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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鸦片战争，情感，道德，批判，理性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1－0022－05
在鸦片战争教学中，师生对多数内容都诉诸“道德批判”，是带着感情色彩来谈论西方的，甚至有把对西方的满腔愤恨转化成文字上诋毁中伤以泄愤之嫌，很少从道德以外的角度，对鸦片战争进行深刻的反思，这是一种不幸。因为道德的批判最是无情，而批判一旦升至道德层面，事情的细节便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至于细节之中所包含的各种信息更是成了毫无用处的废物。有感于此，笔者就鸦片战争教学中的几点思考成文，以求教方家。
一、对教材表述的几点认识
王家范教授指出，教材绝不是“经典”，教学过程更不是唯教师、唯教本为“标准模式”。教材只是引导学生理解和思考历史的“阶梯”，是“驱动的过程”，而绝不是“终结”。因此，对教材中一些不尽符合史实的表述，有必要认真分析。
1.英军未进攻广州，是由于林则徐防守严密?
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为何没有进攻广州?人教版认为是林则徐备战认真，防守严密。这是不符合史实的。据茅海建先生的考订，清军的许多部署都建立在对英方意图的错误判断之上，且失败后往往不能迅速吸取教训。如林则徐、关天培的虎门防卫体系都建立在英军舰要闯关这一假设之上，而英军恰好采取了中国人意想不到的直接进攻炮台的战法，结果中方预设的防御长处其实成了短处。事实表明，“清廷依为长城的虎门防卫体系，正如明代尽心尽力修筑的长城未能阻止其祖先的数度人犯一样，本身就是一只靠不住的跛腿鸭”。
后来，清朝对英宣战，派官军南下广东，与英军决战，结果一败涂地。事实证明，英军有着制胜的武力，绝非害怕林则徐的武备。对英人而言，“中国七十万众，未必一千合用”，“中国之敌外国不过纸上言语”。林则徐谪戍伊犁时，在途中曾致书友人说到：英方器良技熟，船坚炮利，即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他写出了中英战争的实情，也写出了中国人的窘态。“奈何奈何”一语，真切地表达出了炮火下的人们在拒敌时的茫然和愕然。只是林则徐请他的友人不要给别人看。“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他怕清议的指摘，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
显而易见，英人绕开广州，不是因为害怕林则徐严密防守，害怕广州“民心可用”，而是因为与广州“十三行”在利益上盘根错节，关系太深，一打必损。英人投鼠忌器，才不敢在广州开战。更重要的是，英军的预定战略是对北方施压，迫使清廷早日屈服，以便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建立一种新秩序，所以未攻广州，但予封锁。可悲的是，人们误以为林则徐制敌成功了，尤其是对于那些不相信“天朝”武功居然不敌“岛夷”之技的人们，更是如此。
鸦片战争之后的三部史著《道光洋艘征抚记》《夷氛闻记》《中西纪事》，皆谓林则徐在广东防备严密，英军无隙可乘，遂北犯定海。他们把后来广东战事的失败，归结于林则徐的去职；他们将各地战事的受挫，归结于当地没有林则徐。尽管林则徐的制敌方略当时未经实战，但他们已在心目中认定其必胜无疑。处在失败中的人们，找不到胜利的迹象，最容易产生某种希望。林则徐就是这种希望。而且，局势越危急，战事越失利，这种希望之火就越放光芒。由此，一个神话诞生了。一个林则徐不可战胜的神话，占据了当时许多人的心，并流传至今。
2.不平等条约。哪里不平等?
鸦片战争后订立的中外不平等条约，究竟哪里不平等?有何影响?如何认识?教材没有作具体分析，在教学中有必要深究，不然会以今情测古意，跳不出宥今以衡古的时弊。
南京条约共十三款，从具体条款来看，南京条约之所以不平等，主要是割地、赔款和赦免“汉奸”三项内容。而第一款宣布和平，第十三款规定批准程式，并不涉及平等或不平等；第八款释放英囚也合乎当时国际法惯例；至于条约第十一款平等国交，反是这项不平等条约中的平等条款。除此之外，条约中的五口通商、废除行商、新定税则，是关于经济贸易的条款，又很难简单地以平等或不平等来界定。从社会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一口通商、行商制度束缚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不利于中国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转向市场交换的工商经济。广州的关税由官吏和行商操纵，使每一次关税交纳都成为讨价还价的灰色交易，外商受害，国家无利。这些难道还应当继续保留?
