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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娟，山东安丘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现任中国作家网总编辑。主要从事儿童文学研究，评论文章发表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华读书报》《文学报》《儿童文学》《青年作家》等报刊。
在今天，作家和读者之间已经不仅仅是单向度的关系，而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引领。某种程度上，当下的社会文化是创造者与读者的共同塑造。对任何一方的谴责都不是问题的全部，在我们身上同样蕴藏着我们所反对的东西;在我们所反对的事物中，同样也有我们自己的推波助澜。
性别，文学话题与社会问题
许久以来，文学界已经难得遭遇一个能引起共同关注、深入讨论的话题，无论是从理论层面、创作层面还是读者层面。间或有争鸣，但无论是报刊的主动策划、组稿，还是自然酝酿生成，基本上是“一笑而过”，很难对文学本身的发展形成推动力，遑论聚合成文学思潮。整体上，我们越来越“平和”，也越来越忙碌，对于“无谓”的论争敬而远之或者不屑一顾。但凡争鸣，就很难避免从学理、艺术到人身的蔓延，伤人和自伤都不划算。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北师大教授、评论家张莉于2018年8月份发起的“我们时代文学的性别观”调查，从形式以及广泛性而言，都颇引人注目。它很宏观，性别问题尤其是女性问题，是现代化进程和现代文化的构建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它又很微观，触及每个人非常具体的、个人化的感受;它具有经典性和永恒的追问，却必须立足当下的、现实的处境当中。
到目前为止，127位新锐作家和10位文坛名将对张莉的问题作出了回应。这样一个规模和受访者的分量，基本上代表了我们时代的作家对性别问题的思考。针对本次调查的结果，3月8日妇女节这天，张莉與青年作家鲁敏、学者贺桂梅、评论家杨庆祥、媒体人罗皓菱在北京小众书坊就“我们时代的性别观”进行对谈。贺桂梅将此调查称为“时势使然，并且能够成为文学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因为她在研究中发现，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女性文学和女性写作的探讨中，学界的兴趣大于创作者，我们对于作家在此问题上的态度了解并不多，从这个角度而言，张莉这次“逼”作家开口，而且男作家、女作家、不同代际的作家进行同题问答，对我们关于文学的性别研究是很有帮助的补充。对于调查结果，她感觉比较舒服，没有人表现出激进的男权主义，不像90年代做研究时，常有男作家说出令人震惊和气愤的话。
时代的进步不言而喻。但女性处境在不断改善的同时，在被戏谑地奉为男性“管辖者”的背后，女性困境会变得更加隐蔽，甚至会被斥为“矫情”。杨庆祥坦言，像他这样的“直男”并不少，他从自己的成长经历说明人的性别意识和性别观念的复杂性。作为一名被家中女性长辈呵护长大的男孩，杨庆祥也反思自己为什么在成人后会如此大男子主义，直到女儿的出生，才真正触动他检讨自己对母亲和妻子的态度。也基于此，杨庆祥认为作家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一定是“真实的”，因为作家本身就是善于掩饰自我，我们不应该对这种普遍正确的回答过于乐观。“这里面有些男作家我也比较熟悉，我感觉他们在生活中的表现和回答问题是两种态度。”鲁敏也谈到了在回答问题时有意无意的“躲闪”。但张莉感觉，她在梳理作家们的回答时，充分感觉到了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真与诚恳。正如贺桂梅所说，虽然她认为作家们的回答还不够深入、深刻，但“作家们的回答跟他们的创作多少是有距离的，我不把这个看成是真和假的问题，我认为只要他用语言来表达，那就代表他的思考。我更感兴趣他用什么语言、什么方式来表达他对性别观的态度和理解。”
确实，很多作家对问题的回答本身，就显示出了他的性格、性格意识，以及他是否认为性别成其为一个问题。比如苏童和毕飞宇，就是两位非常有意识去克服自身男性意识的作家，他们会非常自觉地思考女性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女人作为人的共通性。作为当代女性文学的重要代表性作家，林白的回答也让我很意外。她最近迷上了王安忆的作品，对《天香》和《启蒙时代》反复阅读，她说：“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设若同时有伍尔夫和王安忆的书（尤指后期作品）摆在我面前，我会选择王安忆。”对林白或者所有当代女作家而言，她们已经不太需要“女权运动”“女性主义”宣言式的存在，“我现在已经不需要伍尔夫的启蒙了，我需要的是汉语阅读的享受。”她们已无需求证自己作为“女”作家的存在，而更在意作为“作家”的价值。
