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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京剧的人，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红遍全国的现代京剧《沙家浜》，应该不会陌生。其中的几段经典唱词，至今仍久唱不衰。剧中的人物阿庆嫂、郭建光、胡传魁、刁德一等，更是妇孺皆知。但你不一定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军首任军长刘飞，就是剧中人物郭建光的原型。
陈毅两次为刘飞改名
刘飞小时候不识字，因为不识字，参军时被改了名字也浑然不觉。刘飞，原名刘松卿，结果到了档案里却成了刘松清。
1905年12月29日，刘飞出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八里乡罗家田村。出生后，父亲刘焕昆找村里的文化人给刘飞起了一个刘松卿的名字。刘松卿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刘松卿3岁那年，父亲刘焕昆帮有钱人家盖房子，从房顶上摔了下来，因无钱就医，不久就离开了人世。
从此，抚养四个孩子的重担就落在了母亲身上，加上安葬丈夫欠下的高利货，一家人几乎陷入绝望的境地。这样的家境，使刘松卿上学读书的愿望彻底破灭了。
不过，识不了字的刘松卿，还是看到了希望。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刘松卿加入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夏口工会，和工人们一起，喊出了“打倒土豪劣绅，要求自由平等，反对剥削压迫”的口号。
10月底，因母亲生病，刘松卿回到了黄安县八里乡罗家田村。当时，黄安县许多乡村已成立了农民协会，由于有加入夏口工会的经历，刘松卿便在八里乡组织了农协组织。刘松卿在村里对农民们大声疾呼：“种粮的人没粮吃，织布的人没衣穿，挣钱的人没钱花，天下哪有这个理?”“穷人多富人少，穷人团结就能把富人打倒!”
有了刘松卿这个挑头的，许多农民跟着站了出来，罗家田村的农民协会就这样成立了。1926年底，刘松卿担任八里乡农协主席。
1927年11月13日。黄麻起义开始。按计划，刘松卿和义勇队及千余名农民积极分子一起。从八里乡赶到黄安县七里坪，与各路起义军会合。
在七里坪，刘松卿和70余名义勇队队员被选为攻城突击队队员。他们身藏短刀、短枪，经化装后，绕小道提前赶到城边，趁夜幕由西门和北门中间一段城墙爬进了城，准备里应外合。
晚10时，胸佩红色带、左臂系白布条的两万余名起义军，浩浩荡荡向黄安城挺进。14日凌晨4时许，起义军向黄安城发起进攻。在城里的刘松卿等义勇队队员闻声而动，奋力拼杀。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军攻破了黄安城。
11月18日，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在黄安县宣告成立。部队要吸收一批义勇队队员入伍，刘松卿踊跃报名。文书问刘松卿：“叫什么名字?”“刘松卿。”于是，文书就在名单上写上了“刘松清”。从这一刻起，刘松卿就变成了刘松清。
那么，刘松清是如何变成刘飞的呢?这里还有陈毅为刘飞两次改名的故事哩!第一次改名是在1939年5月，刘松清所在新四军第一支队第六团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的名义，越过沪宁铁路到苏(州)、常(熟)、太(仓)地区活动，陈毅为刘松清改名刘清。第二次是在1941年10月，部队渡江北上江(都)、高(邮)、宝(应)地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陈毅为刘清改名刘飞。
那时，汉字尚未简化，繁体“飛”字特别难写。从未踏过学堂门的刘飞，写自己的名字比打仗还困难。开始一段时间，每当刘飞批阅电报，费劲地写着“飛”字时，总不免要嘟囔一番：“这个陈军长，真会捉弄人!”说着，刘飞自己也会笑起来。
后来，就刘飞这个名字，陈毅还跟刘飞开过玩笑。那是刘飞娶了大学生朱一后，陈毅说：“看样子，把你的名字刘清改为刘飞是正确的嘛!你娶了个大知识分子，再写简单的字，那可屈才喽。”
刘飞识字：杀一个敌人认一个字
刘飞参加红军后打的第一仗是袭击平汉线上的杨家寨车站。1930年6月11日夜，红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徐向前率领红军，秘密包围了杨家寨车站。12日凌晨3时许，冲锋发起，早已迫不及待的刘飞抽出背上的大刀，纵身一跃，冲在最前面。国民党军突遭偷袭，顿时乱作一团。有几个士兵在长官吆喝下开枪还击，打伤了刘飞身边的两位红军战士。刘飞见状，挥刀迎着国民党兵的枪口扑了过去。国民党兵被这个不怕死的红军吓蒙了，没等回过神来，便命丧刀下。国民党守军只有两个连，根本不经打，半个小时后战斗就结束了。战后，刘飞受到了表扬，被提升为副班长，而且还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了副班长，又人了党，刘飞却因不识字而深感烦恼，心想：“干革命光能冲冲杀杀不行，没有文化，只能糊里糊涂干革命。”
于是，在战斗间隙，刘飞总是要连队文书教他识字。刘飞把文书写给他要认的字贴在战友的背包上，边行军边温习。一次休息时，刘飞又缠着文书教字，文书说：“你不注意休息哪有劲杀敌人?”