不唯如此，对不平等条约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表明，对问题的解释还另有一个广阔的视野。五口通商等条款对中国有不利的一面，但在客观上为中国提供了摆脱传统的新途径。从短期上讲，负面作用大于正面效应，而从长期来看，负面作用在不断退隐，正面效应在逐渐生长。罗兹曼先生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分析指出：“如果我们全面地分析19世纪条约体系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影响，就不难发现，消极面固然不少，但也不乏某些积极因素。”并提醒人们，相对于中国广袤国土和华夏芸芸众生而言，消极面容易被人们夸大。
然而，以上认识只是今人的一种分析，与时人的思想是不搭界的。今人所谈论的平等或不平等，都是以18世纪在欧美产生至20世纪在世界确立的国际关系准则为尺度；而生活在“天朝”中的人们，自有一套迥然相别的价值标准，另有一种平等观念。他们对今天看来“平等”的条款往往愤愤不平，而对今天看来为“不平等”的待遇却浑然不觉。当时的人对于这些条约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他们觉得外人在广州一口通商的时候已经不易防范，现在有五口通商，外人可以横行天下，防不胜防。直至前清末年，文人忧国者莫不以五口通商为最后的祸根。割让土地当然是时人所反对的，也应该反对的。但是香港在割让以前毫无商业或国防的重要功能。英人初提香港的时候，北京还不知道香港在哪里。时人反对割地，不是反对割香港。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是我们近年所认为不平等条约的核心，可是当时的人并不这样看。治外法权，在道光时代的人的目光中，不过是让夷人管夷人。他们想那是最方便，最省事的办法。至于协定关税，他们觉得也是方便省事的方法。 进言之，在《南京条约》里，中国损失了国权，而清朝却没有损失王权，更何况通过《南京条约》，清王朝亦有所获，即以协定关税论，中国损失了海关权，而清朝却增加了海关收入，清廷不仅可以卖中国以自救，还可以卖中国以自利。《望厦条约》签订后，道光帝的朱批是“所办甚好”，称赞耆英的谕旨是“办理均合机宜”。所以我们既要反列强帝国主义，也要反天朝帝国主义，片面反帝，会误读近代史，误以天朝帝国主义为爱国主义。
二、阅读对教学的启示
鸦片战争史研究，资料翔实、成果丰硕，不少著作和文章多有论述，尤其是学者们潜心涵泳所得的精辟见地值得仔细玩味，而之与高考试题的融合，则更发人深思。
如2008年上海高考卷第41题引用了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中的一段原话，考查学生对中西方交往中“平等”与“不平等”的理解，思维含量较高。试题如下：
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有学者在谈到这次战争之后中外交往的历史时曾说：“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问题：(1)“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指的是什么?(2分)
(2)简要叙述中国在19世纪是如何受到“不平等待遇”的。(9分)
(3)你如何评价这位学者的观点?(2分)