我相信，多年以后，这份回答的价值会更加凸显。即便如此，我仍心存遗憾，我希望在未来它不仅仅停留于一个“话题”，而是能成为文学深入关注和书写的社会问题。比如，广告中作为欲望对象的女性，动漫、电影、游戏等大众文化中的女性，是对女性精神的张扬还是矮化？贫困地区的女性、城市中产阶级的女性、非法提供性服务的女性，她们在文学中发出声音了吗？去年，我在参加接力出版社的一次征文评选时，读到大量留守儿童题材的小说，很多小说在表现一个陷入绝境的留守儿童家庭时，经常会写到不堪重负的母亲（而不是父亲）放弃了孩子和家庭，出走、私奔或者另嫁，这和我们传统乡村伦理社会中“伟大母亲”的形象是极其违背的。包括曹文轩的小说新作《蝙蝠香》，主人公的母亲也不再归来，父亲外出追寻却失望而归。为什么呢？是作家习惯性的、不合实际、不讲逻辑的“套路化”写作所致，还是社会现实对作者潜意识的信息传递？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中性别文学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我们所认为的，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会盼望作家们能偏执一点，不必事事中和、正确。性别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突出问题，却是一个更加隐蔽的问题。文学不应该放弃对任何缝隙的探究，它特别需要警惕表面的明亮与光滑。
阅读，个体性与产业化
每年的4月份，全民阅读便成为各大媒体的“头部话题”。大概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最近十年的中国一样，鼓励阅读、研究阅读本身成为一个专门的领域，甚至一门颇具规模的产业。对于阅读的焦虑，与互联网的普及、消费文化和娱乐产业的急速发展相伴而生。大约从2003年开始，儿童文学界开始涌现越来越多的“阅读推广人”。除了梅子涵、彭懿、王林、阿甲等专业人士之外，很多故事妈妈、少量故事爸爸的加入，让阅读推广成为新世纪儿童文学界的重要现象，并在2005年纪念安徒生诞辰200周年时达到一个小高潮。2006年，在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等多家部门的倡议下，“全民阅读”蓬蓬勃勃发展起来。“南国书香节”“北京阅读季”“百道网”、各类图书榜单、阅读数据统计……十多年来，围绕阅读而组织的活动和机构数量，官方的、媒体的、个人的，数不胜数。阅读已经越来越从个体行为、从个人精神的内在需要而演变成一种社会行为，仪式感、社会性、产业化的特征日益凸显。这是我们自觉的抵抗与精神自救，强烈的社会氛围营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个体克服惰性。 单从数据上看，我们的阅读情况并不糟糕。根据1月9日发布的《全球背景下的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报告显示，5年来，图书零售市场码洋保持了两位数以上的增长，即便是增速下滑的2018年，同比增长也达到了11.3%。4月12日，2019中国数字阅读大会发布《2018年度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截至2018年，我国数字阅读用户总量达到4.32億，人均数字阅读量达12.4本，人均单次阅读时长达71.3分钟，中国数字阅读整体市场规模已达到254.5亿，同比增长19.6%。简单说，我们的阅读“量”在持续增长，市场供应充足，消费动力强劲。
但是，在今天，我们所关注的阅读生态和阅读危机，已经不是有没有书读，也不是有没有人读，而是“读什么”和“怎么读”的问题。当我们谈论阅读的时候，实际上做了内在的限定——严肃阅读、深度阅读、经典作品阅读、有效阅读……一言以蔽之，是对读的内容和效果有所要求的阅读。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还不能太乐观。尤其是对文学阅读而言，2018年一方面是虚构类图书销售的“小年”，却是数字阅读持续发展的“大年”，读者对于虚构文学的热情更多给予了网络小说而不是严肃文学。优秀的网络小说虽然在增长，但是，只要对网络小说平台保持关注，就能知道这其中的优秀作品、能为我们提供精神滋养与思想见解的作品有多么稀缺。网络小说赓续的本就是大众文化、娱乐文化的一脉。问题不在于网络小说，任何时代，大众文化本就有难以抵挡的流行性，它满足的也是我们内心必要的一种渴望。问题在于，它在国民阅读中所占比重过分庞大，红红火火的阅读成绩单的成色就需深长思之。
