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近3个月，特朗普7月21日下午重新召开了白宫新冠记者会。除了总统一人宣讲和答问、时间大幅压缩外，整场发布会的画风也颇不一般。在照本宣科地快速念稿之后，特朗普还对记者降低了敌意，答问基调异常地温和、有建设性。有媒体称，这是特朗普竞选风格的“重置”。问题是，这会不会带来美国政治机器的“系统重组”？
　　自美国政治进入现代以来，特朗普或许是最能让美国人感受到“系统崩盘”的总统。他执政的三年多里，美国总不缺危机。有的是他人为制造的，有的是他不愿意看到的。但不管怎样，危机叠加的风险系数，都在接近史无前例。现实的压力，将迫使美国人不得不思考，政治机器如何才能有效运转。
　　目前特朗普选情堪忧，各路预测机构与分析人士，开始把脉“后特朗普时代”。即使美国的“2020后时代”里没有特朗普，也会留下深深的特朗普烙印。如果拜登赢得大选，他所面临的不只是“重振朝纲”，还要回应美国的政治之变。
　　即便特朗普成功连任，美国政治也不会系统崩盘，但可以肯定的是执政会更困难。美国政治的变化，并不等同于“特朗普化”。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共和党，都无法回避政治的系统重组。而今年11月的大选，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美国政治如何“系统重组”。

喧嚣之外

　　7月15日，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公布的全国民调数据显示，拜登对特朗普的领先优势扩大到15个百分点。这个差距是什么概念？根据学者的相关研究，这是二战后在任总统连任竞选中，距大选投票4个月时落后于竞选对手的最大差距。
　　但这并不意味着拜登已胜券在握，或特朗普败局已定。如果那样，这届大选就风平浪静了。相反，民调差距的拉大，更可能预示着今后的选战将更激烈。特朗普逆势翻盘的冲动，可能搅起大选的轩然大波。
　　2016年特朗普的“意外”当选，凸显了美国的政治之变。从预判选情角度看，这种分析虽有“马后炮”之嫌，但近年来的确已成美国政治研究的共识。政治的变化非一朝一夕，大选喧嚣之外的因素更值得关注。
　　表面上看，特朗普似乎能我行我素，甚至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拜登好像也可以见招拆招，或许还能坐收特朗普执政糟糕的渔翁之利。但事实上，两人在选举策略上都有左右为难之处，都没有“一招鲜”的制胜筹码。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美国选民结构的变化。
　　进入8月，民主、共和两党都将召开全国大会。这些会议的既定功能，是正式确认两党的总统候选人身份，但真正的看点在于特朗普和拜登将选择谁做搭档（副总统候选人）。如何选搭档，是个选举策略问题。而选举策略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吸引更多选票。所以，选搭档也是一种对潜在支持者的“广告投放”。目前美国舆论热议的，是拜登的搭档将是白人女性还是黑人女性。两种选择各有利弊，这也是拜登的纠结之处。
　　无论拜登怎么选，都会被特朗普和共和党贴上玩“身份政治”的标签。如果他选黑人女性做搭档，那么这个标签会更大。“弗洛伊德事件”之后，族裔问题已经与新冠疫情、经济衰退一起，成为这次大选美国选民关注的主要议题之一。在处理族裔问题上，拜登支持率大幅领先于特朗普。所以，“白人男性 黑人女性”的组合，对拜登不可能没有诱惑。但他也不得不有所忌惮，过度凸显身份政治，可能引发特朗普白人支持者的反弹。

