沙俄通过不平等的《瑷珲条约》割走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第171年，沙俄通过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割走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第175年，沙俄通过不平等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走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第195年，沙俄通过不平等的《伊犁条约》及其续签的5个子约，又割走中国西部7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也就是说《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近200年间，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总计超过150万平方公里——大致相当于今天4个日本（德国）、3个法国的国土面积。这还仅仅是沙俄直接从中国掠夺的领土，如果再算上俄国策动外蒙古独立，中国损失的领土已达到了300万平方公里——中国的版图也由一枚丰腴的“秋海棠”缩水成一只瘦骨嶙峋的“公鸡”！记得曾从互联网上读到一则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面对日本对北方四岛的领土诉求时说：“俄罗斯地大物博，但没有一寸土地是多余的！”我真想问问：“那中国被掠走的150万平方公里（或300万平方公里）土地就多余吗？”
游船在额尔古纳河上行驶得很平稳。中国一侧，游人熙熙攘攘；俄罗斯一侧，却难得看见人的踪迹。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才看见俄方岸边有一个看不清年纪的男子在钓鱼，一辆摩托车就支在他身后，装鱼的器具就在他的脚边。界河上的游船来回穿梭，似乎并不影响他的兴致，也许他早就看惯了。
天上又下起了小雨，但这丝毫影响不了大家的兴致。乘客们套着橘红色救生衣，都在船头兴致勃勃地指点江山，围绕这条界河及其周围的风景和过往的掌故，天南海北的方言土语说个不停，也有一些当地人给外地来旅游的亲友做导游，他们说的内容我基本都听得懂、听得清。但我真想问问身边的人：你们听说过“卡官的故事”吗？你们去拜谒过卡官墓并献上一束野花了吗？ 我总感觉缺点什么——是的，有些人和有些事今天缺席了——但这并不是他们想缺席，而是我们忘了“邀请”他们。在我们赞美祖国山河壮丽的时候，在我们回望这片土地曾经的辉煌的时候，在我们专注于并惊叹这里今天的快速发展的时候，某些人、某些事不应该被遗忘或者回避，尤其是那些为捍卫这连绵的山脉、这丰盈的河流、这鲜绿的草原的安宁与尊严而付出忠诚、牺牲生命的人们——历史，绝不应该被选择性记忆。
《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为确保北疆既有“边”更有“防”，从清朝中期开始，中国政府就沿着额尔古纳河我方一侧设置边防卡伦，共有18个，到1937年日军全面入侵时才全部废除。“卡伦”者，大概就是“哨卡”的意思吧，而“卡官”也大致类似“哨长”。我们先说的这位卡官，大名吕瑞甫，1885年出生，山东招远县人，不但身材魁梧，且精通俄语，很有文化底蕴。此君颇具胆略，经常不带一个翻译，不带一名士兵，只佩带一支手枪，只身一人过河到苏联去办理外交事务。更难能可贵的是吕卡官平常待百姓非常和气，军民关系融洽，朴实的边民也非常尊敬他，称他为“吕官”，说他是个“清官”“好官”。
但额尔古纳河作为一条界河，在旧中国是注定无法长久安享“奢侈”的和平的。1929年9月28日，即《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第240年，因中东铁路管理归属问题，中苏边境上暴发了激烈的军事冲突，史称“民国十八年跑反”。据记载当时“沿江千里卡伦，九处兵额共不足百名，不可以守；又值淫霖数月，洪水为灾，兵民皆不得食。”狼要吃羊，就一定会在它所认为最恰当的时机露出獠牙。“二十八日黎明，敌军二百余人突来袭击，我方持械者仅十五人，吕君督兵应敌，自卯至午血战八小时，毙敌十余人，身中数剑，犹大呼突围，遂以身殉……”事后，当时的中国政府派出一团骑兵携大炮至界河边，向河对岸打了100多发炮弹。对外，算是示威；对内，算是交待。
这次边境冲突后，官方民间皆感佩吕卡官的忠勇、刚烈、威猛，欲勒石建碑以资纪念，但是英雄们的身躯，早已和被践踏的国土一起被战火焚烧得不可辨认。幸亏有心人记得吕卡官曾镶有金牙，大家在灰烬瓦砾中千辛万苦觅得一个左侧镶金牙的颅骨后，确认为吕卡官，遂建碑将吕卡官葬于额尔古纳河岸边。抗日战争胜利后，当地商会为纪念这位民族英雄，集资修缮了吕卡官墓地；2001年，驻额尔古纳市边防大队再次对英雄的墓地进行修缮……更值得欣慰的是，1999年9月18日，吕卡官旅居国外的后代来到这里扫墓，纪念自己的先辈殉国70周年。
英雄有灵，英魂归来！
同样是在这次中苏边境冲突中，另一位张卡官的遭遇更让人唏嘘不已。据说当时那位祖籍河北、名叫张清富的年轻人，三十刚出头，时任第十卡伦的卡官。冲突迫近时，十卡仅有20名官兵和10多名家属，火力有限，又不可能有援军。明眼人都知道：就凭借这么点人马刀枪，根本挡不住苏军的进攻。接到上级的预警后，张卡官一声不吭，一面埋头带领士兵修工事、设障碍，积极备战；一面做好撤离家属和居民的动员，让居民多备干粮、收拾好行装，一旦开战就迅速撤离。苏军围攻十卡的枪声也是在1929年9月28日的凌晨响起，事先安排好的两名士兵带领家属和附近居民们迅速撤离。后半夜，张卡官带着几名士兵从苏军的包围圈里冲了出来，并和先前撤离的百姓们会合，然后一道南撤。之后，他一生憋屈，一生自责。据其后人回忆，这位张卡官一生都不敢公开自己的卡官身份。“抗击入侵失败”和“失败后选择后退”，成了这位中国旧军人一生都解不开的心结。后来，张卡官疯了，嘴里成天说着“失败”“胜利”之类谁也听不懂的话。1942年，中苏边境冲突后的第13个年头，张卡官死了。
