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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为臣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些自古的准则，揭示了封建社会的最大真理——皇权至高无上。那么在历史的长河中，有没有什么模式或制度对皇权起到过监督的作用呢？
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改革派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在领导熙宁变法时，曾针对顽固派的阻挠，提出了著名的“三不足”理论。所谓“三不足”是指“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1]
“三不足”思想一方面体现了王安石的胆识和改革决心，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反推出王安石的“三不足”恰恰是神宗皇帝心中的“三畏”，即“畏天变、畏祖宗之法、畏人言。”“三畏”像镣铐，像绳索，将皇权关入铁笼，构成了对北宋皇权的监督体系。
一、“一畏天变”
中国古代讲究天人合一，君权神授。上天与君主感应的方式便是通过祥瑞与灾异，正如西汉陆贾所说上天“改之以灾变，告之以祯祥。”[2]祥瑞是上天对君主德行和执政成绩的褒奖，而灾异则是对皇帝的警示，告诫君主不可胡作非为，荒淫无度。虽然这种说法有封建迷信的色彩，但在科学技术尚未发达的古代，这种理念却对皇帝的言行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约束，起到了监察与限制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君主对天变的自省与自查。例如：宋太祖建隆三年五月，“齐、博、德、相、霸五州自春不雨，以旱减膳撤乐。”[3]宋真宗咸平四年三月，“丁丑，风雪，帝谓宰相曰：“霾曀颇甚，卿等思阙政，以佐予治。”[4]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五月，也曾对百官说：“自春夏不雨，岁时失望，盖朕不德所致，但日於禁中蔬食、精祷、引咎而已……惟民间疾苦，尤须省察，有以利天下者，在必行之，卿等其务公心咨访，以荅天意。”[5]宋神宗时期也曾多次下诏自察，据《宋史》记载，熙宁七年三月，“癸卯，以旱避殿减膳；”[6]熙宁八年冬十月，“诏以灾异数见，不御前殿，减常膳，求直言。”[7]通过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北宋时期开明君主往往能够根据灾异，及时地进行自省与自察，以“减常膳”、“求直言”等方式，来改进政务、约束自我。
第二臣下依据天变对皇帝进行规劝。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其一劝谏君主反省自身，修身养性。例如：宋仁宗天圣七年六月，玉清昭应宮发生了火灾，宫殿被毁。皇上和太后想重新修葺，以满足自己在此居住游玩的心愿。但是鉴于耗费巨大，大臣纷纷以天变的名义进行劝诫。枢密副使范雍言道“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為灰烬，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将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祗天戒也。”[8]宰相王曾、呂夷简表示赞同，而且吕夷简又以“推洪范灾异以谏。”[9]最终仁宗与太后感悟，下诏不复修缮。可见北宋时期，一旦君主及其后宫有所奢靡，或有不德行为的发生，大臣们往往能够联合以来，利用君主畏天的心理，进行劝诫，从而达到约束君主的目的。
其二劝说君主采纳谏言，改进军国政务。例如：宋仁宗继位初年，流星、地震等灾异频发，大臣张观借此上书仁宗，认为“承平日久，政宽法慢，用度渐侈，风俗渐薄，以致灾异。因上四事：一曰知人，二曰严禁，三曰尚质，四曰节用。”[10]要求仁宗皇帝改革政务以应天变。
其三劝勉君主保持皇室内部的稳定，以防非议。宋仁宗晚年无子，出于江山社稷考虑，朝臣们便多次以天变为由，进行劝谏。嘉佑三年河北发生地震，第二年正月又出现日食。大臣杨畋借此上疏言：“汉成帝时，日食地震，哀、平之世，嫡嗣屡绝，此天所以示戒也。陛下宜早立皇嗣以答天意。”[11]又如宋英宗时期，皇帝与太后关系紧张，互生嫌隙。司马光便借天变，劝谏英宗要善待皇太后及其亲眷，“事奉皇太后愈加孝谨，务得欢心。诸长公主时加存抚，无令失所。”[12]
以上史实说明，作为臣子一方面要谨守君臣之礼，服从君主；另一方面，出于士大夫的责任和国家社稷考虑，又必须要规劝君主，采纳谏言，改进政务。在此过程中“天变”就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的最佳理由。
二、“二畏祖宗之法”
宋史学者邓小南先生认为“宋人心目中的“祖宗之法”，既包括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包括统治者应该循守的治事态度；既包括贯彻制约精神的规矩设施，也包括不同层次的具体章程。从根本上讲，它是时代的产物，是当时的社会文化传统与政治、制度交互作用的结晶；其出发点着眼于“防弊”，主要目标在于保证政治格局与统治秩序的稳定。”[13]本文所述的祖宗之法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加以阐述：其一完善的中央决策体制，会对君权加以限制。北宋中期，仁宗皇帝的一段自白，很好地反映了这种决策体制发挥的作用，“屡有人言朕少断。非不欲处分，盖缘国家动有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宪度，便成过失。以此须经大臣论议而行，台谏官见有未便，但言来，不惮追改也。”[14]可见，经过宋初几代君主的政治实践，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严密的中央决策体制，它的存在有效地对君权做出了约束与限制。其二“不杀士大夫”。相传宋太祖曾特立誓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15]这种厚待士大夫与言官的政策，限制了君主杀伐之权，同时解除了朝臣们的后顾之忧，使得更多的官员敢于谏言，上书言事，纠正君主和朝政得失。
三、“三畏人言”
究其本意，人言仅指圣人之言。本文在此进行扩展，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一圣人和祖宗之言会对君权产生制约。熙宁初年，司马光曾借圣人之言劝谏宋神宗不要轻言变法，要谨守祖训。其言道：“三代嗣王，未有不遵禹、汤、文、武之法而能为政者也。”[16]其二朝堂舆论会对君权产生制约。例如明道年间，宋仁宗打算废黜郭皇后，台谏以为不可，御史中丞孔道辅就率领御史蒋堂、马绛、郭劝等一干众人“诣垂拱殿门，伏奏皇后不当废，愿赐对以尽其言。”[17]第三民间舆论会对君主行为产生制约。北宋末年金兵围困京师，宋钦宗不思抵御，一心求和。此举激起了太学生及汴京数万臣民的“伏阙”上书，最终钦宗皇帝迫于压力，起用抗战派官僚李纲等，继续抗金保国。可见无论是圣人之言、祖宗之训还是朝堂内外的舆论，都会对君权产生制约，防止其滥用。
四、结语
