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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晚期奥斯曼帝国政治生活的显著特征是政治精英集团中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博弈与斗争。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与地方权贵的崛起，奥斯曼帝国开启了西化改革，造就了一批深受西方思想文化影响的政治精英，即改革派。近卫军团和乌里玛等原有社会力量联合起来反对西化改革，政治精英集团中的保守派随之形成。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两次宪政运动中。晚期奥斯曼帝国政治精英之间的博弈深刻影响了土耳其的政治方向，不仅为构建世俗化的现代民族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为伊斯兰力量的复兴，土耳其走上以世俗民主制度为基础的温和伊斯兰主义的发展道路埋下了伏笔。
关键词：晚期奥斯曼帝国;西化改革;政治精英;博弈
中图分类号：K37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1-0036-03
作为奥斯曼帝国的继承者，土耳其始终无法摆脱帝国政治生活对其国家发展道路的影响。奥斯曼帝国的制度与文化使得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也带有强烈的精英色彩。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土耳其政治是精英政治，政治精英主导着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不仅是推动物质文明发展和政治变革的动力，而且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全面、深入地探讨晚期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精英集团对于理解当前土耳其国家发展道路、把握其未来政治发展趋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晚期奥斯曼帝国的西化改革与政治精英集团的分裂
十八世纪末，随着奥斯曼帝国西化改革的进行，帝国政治精英集团发生了分裂，一方是世俗化的军官、文官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改革派，另一方是宗教机构和军事官僚机构中的保守分子组成的保守派，这也是土耳其宗教教育与世俗教育并存的直接结果。
（一）晚期奥斯曼帝国的西化改革
十八世纪末，在地方权贵崛起和西方列强侵略的威胁下，奥斯曼帝国开启了西化改革，主题始终围绕加强中央集权，目的是强化素丹的专制独裁、遏制地方势力的离心倾向和抵抗西方列强的入侵。
改革最先在军事领域展开。塞里姆三世（1789—1807年在位）推行了“新秩序”的军事改革，主要举措为仿效法国模式组建新军。他的继任者马哈茂德二世（1808—1839年在位）继续推行军事改革，建立了由步兵和骑兵构成的新军，称之为“穆罕默德常胜军”。马哈茂德二世的改革不仅涉及军事，而且涉及土地制度的非封邑化、政府机构的官僚化和政治生活的世俗化，这些改革举措开辟了奥斯曼帝国世俗化进程。
改革继续向政治、司法、教育领域推进，奥斯曼帝国进入坦齐马特时代（1839—1876年）。“坦齐马特”的土耳其语义即为“改革”。坦齐马特时代的社会改革中比较行之有效的是教育改革，旨在通过创办世俗教育特别是新建世俗学校来培养新式军官和政府官员。到1867年，奥斯曼帝国建立了1.1万多所的初等学校，在校生为34万人[1]。1869年，素丹阿卜杜·阿齐兹（1861—1876年在位）颁布了《教育法规》。该法规以法国的教育模式为模板，规定了包括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内的三层教育体系，明确世俗学校由帝国的教育部门管辖。这一举措不仅开创了世俗教育的体制，而且摆脱了乌里玛（伊斯兰宗教学者）对教育的控制。
（二）晚期奥斯曼帝国政治精英集团的分裂
晚期奥斯曼帝国的西化改革，特别是坦齐马特时代的教育改革造就了一批受过世俗教育，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青年一代，这是西方经济入侵和文化传导的直接结果。随着帝国西化改革运动的发展，统治集团内部涌现出一批“西化者”，称之为“坦齐马特人”，这标志着政治精英集团中改革派的形成。这一派别主要由新型西式军校培养出的年轻军官、接受过世俗教育和经常与西方接触的外交官以及一些知识分子组成，他们精通外语，熟悉西方政治，立志于社会改革。“坦齐马特人”形成了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一批积极进取的人，愿望是实现国家的近代化。这一代人主要来自普通家庭，他们是坦齐马特时代建立的军校和公立学校培养的人才。