刘飞说：“我有的是力气，就是没文化。不信，我杀一个敌人，你就教我认一个字，怎么样?”
文书敷衍了事地答应了。
1931年3月9日，在广水县双桥镇战斗中，刘飞一人砍杀国民党军20余人。战后，刘飞找文书学字。刘飞说：“你说过的，以杀敌的个数来换字数的。”文书笑着教会刘飞20多个字。在国民党军连续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的军事“围剿”中，刘飞以这样的方式从文书那里换回来不少字。
1931年秋，红四方面军进行“肃反”，再加上国民党军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的“围剿”，红军干部损失很大。部队没有干部不行，上级要刘飞到红四军第十师二十九团二营五连当排长。刘飞因为自己没文化，怕当不好犯错误，所以只想打仗，不想当干部。指导员说：“现在就是要选没文化、出身贫苦的人当干部。”刘飞想：反正自己是革命的，当就当吧，当初闹革命时，连死都不怕的。自此，刘飞走上了指挥部队作战的革命道路，先后在红四方面军担任排长、连长、指导员、教导员。1933年11月。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时，刘飞当上了红四军十二师三十五团政委。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6月，刘飞调任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四团政委。1936年4月，刘飞升任红四军独立师政治部主任。1936年10月，刘飞随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北。整个长征期间，刘飞不忘识字。到达陕北后，刘飞参加了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不但学到了文化知识，而且政治理论水平也有了明显提高。
阳澄湖养伤，重建“江抗”
193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从抗大毕业的学员中抽调部分优秀红军指挥员到新四军工作。刘飞被列入抽调名单之中，为新四军第三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随后，几经辗转，刘飞到达新四军军部报到。6月，刘飞奉命东进苏南茅山地区，到第三支队第六团任政治处主任。1939年3月，六团打开了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苏(苏州)、常(常 州)、太(太仓)地区的抗日局面。5月5日，六团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的番号为掩护，越过沪宁铁路，进入澄、锡、虞地区。刘飞任“江抗”政治部主任。
1939年9月下旬，“江抗”东进取得预期战绩后西返。途中，在江阴顾山地区，遇到“忠义救国军”第五、第十支队的进攻。
战斗中，刘飞率“江抗”第二路一部，自东向西沿山北面进行反击。部队突入“忠义救国军”前沿阵地后，刘飞带领部队往山上冲。冲到半山腰时，一颗子弹射入刘飞胸部。顿时，刘飞的嘴、鼻孔都往外冒血。
警卫员何彭福见状，连忙给刘飞包扎。刘飞镇静地问：“背后有没有血?”“没有。”何彭福说。刘飞听后，一挥枪，说：“没打穿就没事，快往上冲!”然而，没冲出几步，刘飞便倒在了地上。
指战员听到刘飞受伤的消息后，怒火冲天，拼命地往山上冲，击退了“忠义救国军”。
为避免与国民党军发生正面冲突，10月初，“江抗”被迫从苏州、常熟、太仓地区撤往扬中。在顾山战斗中负伤的36位伤病员，和10多名医护人员则留在了阳澄湖“后方医院”隐蔽养伤。
所谓“后方医院”，就是流动在阳澄湖上的一些小木船，病床是放在船舱里的门板。由于刘飞伤势很重，“后方医院”指定女护理员包蕴专门护理。在只有少量药棉、纱布和碘酒、红汞等药品的条件下，经过包蕴精心护理，一周之后，刘飞的伤口不再出血，而且未发生恶性炎症。但由于弹头进入了肺部，刘飞只要稍一咳嗽就会吐血。
大家都认为刘飞救不回来了，“江抗”指挥部通知部队准备为刘飞开追悼会。“江抗”上上下下都沉浸在悲痛之中。不料，刘飞在阳澄湖“后方医院”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刘飞是伤员中职务最高的——“江抗”政治部主任，因此义不容辞地担当起领导的责任。刘飞鼓励伤病员战胜伤病，并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在阳澄湖上重建“江抗”。
