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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的一个夏天，留学美国的王巍正在候机楼翻报纸，他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实习，准备搭早班机返回纽约斯特姆大学。无意中，他注意到人们争相同一个匆忙赶飞机的老人握手，老人从人群中望见了他，他也认出了对方——美国前总统尼克松。
尼克松停下脚步，问王巍：“你是中国人吗？从大陆来的？”“是的，我从北京来。”王巍回答。尼克松异常兴奋：“太棒了！我爱中国！”王巍不假思索，冲上前握住尼克松的手：“谢谢，我们也爱你。”人群很快散去，王巍还站在原地，他想，这个同毛泽东携手打开中国大门的美国人居然有这么长的手臂。
几年前，上海有家媒体把王巍形容成金融浪子，说他是体制内的“坏人”，大体因为他在中国银行呆过，在单位挽留下坚持要停薪留职去美国，回国后参与筹建南方证券一直做到副总裁，在中国股市最热闹的时候却选择了辞职。“下海”后，他仍不安分，搞了两个行业协会，还著书立说，跑到商学院给人讲课，要制定行业规范，得了一个“中国并购之父”的诨名。
这样一折腾，王巍就过了50岁，但他还是一个“浪子”。2010年，他不声不响地在天津建了一座NGO性质的中国金融博物馆。之前，中国还没有专门的金融类博物馆，甚至没人公开提过。没人相信王巍是认真的，他收藏的人民币币种还没有女儿多。天津市副市长崔津渡是最早和他交流这个想法的人，开馆前两天，崔告诉他：“其实我从心底里一直不认为你能做成”。他一做就是俩，去年，中国基金博物馆在苏州开馆。
采访王巍时，他突然把记者拉到电脑前，炫耀地指着一组PPT，滔滔不绝。里面是他为长江商学院讲课准备的教案，做公司占据他的时间，现在不到三分之一。
金融博物馆落地后，吴晓灵、夏斌、陈志武、许小年、张维迎，中国经济圈叫得上名字的人几乎都加入到了顾问团队。去年，王巍又拉上更有号召力的好友任志强入伙，组织起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邀请了陈东升、王维嘉、许小年等一批政商学界大佬做讲演交流，嘉宾自费，观众免费，半年来了3万人旁听。今年，他还准备再把柳传志和马云这样的人物拉进来。
王巍特别喜欢台湾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的一句话：尽我所能，爱我所做。他生在政治年代，成于经济改革，接触过土老板，也喝过洋墨水，他从一个体制内高管变成了一个个体商人，赚了些钱，最后花在了博物馆上。
天之骄子
同尼克松握手时，身在海外的王巍并没意识到，中国的改革道路开始进入一个拐点，他始终觉得，身在历史转变的节骨眼上，能够参与改变，推动历史，会带来莫大成就感。一想到这些，他就无比亢奋。
王巍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那时，中国还没有“金融”这个概念，邓小平被《时代》评为了次年的年度人物，他在东北财经大学开始主修会计专业。
王巍从来都不是个循规蹈矩的人，从小学到中學，他受过最多的批评就是：个人英雄主义，骄傲散漫，不守纪律。大学毕业，他被分配到老家辽宁某地的建设银行工作。一年后，王巍被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院录取，到了北京。
从地方到中央，王巍看到了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在辽宁时，他感觉自己大学毕业，人五人六，但在当时精英云集的北京五道口，同学都来自北大、清华、人大这些最好的学校。自己的信息量、学术、思想、经历与这个环境相差太多，王巍有了压力，他开始感到自卑，但很快就变成了自强。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院没有固定的老师，都是从各大高校请来名师讲课，限制较少，这些教授通常会把最精华和最前沿的东西拿出来，高度提炼但缺乏系统。王巍逼着自己去消化这些知识，同时，他和大批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一起读书，交流。毕业时，“见了世面，经历风雨，长了才干”的王巍发现，自己已经不输于大部分人。