新式学校中尤为重要的是加拉塔萨雷学校（Galatasaray school）、战争学院（Harbiye）以及政治科学学校（Mülkiye），这三所学校为实现土耳其的近代化输送了大量人才。加拉塔萨雷学校对现代土耳其的崛起影響巨大，该学校为国家培养了许多政府管理者和外交官。战争学院是奥斯曼帝国第一所近代化的军事学校，成立于1834年，但是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才真正开始发挥作用。1861年，这所学校为研究生军官开设了“参谋班”，旨在培养军事精英。政治科学学校成立于1857年，是奥斯曼帝国现代高等教育的第一所文科学校，培养了许多近代化的行政管理人才，如青年土耳其党的领导人之一米扎奇·穆拉德（MIZANCI MURAT）。
然而，西化改革的诸多举措损害了传统的近卫军团和乌里玛的既得利益，削弱了他们的权力和社会基础。因此，近卫军团和乌里玛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西化改革，政治精英的保守派随之形成。可以说，政治精英保守派的形成是西方殖民势力入侵的情况下，由原有的社会群体联合而成。政治精英保守派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乌里玛，反对派背后的主要支持者是乌里玛。乌里玛不仅为反对派提供意识形态上的辩护，还通过煽动群众来支持反对派。抵抗西化改革的“矛头”是军队内部的传统队伍，也就是近卫军团和其他底层士兵。
二、政治精英的博弈与宪政运动
十九世纪奥斯曼帝国历史可以视为政治精英集团内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史。晚期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精英的博弈主要体现在宪政运动中。作为改革派的代表，青年奥斯曼党人领导了第一次宪政运动，他们将立宪主义视为解除帝国困境最有效的途径，但是最终由于政治精英集团中保守派的反对而走向失败。哈米德二世虽然是保守派的代表，但同时他也是一位改革者。哈米德二世的改革客观上促使改革派力量不断壮大，为青年土耳其党人取得第二次宪政运动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一）青年奥斯曼党人与第一次宪政运动
1865年，纳米克·凯末尔（NAMIK KEMAL）等人建立了“青年奥斯曼党”，该组织具有泛奥斯曼主义的思想倾向，倡导宪政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强调自由主义与伊斯兰价值观的结合。
1876年，在青年奥斯曼党人的影响下，奥斯曼帝国通过了历史上第一部宪法，这标志着帝国从独裁君主制转变为立宪君主制。奥斯曼帝国众议院的第一批议员是根据一项临时选举法，并利用省政府议会作为选举机构而推选出的。众议院在伊斯坦布尔先后召开了两次会议。1878年，由于议员在会上猛烈抨击素丹政府的无能、腐败和指挥战事不当，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1876—1909年在位）以俄国和奥斯曼帝国战争结束时的危急形势为借口，宣布解散议会，镇压立宪派。至此，从1878年至1908年，土耳其议会停止召开，宪法如一纸空文。
（二）青年土耳其党人与第二次宪政运动
青年土耳其革命的背景是哈米德二世的西化改革与独裁统治。一方面，哈米德二世的西化改革客观上促使政治精英集团中改革派的力量不断壮大。伯纳德·刘易斯认为，“哈米德二世是坦齐马特改革派的真正继承人。”[2]
1877年与俄国战争失败和“柏林条约”的签订使哈米德二世意识到部队训练欠佳、装备陈旧，缺乏有思想、有活力的指挥官，这一事件成为哈米德二世实行改革的催化剂。哈米德二世改革的主要涉及军事、教育、行政等方面。军事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改进军事组织，扩大征兵;聘请德国教官培训军事人才;派遣青年军官留学欧洲;购买新式武器等。1877年，土耳其正规军总数为206541人，拥有马38197匹，机炮3660门[3]。在教育方面，政府扩大了公立学校的范围和规模，创办的新式学校多达1万所[4]。在行政改革方面，政府为1877至1883年间的所有行政官员建立了档案，引进了薪级制，并在官员的任用和晋升上采取了绩优制度。
哈米德二世的改革使得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集团逐步崛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世俗学校培养出足够多的军事及行政管理人才，才能促使政权性质发生深刻变化。这一时期，随着一大批知识分子崛起以及官僚机构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政治精英集团中改革派的力量逐渐发展壮大，为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建立民族国家及推进现代化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同时，哈米德二世的独裁统治是第二次宪政运动爆发的重要因素。他极力推行西化改革，同时也是独裁者、暴君，通过严格的新闻检查、鼓励告密等手段实施专制统治，引发具有宪政倾向的政治精英的强烈不满。1887年，帝国医学院的6名学生建立“统一与进步协会”，秘密宣传宪政思想。由于素丹政府迫害，协会的许多成员流亡国外，继而在意大利热亚那和法国巴黎成立“统一与进步协会”，西方人称之为“青年土耳其党”。