新“江抗”组建后不久，在陈毅安排下。刘飞被转移到上海疗伤。三个月后，刘飞重返“江抗”，协助政治部主任谭震林工作。
三垛河伏击战，歼灭、俘虏日伪军1800余人
1941年1月4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1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新“江抗”改编为新四军第六师十八旅。谭震林任第六师师长兼政委。十八旅旅长江渭清，旅政委温玉成。刘飞任第十八旅五十三团团长兼政委。1944年4月，刘飞被任命为第十八旅旅长兼新四军苏中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
1945年4月20日，刘飞得到情报：驻守宝应县城的伪军马佑铭团，将经高邮移防到兴化以南与泰州交界的周庄。马佑铭团移防路线是自宝应开赴高邮，然后由驻高邮的一个日军大队护送，直抵周庄。另外。需要交代的是马佑铭是驻兴化城伪第二十二师师长刘湘图的干儿子。
显然，打击马佑铭团，不仅可以减轻苏南新四军的压力，而且还会打乱苏中日伪军的部署。刘飞决定伏击马佑铭团。
当晚，刘飞向苏中军区上报了战斗计划，并要求将苏中军区主力团第五十二团调回参战。苏中军区立即批准，并命令第五十二团、江都独立团、第三军分区特五团参加战斗，由刘飞统一指挥。
参战部队很快到达集结地点。刘飞带领参战部队指挥员实地勘查，确定伏击地段。经过比较，刘飞决定在三垛镇以东，从新庄到野徐庄六七里的狭长地带摆一个“口袋阵”。这一地带沿河沿路村庄多，沟坎多，便于部队隐蔽行动，而且距高邮、兴化各20多公里，不利于日伪军增援。
刘飞现场布阵：“江都独立团守‘袋底’，在野徐庄附近截住全部敌人，阻敌东窜，并准备阻止兴化援敌；旅部特务营守‘袋口’，阻敌向西回逃；特五团在三垛河以南，阻敌南跑；五十二团隐蔽在公路以北，战斗发起后，将敌分段消灭在公路上。”
4月28日午饭后，马佑铭团骄横地向伏击圈开来。公路上，只有一个伪军班和一个日军小队担任搜索任务，马佑铭团以四路纵队的密集队形开进，每个营后面跟着一个日军中队。河面上，三艘日军汽艇拖着20多只装满辎重的大木船，与公路上的日伪军并行。此时，河面上、田野里，有化装过的新四军指战员在劳动。村庄里，店门照常开着，仍可见三三两两的老百姓不紧不慢地走动。日伪军以为太平无事，放下心往刘飞布下的“口袋阵”里钻。
下午3时许，日伪军全部进入了伏击圈。刘飞发出两颗红色信号弹。顿时，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大作，日伪军还未反应过来，已死伤一片。第五十二团趁乱将公路上的日伪军切成三段，一阵猛打。日伪军困兽犹斗，日军的一个中队和伪军的一个营抢占了新庄，后又有部分日伪军溃逃进来，新庄内一时集结了100余名日军和400余名伪军。他们依托残垣断壁进行抵抗。第五十二团一营与日伪军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战，终以伤亡270余人的代价夺回了新庄，使马佑铭团及日军护送大队陷入灭顶之灾。
下午6时，战斗结束，清点战果，有240多名日军、600余名伪军被打死，俘虏马佑铭及其日本顾问山本等958人，缴获日军两艘汽艇和马佑铭的所有辎重船。新四军军部获悉三垛河伏击战的重大胜利后，颁布嘉奖令，表彰参战的全体指战员。
京剧《沙家浜》的由来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苏中军区以第十八旅为基础，成立了教导旅，刘飞被任命为教导旅旅长。到1948年淮海战役时，教导旅发展成为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二师。刘飞任第一纵队副司令员。由于华野第一纵队司令员叶飞因病留济南就医，第一纵队在淮海战役中实际由刘飞指挥。
1948年底，随军记者、作家崔左夫采访刘飞。在淮海战场上。刘飞指着正在打扫战场的二师官兵，对崔左夫说：“我建议你好好写写二师，这个师是由36个伤病员发展起来的!”
刘飞把“江抗”的故事一一讲给了崔左夫。
崔左夫听了刘飞的讲述，激动不已。崔左夫向刘飞立下“军令状”：一定要把“江抗”36个伤病员不平凡的经历写出来!