其实，郭廷以与蒋廷黻的观点非常相似，他说：“过去是中国不以平等待人，英人口口声声要争取平等，现在及今后反以不平等对待中国了。”但茅海建的看法不尽相同：“这段话相当凝练且传意。但是，我们若从细部去观察就会发现：尽管鸦片战争前清朝在国家关系上矮化西方列强，但对经济贸易的种种限制，恐怕不能以‘不平等’一语而完全概括之，至于猖獗的鸦片走私贸易，又当别作它论；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勒逼的一系列条约，包含众多不平等条款，而在国家关系上又毫无例外地追求与清朝的‘平等外交’。”并就不同语境下“平等”与“不平等”的内涵作了阐释。学者的观点相互碰撞，发人深省。时人与今人对“平等”与“不平等”的不同感受以及中西方不同的诉求，是文明的落差，恐怕与“东西对视，隔雾看花”的现状不无关系。
又如，2009年广东高考卷第22题是一道单选题，题干如下：
马克思在评论鸦片战争时说：“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这道题主要是考查学生对这段话的理解。郭汉民在剖析这段话时说：“从鸦片战争开始，维护道义、反抗侵略的中国由于自己的孤立无依而被排斥于世界联系体系之外，只能代表落后于世界潮流的‘陈腐世界’，而一意发财的西方列强则恰恰是最现代社会的代表者。道义与落后，赚钱与先进如此奇妙地结合在一起，成为近代中国悲剧的根源。为了结束这场悲剧，中国必须尽快从‘陈腐世界’中走出来，改变落后状况，追赶世界潮流。”
其实，马克思在1853年曾预言，现在中国被迫放弃了它的闭关自守的状态，“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显然，鸦片战争不仅是近代中国悲剧的开端，也是结束中国野蛮的、闭关自守、与文明世界隔绝状态的开端。柏杨甚至说，封建卫道之士对旧政权的保卫越努力，中国脱胎换骨的时间，也就是使中国新文明诞生的阵痛时间，也越延长。中国所受的伤害，也因之越大。
无可否认，西方特权最初突出地表现为赤裸裸的殖民主义扩张和侵略，古老中国之“陈腐”早已注定了在最初的博弈中上演的只能是一幕历史悲剧，对西方“特权”的抵制将一直伴随着中西方交往的进程，也必将伴随着中国向前发展的进程。因此对中西方交往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冷峻思索显然比单纯关注西方的侵略更有意义。如此看来，高考以此命题早已对“道义批判”进行了深刻反思，对历史教学已经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只是我们未曾意识到罢了。
如何看待不平等条约?黄仁宇的话令人深思：“南京条约和附约里各种苛刻的待遇，满人汉人的官僚都接受。倒是内中提及今后两方的文书要用平等语气来往，开‘夷人’随意置喙之门，反而使他们不安”。并说，“南京条约签订之后10年，感到更不满意的不是战败国而是战胜国o”
如何看待鸦片战争?西方学者费正清等人中肯地指出，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哪一段插曲比鸦片战争为谴责“帝国主义侵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它成为中国人对西方武力入侵和在此以后几乎整整一个世纪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地位的不满情绪的内容。除了从这一角度看鸦片战争外，还有必要将其放到近代历史的主要趋势之中去观察。
上述中外学者的真知灼见，从不同视角来重新审视和理性反思鸦片战争，多为不易之论，在教学中值得借鉴和思索，一味道德式批判和“煽情”式的教学无助于学生思维的历练和学科素养的提高。作为历史教师要研究高考试题，窥测命题思路，关注史学动态、了解学术研究，多读勤思、交流讨论，否则真是抓住了谴责“帝国主义侵略”的机会，而失去了理性反思的契机。
三、几点思考
1.如何认识“侵略的西方”与“先进的西方”?