1985年，邓小平第二次成为《时代》的年度人物，中国民间开始流行一首叫作《跟着感觉走》的歌曲：“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
那年，王巍从“五道口”毕业，分配到中国银行工作。内心强烈的冲动告诉他：要做点什么。他利用业余时间，同一批金融界的改革青年一起，创办了一所名叫“财政金融函授学院”的民办大学，为来自全国各地的人讲课、编教材，同时，他们还组建了民间机构“北京社会经济研究所”，经常聚到一起，讨论中国经济改革问题。
也在这个时候，王巍觉得，中国既然要走向世界，自己就应该到外面去看看，留日潮、留法潮、留苏潮之后，轮到他，留美潮来了。一开始，中国银行并不希望他离开，要求他再工作一年。
1987年，王巍到了美国，他再次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这是一种更强烈的反差。他当时想，可能活一辈子，中国也不会发展成这样。反差不单单是物质上的。在国内，社会对人的摧残，把人约束到了麻木不仁的程度；到国外，突然没人管束你了，内心突然充满喜悦，就像解放了一样。
除了正常学习外，他还在花旗银行、大通、世界银行等公司实习，勤工俭学，赚取生活费。更多时候，他和一批同样留学海外的优秀金融人才聚会讨论。
当时，美国主要有两家自发组成的中国经济研讨组织，一家是中国留美商学会，主要是中国留学生参加；另一家是中国资本市场促进会，由华尔街一批年轻律师和银行家构成。王巍是这两家机构的常客，和他经常结伴参加的，还有上一批留美学生王波明和高西庆。
不久，王波明和高西庆准备回国，那时学成回国的人并不多，王巍提议王和高“应该带点东西回去”。于是，一群人商量，最后决定由王巍执笔，写一篇5个章节的政策建议，讨论规范中国证券市场的问题。
没想到，王巍刚写完一章总论，另外二人已经启程回国，并且把它交给了当时的张劲夫和谷牧。白皮书中的建议受到了高层重视，授权下，王波明、高西庆和国内一批学者，成立了“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
王巍起草的那章总论成了联办后来发布的“金融白皮书”的雏形。
自由的落差
1992年初，88岁高龄、两次当选《时代》年度人物的邓小平，到南方视察，发表了“南巡讲话”，中国改革有了新的流行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个有利于；发展是硬道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在纽约，王巍第一次唱起了卡拉OK，他记得当时唱的第一首曲子是齐秦的《大约在冬季》。后来，大伙集体唱了一首《我的中国心》，唱完，哭成一片。
原本这是大使馆为王巍准备的回国欢送会，计划中只有十几个人，最后来了一百多个，很多与他素不相识的人专门赶到纽约。“印象中，风波后整个中国万马齐喑，这些人想看看，第一个铁心回国的那批留美博士究竟长得什么样。”
主角王巍没有哭，他说，好像在场的人只有他没觉得悲壮，反而很兴奋，他从始至终都觉得中国肯定会向前发展，“南巡讲话”前，他已经决定回国。中间，为证明自己不是混不下去才回国，他还应聘进入高盛然后又马上回绝，为此，当时高盛主管招聘的刘二飞气得一年没搭理他。
5月，留学5年后，王巍第一次回到国内。因为倒时差，他第二天早晨5点便起了床，从王府井走到天安门广场，又走到朋友开的一间公司。几个小时候后，他决定先在朋友那里干，等待国家安排工作。
“南巡讲话”前后，是中国证券市场快速成型的年代。1990年底，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分别开业，1992年9月，人民银行批准组建国泰、华夏、南方三大全国性证券公司。33岁的王巍被派往南方，参与南方证券的筹建。
即便是2004年，南方证券因为挪用客户储备金和巨额亏损成为了历史，王巍还是认为那里汇聚了一批优秀的人才， “成立之初，谁也看不到未来会怎么样，金融公司有什么前途，但所有人都充满闯劲，努力想创新。”王巍说，很长一段时间，他在南方证券是相当愉快的。
