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会”雅士叙幽情“登瀛洲”群贤展四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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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洁蕊堂藏有一件康熙五彩人物故事图纹棒槌瓶,此瓶身世非同寻常。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逊位之后,开支常常入不敷出,就不时以宫中财宝作为抵押向银行借款。借钱给溥仪的银行中有一家是盐业银行,为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北四行”之一。盐业银行于1915年在北京成立,由袁世凯的表弟张镇芳任经理,成立的初衷顾名思义是为了经收天津地区发达的盐加工业的盐税。前清室内务府与盐业银行的交往有现存档案为证。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藏有溥仪全宗档案,其中有一部分是零散档案,在零散档案中存留两份材料,均写明:“本府现因经费支绌,用款孔殷,兹与盐业银行商订借款,以瓷玉雕漆珐琅等器皿六三五件、附件二十八件作为抵押……”;“本府现因经费支绌,待款孔殷,兹与盐业银行商定,以瓷玉珐琅器皿一千三百四十八件抵押借款……”清室善后委员会是故宫博物院的前身,委员会在接收清理清宫财产过程中见到了1924年前清室内务府与盐业银行签订的抵押合同,这份合同如今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档案室中,是编号jfqggwwbgl00008、称为“函北京盐业银行请保存前清室内务府所押各种物品事(1925-2-16)”档案的附件,合同书上写明“6月16日以陈设品作抵押,借款二十二万,期限六个月”。由于此合同当时已经到期,善后委员会随即发公函给盐业银行:“查前清室内务府于前曾与贵行订立抵押借款合同数起。现在有已到期者,有尚未到期者。敬请贵行对于已经到期合同中抵押各种物品代暂为保存,勿即受卖俟。”然而,盐业银行并没有理会善后委员会的请求。1927年传出了盐业银行打算出售内务府在他们那里抵押的金器、瓷器等文物。虽然善后委员会在得到风声之后致函民国政府内务部,希望内务部能够制止宫廷文物的售卖,盐业银行最终还是因为前清室内务府无法还债而通过纽约的通运公司等售卖了一部分陶瓷古玩,以弥补账目的亏空。通运公司为民国闻人张静江(1877-1950年)于1903年在法国巴黎所创立,后来又在英国伦敦和美国纽约开设分公司。张静江的妻舅姚叔莱执掌坐落在纽约第五大道615号的美国分公司。这件康熙瓷瓶先是抵押给北京的盐业银行,再由银行通过美国通运公司出货。有案可查的记录显示,1946年,进入美国人艾伦·麦切尔的收藏。麦切尔曾经担任当年最大的日本东亚古董商社山中商会的董事长。1956年,这件瓷瓶由帕克·波内特拍卖行拍卖,该行为美国20世纪前半期最大的拍卖行之一。千禧年初,洁蕊堂从纽约百年老店拉尔夫·蔡特手中购入。
  棒槌瓶为康熙朝首创,器形硕大,盘口,直颈,折肩,直筒形腹,至下部微微内敛,大圈足。在晶莹滋润的透明釉上,以红、绿为主,其间辅以蓝、紫、黑等康熙五彩彩料绘庭园建筑、人物植物以及图案辅纹。
  盘口外沿以黄、绿彩饰变体联珠纹,直颈中部饰龟背纹带。康熙五彩棒槌瓶直颈留白面积如此之大,风格简约高雅,为此瓶所仅见。肩部斜面上等距排列四帧开光,釉上蓝彩绘出叶状轮廓,开光内带黑色芝麻点的淡绿地上以矾红绘莲花。地纹是以矾红色四瓣海棠花为核心单位三交六椀四方连续图案。器腹上通景绘文人雅士弹琴、下棋、写字等活动和曲水流觞之戏,实为传统故事画题材“秦府十八学士”和“蘭亭修褉”两图之糅合。