陈旭麓指出：“几十年来，我们满怀义愤和民族情感对帝国主义的历史罪恶已经作过无数次的谴责、批判、声讨，产生了众多的书籍和文章，这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必要部分。它裁决了历史上的正义和非正义。但是，伦理观念只能说明历史的一个方面……在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过程中，非正义的侵略者同时又往往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者；而正义的反侵略者则常常同时是落后者。以贪欲为动机的侵略过程常被历史借助，从而在客观上多少成为一个进步改造落后的过程。”回这一洞见对于理性思考“侵略的西方”不无启发意义。日本就是被西洋的炮舰“轰”着离别中世纪而成功走上近代社会的。我不否认中国自身具有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因素，但何其艰难而又一波三折，外界因素——新技术、新观念、新的社会结构模式——的影响，在某个时候已经变成了中国历史演进的决定力量。正是鸦片战争使中国出现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使中国的社会内部结构开始了基本的变革，成为传统王朝的衰落转变成传统文明的衰落的转折点，从此中国开始了艰难曲折的近代化历程。试想，若不是被别人“轰出中世纪”，我们何时能主动地实现“走出中世纪”呢?故仇恨宣泄只能显示情绪和意气，却不能显示理性和力量，有时仇恨的激扬，则越发反衬出人们在国难面前的心怯意沮。 鸦片战争的真意义，就是用火与剑的形式，告诉国人的使命：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合世界之潮流。因此，当我们探讨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挑战的反应时，就应该把他们对西方的认识以及能否学习西方谋求改革放在首位，这样，才能够给他们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位和评价。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在对待“侵略的西方”问题上，除了少数人采取低姿态外，大部分都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主张给予坚决回击。可在怎样面对“先进的西方”这一问题上，却很令人失望。道光帝不识时务，守其常而不知其变，士大夫意气用事，以为不必学，甚至在对“侵略的西方”作出迅速而情绪化反应的同时，也迁怒于“先进的西方”，有意歪曲与排斥之，这种傲慢与偏见的结果便是，清廷在炮声寂静之后又沉沉睡去，从而断送了迎头赶上西方的机会。
在鸦片战争教学中，若只盯住“侵略”二字，或沉溺于“道义批判”，我们对西方的认识要么流之于浅薄，要么失之于偏颇，只会躺在“苦涩”的干草堆上自怨自艾。如此，则史学教育功能无从发挥，学生的历史洞察力和历史使命感无从培养，现代公民人文素养的提高也成了一句空话，历史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呢?
2.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是否应该抵抗?
在鸦片战争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国调动了十多万军队，先后有一名总督、两名提督、七名总兵、两名都统以及数千名士兵死于战争。但英国远征军的战死人数据英方统计却不足百人。这显现了中国与西方之间巨大的落差。而中西之间舟船与枪炮的悬殊对比，又常会化作无情的压力，逼出血性者的英雄主义，召唤他们在劣境中慷慨一击，肉搏赴死。陈连升喋血沙场、葛云飞血染定海、关天培虎门殉国、陈化成阵亡于吴淞炮台，像这样甘愿以头颅抵挡利炮的人并不是个别的，“可怜裹尸无马革，巨炮一震成烟尘”，他们的心迹和苦痛，既显示了民族战争中英雄主义的悲壮，又显示了民族战争中英雄主义的悲怆。以致林则徐发出“未之前有”与“奈何奈何”的感叹。
既然正义的反抗并不能取胜，那么，是否应当尽早与英国缔结一项对其有利的和约以避免无谓的牺牲呢?
以日本为例，自1853年“黑船事件”后，国门被打开，除割地赔款外，日本“享受”着与中国同等的待遇。日本不事抵抗自是幕府的积弱，反过来说，即使进行抵抗，也将遭到与中国同样的惨败，下关和鹿尔岛等地方性抵抗的惨败便是明证。然开国之后的种种刺激，又转化为另一种催化剂，引起了日本历史上的明治维新。由此可见，对于西方的入侵，武力抵抗无疑是正确的，但这种抵抗注定要失败，另作选择也是明智的。负责任的政治家可以选择对其民族更为有利的策略。对此不能简单地以“爱国”或“卖国”的道德观念概括之。诚然，中日两国之间的差异或许更为重要，放弃武力抵抗，对于并无前车之鉴的“天朝”上国而言在当时也不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其假设的意义仅仅在于，为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们提供道德批判以外的价值标准。
那清朝将士的鲜血怎样才不会白流呢?“以鲜血而赢得胜利，自是其价值的充分体现。以鲜血而换来失败，也可能不是无谓的，即所谓‘血的教训’。一个失败的民族在战后认真思过，幡然变计，是对殉国者最大的尊崇、最好的纪念。清军将士流淌的鲜血，价值就在于此”。
可叹的是，清朝似乎仍未从“天朝”的迷梦中醒来，勇敢地进入全新的世界，而是依然如故，就像一切都未发生。时人称：“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酒房茶肆之中，亦大书‘免谈实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鸦片战争后，社会停滞不前，以致当1860年庚申之变后，国人再度检讨致败之由时，20年的光阴已经过去了。读史至此，沉思久之。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1－0022－05
在鸦片战争教学中，师生对多数内容都诉诸“道德批判”，是带着感情色彩来谈论西方的，甚至有把对西方的满腔愤恨转化成文字上诋毁中伤以泄愤之嫌，很少从道德以外的角度，对鸦片战争进行深刻的反思，这是一种不幸。因为道德的批判最是无情，而批判一旦升至道德层面，事情的细节便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至于细节之中所包含的各种信息更是成了毫无用处的废物。有感于此，笔者就鸦片战争教学中的几点思考成文，以求教方家。
一、对教材表述的几点认识
王家范教授指出，教材绝不是“经典”，教学过程更不是唯教师、唯教本为“标准模式”。教材只是引导学生理解和思考历史的“阶梯”，是“驱动的过程”，而绝不是“终结”。因此，对教材中一些不尽符合史实的表述，有必要认真分析。
1.英军未进攻广州，是由于林则徐防守严密?
