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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后，在新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央红军重整旗鼓，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四渡赤水 遵义大捷
1935年1月，蒋介石置民族危亡于不顾，纠集148个团约40万兵力向遵义地区进逼，妄图将中央红军围歼于乌江以西、川黔边境地区。
面对这种险恶的形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按照遵义会议的决定，于1月19日率领中央红军由遵义南北地区北上，迅速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另图发展。但是，由于土城战斗没有打好，再加上张国焘不予配合，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受阻，遂于1月29日由猿猴场、土城西渡赤水河，拉开了四渡赤水之战的战幕。
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后，急令川军倾全力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务，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叙永以西、长江以南、横江以东地区。
形势表明，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已经非常困难，同时久留此地也将陷于敌军新的包围之中。因此，中共中央于2月7日毅然决定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是日，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各军团向云南镇雄地区集中，迅速脱离川敌。
中央红军进入镇雄的扎西地区后，蒋介石急调滇军、川军防止红军北进，毛泽东鉴于敌军主力已大部被吸引到川滇边境地区，而其黔北地区的防守兵力大为减弱，当即决定：中央红军迅速转兵东进黔北，以消灭敌王家烈部为主要作战目标。据此，中革军委于15日下达了东渡赤水河的命令。从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由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东渡赤水河（即二渡赤水），向敌人兵力比较空虚的桐梓地区急进。在短短5天内，取桐梓，占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共击溃和歼灭敌军两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蒋介石被迫承认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毛泽东即兴赋词：《忆秦娥·娄山关》，生动地描绘了红军向娄山关进军的情景，表达了红军指战员争取长征胜利的坚强决心和信心。
遵义战役后，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必向东图”，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遂于3月2日飞抵四川重庆。于3日颁布手令，宣布“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务期共同一致完成使命”。围歼红军于乌江以西、巴黔大道以东地区。
毛泽东鉴于敌军已麇集一起，失去了机动作战的机会，遂决定中央红军由茅台及其附近地区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以调动敌军西进，尔后南渡乌江，跳出敌军的围追堵截圈子。
果然，蒋介石再次上当。他认为中央红军再次出现在川南，必然要北渡长江，遂急令周浑元纵队主力和吴奇伟纵队两个师向古蔺追击，孙渡纵队在毕节、王家烈纵队余部在金沙以北截击，川军潘文华部5个旅在叙永、古蔺防堵，另一部由茅台西渡尾追，并加强泸州上下游一带长江防线。同时，他还严令各纵队赶筑碉堡，形成碉堡封锁线；令第五十三师由石阡向遵义推进，企图将红军聚歼于长江南岸的古蔺地区。蒋介石声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若再不歼灭红军，“何颜再立于斯世”。
当各路敌军向川南急进后，毛泽东成竹在胸，当即决定中央红军回师东渡。21日晚至22日，中央红军以隐蔽、神速的动作，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河（即四渡赤水）。接着，于28日由鸭溪、白腊坎之间突破敌军封锁线，31日由江口、大塘、梯子岩等处南渡乌江，进至息烽西北地区，跳出了蒋介石苦心设计的包围圈。后来，刘伯承回忆起四渡赤水之战时，兴奋地说：
遵义会议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的路线和高度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惟一保证。
威逼贵阳 巧渡金沙江
毛泽东在部署中央红军威逼贵阳时，就深刻地指出：“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当红军兵临贵阳城下时，吓坏了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他急令滇军增援贵阳，并令守城部队死守飞机场，并备好轿子、马匹和向导，随时准备逃跑。
这时，毛泽东为进一步造成敌人的错觉和判断失误，于4月5日命令中央红军主力进到开阳东南部的清水江西岸集结，并以一部兵力进到清水江架设浮桥，虚张声势，摆出全军即将东渡的姿态。
