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药之本、死生之分。而度用针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得，犹磁石取铁，以物相使。
　　——《七略》
　　翻开中华五千年文明典籍，不乏辉映人类医学史的神奇篇章。
　　葛乾孙（1305～1353），元代内科医学家，平江路（今苏州）人，出身医学世家，高祖以下均为名医。他继承家学，后遇高人，极明医理，精通方脉，善于诊治劳损吐血之病，遂拜为师，授予秘方，医名远扬，与“金元四大家”的朱丹溪齐名。他曾对人说：“余久旱逢霖，夜行得月，心中豁然。”
　　有一富家女，四肢痿痹，目瞪不能食，众医诊治无效。葛乾孙诊断后，认为她的病因是过嗜香味引起的，乃命人将其房中所有香奁（香粉匣子）和各种释放香味的家具器物全部搬走，另外撅地为坑，置女其中。过了很久，该女手足能动，发出声音，葛乾孙让她服下一枚药丸，第二天该女从坑中出来，诸症悉除而痊愈。
　　还有一次，朱丹溪治疗浙中地区一女子的瘵病（相当于肺结核），且愈，但面部两颊丹红不褪。朱丹溪让病家请葛乾孙诊治。经诊断，葛乾孙提出必须针刺胸乳部，病人面露难色，葛乾孙见状，乃隔衣针之，应手而愈。
　　——名医世家出身，幼承庭训，学有渊源；得高人授秘，点石成金，医道豁然；虽疑难杂症，神机妙诊，应手而愈。一名中国“神医”所具的条件与特征，在葛乾孙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
　　这又让我想起了北宋时期医学大家唐慎微。
　　唐慎微（1056～1093），字审元，原籍四川重庆，后迁居成都，出身于医学世家，一生热心于收集流传于民间的医药经验，在为病人诊治时，不论贵贱贫富，不避寒暑雨雪，有请必往，从不向病人索取诊金财物报酬，只求病人及其亲朋好友抄写他们知道的效方、良药知识作为报酬。
　　长期的医疗实践，使唐慎微与一般的劳苦群众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而且还与知识分子阶层关系密切，他们在阅读经史子集中遇到医药知识，也都愿意抄录下来送给唐慎微。日久天长，唐慎微得到了无数写满用药经验的纸条，一时分类贴满了书房卧室的墙壁。正是在这样的积累和研究的基础上，唐慎微于公元1082年编纂了《经史证类备急本草》32卷，收药1558种，新增药物达476种，更附医方3000余首。
　　对唐慎微，明代医学大家李时珍曾予以高度评价：“使诸家本草及各药、单方，垂之千古不致论没者，皆其功也。”
　　英国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也认为，《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比15世纪和16世纪早期欧洲的植物学著作高明很多”。
　　在当代，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专家调研报告，予以相同结论：几乎没有什么西医能治而中医治不了的病，反倒是许多中医能治的病，如多因素疾病、病毒性疾病等，西医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尤其是很多被西医判了死刑的患者，经过中医的治疗，奇迹般地起死回生！
　　我们知道，所谓中医药学，是根据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五运六气”学说，按照“阴阳五行”所揭示的生命运动的规律，以经络学说、脏腑学说为基础，运用“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诊断，借用简便易行的方法和自然界万物的偏性来纠正人体偏性，使之恢复到和谐平衡状态，从而保障人们健康的医学。
　　远者未逮，近者可追。就在上世纪50年代，中医“五运六气”学说曾大展神威。
　　1956年，石家庄流行乙脑，师仲景法用“白虎汤”，很快制止了病疫。次年，唐山、北京又流行乙脑，用“白虎汤”无效。周恩来总理让人请教当时的中医大家蒲辅周。蒲老根据五运六气推测，是年偏湿，让添加一味燥湿药——苍术，又解决了乙脑问题。
　　有不少人认为，中医是“慢郎中”，没有像西医那样“药到病除”来得快。
　　山东中医药大学兼职教授、淄博市名中医董建华向世人普及中医常识：“我国历史上的名医都是治疗急症的能手。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医治疗急症受到了影响，给人造成一种错觉、误会，好像中医只能治慢性病。其实，中医在治疗流行性出血热、急性肺炎、急性肾功能衰竭、上消化道出血、心肌梗塞、急性胰腺炎、乙型脑炎、外感高热等急重症方面，都有相当好的效果。”
　　李可，山西灵石县中医院名医，当今治疗急危重症的高手，擅长用中药抢救濒危病人，使数以千计的垂危病人转危为安，其中有案可查、被西医下了病危通知书者有百余人，就是最好的佐证。
　　李可说：“擅治急症，是中医药学的固有传统，历代中医名家大师，人人都是‘起死回生’、‘妙手回春’的高手，何以现代中医退出急症阵地？时下世人视中医为‘慢郎中’，这是中医的奇耻大辱！”
　　良医良药代代相传，对中华民族功莫大焉！
　　今天，博大精深、神奇如此的中医竟处于日　渐式微的状态，原因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