综上所述，王安石的“三不足”道出了北宋君主的“三畏”。“天变”、“祖宗之法”、“人言”是悬在皇帝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在提醒着君主要谨言慎行，不可逾矩。也正是因为它的存在和无形的影响力，才有效地保证了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和国家的统一。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有历史的借鉴意义。
注释：
[1]（元）脱脱等：《宋史》卷327，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550页.
[2]（西汉）陆贾著，王利器校点：《新语校注·道基篇》，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页.
[3]（元）脱脱等：《宋史》卷1，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1页.
[4]（元）脱脱等：《宋史》卷6，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14页.
[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1，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377页.
[6]（元）脱脱等：《宋史》卷15，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85页.
[7]（元）脱脱等：《宋史》卷15，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89页.
[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8，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515页.
[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8，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515页.
[10]（元）脱脱等：《宋史》卷292，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765页.
[11]（元）脱脱等：《宋史》卷300，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965页.
[1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6，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988—4889页.
[13]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9页.
[14]《三朝名臣言行录》卷10之一.
[15]（南宋）陆游：《避暑漫抄》，见《丛书集成新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版。第86册，第668页.
[16]司马光：《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75，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919页.
[1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3，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648页.
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改革派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在领导熙宁变法时，曾针对顽固派的阻挠，提出了著名的“三不足”理论。所谓“三不足”是指“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1]
“三不足”思想一方面体现了王安石的胆识和改革决心，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反推出王安石的“三不足”恰恰是神宗皇帝心中的“三畏”，即“畏天变、畏祖宗之法、畏人言。”“三畏”像镣铐，像绳索，将皇权关入铁笼，构成了对北宋皇权的监督体系。
一、“一畏天变”
中国古代讲究天人合一，君权神授。上天与君主感应的方式便是通过祥瑞与灾异，正如西汉陆贾所说上天“改之以灾变，告之以祯祥。”[2]祥瑞是上天对君主德行和执政成绩的褒奖，而灾异则是对皇帝的警示，告诫君主不可胡作非为，荒淫无度。虽然这种说法有封建迷信的色彩，但在科学技术尚未发达的古代，这种理念却对皇帝的言行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约束，起到了监察与限制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君主对天变的自省与自查。例如：宋太祖建隆三年五月，“齐、博、德、相、霸五州自春不雨，以旱减膳撤乐。”[3]宋真宗咸平四年三月，“丁丑，风雪，帝谓宰相曰：“霾曀颇甚，卿等思阙政，以佐予治。”[4]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五月，也曾对百官说：“自春夏不雨，岁时失望，盖朕不德所致，但日於禁中蔬食、精祷、引咎而已……惟民间疾苦，尤须省察，有以利天下者，在必行之，卿等其务公心咨访，以荅天意。”[5]宋神宗时期也曾多次下诏自察，据《宋史》记载，熙宁七年三月，“癸卯，以旱避殿减膳；”[6]熙宁八年冬十月，“诏以灾异数见，不御前殿，减常膳，求直言。”[7]通过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北宋时期开明君主往往能够根据灾异，及时地进行自省与自察，以“减常膳”、“求直言”等方式，来改进政务、约束自我。
第二臣下依据天变对皇帝进行规劝。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其一劝谏君主反省自身，修身养性。例如：宋仁宗天圣七年六月，玉清昭应宮发生了火灾，宫殿被毁。皇上和太后想重新修葺，以满足自己在此居住游玩的心愿。但是鉴于耗费巨大，大臣纷纷以天变的名义进行劝诫。枢密副使范雍言道“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為灰烬，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将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祗天戒也。”[8]宰相王曾、呂夷简表示赞同，而且吕夷简又以“推洪范灾异以谏。”[9]最终仁宗与太后感悟，下诏不复修缮。可见北宋时期，一旦君主及其后宫有所奢靡，或有不德行为的发生，大臣们往往能够联合以来，利用君主畏天的心理，进行劝诫，从而达到约束君主的目的。