  唐高祖李渊武德四年(621年),秦王李世民在虎牢之战中连败夏王窦建德、郑王王世充两家劲敌,为唐家王朝平定了中国北方。这时李世民已经有了秦王、太尉、尚书令等头衔,既是亲王、有封地,又总管全国的军事和行政,实为文武百官之首。因为皇帝李渊看到已有的任何单一王位官职都无法彰显李世民在朝中仅次于皇帝和皇太子李建成的特殊地位,所以再特封李世民为“天策上将”。天策上将的特权之一是可以由其本人招募天策府中的官员,这在古代中国叫作“许自置官属”。有了这个特权,李世民就乘着天下比较安稳的时候在宫城的西部建立了文学馆,广聘各方贤才,扩大自己的智囊团。李世民逐步招募到了十八人,将他们分成三班,每天有六人轮流值宿于馆中,待之以美膳佳醸。李世民处理完了军国大事,朝拜父皇回府后,可以随时与他们探讨政事、商略古今、阐明治道、留情坟典。“当世之人企慕之不可及,真若隔弱水而望蓬莱,宜其目之为登瀛洲也。”(明龚斅《鹅湖集》卷六)时人把十八位文人所得的殊荣比作登上了传说中的仙山“瀛洲”。据《旧唐书·列传第二十二·褚亮传》记载,李世民为了让“十八学士”的功绩彪炳后世,命令宫廷画师摹画这些人的肖像,标上他们的姓名和籍贯,并且让褚亮为每人写了赞词,名为《十八学士写真图》,存于皇家图书馆,以示对贤良人才的尊重。后编的《新唐书·列传第二十七·褚亮传》则指明画《十八学士图》的是当时有“丹青神化”之誉的阎立本。
  然而,后世谁都没有见过阎立本所画的《秦府十八学士图》。后世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两种主要版本:一为庭园雅集图式,人物及各种宴饮交流活动散布在园林各处;一为人物大致以琴、棋、书、画等传统“四艺”为中心,可以在配备许多家具的室外,还可以分别位于室内各厅堂。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最早对庭园雅集式“十八学士图”或者又称《登瀛图》的具体描绘,来自南宋曾敏行 (1118-1175年)所著《独醒杂志》卷八。在书中,曾敏行全录了时人郑昺(1157年宋高宗朝进士)所作《题十八学士图》诗:“阎公十八学士图,当时妙笔分锱铢。惜哉名胜不题别,但可以意推形模。十二匹马一匹驴,五士无马应直庐。五鞍施狨乃禁从,长孙房杜王魏徒。一人醉起小史扶,一人欠伸若挽弧。一人观鹅凭栏立,一人运笔无乃虞。树下乐工鸣琴竽,八士环列按四隅。笑谈散漫若饮彻,盘盂杯勺一物无。坐中题笔清而癯,似是率更闲论书。其中一着道士服,又一道士倚枯株。三人傍树各相语,一人系带行徐徐。后有一人丰而胡,独吟芭蕉立踟蹰。一时登瀛客若是,贞观治效真不诬。书林我曾昔曳裾,三局腕脱几百儒。雄文大笔亦何有,餐钱但日麋公厨。邦家治乱一无补,正论出口遭非辜。时危王石一焚扫,览画思古为嗟吁。”
  同时代人洪适(1116-1184年)也有《跋〈登瀛图〉》流传下来:“卷首攘袖醉者为苏世长。伸欠者为许敬宗。捉笔欲书者为禇亮。凭栏目鹅者为刘孝孙。一介附耳有所白者为苏勗。交手对之者为薛元敬。童子奉杯小冠者受之者为蓋文达。幅巾按股被酒而寐者为李元道。捉笔运思者为孔穎达。左手持杯者为李守素。面之者为姚思廉。童子奉巾盥反顾而吸者为陆德明。坐柳下者为虞世南。执卷挽条者为顔相时。带解欲结者为于志宁。撮巾羽衣倚老木者为房元龄。杖节而相语者为蔡允恭。袖手芭蕉旁者为杜如晦。(《盘洲文集》卷六十三)   郑昺和洪适的诗中历数画中驴马、人物形态,传世实物图像与之相符的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唐人春宴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传)徽宗十八学士图》卷和《宋徽宗文会图》轴、戴萍英基金会珍藏的仇英画《人物图》等。