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为何没有进攻广州?人教版认为是林则徐备战认真，防守严密。这是不符合史实的。据茅海建先生的考订，清军的许多部署都建立在对英方意图的错误判断之上，且失败后往往不能迅速吸取教训。如林则徐、关天培的虎门防卫体系都建立在英军舰要闯关这一假设之上，而英军恰好采取了中国人意想不到的直接进攻炮台的战法，结果中方预设的防御长处其实成了短处。事实表明，“清廷依为长城的虎门防卫体系，正如明代尽心尽力修筑的长城未能阻止其祖先的数度人犯一样，本身就是一只靠不住的跛腿鸭”。
后来，清朝对英宣战，派官军南下广东，与英军决战，结果一败涂地。事实证明，英军有着制胜的武力，绝非害怕林则徐的武备。对英人而言，“中国七十万众，未必一千合用”，“中国之敌外国不过纸上言语”。林则徐谪戍伊犁时，在途中曾致书友人说到：英方器良技熟，船坚炮利，即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他写出了中英战争的实情，也写出了中国人的窘态。“奈何奈何”一语，真切地表达出了炮火下的人们在拒敌时的茫然和愕然。只是林则徐请他的友人不要给别人看。“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他怕清议的指摘，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
显而易见，英人绕开广州，不是因为害怕林则徐严密防守，害怕广州“民心可用”，而是因为与广州“十三行”在利益上盘根错节，关系太深，一打必损。英人投鼠忌器，才不敢在广州开战。更重要的是，英军的预定战略是对北方施压，迫使清廷早日屈服，以便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建立一种新秩序，所以未攻广州，但予封锁。可悲的是，人们误以为林则徐制敌成功了，尤其是对于那些不相信“天朝”武功居然不敌“岛夷”之技的人们，更是如此。
鸦片战争之后的三部史著《道光洋艘征抚记》《夷氛闻记》《中西纪事》，皆谓林则徐在广东防备严密，英军无隙可乘，遂北犯定海。他们把后来广东战事的失败，归结于林则徐的去职；他们将各地战事的受挫，归结于当地没有林则徐。尽管林则徐的制敌方略当时未经实战，但他们已在心目中认定其必胜无疑。处在失败中的人们，找不到胜利的迹象，最容易产生某种希望。林则徐就是这种希望。而且，局势越危急，战事越失利，这种希望之火就越放光芒。由此，一个神话诞生了。一个林则徐不可战胜的神话，占据了当时许多人的心，并流传至今。
2.不平等条约。哪里不平等?
鸦片战争后订立的中外不平等条约，究竟哪里不平等?有何影响?如何认识?教材没有作具体分析，在教学中有必要深究，不然会以今情测古意，跳不出宥今以衡古的时弊。
南京条约共十三款，从具体条款来看，南京条约之所以不平等，主要是割地、赔款和赦免“汉奸”三项内容。而第一款宣布和平，第十三款规定批准程式，并不涉及平等或不平等；第八款释放英囚也合乎当时国际法惯例；至于条约第十一款平等国交，反是这项不平等条约中的平等条款。除此之外，条约中的五口通商、废除行商、新定税则，是关于经济贸易的条款，又很难简单地以平等或不平等来界定。从社会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一口通商、行商制度束缚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不利于中国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转向市场交换的工商经济。广州的关税由官吏和行商操纵，使每一次关税交纳都成为讨价还价的灰色交易，外商受害，国家无利。这些难道还应当继续保留?