在南方证券，王巍最早负责筹备海南分公司，担任总经理。后来，他调回北方，在北京筹备了北部湾国际信投公司和基金部，做到副总裁后，开始主导基金业务和并购业务。他说，在中国，“并购”这个词就是自己最早提出来的，他不喜欢先前“兼并”的叫法，“感觉像东汉末年豪强兼并。”但他注定要和“豪强”打交道。
王巍在博客里写过这样一段回忆：他在辽宁做一笔发行业务，政府各部门都想从中渔利。看到他和政府部门关系没处理好，一个叫杨大勇的人提出，要把说好的承销费降低几百万。杨对王巍说，自己烧锅炉出身，在沈阳叫作码头（黑社会大哥），如果他不同意，就让600万沈阳人民扒了他的皮。王巍当时懵了，他第一次带兵“打仗”，不能让公司开门就损失几百万。等了4天，确定对方来不及换券商，王巍单独找到杨大勇，把领带一甩，对杨说，我从国外回来的，回国玩一玩，玩不好我可以照样回去，你不能玩，多少股民都系在你身上了，我有名我有利，我只担心名不够大，这次是中国万众瞩目的第四只股票，我今天就不签字了，我就废了你这上市公司，我全国出大名，明年拍屁股走人，看600万沈阳人民是扒了我的皮还是扒你的皮。最后，俩人在电视里握手言欢。
在南方证券，王巍几乎每做一个单子，背后都有非市场化的力量在相互博弈，“政府关系、公关、江湖势力”。其实，在中国市场环境里生存过的他早有心理准备，反而感觉如鱼得水。在南方证券待了两三年后，另外一些事情让他不能适应。
1994年，潘虹和刘青云主演的电影《股疯》，刻画了中国第一代股民的疯狂。从事证券，王巍却至今没有买过一只股票，他坚持认为，作为投行，应该做服务而不是炒股票和房地产。
南方证券做出眉目后，王巍过得愈发不愉快，通常是上面给他一大笔钱做业务，但投给谁都定好了，完全跟他没关系。有时候他有新的想法，把自己说兴奋了，其他人却无动于衷。他还很不习惯领导出差一大群人去机场接送，接完了一起连玩带唱。“慢慢地大家都觉得你很清高，得罪了很多人，在公司你变成了少数派，就出去了。”王巍说。
1996年，上海股市从五百多点冲到1250点，深圳股市从九百多点一直冲到4200点，中国股市迎来了第一波“大牛”，王巍从南方证券辞职了。
出口
中国金融博物馆在天津海河旁，早先是租界里的法国俱乐部，从天津火车站出来，过了解放桥就可以望见。
博物馆的门票很有意思，是中国早年发行的股票认购申请表过塑而成。王巍觉得自己做的是一个NGO项目，原本没打算收费。为了和整体风格协调，金融博物馆的洗手间装修精美，结果，很多人把它当成了公厕，有时影响到正常参观，无奈下，开始收取10块钱门票。“靠收费不可能养活，只是为了给大家一个概念，支持博物馆是有价值的，还可以阻挡一些不是真心想看的人，只是一种手段。”为了给参观者留点纪念，他连买带求弄了一大堆认购证。他说，可能过些年，这张认购证的价格远远大于门票价格。
博物馆内的展品，除了找积累多年的金融圈朋友东拼西凑，很多都是王巍从世界各地买回来的。“大家都知道我做协会，做研究，做博物馆，我靠什么呢，所有这些都是要花钱的，我肯定是靠公司经营。”当然，他“下海”时，并不知道自己会在十几年后做这样一件事。
离开南方证券后，王巍还等着国家给另外安排工作，但过了大半年都没有音讯，他等不及了。1997年，他决定出来单干，创立了万盟并购集团。
万盟给王巍带来了更多自由感，同时，他也把自己推到了“一没资源，二没背景”的境地。“大家都认为你是坏人，要不你怎么辞职了？你首先要证明你是好人，我在体制内不需要证明，上来你就是好人。”
在万盟办公室的一面墙壁上，按时间顺序整齐装订着十几年来服务过的客户相框，有辽宁盼盼、中体实业、新希望等等，超过80家。
王巍的客户中，很少有大型国企，他说大国企看不上自己，自己就把中小企业做到最好。他把自己的公司比作专卖店，大券商比作超级市场，超级市场什么都卖，专卖店只卖香奈儿香水、古琦皮包，大券商什么业务都做，万盟只做并购一项。
随着公司经营逐步稳定，王巍开始重拾“爱好”。2000年，他成立了全球并购研究中心，中欧商学院院长刘吉知道后，安排他给国家领导人吴邦国讲课。王巍做了大量准备，没能成行，反倒是刘吉看了材料后，严肃地对他说：你既然看到了问题，不去研究不出去讲，就是对不起国家。