美国以白人为主的社会结构，正在逼近但又未跨越“质变”的临界点，客观上造成了特朗普和拜登在选举策略上的两难。

　　2008年以来的历次大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都获得了超过八成五的黑人选票、超过六成五的拉丁裔选票。从这个角度看，身份政治对民主党候选人来说，催票的空间已经不大。但在族裔问题凸显的背景下，谁也不能保证，拜登阵营选择“双白人”组合（2016年希拉里的搭档是白人男性），是否会导致有色人种选票流失？虽然临阵换将是选举大忌，但在选情不利的情况下，特朗普不会放过任何“收编”民主党流失选民的机会。
　　比如，特朗普是否会以美国前常驻联合国代表、印度裔共和党人妮基·黑利取代彭斯？特朗普“白人至上主义者”形象已深入人心，但以他的秉性，弄出一个同样关心少数族裔的奇怪组合，不是没有可能。但与拜登一样，特朗普也是左右为难。
　　他今年3月访问印度，没人会怀疑其拉拢印度裔选民的动机。而他最近在工作签证问题上的限制政策，讨好了自己的基本盘，但伤害了印度裔选民的利益。2019年，美国高技术签证72%发给了印度人，2016年80%的印度裔把选票投给了希拉里。
　　与族裔相关的身份问题成为政治，背后的深层原因是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根据美国官方的数据，1980年美国白人在总人口中占比80%，黑人、拉丁裔和亚裔等少数族裔占比20%。2019年这两个比例分别是60%和40%。与人口结构变化同时出现的，是共和党“白人代表”与民主党“族裔多元”形象的固化。2016年大选，希拉里与特朗普获得的白人选票比例分别是37%和58%。
　　在“弗洛伊德事件”之前，特朗普竞选阵营就制定了吸引少数族裔选民的计划。原因不难理解，靠固守白人基本盘求险胜，风险在增大。但对于拜登来说，在身份政治上走得太远也存在风险，因为毕竟白人选民依然占多数。美国以白人为主的社会结构，正在逼近但又未跨越“质变”的临界点，客观上造成了特朗普和拜登在选举策略上的两难。
　　人口结构的变迁与选举政治相关联，是美国政治未来的趋势。2020年大选的过程与结果，将是美国政治如何回应多元化趋势的风向标。

系统之内

　　如果把选举政治、政党政治以及立法、行政、司法等制度系统看作一部机器，那么目前美国的政治机器运作出现的问题，可以说是系统性的。 　　美国人文与科学院今年年初发布了一份题为《我们共同的目标：再造21世纪的美国民主》的报告。这份创作历时两年、带有调查性质的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之一是，无论与其他西方国家横向对比，还是与美国自身民主政治历史作比，美国的政治体系都呈现出明显的“反应迟钝”“无法适应”甚至“过时陈旧”的特点。

　　投票率是检验选举政治的重要指标之一，但美国总统选举的投票率，长期以来在主要西方国家中几乎垫底。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8年5月的一份报告，美国2016年大选投票率是55.7%，在当年或其前后举行了选举的35个经合组织国家中，美国投票率排名第26位。根据这份调查，70%的美国人认为高投票率对总统选举至关重要。如果以此为参照，美国最近一次总统选举投票率达到这个比例，还是1900年（73.2%）。从二战结束到2016年的18次总统选举，投票率超过60%的只有 4次。1972年以后，投票率就再也没有超过60%。
　　2020年大选的投票率或许会超过2016年，但绝无可能达到曾经的历史高位。低投票率还不是问题的关键。今年大选对美国政治的更大考验将是，美国人投票选总统这种“游戏”是否还玩得下去。有美国媒体嘲讽道：特朗普与拜登这两位对手已经达成共识：对方正试图窃取自己的选举成果。特朗普近日接受媒体采访，被问到如果败选是否会拒绝接受选举结果时，他的回答是“我到时候会考虑的”“我会对你保持悬念”。

根据盖勒普2019年5月的民调，国会角色的受认可度仅为20%，不认可度高达75%。国会的“高代表性”与“低认可度”，对美国政治意味着什么？

　　这或许就是一颗定时炸弹。如果败选，特朗普几乎不可能不提“选举舞弊”。而且，从目前政治极化的情况看，他不需要提供证据，就能煽动街头抗议。在美国保守派政治分析师里奇·洛瑞看来，目前可以确定的是，特朗普不会体面地接受败选。“如果败选，他甚至连给竞选对手的祝贺电话都不会打。”他分析称，2000年小布什与戈尔得票率接近，后来双方都接受了最高法“裁决”的选举结果，背后的原因是那两位都珍视美国政治中的理性与体面。
　　根据美国的选举规则，总统选举的胜者是获得更多选举人票，而不是更多普选票的候选人。但绝大多数情况下，普选得票率与选举人票数是匹配的。从1788年（首次举行总统选举）到2012年，美国总共举行了57次总统选举，普选得票率低但选举人票数多的情况只出现了3次（1876年、1888年和2000年）。也就是说，“偏差率”是5.3%。
　　2016年大选，特朗普的普选得票率少希拉里2%，但以更多选举人票（304票对227票）取胜。如果算上那一次，“偏差率”升高到了6.9%。对比历史来看，2016年的大选结果，是一次无关紧要的“误差”，还是需要“系统重组”的信号？
　　在西方民主国家中，选举人制度属美国独有。这种不能算完全意义上直接选举的制度，与美国政治现实之间的张力，可能会越来越多。如果2020年的大选再次出现“偏差”，那么无论谁当选，这种制度设计都会面临更多的质疑。
　　系统问题的另一个表现是，国会的“多元化”与政党政治的“两极化”同时存在，两者似乎代表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极化成视彼此为国家威胁，国会却演化得更能“代表”美国。2018年中期选举后，美国参众两院里，少数族裔议员所占比例创下历史新高（22%），而1945年这个比例仅为1%。女性议员在参众两院的占比分别是25%和24%，1997年这两个比例分别是2%和6%。
　　毫无疑问，选民直接投票产生的国会，更契合美国多元化的现实。国会是美国的建国先贤们，根据美国宪法建立的第一个政治实体（1787年），当时美国还没有正式的政党或政党制度，其在美国政治中的地位不言而喻。但目前国会的尴尬之处在于，它在代表性上的优势，被极化政治几乎化于无形，更别提对美国政治的塑造能力。根据盖勒普2019年5月的民调，国会角色的受认可度仅为20%，不认可度高达75%。国会的“高代表性”与“低认可度”，对美国政治意味着什么？