《光明日报》在4月10日推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张清华围绕“阅读”的一场对谈，值得注意的是，哪怕是专家学者在今天也已经对阅读的多样性保持最大的宽容度，他们认为浅阅读、消闲阅读是人们生活和精神的必要寄托，哪怕对青少年，也没有必要禁止和压制。但我认为，这只是学者在阐述问题时的技巧，科学、全面与客观，他们的深意，却在转折——深度阅读、学习型阅读、严肃文化的阅读更加重要，更需要提倡。郝振省有一句话说得很形象，浅阅读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深阅读是“生产”的一部分。汪勇豪发表在4月9日《解放日报》上的《经典阅读，让人展开“灵魂壮游”》，也同样区分了“知道分子”和“知识分子”，特别重要的是，他提出了阅读中必要的“信息整理”与“知识批判”。在千百万谈阅读的文章中，我特别看重的是汪勇豪先生指出的“批判性”。学者夏志清在谈李汝珍等古代文人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区别时，一个重要的观点是古代文人对自己所身处的文化是甘之如饴的，而批判性却是现代知识分子的重要特征。从这个角度，我们或许可以回答，为什么在有这么多优秀网络小说的同时，我们在内心还是更期待优秀的严肃文学，因为严肃文学更多的包含了对自我与社会的批判性思考，而大众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却是迎合性满足。这是不同价值取向的文学，虽然不分优劣高下，甚至在时间的长河中，历史上的大众文学很多成为后世的严肃文学，但不可否认它们的功能不同、诉求不同。在今天，浅阅读、碎片化阅读、消遣性阅读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它变得更容易，更加无处不在，成为我们的就近选择、便利选择、惰性选择、欲望选择，无需倡导便可以大行其道;而严肃阅读，却需要更多的说服与激励。
2018年的图书销售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虚构类图书第一次从前十位中出局，对于文学而言，这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好消息。与此同时，2018年在文学界却是一个长篇小说“大年”，从93岁的徐怀中先生到70后徐则臣，都拿出磨砺多年的重磅作品;而李洱打磨了13年的《应物兄》甫一出版，就备受关注，成为近期热度比较高的小说作品。但是这些作品于年底才扎堆出现，图书市场上还没有充足的发挥空间，加之今年是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年，或许这些因素能够在明年的报告中得以体现。
每个时代都会遭遇自己的难题，我们不必悲观，但是也不能给自己找借口。从这个角度而言，我特别期待，在我们今后的阅读数据统计和研究中，应该对阅读内容做进一步细化，而不仅仅是以门类区分。
在今天，作家和读者之间已经不仅仅是单向度的关系，而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引领。某种程度上，当下的社会文化是创造者与读者的共同塑造。对任何一方的谴责都不是问题的全部，在我们身上同样蕴藏着我们所反对的东西;在我们所反对的事物中，同样也有我们自己的推波助澜。
性别，文学话题与社会问题
许久以来，文学界已经难得遭遇一个能引起共同关注、深入讨论的话题，无论是从理论层面、创作层面还是读者层面。间或有争鸣，但无论是报刊的主动策划、组稿，还是自然酝酿生成，基本上是“一笑而过”，很难对文学本身的发展形成推动力，遑论聚合成文学思潮。整体上，我们越来越“平和”，也越来越忙碌，对于“无谓”的论争敬而远之或者不屑一顾。但凡争鸣，就很难避免从学理、艺术到人身的蔓延，伤人和自伤都不划算。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北师大教授、评论家张莉于2018年8月份发起的“我们时代文学的性别观”调查，从形式以及广泛性而言，都颇引人注目。它很宏观，性别问题尤其是女性问题，是现代化进程和现代文化的构建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它又很微观，触及每个人非常具体的、个人化的感受;它具有经典性和永恒的追问，却必须立足当下的、现实的处境当中。
到目前为止，127位新锐作家和10位文坛名将对张莉的问题作出了回应。这样一个规模和受访者的分量，基本上代表了我们时代的作家对性别问题的思考。针对本次调查的结果，3月8日妇女节这天，张莉與青年作家鲁敏、学者贺桂梅、评论家杨庆祥、媒体人罗皓菱在北京小众书坊就“我们时代的性别观”进行对谈。贺桂梅将此调查称为“时势使然，并且能够成为文学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因为她在研究中发现，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女性文学和女性写作的探讨中，学界的兴趣大于创作者，我们对于作家在此问题上的态度了解并不多，从这个角度而言，张莉这次“逼”作家开口，而且男作家、女作家、不同代际的作家进行同题问答，对我们关于文学的性别研究是很有帮助的补充。对于调查结果，她感觉比较舒服，没有人表现出激进的男权主义，不像90年代做研究时，常有男作家说出令人震惊和气愤的话。