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在伊斯坦布尔召开大会，通过了党的政治纲领，沿袭了第一次宪政运动的基本思想，主张恢复1876年宪法，召开新的议会，建立真正意义的君主立宪制。1908年7月，青年土耳其党在萨洛尼卡发动兵变，推翻了哈米德二世的封建专制统治，迫使其恢复宪法，建立君主立宪制度。这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宪政运动，史称“青年土耳其党革命”，标志着奥斯曼帝国宪政运动取得了胜利。
三、晚期奥斯曼帝国政治精英博弈的影响
晚期奥斯曼帝国政治精英的博弈对现代土耳其的政治走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一，晚期奥斯曼帝国政治精英的博弈以改革派的胜利而告终，为土耳其构建世俗化的现代民族国家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青年土耳其党由奉行世俗主义的官僚和知识分子组成，他们身穿欧式服装，深受欧洲社会生活、文学和思想的影响。1923年土耳其建国后，凯末尔政府实行了一系列的世俗化改革，塑造了一批世俗化的官僚——知识分子精英。凯末尔时期的政治精英与晚期奥斯曼帝国政治精英中改革派的构成具有显著的延续性。一方面，政府中的文官大多来自于奥斯曼帝国的官僚机构和社会上层，凯末尔政府只是清洗了一批与素丹关系密切的高级官员。奥斯曼帝国解体后，许多官员转而效忠土耳其共和国，原帝国总参谋部93%的官员和85%的公务员继续留在政府工作。另一方面，从军事机构也可以看到连续性。在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只有少数高级军官一直忠于素丹，绝大多数军官，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退伍的青年军事指挥官都是民族主义者。正是在这一批世俗政治精英的带领下，土耳其走上了全盘西化的世俗化道路。
第二，晚期奥斯曼帝国政治精英的博弈为土耳其伊斯兰力量的复兴，以及土耳其走上以世俗民主制度为基础的温和伊斯兰主义的发展道路埋下了伏笔。晚期奥斯曼帝国政治精英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斗争实质是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较量。虽然土耳其通过世俗化改革构建了现代民族国家，但是奥斯曼帝国深厚的历史遗产使得伊斯兰主义成为土耳其政党政治绕不开的主题。1971年1月26日，纳杰梅丁·埃尔巴坎创建了土耳其历史上第一个伊斯兰政党，即民族秩序党，这标志着土耳其政治伊斯兰运动的崛起。土耳其的政治伊斯兰运动使国家多次偏离世俗化道路的发展方向，但是频频遭到了以军方为代表的世俗政治精英的干预。2002年的议会选举中，正义与发展党赢得了大选。该党主张在世俗化框架内协调传统与现代、信仰与理性，从而将伊斯兰价值观与“西方式”自由民主国家的价值观结合起来。自此之后，正义与发展党连续获得大选胜利。
综上所述，晚期奥斯曼帝国政治精英集团中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深刻影响了土耳其政治的发展方向。经过西化改革之后，晚期奥斯曼帝国诞生了一批世俗化的政治精英，他们不仅是推动帝国宪政运动的中坚力量，而且也为土耳其构建世俗化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奠定了基础。但是，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土耳其实行民主化以来，伊斯兰运动走向复兴，归其源头可溯至晚期奥斯曼帝国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博弈。在正义与发展党上台执政后，土耳其宗教和世俗实现了相对平衡。经过历史长期发展，土耳其走上了适合本国国情，以世俗民主制度为基础的温和伊斯兰主义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 黄维民，慕怀琴.土耳其史话[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4：147.
[2] 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M].范中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89.