王巍说，刘吉对他触动极大，一个因为性格太直而政治地位不高的知识分子，坚持让自己这样一个小商人关注社会，发出声音。于是，他开始创立并购协会、PE协会，主持编辑商业杂志，成为了中欧商学院和长江商学院的客座教授，参与创立亚布力论坛，还出了几本金融并购方面的书。2008年，在美国金融博物馆坐了半个小时后，他决定自己也搞一个。
“年轻的时候会去和命运抗争，五十知天命，过了五十就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就会更多地去消化和理解这个社会。”王巍说自己有些自负，因为潜意识里觉得自己比别人强，但这种优越感仅限于自己的专业内。“人人喊改革，谈国家大事，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文革时就是这样，人民银行行长不管税收和控制物价，谈房地产调控，每个人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其他事情可以八卦，但不要充满激情的冲上去，这是一种错位。”
因为做博物馆，王巍几乎看遍了金融历史书籍，他认为自己已经有资格讲些东西，他正在写一本叫做作《三十件展品看中国金融史》的书，用三十件博物馆展品把中国金融的脉络和故事全部讲出来。
回归
吴英案宣判时，王巍是最早一批发微博评论的人，他觉得自己不是公知，这件事情轮不到他发言，但当有人分不清什么是非法集资的时候，他就必须出来说话，否则就是犯罪。“当然别人越研究比我越深，但我起码可以帮忙烧起这把火。”他的很多评论，都是这种态度。
《货币战争》畅销的时候，陈志武想写本书批判里面的阴谋论，王巍劝他，没看见爱因斯坦和跳大绳（神经病）的辩论，不要太认真。前段时间，他转了几条倾向方舟子的微博，粉丝骂了些十分难听的话，他立马拉黑，还劝告同样被骂无数的任志强不能太宽容，如果怎么骂人都行，社会就被搅和了。
王巍已经习惯从非大众化的角度看问题。几個月前，沈阳市市长在北京开座谈，花了很多钱，研究未来15年20年的城市发展规划。王巍看到满场请来的领导和专家都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他发言时很气愤：沈阳这么大的城市，研究2020年以后的城市发展，为什么没有一个80后参加，他们的未来凭什么由我们来决定，这种规划没有任何基础。
筹备金融博物馆时，王巍终于看到了让他敞亮的东西，很多年轻的志愿者愿意无偿去做一些事情。“过去我们信仰佛道法儒，都是功利主义，我看到的年轻人，他们打破了毛泽东时代的信仰、孔孟的信仰，甚至是原教旨资本主义市场的信仰，他们在精神上相对自由，你看到这么多公益组织出来，会突然发现一批新人开始有了新的信仰，有了价值追求。”
“其实我们这代人都是变色龙，把自己和社会协调一致的能力太强，搞政治运动是佼佼者，搞经济改革又冲到第一线，就像冯仑写的《野蛮生长》一样，每个人都是这么出来的，这就是社会。”
在好友王石影响下，王巍喜欢上了登山，除了大雪山，每个月，他都会和自己组织的登山队爬些小山。“那些年轻人太快了，一下就窜到了前面，我赶不上他们。”王巍羡慕年轻人的劲头。
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元年，他19岁，开始学习会计。他觉得很没面子，因为当时流行数理化，于是拼命考进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院学金融。
15岁时，王巍插队到离家很远的贫困山村，知识青年挑公担，他卖力干农活，凡事出头，当了1000人的大队长。
更小的时候，父母被关进了牛棚，他两三年也没见一面，“散落在社会上”，背毛语录，搞批斗，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是学校里的先进人物。
王巍说，或许是从小家庭受到排斥，让他有些自卑，他必须跟别人不一样，才能找到信心，这种逆反形成了他的性格。
出国前，王巍因为讲课卖教材，分到了十几万人民币，他当时觉得自己是在做崇高的事业，是在搞中国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他没要这笔钱到美国时，口袋里只剩下20美元。