其二劝说君主采纳谏言，改进军国政务。例如：宋仁宗继位初年，流星、地震等灾异频发，大臣张观借此上书仁宗，认为“承平日久，政宽法慢，用度渐侈，风俗渐薄，以致灾异。因上四事：一曰知人，二曰严禁，三曰尚质，四曰节用。”[10]要求仁宗皇帝改革政务以应天变。
其三劝勉君主保持皇室内部的稳定，以防非议。宋仁宗晚年无子，出于江山社稷考虑，朝臣们便多次以天变为由，进行劝谏。嘉佑三年河北发生地震，第二年正月又出现日食。大臣杨畋借此上疏言：“汉成帝时，日食地震，哀、平之世，嫡嗣屡绝，此天所以示戒也。陛下宜早立皇嗣以答天意。”[11]又如宋英宗时期，皇帝与太后关系紧张，互生嫌隙。司马光便借天变，劝谏英宗要善待皇太后及其亲眷，“事奉皇太后愈加孝谨，务得欢心。诸长公主时加存抚，无令失所。”[12]
以上史实说明，作为臣子一方面要谨守君臣之礼，服从君主；另一方面，出于士大夫的责任和国家社稷考虑，又必须要规劝君主，采纳谏言，改进政务。在此过程中“天变”就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的最佳理由。
二、“二畏祖宗之法”
宋史学者邓小南先生认为“宋人心目中的“祖宗之法”，既包括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包括统治者应该循守的治事态度；既包括贯彻制约精神的规矩设施，也包括不同层次的具体章程。从根本上讲，它是时代的产物，是当时的社会文化传统与政治、制度交互作用的结晶；其出发点着眼于“防弊”，主要目标在于保证政治格局与统治秩序的稳定。”[13]本文所述的祖宗之法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加以阐述：其一完善的中央决策体制，会对君权加以限制。北宋中期，仁宗皇帝的一段自白，很好地反映了这种决策体制发挥的作用，“屡有人言朕少断。非不欲处分，盖缘国家动有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宪度，便成过失。以此须经大臣论议而行，台谏官见有未便，但言来，不惮追改也。”[14]可见，经过宋初几代君主的政治实践，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严密的中央决策体制，它的存在有效地对君权做出了约束与限制。其二“不杀士大夫”。相传宋太祖曾特立誓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15]这种厚待士大夫与言官的政策，限制了君主杀伐之权，同时解除了朝臣们的后顾之忧，使得更多的官员敢于谏言，上书言事，纠正君主和朝政得失。
三、“三畏人言”
究其本意，人言仅指圣人之言。本文在此进行扩展，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一圣人和祖宗之言会对君权产生制约。熙宁初年，司马光曾借圣人之言劝谏宋神宗不要轻言变法，要谨守祖训。其言道：“三代嗣王，未有不遵禹、汤、文、武之法而能为政者也。”[16]其二朝堂舆论会对君权产生制约。例如明道年间，宋仁宗打算废黜郭皇后，台谏以为不可，御史中丞孔道辅就率领御史蒋堂、马绛、郭劝等一干众人“诣垂拱殿门，伏奏皇后不当废，愿赐对以尽其言。”[17]第三民间舆论会对君主行为产生制约。北宋末年金兵围困京师，宋钦宗不思抵御，一心求和。此举激起了太学生及汴京数万臣民的“伏阙”上书，最终钦宗皇帝迫于压力，起用抗战派官僚李纲等，继续抗金保国。可见无论是圣人之言、祖宗之训还是朝堂内外的舆论，都会对君权产生制约，防止其滥用。
四、结语
综上所述，王安石的“三不足”道出了北宋君主的“三畏”。“天变”、“祖宗之法”、“人言”是悬在皇帝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在提醒着君主要谨言慎行，不可逾矩。也正是因为它的存在和无形的影响力，才有效地保证了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和国家的统一。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有历史的借鉴意义。
注释：
[1]（元）脱脱等：《宋史》卷327，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550页.
[2]（西汉）陆贾著，王利器校点：《新语校注·道基篇》，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页.
[3]（元）脱脱等：《宋史》卷1，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1页.
[4]（元）脱脱等：《宋史》卷6，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14页.
[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1，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377页.
[6]（元）脱脱等：《宋史》卷15，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85页.
[7]（元）脱脱等：《宋史》卷15，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89页.
[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8，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515页.
[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8，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515页.
[10]（元）脱脱等：《宋史》卷292，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765页.
[11]（元）脱脱等：《宋史》卷300，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965页.
[1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6，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988—4889页.
[13]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9页.
[14]《三朝名臣言行录》卷10之一.
[15]（南宋）陆游：《避暑漫抄》，见《丛书集成新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版。第86册，第668页.
[16]司马光：《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75，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919页.
[1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3，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6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