一次边境军事冲突，两位卡官做出了既相同（奋起抗击）又不同（一位战死沙场，一位突出重围）的选择。对吕卡官，人们无论怎样称赞都不为过，可我们就有资格随意地责难张卡官吗？大敌当前，他奋起抵抗，但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他失败了。这个相信没有人会怪罪他（但他怪罪自己）。怪他不应该突破敌人的包围圈、活着冲出来吗？明知不可为，他仍在近乎徒劳地备战、抵抗，同时做好撤离百姓的准备。面对外敌入侵，他没有抛下士兵百姓只带着自己的老婆孩子逃跑，他没有一枪不放就跪地举白旗，他更没有摇身一变当汉奸做“带路党”，他尽了自己作为一名军人的本分，虽然不够完美或优秀。两位卡官，一个达到了精忠报国的极致，一个做到了尽力而为，他们都没有突破中国军人和中国男人的底线。这，就足够了。我们不能苛求所有的人都成为杀身成仁的英雄，况且张卡官用自己一生的自责和最后的疯癫，证明了自己知错、认错的勇气和诚意。假如他真有什么“罪过”，也应该得到洗刷了。
弥漫的硝烟、猎猎的军旗、震天的厮杀，以及突围后那一声声愤懑不甘的沉重叹息都远去了，可我们真的不能彻底忘记曾经在这条河流上所发生的一切，那对不起我们不屈的先辈们，更会把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们置于危险的境地——忘战必危，忘危必战，古有明训啊！
幸好，并非所有的游客都只陶醉在界河旖旎的风光里。游船在界河转了一圈返回码头的时候，我听到一个稚嫩的声音在发问：“妈妈，那边就是俄罗斯吗，真美！”年轻的母亲回答：“对，是很美，但那里原来是咱们国家的地儿……”后面的窃窃私语就听不清楚了，只见一位母亲正亲昵地搂着自己好奇的小宝贝，耐心地细细讲述着什么。足够了，有这一问一答就足够了。
遥想1950年，毛泽东主席第一次访苏回国途中，唯一没有下车的地方，就是贝加尔湖附近的乌兰乌德。据说，毛泽东主席曾问随行的陈伯达：“陈夫子，你知道这是个什么地方吗？”陈伯达未加考虑就回道：“布利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首府是乌兰乌德。”毛主席对陈伯达的回答不满意，给他上了一节历史常识课：“这个地方，历史上叫上乌金斯克，居民基本上都是蒙古人，也有汉人，原来就是我们中国的领土。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苏武曾经牧羊的地方！”伟人就是伟人，即便在寻求邻国帮助的时候，也不肯突破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底线；领袖就是领袖，他知道太多太多的人会因为眼前的境遇而忘掉不该忘的历史，如号称博学的“陈夫子”，只知道“乌兰乌德”，却忘记了“上乌金斯克”。一个地方的名字就那么重要吗？据我所知，“上乌金斯克”也不是这块土地的本名，这是1690年俄国重新命名的，就是《尼布楚条约》签订的第二年！
说起这些并记住这些，并不是要我们一直耿耿于怀，不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面对这个世界。一条额尔古纳河已流淌了上千年，但近三百年来，这条河流上发生的一切过于沉重，有些事情即便已经冲刷几百年，却依然无法稀释。面对这条河，面对这条昨日的内河、今天的界河，有太多的事情值得我们思索：如何认识我们自己和我们的邻国，如何认识和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包括怎样面对国家之间的历史与现实……我们只有了解曾经的历史，不忘那一段历史，并分析透彻那一段历史，才能知道过去我们的失误在哪里，才能明确眼下我们最应该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这样，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这一代人才可能不会继续被惋惜、被抱怨、被痛恨。
前面提到的卡官墓，现在已成为额尔古纳市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同时也是该市向旅游者重点推介的景点。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在额尔古纳气势恢宏的博物馆中，也有极为详实的阐述。我曾去看过一次，黑白照片和白底黑字，再加上幽暗的灯光，给人一种深邃的历史感。
距离这条界河不到200公里远的地方，就是干净、美丽、静谧，却又内敛着勃勃生机活力的小城拉布大林。小城偏东北角有一条几百米长的路，名为“卡官路”，那是我闲暇时经常散步的地方。很多时候我都是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就去了那里，周围有公园、民居、白杨，还有一条静静流淌的小河。那条路其实也没有太出奇的地方，但我就是喜欢。每次在那里徘徊都能见到一块书写着“卡官路”的路牌，每一次心里都隐隐一动。就如此时此刻我站立在作为界河的额尔古纳河上，念念不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警示。我们每一个人在为自己的小生活、小兴趣打拼的时候，更应该想一想自己能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做些什么。否则，当历史重演的时候，那我们再以哪一条大河为界河、哪一座大山为界山呢？
责任编辑 王冬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