果然，蒋介石又上当了。他认为中央红军将要东进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于是，又急令湘军3个师向石阡、余庆堵截；桂军一部向清水江以东阻止红军东进南出；令到达贵阳及其以北地区的吴奇伟纵队、孙渡纵队和第五十三师分三路向东追击。
正当敌军纷纷向贵阳以东集中时，云南境内兵力已经空虚，毛泽东等乘机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由清水江地区突然急转南下，向云南方向急进，24日进入云南。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黔东的计划又一次落空。
这时，毛泽东为进一步调动敌人，命令中央红军第九军团向滇东北的宣威地区发展，以吸引追敌向北；主力以神速的动作向西挺进。27日前锋直逼昆明，震动了云南全境。龙云一面电催尚在曲靖以东的孙渡纵队取捷径直赴昆明，一面调集云南各地民团防守昆明城。这样，进一步削弱了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为红军抢渡金沙江，北上川西创造了有利条件。
4月2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出《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出：“在现在地区我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起苏区根据地。”
遵照中革军委的指示，中央红军于当日兵分三路，由寻甸、嵩明地区向金沙江畔直进。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一泻千里，水深流急，难以徒涉。另外，国民党军已把船只掳往对岸，控制了对岸渡口。为迅速北渡金沙江，红一军团先头分队轻取禄劝、武定和元谋县城，直趋金沙江畔。与此同时，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干部团一部，于5月3日晚赶到金沙江皎平渡渡口，缴获两只小船，当即偷渡金沙江成功，抢占了北岸制高点，控制了渡口。
从5月3日起，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刘伯承的直接指挥下，用6只（一说7只）木船，在当地船工大力支持下，分两班，昼夜不停地来回摆渡，至5月9日，2万余人全部顺利地渡过了金沙江，到达会理地区。在此期间，单独活动在滇黔边的红九军团，在完成掩护任务后，也奉命渡过了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约40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敌人围歼红军于川黔滇地区的狂妄计划。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和进一步发展革命战争奠定了重要基础。
接着，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领导和指挥下，胜利地抢渡大渡河、夺取了泸定桥，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狂妄计划，并乘胜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四渡赤水 遵义大捷
1935年1月，蒋介石置民族危亡于不顾，纠集148个团约40万兵力向遵义地区进逼，妄图将中央红军围歼于乌江以西、川黔边境地区。
面对这种险恶的形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按照遵义会议的决定，于1月19日率领中央红军由遵义南北地区北上，迅速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另图发展。但是，由于土城战斗没有打好，再加上张国焘不予配合，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受阻，遂于1月29日由猿猴场、土城西渡赤水河，拉开了四渡赤水之战的战幕。
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后，急令川军倾全力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务，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叙永以西、长江以南、横江以东地区。
形势表明，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已经非常困难，同时久留此地也将陷于敌军新的包围之中。因此，中共中央于2月7日毅然决定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是日，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各军团向云南镇雄地区集中，迅速脱离川敌。
中央红军进入镇雄的扎西地区后，蒋介石急调滇军、川军防止红军北进，毛泽东鉴于敌军主力已大部被吸引到川滇边境地区，而其黔北地区的防守兵力大为减弱，当即决定：中央红军迅速转兵东进黔北，以消灭敌王家烈部为主要作战目标。据此，中革军委于15日下达了东渡赤水河的命令。从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由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东渡赤水河（即二渡赤水），向敌人兵力比较空虚的桐梓地区急进。在短短5天内，取桐梓，占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共击溃和歼灭敌军两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蒋介石被迫承认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毛泽东即兴赋词：《忆秦娥·娄山关》，生动地描绘了红军向娄山关进军的情景，表达了红军指战员争取长征胜利的坚强决心和信心。