时代的进步不言而喻。但女性处境在不断改善的同时，在被戏谑地奉为男性“管辖者”的背后，女性困境会变得更加隐蔽，甚至会被斥为“矫情”。杨庆祥坦言，像他这样的“直男”并不少，他从自己的成长经历说明人的性别意识和性别观念的复杂性。作为一名被家中女性长辈呵护长大的男孩，杨庆祥也反思自己为什么在成人后会如此大男子主义，直到女儿的出生，才真正触动他检讨自己对母亲和妻子的态度。也基于此，杨庆祥认为作家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一定是“真实的”，因为作家本身就是善于掩饰自我，我们不应该对这种普遍正确的回答过于乐观。“这里面有些男作家我也比较熟悉，我感觉他们在生活中的表现和回答问题是两种态度。”鲁敏也谈到了在回答问题时有意无意的“躲闪”。但张莉感觉，她在梳理作家们的回答时，充分感觉到了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真与诚恳。正如贺桂梅所说，虽然她认为作家们的回答还不够深入、深刻，但“作家们的回答跟他们的创作多少是有距离的，我不把这个看成是真和假的问题，我认为只要他用语言来表达，那就代表他的思考。我更感兴趣他用什么语言、什么方式来表达他对性别观的态度和理解。”
确实，很多作家对问题的回答本身，就显示出了他的性格、性格意识，以及他是否认为性别成其为一个问题。比如苏童和毕飞宇，就是两位非常有意识去克服自身男性意识的作家，他们会非常自觉地思考女性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女人作为人的共通性。作为当代女性文学的重要代表性作家，林白的回答也让我很意外。她最近迷上了王安忆的作品，对《天香》和《启蒙时代》反复阅读，她说：“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设若同时有伍尔夫和王安忆的书（尤指后期作品）摆在我面前，我会选择王安忆。”对林白或者所有当代女作家而言，她们已经不太需要“女权运动”“女性主义”宣言式的存在，“我现在已经不需要伍尔夫的启蒙了，我需要的是汉语阅读的享受。”她们已无需求证自己作为“女”作家的存在，而更在意作为“作家”的价值。
我相信，多年以后，这份回答的价值会更加凸显。即便如此，我仍心存遗憾，我希望在未来它不仅仅停留于一个“话题”，而是能成为文学深入关注和书写的社会问题。比如，广告中作为欲望对象的女性，动漫、电影、游戏等大众文化中的女性，是对女性精神的张扬还是矮化？贫困地区的女性、城市中产阶级的女性、非法提供性服务的女性，她们在文学中发出声音了吗？去年，我在参加接力出版社的一次征文评选时，读到大量留守儿童题材的小说，很多小说在表现一个陷入绝境的留守儿童家庭时，经常会写到不堪重负的母亲（而不是父亲）放弃了孩子和家庭，出走、私奔或者另嫁，这和我们传统乡村伦理社会中“伟大母亲”的形象是极其违背的。包括曹文轩的小说新作《蝙蝠香》，主人公的母亲也不再归来，父亲外出追寻却失望而归。为什么呢？是作家习惯性的、不合实际、不讲逻辑的“套路化”写作所致，还是社会现实对作者潜意识的信息传递？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中性别文学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我们所认为的，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会盼望作家们能偏执一点，不必事事中和、正确。性别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突出问题，却是一个更加隐蔽的问题。文学不应该放弃对任何缝隙的探究，它特别需要警惕表面的明亮与光滑。
阅读，个体性与产业化
每年的4月份，全民阅读便成为各大媒体的“头部话题”。大概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最近十年的中国一样，鼓励阅读、研究阅读本身成为一个专门的领域，甚至一门颇具规模的产业。对于阅读的焦虑，与互联网的普及、消费文化和娱乐产业的急速发展相伴而生。大约从2003年开始，儿童文学界开始涌现越来越多的“阅读推广人”。除了梅子涵、彭懿、王林、阿甲等专业人士之外，很多故事妈妈、少量故事爸爸的加入，让阅读推广成为新世纪儿童文学界的重要现象，并在2005年纪念安徒生诞辰200周年时达到一个小高潮。2006年，在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等多家部门的倡议下，“全民阅读”蓬蓬勃勃发展起来。“南国书香节”“北京阅读季”“百道网”、各类图书榜单、阅读数据统计……十多年来，围绕阅读而组织的活动和机构数量，官方的、媒体的、个人的，数不胜数。阅读已经越来越从个体行为、从个人精神的内在需要而演变成一种社会行为，仪式感、社会性、产业化的特征日益凸显。