[3] KAMAL H.KARPAT.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Ottoman State（1789-1908）[J].International Jou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1972（3）.
[4] 哈全安.中東史610—2000[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0：373.
作者简介：尹婧（1990—），女，汉族，山西太原人，博士，山西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一带一路”区域与国别史。
（责任编辑：朱希良）
关键词：晚期奥斯曼帝国;西化改革;政治精英;博弈
中图分类号：K37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1-0036-03
作为奥斯曼帝国的继承者，土耳其始终无法摆脱帝国政治生活对其国家发展道路的影响。奥斯曼帝国的制度与文化使得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也带有强烈的精英色彩。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土耳其政治是精英政治，政治精英主导着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不仅是推动物质文明发展和政治变革的动力，而且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全面、深入地探讨晚期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精英集团对于理解当前土耳其国家发展道路、把握其未来政治发展趋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晚期奥斯曼帝国的西化改革与政治精英集团的分裂
十八世纪末，随着奥斯曼帝国西化改革的进行，帝国政治精英集团发生了分裂，一方是世俗化的军官、文官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改革派，另一方是宗教机构和军事官僚机构中的保守分子组成的保守派，这也是土耳其宗教教育与世俗教育并存的直接结果。
（一）晚期奥斯曼帝国的西化改革
十八世纪末，在地方权贵崛起和西方列强侵略的威胁下，奥斯曼帝国开启了西化改革，主题始终围绕加强中央集权，目的是强化素丹的专制独裁、遏制地方势力的离心倾向和抵抗西方列强的入侵。
改革最先在军事领域展开。塞里姆三世（1789—1807年在位）推行了“新秩序”的军事改革，主要举措为仿效法国模式组建新军。他的继任者马哈茂德二世（1808—1839年在位）继续推行军事改革，建立了由步兵和骑兵构成的新军，称之为“穆罕默德常胜军”。马哈茂德二世的改革不仅涉及军事，而且涉及土地制度的非封邑化、政府机构的官僚化和政治生活的世俗化，这些改革举措开辟了奥斯曼帝国世俗化进程。
改革继续向政治、司法、教育领域推进，奥斯曼帝国进入坦齐马特时代（1839—1876年）。“坦齐马特”的土耳其语义即为“改革”。坦齐马特时代的社会改革中比较行之有效的是教育改革，旨在通过创办世俗教育特别是新建世俗学校来培养新式军官和政府官员。到1867年，奥斯曼帝国建立了1.1万多所的初等学校，在校生为34万人[1]。1869年，素丹阿卜杜·阿齐兹（1861—1876年在位）颁布了《教育法规》。该法规以法国的教育模式为模板，规定了包括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内的三层教育体系，明确世俗学校由帝国的教育部门管辖。这一举措不仅开创了世俗教育的体制，而且摆脱了乌里玛（伊斯兰宗教学者）对教育的控制。
（二）晚期奥斯曼帝国政治精英集团的分裂
晚期奥斯曼帝国的西化改革，特别是坦齐马特时代的教育改革造就了一批受过世俗教育，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青年一代，这是西方经济入侵和文化传导的直接结果。随着帝国西化改革运动的发展，统治集团内部涌现出一批“西化者”，称之为“坦齐马特人”，这标志着政治精英集团中改革派的形成。这一派别主要由新型西式军校培养出的年轻军官、接受过世俗教育和经常与西方接触的外交官以及一些知识分子组成，他们精通外语，熟悉西方政治，立志于社会改革。“坦齐马特人”形成了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一批积极进取的人，愿望是实现国家的近代化。这一代人主要来自普通家庭，他们是坦齐马特时代建立的军校和公立学校培养的人才。
新式学校中尤为重要的是加拉塔萨雷学校（Galatasaray school）、战争学院（Harbiye）以及政治科学学校（Mülkiye），这三所学校为实现土耳其的近代化输送了大量人才。加拉塔萨雷学校对现代土耳其的崛起影響巨大，该学校为国家培养了许多政府管理者和外交官。战争学院是奥斯曼帝国第一所近代化的军事学校，成立于1834年，但是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才真正开始发挥作用。1861年，这所学校为研究生军官开设了“参谋班”，旨在培养军事精英。政治科学学校成立于1857年，是奥斯曼帝国现代高等教育的第一所文科学校，培养了许多近代化的行政管理人才，如青年土耳其党的领导人之一米扎奇·穆拉德（MIZANCI MURAT）。