1957年，上海沪剧团将崔左夫的文章《血染着的姓名》改编成沪剧《碧水红旗》。编剧陈荣兰等人征求刘飞的意见。刘飞抱病对剧本提出修改意见，并提供了自己口述的回忆录《火种》。在此基础上，剧本修改更名为《芦荡火种》。后来，根据该剧移植、改编的京剧《沙家浜》轰动全国。
江青听说刘飞就是当年36个伤病员的领导人，便派人了解刘飞的情况。1965年初夏，刘飞接到江青要接见他的通知。刘飞感到很突然，想托病不去。不想去的主要原因是不想借反映“江抗”36个伤病员的剧作扬个人之名。但江青身份毕竟特殊，刘飞勉强同意了。
会见的地点是江青在上海下榻的饭店会客厅。
“你就是领导过36个伤病员的刘飞?”江青问道。
刘飞回答：“是的。” 随后，江青要刘飞讲一讲那段经历。没想到，刘飞刚把“江抗”伤病员的情况讲了个大概，江青便说：“你的嗓门怎么这么大?”刘飞的耳朵在孟良崮战役中被炮声震出过血，因此讲话时嗓门特别大。刘飞不想多作解释，回答道：“我平时就是这样说话的。”
自从被江青召见后，刘飞就不大愿意提及自己的过去了。他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什么时候都不要去摆功，去张扬自己。”《沙家浜》唱红后，一些知情者将刘飞比做剧中人物郭建光，刘飞总是极力阻止。崔左夫曾多次请求为刘飞写回忆录，刘飞也总是那句话：“一将功成万骨枯，我刘飞个人算不了什么。”
但是，人们最终还是知道了刘飞就是《沙家浜》里的郭建光的人物原型。
当了军长后，刘飞仍亲自抓俘虏
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军。原一纵司令员兼政委叶飞，升任由苏北兵团改称的第十兵团司令员。二十军军长和政委由原一纵副司令员刘飞、原一纵副政委陈时夫担任。二十军下辖第五十八、第五十九、第六十师，归三野第九兵团建制。
此时，二野、三野挟淮海战役大捷的雄风，屯兵长江北岸，准备打过长江去。中央军委命令熟悉苏南的二十军调至渡江战役的东集团，暂归第八兵团指挥，主要任务是开辟扬中渡江登陆场。
3月1日晨，刘飞和陈时夫率二十军3.2万人，从宿县经泗阳沿京杭大运河南下。15天后，二十军集结于扬州以东的丁沟、樊川、宜陵地区，做渡江作战前的准备工作。
部队集结后，刘飞立即命令军部成立侦察指挥所，并精选出800余人组成侦察支队。刘飞亲自指定二十军参谋长廖政国为侦察指挥所所长，对扬州以东沙头嘴至龙稍港段，长江南北两岸40余公里内的国民党军的布防和地形、水文等情况进行拉网式侦察。同时，刘飞下令部队，争分夺秒地进行“五练”，即：练泅水、练上下船、练滩头登陆、练各种火器的水上射击、练登陆突破联合行动。
经过努力，二十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把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4月7日至18日，二十军还肃清了扬中北岸三江营至龙稍港段的国民党军残部，为渡江作战扫清了障碍。
4月20日，八兵团命令二十军为第一梯队，在扬中率先登陆，吸引镇江、江阴的国民党军。21日20时，随着刘飞一声令下，二十军的五十八师和五十九师作为第一梯队，六十师作为第二梯队，参加渡江战役。就在这时，风向突然改变，强劲的东北风将江面搅得翻腾起来，五十八师的船只在三江营夹江里起渡，正好处在逆风口，一时无法前进。在龙稍港附近起渡的五十九师，虽是顺风，但因风力过大，船只难以控制，乱了队形。渡江先头部队一七七团离开渡场不一会儿。就有两个营被风浪卷散，失去联系，加上又是孤军深入，处境十分不利。刘飞马上下令六十师由第二梯队改为第一梯队出发，紧随五十九师起渡，以加强五十九师的战斗力。同时，刘飞命令五十八师改为第二梯队作战。
巨大的风浪、密集的炮火，没有挡住五十九师和六十师的强大攻势。22日5时，两个师近两万人在扬中登陆，扬中国民党军立即弃守溃逃。似乎先前的风向和风力是在考验刘飞的指挥能力，两个师在扬中胜利登陆后，长江里的风浪开始平息。五十八师奉命向扬中进发。刘飞又果断下令，军指挥所马上过江。