如今的《宋徽宗文会图》中只有前两图中的一小部分场景,因此很可能是原先更大幅图画的一部分。这类《十八学士图》的特征是以园林为场景,三三两两地分散在各处从事各种活动,并呈现多种个性化的肢体姿態。郑昺和洪适诗句中的许多细节描述都可以在这些画迹中“对号入座”。《秦府十八学士图》的这一图式在明代文人郎瑛(1487 - ?)《七修类稿》里又被详细提到,有一则札记题为“《十八学士》卷”,说自己见过“宋宫所藏唐人《十八学士》袖轴一卷”,手卷“前段树石参差,纵放群马,或正或背,横立回身,其状不一”(《七修类稿·卷四十四·事物类》),所述同北京、台北两地现存庭园雅集式画迹均相匹配。虽然郑昺在诗中声称他在题颂《阎公十八学士图》,事实上,当初唐代李世民吩咐画师所绘的是一幅幅独立的各人带有赞词的写真肖像,这种功臣造像流传下来的典型例子是《凌烟阁功臣图》。描绘十八学士分散在山林、庭园中活动的图景不可能出自阎立本笔下,至少要到北宋年间才问世,出自宋代宫廷画师的再创造。所谓“宋宫所藏唐人”的《十八学士》卷,假托而已。
  表现文人雅士在山林庭园中徜徉作乐的《秦府十八学士图》再逐步发展出变体,画面出现以琴、棋、书、画“四艺”等会友活动为中心的几组,每组配备多件家具摆设,此图式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人十八学士图》为代表。
  进而图中多了几栋亭阁,将一些主要活动如宴饮、弈棋、操琴等放到了屋顶下面。这种将文人的雅集活动置于优美的古典园林建筑之中的图例,目前最早可以追溯到元代的漆器。也许当时已经有了此种图式的绢本、纸本,然而因为易损易毁所以如今存迹难觅。这一图式的留存实例表明它们当初应该有所本。在日本神户白鹤美术馆收藏的一款螺钿镶嵌圆盒盖上,文士们在亭榭中飞檐下观画、抚琴、小酌、休闲。在另一件刻有相当于元朝大德五年(1301年)干支纪年款的螺钿镶嵌矮桌上,文士在楼阁中弹琴、下棋。
  在洁蕊堂藏康熙棒槌瓶的器腹上,三组文士分别在三个厅室内依次弈棋、挥毫、抚琴。屋外一条溪流蜿蜒而下,水面上漂着盛酒的觞杯。三位文士围着果盘正在吟诗行酒。隔着小溪石板桥对岸,一位喝醉了酒的小厮步履蹒跚。对照宋代庭园雅集型《十八学士图》,可知此君即郑昺作《题十八学士图》诗中提到的“一人醉起小史扶”。洪适《跋〈登瀛图〉》中则给出其姓名“攘袖醉者为苏世长”。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有一件康熙五彩葫芦瓶,器腹绘同样题材,弹琴者在室内,写书法和下围棋者在室外。
  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宫廷画家丁观鹏(生于康熙晚期,约卒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以后)等所绘的《十八学士图》上可以看出,“室内版”在后期越来越占上风,正在从事“四艺”活动的文士完全都在富丽堂皇的宫廷建筑内部,庭园溪流山石树木让位于雕梁画栋。
  《秦府十八学士图》是古代中国的一个传统历史故事画题。在唐太宗李世民时代以单人造像开其端,宋代出现人物散布在山林庭园各处之图式,元代漆器上呈现文士在各个厅室从事宴饮或艺术活动,明代将文士雅集浓缩为以琴、棋、书、画“四艺”为中心组织的分组人物挂屏,清代院画上把“四艺”笼到一个大屋顶下面。在其流传演变过程中,也作为中华文化的象征影响波及东亚图像文化圈。到后来,到底画的是些什么人、有几个人入画、最初要表现什么历史事件,都变得不重要了,开始时的《十八学士写真图》发展成为文士雅集、皇帝恩宠的笼统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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