“我在农村插队，在体制内学习，然后又到国外接触了很多新东西，认为自己能力很强，要做大贡献，后来堕落成商人，但毕竟读过书，希望能做点文化上的东西，身已至此，心犹不死，这个时候如果能做成一个博物馆，对我来说是种巨大的成就感。”王巍的第三家博物馆，很快就要在上海开馆。
尼克松停下脚步，问王巍：“你是中国人吗？从大陆来的？”“是的，我从北京来。”王巍回答。尼克松异常兴奋：“太棒了！我爱中国！”王巍不假思索，冲上前握住尼克松的手：“谢谢，我们也爱你。”人群很快散去，王巍还站在原地，他想，这个同毛泽东携手打开中国大门的美国人居然有这么长的手臂。
几年前，上海有家媒体把王巍形容成金融浪子，说他是体制内的“坏人”，大体因为他在中国银行呆过，在单位挽留下坚持要停薪留职去美国，回国后参与筹建南方证券一直做到副总裁，在中国股市最热闹的时候却选择了辞职。“下海”后，他仍不安分，搞了两个行业协会，还著书立说，跑到商学院给人讲课，要制定行业规范，得了一个“中国并购之父”的诨名。
这样一折腾，王巍就过了50岁，但他还是一个“浪子”。2010年，他不声不响地在天津建了一座NGO性质的中国金融博物馆。之前，中国还没有专门的金融类博物馆，甚至没人公开提过。没人相信王巍是认真的，他收藏的人民币币种还没有女儿多。天津市副市长崔津渡是最早和他交流这个想法的人，开馆前两天，崔告诉他：“其实我从心底里一直不认为你能做成”。他一做就是俩，去年，中国基金博物馆在苏州开馆。
采访王巍时，他突然把记者拉到电脑前，炫耀地指着一组PPT，滔滔不绝。里面是他为长江商学院讲课准备的教案，做公司占据他的时间，现在不到三分之一。
金融博物馆落地后，吴晓灵、夏斌、陈志武、许小年、张维迎，中国经济圈叫得上名字的人几乎都加入到了顾问团队。去年，王巍又拉上更有号召力的好友任志强入伙，组织起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邀请了陈东升、王维嘉、许小年等一批政商学界大佬做讲演交流，嘉宾自费，观众免费，半年来了3万人旁听。今年，他还准备再把柳传志和马云这样的人物拉进来。
王巍特别喜欢台湾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的一句话：尽我所能，爱我所做。他生在政治年代，成于经济改革，接触过土老板，也喝过洋墨水，他从一个体制内高管变成了一个个体商人，赚了些钱，最后花在了博物馆上。
天之骄子
同尼克松握手时，身在海外的王巍并没意识到，中国的改革道路开始进入一个拐点，他始终觉得，身在历史转变的节骨眼上，能够参与改变，推动历史，会带来莫大成就感。一想到这些，他就无比亢奋。
王巍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那时，中国还没有“金融”这个概念，邓小平被《时代》评为了次年的年度人物，他在东北财经大学开始主修会计专业。
王巍从来都不是个循规蹈矩的人，从小学到中學，他受过最多的批评就是：个人英雄主义，骄傲散漫，不守纪律。大学毕业，他被分配到老家辽宁某地的建设银行工作。一年后，王巍被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院录取，到了北京。
从地方到中央，王巍看到了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在辽宁时，他感觉自己大学毕业，人五人六，但在当时精英云集的北京五道口，同学都来自北大、清华、人大这些最好的学校。自己的信息量、学术、思想、经历与这个环境相差太多，王巍有了压力，他开始感到自卑，但很快就变成了自强。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院没有固定的老师，都是从各大高校请来名师讲课，限制较少，这些教授通常会把最精华和最前沿的东西拿出来，高度提炼但缺乏系统。王巍逼着自己去消化这些知识，同时，他和大批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一起读书，交流。毕业时，“见了世面，经历风雨，长了才干”的王巍发现，自己已经不输于大部分人。
1985年，邓小平第二次成为《时代》的年度人物，中国民间开始流行一首叫作《跟着感觉走》的歌曲：“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