这是我们自觉的抵抗与精神自救，强烈的社会氛围营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个体克服惰性。 单从数据上看，我们的阅读情况并不糟糕。根据1月9日发布的《全球背景下的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报告显示，5年来，图书零售市场码洋保持了两位数以上的增长，即便是增速下滑的2018年，同比增长也达到了11.3%。4月12日，2019中国数字阅读大会发布《2018年度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截至2018年，我国数字阅读用户总量达到4.32億，人均数字阅读量达12.4本，人均单次阅读时长达71.3分钟，中国数字阅读整体市场规模已达到254.5亿，同比增长19.6%。简单说，我们的阅读“量”在持续增长，市场供应充足，消费动力强劲。
但是，在今天，我们所关注的阅读生态和阅读危机，已经不是有没有书读，也不是有没有人读，而是“读什么”和“怎么读”的问题。当我们谈论阅读的时候，实际上做了内在的限定——严肃阅读、深度阅读、经典作品阅读、有效阅读……一言以蔽之，是对读的内容和效果有所要求的阅读。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还不能太乐观。尤其是对文学阅读而言，2018年一方面是虚构类图书销售的“小年”，却是数字阅读持续发展的“大年”，读者对于虚构文学的热情更多给予了网络小说而不是严肃文学。优秀的网络小说虽然在增长，但是，只要对网络小说平台保持关注，就能知道这其中的优秀作品、能为我们提供精神滋养与思想见解的作品有多么稀缺。网络小说赓续的本就是大众文化、娱乐文化的一脉。问题不在于网络小说，任何时代，大众文化本就有难以抵挡的流行性，它满足的也是我们内心必要的一种渴望。问题在于，它在国民阅读中所占比重过分庞大，红红火火的阅读成绩单的成色就需深长思之。
《光明日报》在4月10日推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张清华围绕“阅读”的一场对谈，值得注意的是，哪怕是专家学者在今天也已经对阅读的多样性保持最大的宽容度，他们认为浅阅读、消闲阅读是人们生活和精神的必要寄托，哪怕对青少年，也没有必要禁止和压制。但我认为，这只是学者在阐述问题时的技巧，科学、全面与客观，他们的深意，却在转折——深度阅读、学习型阅读、严肃文化的阅读更加重要，更需要提倡。郝振省有一句话说得很形象，浅阅读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深阅读是“生产”的一部分。汪勇豪发表在4月9日《解放日报》上的《经典阅读，让人展开“灵魂壮游”》，也同样区分了“知道分子”和“知识分子”，特别重要的是，他提出了阅读中必要的“信息整理”与“知识批判”。在千百万谈阅读的文章中，我特别看重的是汪勇豪先生指出的“批判性”。学者夏志清在谈李汝珍等古代文人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区别时，一个重要的观点是古代文人对自己所身处的文化是甘之如饴的，而批判性却是现代知识分子的重要特征。从这个角度，我们或许可以回答，为什么在有这么多优秀网络小说的同时，我们在内心还是更期待优秀的严肃文学，因为严肃文学更多的包含了对自我与社会的批判性思考，而大众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却是迎合性满足。这是不同价值取向的文学，虽然不分优劣高下，甚至在时间的长河中，历史上的大众文学很多成为后世的严肃文学，但不可否认它们的功能不同、诉求不同。在今天，浅阅读、碎片化阅读、消遣性阅读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它变得更容易，更加无处不在，成为我们的就近选择、便利选择、惰性选择、欲望选择，无需倡导便可以大行其道;而严肃阅读，却需要更多的说服与激励。
2018年的图书销售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虚构类图书第一次从前十位中出局，对于文学而言，这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好消息。与此同时，2018年在文学界却是一个长篇小说“大年”，从93岁的徐怀中先生到70后徐则臣，都拿出磨砺多年的重磅作品;而李洱打磨了13年的《应物兄》甫一出版，就备受关注，成为近期热度比较高的小说作品。但是这些作品于年底才扎堆出现，图书市场上还没有充足的发挥空间，加之今年是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年，或许这些因素能够在明年的报告中得以体现。
每个时代都会遭遇自己的难题，我们不必悲观，但是也不能给自己找借口。从这个角度而言，我特别期待，在我们今后的阅读数据统计和研究中，应该对阅读内容做进一步细化，而不仅仅是以门类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