不唯如此，对不平等条约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表明，对问题的解释还另有一个广阔的视野。五口通商等条款对中国有不利的一面，但在客观上为中国提供了摆脱传统的新途径。从短期上讲，负面作用大于正面效应，而从长期来看，负面作用在不断退隐，正面效应在逐渐生长。罗兹曼先生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分析指出：“如果我们全面地分析19世纪条约体系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影响，就不难发现，消极面固然不少，但也不乏某些积极因素。”并提醒人们，相对于中国广袤国土和华夏芸芸众生而言，消极面容易被人们夸大。
然而，以上认识只是今人的一种分析，与时人的思想是不搭界的。今人所谈论的平等或不平等，都是以18世纪在欧美产生至20世纪在世界确立的国际关系准则为尺度；而生活在“天朝”中的人们，自有一套迥然相别的价值标准，另有一种平等观念。他们对今天看来“平等”的条款往往愤愤不平，而对今天看来为“不平等”的待遇却浑然不觉。当时的人对于这些条约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他们觉得外人在广州一口通商的时候已经不易防范，现在有五口通商，外人可以横行天下，防不胜防。直至前清末年，文人忧国者莫不以五口通商为最后的祸根。割让土地当然是时人所反对的，也应该反对的。但是香港在割让以前毫无商业或国防的重要功能。英人初提香港的时候，北京还不知道香港在哪里。时人反对割地，不是反对割香港。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是我们近年所认为不平等条约的核心，可是当时的人并不这样看。治外法权，在道光时代的人的目光中，不过是让夷人管夷人。他们想那是最方便，最省事的办法。至于协定关税，他们觉得也是方便省事的方法。 进言之，在《南京条约》里，中国损失了国权，而清朝却没有损失王权，更何况通过《南京条约》，清王朝亦有所获，即以协定关税论，中国损失了海关权，而清朝却增加了海关收入，清廷不仅可以卖中国以自救，还可以卖中国以自利。《望厦条约》签订后，道光帝的朱批是“所办甚好”，称赞耆英的谕旨是“办理均合机宜”。所以我们既要反列强帝国主义，也要反天朝帝国主义，片面反帝，会误读近代史，误以天朝帝国主义为爱国主义。
二、阅读对教学的启示
鸦片战争史研究，资料翔实、成果丰硕，不少著作和文章多有论述，尤其是学者们潜心涵泳所得的精辟见地值得仔细玩味，而之与高考试题的融合，则更发人深思。
如2008年上海高考卷第41题引用了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中的一段原话，考查学生对中西方交往中“平等”与“不平等”的理解，思维含量较高。试题如下：
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有学者在谈到这次战争之后中外交往的历史时曾说：“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问题：(1)“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指的是什么?(2分)
(2)简要叙述中国在19世纪是如何受到“不平等待遇”的。(9分)
(3)你如何评价这位学者的观点?(2分)
