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然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其日益成熟的制造业出口，主导了整个国际市场。中国要维系其目前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政治冲突自然是免不了，但对于西方国家而言，要与中国断绝贸易往来，又已经不大现实。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谈到世贸组织的成立，其本身是建立在一个隐含前提的先决条件上的，即各国的国家经济都将相互趋同，且最终形成一个大体相似的“标准”模型。然而，中国难以与西方国家相融、实现深度经济一体化。
　　在美国较受认可的另一观点是，美国经济应该与中国经济脱钩。如此一来，中国出口商品将面临严峻的贸易壁垒，而中美双边的投资也将受到极大的限制。但这样的做法，只会进一步升级、并促使特朗普挑起的贸易战成为“永久性的贸易战争”。
　　有个介于趋同和脱钩之间的折中办法，其关键在于，中美应与其他所有国家一样，维系其国家自身的经济模式。以维护国家自身经济体系为出发点的贸易和其他政策，都应被认为是正当且合理的。相反，不合理的政策包括：将一国法规（通过贸易战或以其他施压方式）施加在另一国家之上，或强行抬高贸易合作方的成本，从而为本国带来利益。
　　我们认为，国际贸易规则应在“以邻为壑”政策（BTN；beggar-thy-neighbor）上画一道加粗的红线，禁止此类政策。此类政策的一个典型就是贸易限制—借助于贸易限制，一个国家能够在国际范围内实施其垄断能力；其次，是针对外国投资者封闭国内市场，从而得到在国际市场中具有竞争力的规模效益。后一点在如今的数字化技术时代，似乎变得愈发重要。
　　基于我们这种方法，许多美国常常抱怨的政策，都将不会遭到反对。譬如，中国的产业补助和国有企业，将被视为中国本国事务。尽管可能会损伤部分美国企业和美国投资者的利益，但这样的政策总的来说并不具备“以邻为壑”的性质：因为这些政策要么是给世界其他国家带来了利益（通过工业补贴），要么相关的经济损失（若存在）是由中国主要承担（通过国有企业）。
　　同样，美国也可随时采取贸易和投资政策，来维护其本国的技术体系，并保护受进口商品影响的市场。如果美国选择这样做的话，就可以针对边境实施限制，从而避免受到中国政策所带来的任何负面影响。而中国也必须意识到政策自主是相互的：如果说中国需要政策自主权，那么其他国家定然也是需要的。
　　本文中，虽然我们的方法仅面向中美双边，但这一方法可以很容易地套入多边框架。通过某些创造性的合法操作，甚至能应用于世贸组织。关于这种方法，我们工作小组的成员之一罗伯特·施塔格尔有所提及。然而，现实很残酷，这一方法的先决条件，必须是两个超级经济大国之间达成事先协定，才有可能在多边框架上取得进展。因此，我们认为本文的方法论只是该方向上的一个初步策略。
　　像所有的国际协定一样，我们所提出的方法的有效性，同样取决于各方遵守协定条款的自我意愿。可能有经济学家认为“以邻为壑”政策见仁见智，但我们也当然不会天真地以为，在现实中，中美会轻易迅速地在哪些政策属于、哪些政策不属于“以邻为壑”政策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關于条款和定义的争论，仍将继续下去。
　　即便如此，我们仍期望有一个框架来明确各国的预期，尊重双边经济主权，预防最糟糕的贸易侵犯，并允许双边从贸易中获得可观的收益，逐渐建立双边信任。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丹尼·罗德里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著有《贸易直言：对健全世界经济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