载着二十军军指挥所人员的机帆船在平静的江面行驶。刘飞独立船头，面对碧绿的江岸，不禁哼起了原“江抗”部队传唱的《渡江歌》：“长江是我们的，我们千百次自由地来去……”
刘飞登陆扬中后，令部队迅速截断沪宁铁路。23日，二十军攻取了扬中40公里以外的丹阳、陵口、吕城，将沪宁铁路截断。24日傍晚，三野命令二十军沿金坛、溧阳、广德追歼向杭州方向溃退的国民党军。
时值雨季，道路泥泞。刘飞率二十军一昼夜行程75公里，进至溧阳西北地区。此时，溧阳城北约有国民党军3个军的兵力正缓慢地向南前行。刘飞命令部队出击，力求全歼该批国民党军。
陷入包围之中的国民党军四处逃窜，竟有500余人窜到了二十军的指挥所旁边。二十军警卫营不待命令，主动出击抓俘虏。刘飞站在屋檐下观战了一会儿，觉得不过瘾，也抓起了俘虏。军长亲自抓俘虏，成了一段美谈。
朱德：我在安徽见到了一个读书把眉毛读掉了的司令
1949年10月，刘飞被任命为皖南军区司令员。陈毅找刘飞谈话，问刘飞有什么想法。刘飞说：“只要是为党工作，叫我到哪儿干都行。”1949年11月底，刘飞赴安徽芜湖，出任皖南军区司令员。1952年1月，皖南、皖北两个军区合并为安徽军区，刘飞任安徽军区司令员，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兼任第一政委。
刘飞爱读书，在安徽军区当司令员时，因读书曾被烧了眉毛。有一次，朱德到安徽视察，曾希圣和刘飞一起去汇报工作。朱德见刘飞光眉的样子，就关切地询问原委。曾希圣向朱德讲起了刘飞读书把眉毛读掉了的事。朱德听后，哈哈大笑起来，说：“我在安徽见到了一个读书把眉毛读掉了的司令，了不起啊!”朱德离开安徽时，还特意向刘飞赠送了两本书。朱德向刘飞赠书，这是第二次。
朱德第一次向刘飞赠书，是在1948年5月4日。那时刘飞还是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二师师长。当时，朱德在陈毅、粟裕等陪同下，视察华东野战军。在二师，朱德把随身带的《向列宁学习工作方法》的小册子送给刘飞等师领导，并在刘飞的那一本上亲笔题词：“二师师长，刘飞同志：你们要学习列宁的工作。朱德赠”。2006年5月，南京军区军史馆征集文物时，刘飞夫人朱一把这本书捐赠了出来。
1955年9月，刘飞调任南京军区公安军司令员。同月，刘飞被授予中将军衔。1957年8月，刘飞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1964年3月，刘飞在上海华东医院查出患有胃癌。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王必成下令对刘飞的病情要高度保密，绝不能让刘飞本人及亲属知道，同时迅速上报南京军区。许世友获知后，指示要全力抢救。上海警备区根据华东医院的建议，决定对刘飞进行手术。许世友同意，并赶到了上海。在华东医院，许世友、陈丕显、王必成征求朱一的意见。朱一同意手术。在医护人员的精心医治和朱一的悉心照料下，刘飞终于闯过了这一关。
1965年，刘飞的身体康复得不错，被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身体稍好，刘飞就想工作。年底，来到上海的许世友去看望刘飞，见刘飞很硬朗，非常高兴。当刘飞提出要参加工作时，许世友说：“好啊，到军区当副司令，给我当副班长。”许世友回南京不久，与军区政委杜平商量，并经军区党委研究后，报请中央军委任命刘飞为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1966年8月，许世友获知中央军 委对刘飞的任职命令马上要下来了，便通知刘飞到军区报到。9月，刘飞举家迁至南京。在许世友指示下，军区机关在大礼堂召开大会，欢迎刘飞到任，并让刘飞分管军区后勤和老干部工作。许世友下部队时都要刘飞陪同，每到一处，都介绍说：“这是军区刘副司令员。”然而，由于“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总政“阎王殿”被砸了，刘飞的任职命令迟迟下不来。刘飞十分尴尬，要求继续休息。许世友同意了。
