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九年（1849）正月，时任礼部右侍郎的曾国藩在北京寓所给四位弟弟写了一封信，信里叙述了一件曾国藩受惠于他人的往事。
　　道光十七年（1837）丁酉，已经两次会试失利的曾国藩，准备第三次参加道光十八年（1838）的会试。尽管曾家在当地是个家境还算殷实的小地主，但前两次会试已经几乎花光了家中的钱，于是只能去族人和亲戚朋友家借贷。朱家、王家一分钱都不愿意借，他只好走到栗江找同族的伯叔辈曾希六。曾希六是一个做买卖的人，他和自己的伙计陈体元将钱借给了曾国藩，因此曾国藩才得以进京赶考，并在第二年的会试中考取了进士得以进入翰林院。从此，曾国藩平步青云，并在他三十七岁时就官至二品，成为大清开国二百多年来升官最快的湖南人。现在，曾国藩发达了，当然到了报恩的时候：两位当年有恩于他的生意人让他帮着在朝廷捐一个官衔——当然没有实权，但对生意人来说官衔是某种保护伞，而且死后墓碑上也光彩。曾国藩垫钱在京中替二人办理，办理完毕后将执照寄回家，并告诉弟弟们：即使曾、陈二人还给曾家捐官的钱不足额，曾家也应先将官职执照给两人。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曾国藩实则是一个人情练达、知恩图报的人，对社会各种明规则、潜规则十分娴熟，也更能反映出那个时代举人进京会试的艰难。
　　从隋朝正式开始科举取士，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晚清罢科举，一千四百多年里中国的士子进京赶考，其交通方式与通信方式未有根本的改进。一个人哪怕取得了去首都考进士的资格，其进京之路也是十分艰险的，不但家庭需要承担繁重的盘缠，而且路途中有不可知的风险。以曾国藩三次会试为例，那时距今不过一百六十来年，可与今天的交通通信方式相比，真是天壤之别。曾国藩所处的时代，与唐代的韩愈进长安，宋代的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去开封，明代的张居正去北京，交通条件几乎没区别。同时，清帝国幅员辽阔，京师又在版图偏东北的北京，经济和文化中心又转移到南方，南方人才又多于北方，因此也就普遍增加了举人们进京赶考的难度。
　　在几个朝代中，宋代的版图是最狭小的。就以北宋全盛时期而言，北部燕云十六州及以北是契丹统治，西北陕北部分地区和甘肃大部分地区是西夏领土，西南的云南是大理国，而首都开封从军事角度来看是难守易攻，不是做首都的理想城市。但若以帝国之间人员来往、财货转运而言，却是很合适的地区，开封处在帝国版图的中心，且有数条河流汇集，水运方便。因此，几个朝代中，宋代士子进京赶考的成本是最低的。嘉祐元年（1056），苏轼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进开封参加第二年的礼部会试，父子三人北出剑门，翻越秦岭到关中，然后往东进入中原，到达京师。从眉州到开封，这在宋代已经是很漫长和艰难的赶考之路了。
　　苏轼这条赶考路若放在清代，已经是相当轻松的了。在清代，帝国的进士大多出自江浙、福建、广东、四川、两湖地区。南方诸省和西北边疆地区的举人到北京应试，路上的行程少者一个月，多者三个多月。清乾隆之前，考期定在农历二月，乾隆十年（1745）改为农历三月，算是给偏远地区举子们的照顾。例如，进京最艰难的云南，乡试一旦出榜，及第的举人要想参加第二年春天在北京的会试，必须马上打点行装在初冬就得出发，否则赶不上会试了。因此，云南等偏远省份的舉人进京会试，往往要在途中的旅店里过大年。
　　这对应试者来说，既是财力考验，也是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的考验。举人进京赶考，被称为“公车”应试，顾名思义是可以使用官府驿站的车马。到了清代，“公车”待遇货币化了。对赶考的举人，官府根据其路途分别发给三两至三十两银子的路费。这些钱对漫长的旅途花费来说，几乎是杯水车薪，如果途中患病，那就风险更大、花费更巨了。
　　曾国藩的家乡湖南湘乡，距离北京约两千来公里，和广东、福建、云南、四川相比，尚属并不偏远的地区，可那时候湖南到北京要走一个多月。道光二十一年（1841），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在北京儿子家小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出京回湘。曾国藩收到父亲到湖南报平安的家信后，欣喜地回信道：
　　诸悉祖父母大人康强，家中老幼平安，诸弟读书发奋，并喜父亲出京一路顺畅，自京至省，仅三十余日，真极神速。
　　北京到湖南走了三十多天，竟然算得上“神速”。不过，曾氏如此说绝非虚言，道光二十七年（1847），他的四弟曾国潢从北京回湘，坐船过洞庭湖遇到风暴，耽搁时日，到长沙用了七十多天。
　　在科举时代，连捷者——即前一年乡试中举第二年会试考中进士的举子，是极少数的幸运儿。曾国藩考了三次（第二次是恩科）高中，已属于考运很好的了。多数人要考许多次，三年一回再加上增加的恩科，有些人从二十多岁考到了五六十岁，而这花费的银钱以及路上消磨的时光，真是很惊人。
　　但是，一个庞大的帝国要维持大一统，就必须要花费高昂的成本，而举子进京赶考，只是其中小小的一部分。
　　（摘自《家国与世情：晚清历史的侧影》）

文化的力量

　　◇ 毛丹青
　　因为我在日本生活多年，所以有很多人问我，中国文化对日本有多大的影响力，我举了一个例子。有一年冬天，我到一个面馆买了一碗面。我旁边坐了一位老人。也许是眼神不太好，老人把牙签和胡椒面拿反了，一着急把一盒牙签全倒进了面汤。所有的牙签一下子铺在面汤上，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多尴尬。让我吃惊的是，这时我居然听到他嘟囔了四个字：“草船借箭。”
　　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力量，被震撼的瞬间，我起身向这位普通的日本老人鞠了一躬。
　　源于文化，但超越时空，被更多人所拥有，这是智慧。
　　（摘自《意林·原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