然而，西化改革的诸多举措损害了传统的近卫军团和乌里玛的既得利益，削弱了他们的权力和社会基础。因此，近卫军团和乌里玛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西化改革，政治精英的保守派随之形成。可以说，政治精英保守派的形成是西方殖民势力入侵的情况下，由原有的社会群体联合而成。政治精英保守派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乌里玛，反对派背后的主要支持者是乌里玛。乌里玛不仅为反对派提供意识形态上的辩护，还通过煽动群众来支持反对派。抵抗西化改革的“矛头”是军队内部的传统队伍，也就是近卫军团和其他底层士兵。
二、政治精英的博弈与宪政运动
十九世纪奥斯曼帝国历史可以视为政治精英集团内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史。晚期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精英的博弈主要体现在宪政运动中。作为改革派的代表，青年奥斯曼党人领导了第一次宪政运动，他们将立宪主义视为解除帝国困境最有效的途径，但是最终由于政治精英集团中保守派的反对而走向失败。哈米德二世虽然是保守派的代表，但同时他也是一位改革者。哈米德二世的改革客观上促使改革派力量不断壮大，为青年土耳其党人取得第二次宪政运动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一）青年奥斯曼党人与第一次宪政运动
1865年，纳米克·凯末尔（NAMIK KEMAL）等人建立了“青年奥斯曼党”，该组织具有泛奥斯曼主义的思想倾向，倡导宪政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强调自由主义与伊斯兰价值观的结合。
1876年，在青年奥斯曼党人的影响下，奥斯曼帝国通过了历史上第一部宪法，这标志着帝国从独裁君主制转变为立宪君主制。奥斯曼帝国众议院的第一批议员是根据一项临时选举法，并利用省政府议会作为选举机构而推选出的。众议院在伊斯坦布尔先后召开了两次会议。1878年，由于议员在会上猛烈抨击素丹政府的无能、腐败和指挥战事不当，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1876—1909年在位）以俄国和奥斯曼帝国战争结束时的危急形势为借口，宣布解散议会，镇压立宪派。至此，从1878年至1908年，土耳其议会停止召开，宪法如一纸空文。
（二）青年土耳其党人与第二次宪政运动
青年土耳其革命的背景是哈米德二世的西化改革与独裁统治。一方面，哈米德二世的西化改革客观上促使政治精英集团中改革派的力量不断壮大。伯纳德·刘易斯认为，“哈米德二世是坦齐马特改革派的真正继承人。”[2]
1877年与俄国战争失败和“柏林条约”的签订使哈米德二世意识到部队训练欠佳、装备陈旧，缺乏有思想、有活力的指挥官，这一事件成为哈米德二世实行改革的催化剂。哈米德二世改革的主要涉及军事、教育、行政等方面。军事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改进军事组织，扩大征兵;聘请德国教官培训军事人才;派遣青年军官留学欧洲;购买新式武器等。1877年，土耳其正规军总数为206541人，拥有马38197匹，机炮3660门[3]。在教育方面，政府扩大了公立学校的范围和规模，创办的新式学校多达1万所[4]。在行政改革方面，政府为1877至1883年间的所有行政官员建立了档案，引进了薪级制，并在官员的任用和晋升上采取了绩优制度。
哈米德二世的改革使得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集团逐步崛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世俗学校培养出足够多的军事及行政管理人才，才能促使政权性质发生深刻变化。这一时期，随着一大批知识分子崛起以及官僚机构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政治精英集团中改革派的力量逐渐发展壮大，为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建立民族国家及推进现代化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同时，哈米德二世的独裁统治是第二次宪政运动爆发的重要因素。他极力推行西化改革，同时也是独裁者、暴君，通过严格的新闻检查、鼓励告密等手段实施专制统治，引发具有宪政倾向的政治精英的强烈不满。1887年，帝国医学院的6名学生建立“统一与进步协会”，秘密宣传宪政思想。由于素丹政府迫害，协会的许多成员流亡国外，继而在意大利热亚那和法国巴黎成立“统一与进步协会”，西方人称之为“青年土耳其党”。