那年，王巍从“五道口”毕业，分配到中国银行工作。内心强烈的冲动告诉他：要做点什么。他利用业余时间，同一批金融界的改革青年一起，创办了一所名叫“财政金融函授学院”的民办大学，为来自全国各地的人讲课、编教材，同时，他们还组建了民间机构“北京社会经济研究所”，经常聚到一起，讨论中国经济改革问题。
也在这个时候，王巍觉得，中国既然要走向世界，自己就应该到外面去看看，留日潮、留法潮、留苏潮之后，轮到他，留美潮来了。一开始，中国银行并不希望他离开，要求他再工作一年。
1987年，王巍到了美国，他再次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这是一种更强烈的反差。他当时想，可能活一辈子，中国也不会发展成这样。反差不单单是物质上的。在国内，社会对人的摧残，把人约束到了麻木不仁的程度；到国外，突然没人管束你了，内心突然充满喜悦，就像解放了一样。
除了正常学习外，他还在花旗银行、大通、世界银行等公司实习，勤工俭学，赚取生活费。更多时候，他和一批同样留学海外的优秀金融人才聚会讨论。
当时，美国主要有两家自发组成的中国经济研讨组织，一家是中国留美商学会，主要是中国留学生参加；另一家是中国资本市场促进会，由华尔街一批年轻律师和银行家构成。王巍是这两家机构的常客，和他经常结伴参加的，还有上一批留美学生王波明和高西庆。
不久，王波明和高西庆准备回国，那时学成回国的人并不多，王巍提议王和高“应该带点东西回去”。于是，一群人商量，最后决定由王巍执笔，写一篇5个章节的政策建议，讨论规范中国证券市场的问题。
没想到，王巍刚写完一章总论，另外二人已经启程回国，并且把它交给了当时的张劲夫和谷牧。白皮书中的建议受到了高层重视，授权下，王波明、高西庆和国内一批学者，成立了“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
王巍起草的那章总论成了联办后来发布的“金融白皮书”的雏形。
自由的落差
1992年初，88岁高龄、两次当选《时代》年度人物的邓小平，到南方视察，发表了“南巡讲话”，中国改革有了新的流行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个有利于；发展是硬道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在纽约，王巍第一次唱起了卡拉OK，他记得当时唱的第一首曲子是齐秦的《大约在冬季》。后来，大伙集体唱了一首《我的中国心》，唱完，哭成一片。
原本这是大使馆为王巍准备的回国欢送会，计划中只有十几个人，最后来了一百多个，很多与他素不相识的人专门赶到纽约。“印象中，风波后整个中国万马齐喑，这些人想看看，第一个铁心回国的那批留美博士究竟长得什么样。”
主角王巍没有哭，他说，好像在场的人只有他没觉得悲壮，反而很兴奋，他从始至终都觉得中国肯定会向前发展，“南巡讲话”前，他已经决定回国。中间，为证明自己不是混不下去才回国，他还应聘进入高盛然后又马上回绝，为此，当时高盛主管招聘的刘二飞气得一年没搭理他。
5月，留学5年后，王巍第一次回到国内。因为倒时差，他第二天早晨5点便起了床，从王府井走到天安门广场，又走到朋友开的一间公司。几个小时候后，他决定先在朋友那里干，等待国家安排工作。
“南巡讲话”前后，是中国证券市场快速成型的年代。1990年底，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分别开业，1992年9月，人民银行批准组建国泰、华夏、南方三大全国性证券公司。33岁的王巍被派往南方，参与南方证券的筹建。
即便是2004年，南方证券因为挪用客户储备金和巨额亏损成为了历史，王巍还是认为那里汇聚了一批优秀的人才， “成立之初，谁也看不到未来会怎么样，金融公司有什么前途，但所有人都充满闯劲，努力想创新。”王巍说，很长一段时间，他在南方证券是相当愉快的。
在南方证券，王巍最早负责筹备海南分公司，担任总经理。后来，他调回北方，在北京筹备了北部湾国际信投公司和基金部，做到副总裁后，开始主导基金业务和并购业务。他说，在中国，“并购”这个词就是自己最早提出来的，他不喜欢先前“兼并”的叫法，“感觉像东汉末年豪强兼并。”但他注定要和“豪强”打交道。