刘飞家里成了“黑五类”子女的避难所
这一休息，让刘飞躲过了“文革”灾难。但每每听到一些老同志、老战友被打倒、遭揪斗的消息，刘飞总是气愤难平。
1966年底的一天，空军的两个造反派到刘飞家里调查空军航校校长蔡啸的情况。造反派问刘飞：“他当时入伍是穿什么衣服来的?”刘飞忍无可忍，一拍桌子，吼道：“他是打赤膊来的!”两个人被吓得赶紧走人。过后，刘飞仍愤愤不平，说：“要不是中央有政策，我非甩他们几个耳光!”刘飞和许世友一样，一支左轮手枪不离身。朱一见他这么激动，害怕他控制不住情绪会动枪，便劝他把手枪放在枕头下面，还和他约定，今后有造反派上门纠缠，一律先由她接待处理。刘飞说：“我宁愿见鬼也不想见他们，你去处理更好。”
刘飞不是“当权派”，家里相对安全些。1966年底，叶飞、陈丕显、谭启龙、廖政国、秦化龙等受迫害的领导干部的子女相继投奔到刘飞家。一时间，刘飞家聚集了20多个所谓的“黑五类”子女。刘飞将男孩子、女孩子分开睡地铺，买回大锅烧饭做菜。为保证他们的安全，刘飞以军营特有的封闭式管理方式约束他们，规定他们出门必须跟朱一请假。刘飞的家里就像连队一样。后来，中央发文件，不准军队当“走资派”的“防空洞”，南京军区一位领导为此还找刘飞谈话，再加上造反派也知道刘飞家是个大“防空洞”，刘飞只好把孩子们分散出去。
1967年初的一天深夜，刘飞家的院门被人翻墙打开，在南京军区一线主持工作的张才千、周贯五、赖毅等几个党委常委匆匆走进来。张才干见到受惊的朱一，赶忙说：“给造反派搞得连开常委会的地方都没有。只好来你家开会了。”
看到军区领导被逼成这个样子，刘飞、朱一心里非常难过，马上拿出饼干、奶粉给他们做夜宵。会议开到拂晓结束时，朱一已安排人为他们准备好了烧饼、油条。望着几位老战友为赶在天亮时离开而匆忙吞咽的样子。刘飞掉下了眼泪。
1980年5月，刘飞被任命为南京军区顾问。1983年12月，中央军委批准刘飞离职休养。1984年10月24日，刘飞在南京病逝，享年79岁。遗体火化前，朱一要求医务人员取出刘飞体内的子弹头，留作纪念，以激励子女。
藏在刘飞胸腔45年的子弹头，是三八式步枪铁质子弹头，取出时已呈暗黑色，有锈迹。刘飞胸中的这枚子弹头，成了刘飞子女们的最珍贵遗产。如今。这枚子弹头被苏州革命博物馆收藏陈列。
陈毅两次为刘飞改名
刘飞小时候不识字，因为不识字，参军时被改了名字也浑然不觉。刘飞，原名刘松卿，结果到了档案里却成了刘松清。
1905年12月29日，刘飞出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八里乡罗家田村。出生后，父亲刘焕昆找村里的文化人给刘飞起了一个刘松卿的名字。刘松卿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刘松卿3岁那年，父亲刘焕昆帮有钱人家盖房子，从房顶上摔了下来，因无钱就医，不久就离开了人世。
从此，抚养四个孩子的重担就落在了母亲身上，加上安葬丈夫欠下的高利货，一家人几乎陷入绝望的境地。这样的家境，使刘松卿上学读书的愿望彻底破灭了。
不过，识不了字的刘松卿，还是看到了希望。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刘松卿加入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夏口工会，和工人们一起，喊出了“打倒土豪劣绅，要求自由平等，反对剥削压迫”的口号。
10月底，因母亲生病，刘松卿回到了黄安县八里乡罗家田村。当时，黄安县许多乡村已成立了农民协会，由于有加入夏口工会的经历，刘松卿便在八里乡组织了农协组织。刘松卿在村里对农民们大声疾呼：“种粮的人没粮吃，织布的人没衣穿，挣钱的人没钱花，天下哪有这个理?”“穷人多富人少，穷人团结就能把富人打倒!”