其实，郭廷以与蒋廷黻的观点非常相似，他说：“过去是中国不以平等待人，英人口口声声要争取平等，现在及今后反以不平等对待中国了。”但茅海建的看法不尽相同：“这段话相当凝练且传意。但是，我们若从细部去观察就会发现：尽管鸦片战争前清朝在国家关系上矮化西方列强，但对经济贸易的种种限制，恐怕不能以‘不平等’一语而完全概括之，至于猖獗的鸦片走私贸易，又当别作它论；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勒逼的一系列条约，包含众多不平等条款，而在国家关系上又毫无例外地追求与清朝的‘平等外交’。”并就不同语境下“平等”与“不平等”的内涵作了阐释。学者的观点相互碰撞，发人深省。时人与今人对“平等”与“不平等”的不同感受以及中西方不同的诉求，是文明的落差，恐怕与“东西对视，隔雾看花”的现状不无关系。
又如，2009年广东高考卷第22题是一道单选题，题干如下：
马克思在评论鸦片战争时说：“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这道题主要是考查学生对这段话的理解。郭汉民在剖析这段话时说：“从鸦片战争开始，维护道义、反抗侵略的中国由于自己的孤立无依而被排斥于世界联系体系之外，只能代表落后于世界潮流的‘陈腐世界’，而一意发财的西方列强则恰恰是最现代社会的代表者。道义与落后，赚钱与先进如此奇妙地结合在一起，成为近代中国悲剧的根源。为了结束这场悲剧，中国必须尽快从‘陈腐世界’中走出来，改变落后状况，追赶世界潮流。”
其实，马克思在1853年曾预言，现在中国被迫放弃了它的闭关自守的状态，“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显然，鸦片战争不仅是近代中国悲剧的开端，也是结束中国野蛮的、闭关自守、与文明世界隔绝状态的开端。柏杨甚至说，封建卫道之士对旧政权的保卫越努力，中国脱胎换骨的时间，也就是使中国新文明诞生的阵痛时间，也越延长。中国所受的伤害，也因之越大。
无可否认，西方特权最初突出地表现为赤裸裸的殖民主义扩张和侵略，古老中国之“陈腐”早已注定了在最初的博弈中上演的只能是一幕历史悲剧，对西方“特权”的抵制将一直伴随着中西方交往的进程，也必将伴随着中国向前发展的进程。因此对中西方交往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冷峻思索显然比单纯关注西方的侵略更有意义。如此看来，高考以此命题早已对“道义批判”进行了深刻反思，对历史教学已经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只是我们未曾意识到罢了。
如何看待不平等条约?黄仁宇的话令人深思：“南京条约和附约里各种苛刻的待遇，满人汉人的官僚都接受。倒是内中提及今后两方的文书要用平等语气来往，开‘夷人’随意置喙之门，反而使他们不安”。并说，“南京条约签订之后10年，感到更不满意的不是战败国而是战胜国o”
如何看待鸦片战争?西方学者费正清等人中肯地指出，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哪一段插曲比鸦片战争为谴责“帝国主义侵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它成为中国人对西方武力入侵和在此以后几乎整整一个世纪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地位的不满情绪的内容。除了从这一角度看鸦片战争外，还有必要将其放到近代历史的主要趋势之中去观察。
上述中外学者的真知灼见，从不同视角来重新审视和理性反思鸦片战争，多为不易之论，在教学中值得借鉴和思索，一味道德式批判和“煽情”式的教学无助于学生思维的历练和学科素养的提高。作为历史教师要研究高考试题，窥测命题思路，关注史学动态、了解学术研究，多读勤思、交流讨论，否则真是抓住了谴责“帝国主义侵略”的机会，而失去了理性反思的契机。
三、几点思考
1.如何认识“侵略的西方”与“先进的西方”?