重组节点

　　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列出了成功民主的三大要素，即国家、法治与负责制政府。历史罕见的病毒大流行，让美国人见证了国家能力的式微；特朗普早前把危機的责任推给他人，让美国人感受到了“不负责政府”；执政三年多，特朗普对某些法官的公开抨击，以及频繁游走于宪政危机边缘的做法，总能让人联想到行政权扩张、权力制衡缺位。美国政治走到系统重组的关口，特朗普可谓“功不可没”。
　　美国资深政治分析师、政治新闻网的联合创始人约翰·哈里斯，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把特朗普比作“催吐药”。他的逻辑是这样的：特朗普的支持者在2016年把他送进白宫，是因为那些人认为美国的政治肌体里“有毒”—过度低效和虚伪，所以需要来一次大排毒。服下那副“催吐药”后，美国的政治肌体立刻痉挛抽搐、虚脱无力。所以哈里斯认为，特朗普到了“功成身退”的时候，他应该站在“任务完成”的标语下离开白宫。

如果说以前的政治文化可以“自由奔放”，那么未来必须学会妥协共存。对于美国来说，这种转变会尤其痛苦。

　　哈里斯虽然是讽刺调侃，但分析得却不无道理。政治趋于极化、贫富差距拉大，说明目前的美国政治、经济体制都缺乏包容性。特朗普不是这些问题的制造者，某种程度上说，是这些问题让他成为了总统。但对于某些美国人来说，选特朗普上台让他们认识到，总统不应该怎么做。
　　在哈佛大学政治学者丹妮尔·艾伦看来，特朗普的执政对美国人有“教育功能”。“正是由于他在危机中执政治理的失败，很多美国人首次学习到，联邦政府应该如何运作。”艾伦在接受采访时，强调了对美国宪政框架的信心，她就特朗普执政带来的警示作用打了个比方：“这就像坐在你叔叔的法拉利里，你却不知道如何开这部跑车。”
　　美国政治体系是否还能称得上是“法拉利”暂且不论，但特朗普的确让其处于近似“无人驾驶”的状态。2021年无论谁是白宫的主人，这种状态都不太可能持续。如果成功连任，特朗普可能更加在乎青史留名，而不是破坏性的“革命”；如果拜登获胜，他将更有系统重组的紧迫感。
　　深重的危机必然产生深远的政治影响。《我们共同的目标：再造21世纪的美国民主》这份报告，以历史的维度总结了美国政治系统重组的几个节点，每一个节点发生在重大危机之后。该报道认为，南北战争后废除奴隶制，是美国独立后的第二次“建国”，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平权运动是第三次，如今正在经历的是第四次。没人会否认目前美国遭遇的危机是历史性的，所以无论哪种政治派别，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让美国政治体系走出运转失灵？
　　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写道：“政治机构的发展，通常是缓慢和痛苦的，必须经历漫长岁月。人类社会一直在努力组织自己，以征服他们所处的环境。”美国的“第四次建国”，难度系数或许是历史性的。布鲁金斯学会学者威廉·弗雷曾说，界定了20世纪下半叶美国政治的“白人婴儿潮”政治文化，正在让位给种族和文化更加多元的国家。如果说以前的政治文化可以“自由奔放”，那么未来必须学会妥协共存。对于美国来说，这种转变会尤其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