有了刘松卿这个挑头的，许多农民跟着站了出来，罗家田村的农民协会就这样成立了。1926年底，刘松卿担任八里乡农协主席。
1927年11月13日。黄麻起义开始。按计划，刘松卿和义勇队及千余名农民积极分子一起。从八里乡赶到黄安县七里坪，与各路起义军会合。
在七里坪，刘松卿和70余名义勇队队员被选为攻城突击队队员。他们身藏短刀、短枪，经化装后，绕小道提前赶到城边，趁夜幕由西门和北门中间一段城墙爬进了城，准备里应外合。
晚10时，胸佩红色带、左臂系白布条的两万余名起义军，浩浩荡荡向黄安城挺进。14日凌晨4时许，起义军向黄安城发起进攻。在城里的刘松卿等义勇队队员闻声而动，奋力拼杀。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军攻破了黄安城。
11月18日，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在黄安县宣告成立。部队要吸收一批义勇队队员入伍，刘松卿踊跃报名。文书问刘松卿：“叫什么名字?”“刘松卿。”于是，文书就在名单上写上了“刘松清”。从这一刻起，刘松卿就变成了刘松清。
那么，刘松清是如何变成刘飞的呢?这里还有陈毅为刘飞两次改名的故事哩!第一次改名是在1939年5月，刘松清所在新四军第一支队第六团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的名义，越过沪宁铁路到苏(州)、常(熟)、太(仓)地区活动，陈毅为刘松清改名刘清。第二次是在1941年10月，部队渡江北上江(都)、高(邮)、宝(应)地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陈毅为刘清改名刘飞。
那时，汉字尚未简化，繁体“飛”字特别难写。从未踏过学堂门的刘飞，写自己的名字比打仗还困难。开始一段时间，每当刘飞批阅电报，费劲地写着“飛”字时，总不免要嘟囔一番：“这个陈军长，真会捉弄人!”说着，刘飞自己也会笑起来。
后来，就刘飞这个名字，陈毅还跟刘飞开过玩笑。那是刘飞娶了大学生朱一后，陈毅说：“看样子，把你的名字刘清改为刘飞是正确的嘛!你娶了个大知识分子，再写简单的字，那可屈才喽。”
刘飞识字：杀一个敌人认一个字
刘飞参加红军后打的第一仗是袭击平汉线上的杨家寨车站。1930年6月11日夜，红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徐向前率领红军，秘密包围了杨家寨车站。12日凌晨3时许，冲锋发起，早已迫不及待的刘飞抽出背上的大刀，纵身一跃，冲在最前面。国民党军突遭偷袭，顿时乱作一团。有几个士兵在长官吆喝下开枪还击，打伤了刘飞身边的两位红军战士。刘飞见状，挥刀迎着国民党兵的枪口扑了过去。国民党兵被这个不怕死的红军吓蒙了，没等回过神来，便命丧刀下。国民党守军只有两个连，根本不经打，半个小时后战斗就结束了。战后，刘飞受到了表扬，被提升为副班长，而且还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了副班长，又人了党，刘飞却因不识字而深感烦恼，心想：“干革命光能冲冲杀杀不行，没有文化，只能糊里糊涂干革命。”
于是，在战斗间隙，刘飞总是要连队文书教他识字。刘飞把文书写给他要认的字贴在战友的背包上，边行军边温习。一次休息时，刘飞又缠着文书教字，文书说：“你不注意休息哪有劲杀敌人?”
刘飞说：“我有的是力气，就是没文化。不信，我杀一个敌人，你就教我认一个字，怎么样?”
文书敷衍了事地答应了。
1931年3月9日，在广水县双桥镇战斗中，刘飞一人砍杀国民党军20余人。战后，刘飞找文书学字。刘飞说：“你说过的，以杀敌的个数来换字数的。”文书笑着教会刘飞20多个字。在国民党军连续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的军事“围剿”中，刘飞以这样的方式从文书那里换回来不少字。
1931年秋，红四方面军进行“肃反”，再加上国民党军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的“围剿”，红军干部损失很大。部队没有干部不行，上级要刘飞到红四军第十师二十九团二营五连当排长。刘飞因为自己没文化，怕当不好犯错误，所以只想打仗，不想当干部。指导员说：“现在就是要选没文化、出身贫苦的人当干部。”刘飞想：反正自己是革命的，当就当吧，当初闹革命时，连死都不怕的。自此，刘飞走上了指挥部队作战的革命道路，先后在红四方面军担任排长、连长、指导员、教导员。1933年11月。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时，刘飞当上了红四军十二师三十五团政委。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6月，刘飞调任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四团政委。1936年4月，刘飞升任红四军独立师政治部主任。1936年10月，刘飞随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北。整个长征期间，刘飞不忘识字。到达陕北后，刘飞参加了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不但学到了文化知识，而且政治理论水平也有了明显提高。