陈旭麓指出：“几十年来，我们满怀义愤和民族情感对帝国主义的历史罪恶已经作过无数次的谴责、批判、声讨，产生了众多的书籍和文章，这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必要部分。它裁决了历史上的正义和非正义。但是，伦理观念只能说明历史的一个方面……在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过程中，非正义的侵略者同时又往往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者；而正义的反侵略者则常常同时是落后者。以贪欲为动机的侵略过程常被历史借助，从而在客观上多少成为一个进步改造落后的过程。”回这一洞见对于理性思考“侵略的西方”不无启发意义。日本就是被西洋的炮舰“轰”着离别中世纪而成功走上近代社会的。我不否认中国自身具有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因素，但何其艰难而又一波三折，外界因素——新技术、新观念、新的社会结构模式——的影响，在某个时候已经变成了中国历史演进的决定力量。正是鸦片战争使中国出现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使中国的社会内部结构开始了基本的变革，成为传统王朝的衰落转变成传统文明的衰落的转折点，从此中国开始了艰难曲折的近代化历程。试想，若不是被别人“轰出中世纪”，我们何时能主动地实现“走出中世纪”呢?故仇恨宣泄只能显示情绪和意气，却不能显示理性和力量，有时仇恨的激扬，则越发反衬出人们在国难面前的心怯意沮。 鸦片战争的真意义，就是用火与剑的形式，告诉国人的使命：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合世界之潮流。因此，当我们探讨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挑战的反应时，就应该把他们对西方的认识以及能否学习西方谋求改革放在首位，这样，才能够给他们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位和评价。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在对待“侵略的西方”问题上，除了少数人采取低姿态外，大部分都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主张给予坚决回击。可在怎样面对“先进的西方”这一问题上，却很令人失望。道光帝不识时务，守其常而不知其变，士大夫意气用事，以为不必学，甚至在对“侵略的西方”作出迅速而情绪化反应的同时，也迁怒于“先进的西方”，有意歪曲与排斥之，这种傲慢与偏见的结果便是，清廷在炮声寂静之后又沉沉睡去，从而断送了迎头赶上西方的机会。
在鸦片战争教学中，若只盯住“侵略”二字，或沉溺于“道义批判”，我们对西方的认识要么流之于浅薄，要么失之于偏颇，只会躺在“苦涩”的干草堆上自怨自艾。如此，则史学教育功能无从发挥，学生的历史洞察力和历史使命感无从培养，现代公民人文素养的提高也成了一句空话，历史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呢?
2.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是否应该抵抗?
在鸦片战争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国调动了十多万军队，先后有一名总督、两名提督、七名总兵、两名都统以及数千名士兵死于战争。但英国远征军的战死人数据英方统计却不足百人。这显现了中国与西方之间巨大的落差。而中西之间舟船与枪炮的悬殊对比，又常会化作无情的压力，逼出血性者的英雄主义，召唤他们在劣境中慷慨一击，肉搏赴死。陈连升喋血沙场、葛云飞血染定海、关天培虎门殉国、陈化成阵亡于吴淞炮台，像这样甘愿以头颅抵挡利炮的人并不是个别的，“可怜裹尸无马革，巨炮一震成烟尘”，他们的心迹和苦痛，既显示了民族战争中英雄主义的悲壮，又显示了民族战争中英雄主义的悲怆。以致林则徐发出“未之前有”与“奈何奈何”的感叹。
既然正义的反抗并不能取胜，那么，是否应当尽早与英国缔结一项对其有利的和约以避免无谓的牺牲呢?
以日本为例，自1853年“黑船事件”后，国门被打开，除割地赔款外，日本“享受”着与中国同等的待遇。日本不事抵抗自是幕府的积弱，反过来说，即使进行抵抗，也将遭到与中国同样的惨败，下关和鹿尔岛等地方性抵抗的惨败便是明证。然开国之后的种种刺激，又转化为另一种催化剂，引起了日本历史上的明治维新。由此可见，对于西方的入侵，武力抵抗无疑是正确的，但这种抵抗注定要失败，另作选择也是明智的。负责任的政治家可以选择对其民族更为有利的策略。对此不能简单地以“爱国”或“卖国”的道德观念概括之。诚然，中日两国之间的差异或许更为重要，放弃武力抵抗，对于并无前车之鉴的“天朝”上国而言在当时也不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其假设的意义仅仅在于，为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们提供道德批判以外的价值标准。
那清朝将士的鲜血怎样才不会白流呢?“以鲜血而赢得胜利，自是其价值的充分体现。以鲜血而换来失败，也可能不是无谓的，即所谓‘血的教训’。一个失败的民族在战后认真思过，幡然变计，是对殉国者最大的尊崇、最好的纪念。清军将士流淌的鲜血，价值就在于此”。
可叹的是，清朝似乎仍未从“天朝”的迷梦中醒来，勇敢地进入全新的世界，而是依然如故，就像一切都未发生。时人称：“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酒房茶肆之中，亦大书‘免谈实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鸦片战争后，社会停滞不前，以致当1860年庚申之变后，国人再度检讨致败之由时，20年的光阴已经过去了。读史至此，沉思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