王巍在博客里写过这样一段回忆：他在辽宁做一笔发行业务，政府各部门都想从中渔利。看到他和政府部门关系没处理好，一个叫杨大勇的人提出，要把说好的承销费降低几百万。杨对王巍说，自己烧锅炉出身，在沈阳叫作码头（黑社会大哥），如果他不同意，就让600万沈阳人民扒了他的皮。王巍当时懵了，他第一次带兵“打仗”，不能让公司开门就损失几百万。等了4天，确定对方来不及换券商，王巍单独找到杨大勇，把领带一甩，对杨说，我从国外回来的，回国玩一玩，玩不好我可以照样回去，你不能玩，多少股民都系在你身上了，我有名我有利，我只担心名不够大，这次是中国万众瞩目的第四只股票，我今天就不签字了，我就废了你这上市公司，我全国出大名，明年拍屁股走人，看600万沈阳人民是扒了我的皮还是扒你的皮。最后，俩人在电视里握手言欢。
在南方证券，王巍几乎每做一个单子，背后都有非市场化的力量在相互博弈，“政府关系、公关、江湖势力”。其实，在中国市场环境里生存过的他早有心理准备，反而感觉如鱼得水。在南方证券待了两三年后，另外一些事情让他不能适应。
1994年，潘虹和刘青云主演的电影《股疯》，刻画了中国第一代股民的疯狂。从事证券，王巍却至今没有买过一只股票，他坚持认为，作为投行，应该做服务而不是炒股票和房地产。
南方证券做出眉目后，王巍过得愈发不愉快，通常是上面给他一大笔钱做业务，但投给谁都定好了，完全跟他没关系。有时候他有新的想法，把自己说兴奋了，其他人却无动于衷。他还很不习惯领导出差一大群人去机场接送，接完了一起连玩带唱。“慢慢地大家都觉得你很清高，得罪了很多人，在公司你变成了少数派，就出去了。”王巍说。
1996年，上海股市从五百多点冲到1250点，深圳股市从九百多点一直冲到4200点，中国股市迎来了第一波“大牛”，王巍从南方证券辞职了。
出口
中国金融博物馆在天津海河旁，早先是租界里的法国俱乐部，从天津火车站出来，过了解放桥就可以望见。
博物馆的门票很有意思，是中国早年发行的股票认购申请表过塑而成。王巍觉得自己做的是一个NGO项目，原本没打算收费。为了和整体风格协调，金融博物馆的洗手间装修精美，结果，很多人把它当成了公厕，有时影响到正常参观，无奈下，开始收取10块钱门票。“靠收费不可能养活，只是为了给大家一个概念，支持博物馆是有价值的，还可以阻挡一些不是真心想看的人，只是一种手段。”为了给参观者留点纪念，他连买带求弄了一大堆认购证。他说，可能过些年，这张认购证的价格远远大于门票价格。
博物馆内的展品，除了找积累多年的金融圈朋友东拼西凑，很多都是王巍从世界各地买回来的。“大家都知道我做协会，做研究，做博物馆，我靠什么呢，所有这些都是要花钱的，我肯定是靠公司经营。”当然，他“下海”时，并不知道自己会在十几年后做这样一件事。
离开南方证券后，王巍还等着国家给另外安排工作，但过了大半年都没有音讯，他等不及了。1997年，他决定出来单干，创立了万盟并购集团。
万盟给王巍带来了更多自由感，同时，他也把自己推到了“一没资源，二没背景”的境地。“大家都认为你是坏人，要不你怎么辞职了？你首先要证明你是好人，我在体制内不需要证明，上来你就是好人。”
在万盟办公室的一面墙壁上，按时间顺序整齐装订着十几年来服务过的客户相框，有辽宁盼盼、中体实业、新希望等等，超过80家。
王巍的客户中，很少有大型国企，他说大国企看不上自己，自己就把中小企业做到最好。他把自己的公司比作专卖店，大券商比作超级市场，超级市场什么都卖，专卖店只卖香奈儿香水、古琦皮包，大券商什么业务都做，万盟只做并购一项。
随着公司经营逐步稳定，王巍开始重拾“爱好”。2000年，他成立了全球并购研究中心，中欧商学院院长刘吉知道后，安排他给国家领导人吴邦国讲课。王巍做了大量准备，没能成行，反倒是刘吉看了材料后，严肃地对他说：你既然看到了问题，不去研究不出去讲，就是对不起国家。
王巍说，刘吉对他触动极大，一个因为性格太直而政治地位不高的知识分子，坚持让自己这样一个小商人关注社会，发出声音。于是，他开始创立并购协会、PE协会，主持编辑商业杂志，成为了中欧商学院和长江商学院的客座教授，参与创立亚布力论坛，还出了几本金融并购方面的书。2008年，在美国金融博物馆坐了半个小时后，他决定自己也搞一个。