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在伊斯坦布尔召开大会，通过了党的政治纲领，沿袭了第一次宪政运动的基本思想，主张恢复1876年宪法，召开新的议会，建立真正意义的君主立宪制。1908年7月，青年土耳其党在萨洛尼卡发动兵变，推翻了哈米德二世的封建专制统治，迫使其恢复宪法，建立君主立宪制度。这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宪政运动，史称“青年土耳其党革命”，标志着奥斯曼帝国宪政运动取得了胜利。
三、晚期奥斯曼帝国政治精英博弈的影响
晚期奥斯曼帝国政治精英的博弈对现代土耳其的政治走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一，晚期奥斯曼帝国政治精英的博弈以改革派的胜利而告终，为土耳其构建世俗化的现代民族国家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青年土耳其党由奉行世俗主义的官僚和知识分子组成，他们身穿欧式服装，深受欧洲社会生活、文学和思想的影响。1923年土耳其建国后，凯末尔政府实行了一系列的世俗化改革，塑造了一批世俗化的官僚——知识分子精英。凯末尔时期的政治精英与晚期奥斯曼帝国政治精英中改革派的构成具有显著的延续性。一方面，政府中的文官大多来自于奥斯曼帝国的官僚机构和社会上层，凯末尔政府只是清洗了一批与素丹关系密切的高级官员。奥斯曼帝国解体后，许多官员转而效忠土耳其共和国，原帝国总参谋部93%的官员和85%的公务员继续留在政府工作。另一方面，从军事机构也可以看到连续性。在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只有少数高级军官一直忠于素丹，绝大多数军官，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退伍的青年军事指挥官都是民族主义者。正是在这一批世俗政治精英的带领下，土耳其走上了全盘西化的世俗化道路。
第二，晚期奥斯曼帝国政治精英的博弈为土耳其伊斯兰力量的复兴，以及土耳其走上以世俗民主制度为基础的温和伊斯兰主义的发展道路埋下了伏笔。晚期奥斯曼帝国政治精英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斗争实质是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较量。虽然土耳其通过世俗化改革构建了现代民族国家，但是奥斯曼帝国深厚的历史遗产使得伊斯兰主义成为土耳其政党政治绕不开的主题。1971年1月26日，纳杰梅丁·埃尔巴坎创建了土耳其历史上第一个伊斯兰政党，即民族秩序党，这标志着土耳其政治伊斯兰运动的崛起。土耳其的政治伊斯兰运动使国家多次偏离世俗化道路的发展方向，但是频频遭到了以军方为代表的世俗政治精英的干预。2002年的议会选举中，正义与发展党赢得了大选。该党主张在世俗化框架内协调传统与现代、信仰与理性，从而将伊斯兰价值观与“西方式”自由民主国家的价值观结合起来。自此之后，正义与发展党连续获得大选胜利。
综上所述，晚期奥斯曼帝国政治精英集团中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深刻影响了土耳其政治的发展方向。经过西化改革之后，晚期奥斯曼帝国诞生了一批世俗化的政治精英，他们不仅是推动帝国宪政运动的中坚力量，而且也为土耳其构建世俗化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奠定了基础。但是，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土耳其实行民主化以来，伊斯兰运动走向复兴，归其源头可溯至晚期奥斯曼帝国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博弈。在正义与发展党上台执政后，土耳其宗教和世俗实现了相对平衡。经过历史长期发展，土耳其走上了适合本国国情，以世俗民主制度为基础的温和伊斯兰主义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 黄维民，慕怀琴.土耳其史话[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4：147.
[2] 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M].范中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89.
[3] KAMAL H.KARPAT.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Ottoman State（1789-1908）[J].International Jou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1972（3）.
[4] 哈全安.中東史610—2000[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0：373.
作者简介：尹婧（1990—），女，汉族，山西太原人，博士，山西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一带一路”区域与国别史。
（责任编辑：朱希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