遵义战役后，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必向东图”，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遂于3月2日飞抵四川重庆。于3日颁布手令，宣布“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务期共同一致完成使命”。围歼红军于乌江以西、巴黔大道以东地区。
毛泽东鉴于敌军已麇集一起，失去了机动作战的机会，遂决定中央红军由茅台及其附近地区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以调动敌军西进，尔后南渡乌江，跳出敌军的围追堵截圈子。
果然，蒋介石再次上当。他认为中央红军再次出现在川南，必然要北渡长江，遂急令周浑元纵队主力和吴奇伟纵队两个师向古蔺追击，孙渡纵队在毕节、王家烈纵队余部在金沙以北截击，川军潘文华部5个旅在叙永、古蔺防堵，另一部由茅台西渡尾追，并加强泸州上下游一带长江防线。同时，他还严令各纵队赶筑碉堡，形成碉堡封锁线；令第五十三师由石阡向遵义推进，企图将红军聚歼于长江南岸的古蔺地区。蒋介石声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若再不歼灭红军，“何颜再立于斯世”。
当各路敌军向川南急进后，毛泽东成竹在胸，当即决定中央红军回师东渡。21日晚至22日，中央红军以隐蔽、神速的动作，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河（即四渡赤水）。接着，于28日由鸭溪、白腊坎之间突破敌军封锁线，31日由江口、大塘、梯子岩等处南渡乌江，进至息烽西北地区，跳出了蒋介石苦心设计的包围圈。后来，刘伯承回忆起四渡赤水之战时，兴奋地说：
遵义会议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的路线和高度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惟一保证。
威逼贵阳 巧渡金沙江
毛泽东在部署中央红军威逼贵阳时，就深刻地指出：“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当红军兵临贵阳城下时，吓坏了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他急令滇军增援贵阳，并令守城部队死守飞机场，并备好轿子、马匹和向导，随时准备逃跑。
这时，毛泽东为进一步造成敌人的错觉和判断失误，于4月5日命令中央红军主力进到开阳东南部的清水江西岸集结，并以一部兵力进到清水江架设浮桥，虚张声势，摆出全军即将东渡的姿态。
果然，蒋介石又上当了。他认为中央红军将要东进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于是，又急令湘军3个师向石阡、余庆堵截；桂军一部向清水江以东阻止红军东进南出；令到达贵阳及其以北地区的吴奇伟纵队、孙渡纵队和第五十三师分三路向东追击。
正当敌军纷纷向贵阳以东集中时，云南境内兵力已经空虚，毛泽东等乘机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由清水江地区突然急转南下，向云南方向急进，24日进入云南。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黔东的计划又一次落空。
这时，毛泽东为进一步调动敌人，命令中央红军第九军团向滇东北的宣威地区发展，以吸引追敌向北；主力以神速的动作向西挺进。27日前锋直逼昆明，震动了云南全境。龙云一面电催尚在曲靖以东的孙渡纵队取捷径直赴昆明，一面调集云南各地民团防守昆明城。这样，进一步削弱了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为红军抢渡金沙江，北上川西创造了有利条件。
4月2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出《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出：“在现在地区我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起苏区根据地。”
遵照中革军委的指示，中央红军于当日兵分三路，由寻甸、嵩明地区向金沙江畔直进。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一泻千里，水深流急，难以徒涉。另外，国民党军已把船只掳往对岸，控制了对岸渡口。为迅速北渡金沙江，红一军团先头分队轻取禄劝、武定和元谋县城，直趋金沙江畔。与此同时，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干部团一部，于5月3日晚赶到金沙江皎平渡渡口，缴获两只小船，当即偷渡金沙江成功，抢占了北岸制高点，控制了渡口。
从5月3日起，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刘伯承的直接指挥下，用6只（一说7只）木船，在当地船工大力支持下，分两班，昼夜不停地来回摆渡，至5月9日，2万余人全部顺利地渡过了金沙江，到达会理地区。在此期间，单独活动在滇黔边的红九军团，在完成掩护任务后，也奉命渡过了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约40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敌人围歼红军于川黔滇地区的狂妄计划。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和进一步发展革命战争奠定了重要基础。
接着，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领导和指挥下，胜利地抢渡大渡河、夺取了泸定桥，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狂妄计划，并乘胜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