“年轻的时候会去和命运抗争，五十知天命，过了五十就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就会更多地去消化和理解这个社会。”王巍说自己有些自负，因为潜意识里觉得自己比别人强，但这种优越感仅限于自己的专业内。“人人喊改革，谈国家大事，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文革时就是这样，人民银行行长不管税收和控制物价，谈房地产调控，每个人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其他事情可以八卦，但不要充满激情的冲上去，这是一种错位。”
因为做博物馆，王巍几乎看遍了金融历史书籍，他认为自己已经有资格讲些东西，他正在写一本叫做作《三十件展品看中国金融史》的书，用三十件博物馆展品把中国金融的脉络和故事全部讲出来。
回归
吴英案宣判时，王巍是最早一批发微博评论的人，他觉得自己不是公知，这件事情轮不到他发言，但当有人分不清什么是非法集资的时候，他就必须出来说话，否则就是犯罪。“当然别人越研究比我越深，但我起码可以帮忙烧起这把火。”他的很多评论，都是这种态度。
《货币战争》畅销的时候，陈志武想写本书批判里面的阴谋论，王巍劝他，没看见爱因斯坦和跳大绳（神经病）的辩论，不要太认真。前段时间，他转了几条倾向方舟子的微博，粉丝骂了些十分难听的话，他立马拉黑，还劝告同样被骂无数的任志强不能太宽容，如果怎么骂人都行，社会就被搅和了。
王巍已经习惯从非大众化的角度看问题。几個月前，沈阳市市长在北京开座谈，花了很多钱，研究未来15年20年的城市发展规划。王巍看到满场请来的领导和专家都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他发言时很气愤：沈阳这么大的城市，研究2020年以后的城市发展，为什么没有一个80后参加，他们的未来凭什么由我们来决定，这种规划没有任何基础。
筹备金融博物馆时，王巍终于看到了让他敞亮的东西，很多年轻的志愿者愿意无偿去做一些事情。“过去我们信仰佛道法儒，都是功利主义，我看到的年轻人，他们打破了毛泽东时代的信仰、孔孟的信仰，甚至是原教旨资本主义市场的信仰，他们在精神上相对自由，你看到这么多公益组织出来，会突然发现一批新人开始有了新的信仰，有了价值追求。”
“其实我们这代人都是变色龙，把自己和社会协调一致的能力太强，搞政治运动是佼佼者，搞经济改革又冲到第一线，就像冯仑写的《野蛮生长》一样，每个人都是这么出来的，这就是社会。”
在好友王石影响下，王巍喜欢上了登山，除了大雪山，每个月，他都会和自己组织的登山队爬些小山。“那些年轻人太快了，一下就窜到了前面，我赶不上他们。”王巍羡慕年轻人的劲头。
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元年，他19岁，开始学习会计。他觉得很没面子，因为当时流行数理化，于是拼命考进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院学金融。
15岁时，王巍插队到离家很远的贫困山村，知识青年挑公担，他卖力干农活，凡事出头，当了1000人的大队长。
更小的时候，父母被关进了牛棚，他两三年也没见一面，“散落在社会上”，背毛语录，搞批斗，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是学校里的先进人物。
王巍说，或许是从小家庭受到排斥，让他有些自卑，他必须跟别人不一样，才能找到信心，这种逆反形成了他的性格。
出国前，王巍因为讲课卖教材，分到了十几万人民币，他当时觉得自己是在做崇高的事业，是在搞中国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他没要这笔钱到美国时，口袋里只剩下20美元。
“我在农村插队，在体制内学习，然后又到国外接触了很多新东西，认为自己能力很强，要做大贡献，后来堕落成商人，但毕竟读过书，希望能做点文化上的东西，身已至此，心犹不死，这个时候如果能做成一个博物馆，对我来说是种巨大的成就感。”王巍的第三家博物馆，很快就要在上海开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