阳澄湖养伤，重建“江抗”
193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从抗大毕业的学员中抽调部分优秀红军指挥员到新四军工作。刘飞被列入抽调名单之中，为新四军第三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随后，几经辗转，刘飞到达新四军军部报到。6月，刘飞奉命东进苏南茅山地区，到第三支队第六团任政治处主任。1939年3月，六团打开了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苏(苏州)、常(常 州)、太(太仓)地区的抗日局面。5月5日，六团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的番号为掩护，越过沪宁铁路，进入澄、锡、虞地区。刘飞任“江抗”政治部主任。
1939年9月下旬，“江抗”东进取得预期战绩后西返。途中，在江阴顾山地区，遇到“忠义救国军”第五、第十支队的进攻。
战斗中，刘飞率“江抗”第二路一部，自东向西沿山北面进行反击。部队突入“忠义救国军”前沿阵地后，刘飞带领部队往山上冲。冲到半山腰时，一颗子弹射入刘飞胸部。顿时，刘飞的嘴、鼻孔都往外冒血。
警卫员何彭福见状，连忙给刘飞包扎。刘飞镇静地问：“背后有没有血?”“没有。”何彭福说。刘飞听后，一挥枪，说：“没打穿就没事，快往上冲!”然而，没冲出几步，刘飞便倒在了地上。
指战员听到刘飞受伤的消息后，怒火冲天，拼命地往山上冲，击退了“忠义救国军”。
为避免与国民党军发生正面冲突，10月初，“江抗”被迫从苏州、常熟、太仓地区撤往扬中。在顾山战斗中负伤的36位伤病员，和10多名医护人员则留在了阳澄湖“后方医院”隐蔽养伤。
所谓“后方医院”，就是流动在阳澄湖上的一些小木船，病床是放在船舱里的门板。由于刘飞伤势很重，“后方医院”指定女护理员包蕴专门护理。在只有少量药棉、纱布和碘酒、红汞等药品的条件下，经过包蕴精心护理，一周之后，刘飞的伤口不再出血，而且未发生恶性炎症。但由于弹头进入了肺部，刘飞只要稍一咳嗽就会吐血。
大家都认为刘飞救不回来了，“江抗”指挥部通知部队准备为刘飞开追悼会。“江抗”上上下下都沉浸在悲痛之中。不料，刘飞在阳澄湖“后方医院”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刘飞是伤员中职务最高的——“江抗”政治部主任，因此义不容辞地担当起领导的责任。刘飞鼓励伤病员战胜伤病，并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在阳澄湖上重建“江抗”。
新“江抗”组建后不久，在陈毅安排下。刘飞被转移到上海疗伤。三个月后，刘飞重返“江抗”，协助政治部主任谭震林工作。
三垛河伏击战，歼灭、俘虏日伪军1800余人
1941年1月4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1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新“江抗”改编为新四军第六师十八旅。谭震林任第六师师长兼政委。十八旅旅长江渭清，旅政委温玉成。刘飞任第十八旅五十三团团长兼政委。1944年4月，刘飞被任命为第十八旅旅长兼新四军苏中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
1945年4月20日，刘飞得到情报：驻守宝应县城的伪军马佑铭团，将经高邮移防到兴化以南与泰州交界的周庄。马佑铭团移防路线是自宝应开赴高邮，然后由驻高邮的一个日军大队护送，直抵周庄。另外。需要交代的是马佑铭是驻兴化城伪第二十二师师长刘湘图的干儿子。
显然，打击马佑铭团，不仅可以减轻苏南新四军的压力，而且还会打乱苏中日伪军的部署。刘飞决定伏击马佑铭团。
当晚，刘飞向苏中军区上报了战斗计划，并要求将苏中军区主力团第五十二团调回参战。苏中军区立即批准，并命令第五十二团、江都独立团、第三军分区特五团参加战斗，由刘飞统一指挥。
参战部队很快到达集结地点。刘飞带领参战部队指挥员实地勘查，确定伏击地段。经过比较，刘飞决定在三垛镇以东，从新庄到野徐庄六七里的狭长地带摆一个“口袋阵”。这一地带沿河沿路村庄多，沟坎多，便于部队隐蔽行动，而且距高邮、兴化各20多公里，不利于日伪军增援。
刘飞现场布阵：“江都独立团守‘袋底’，在野徐庄附近截住全部敌人，阻敌东窜，并准备阻止兴化援敌；旅部特务营守‘袋口’，阻敌向西回逃；特五团在三垛河以南，阻敌南跑；五十二团隐蔽在公路以北，战斗发起后，将敌分段消灭在公路上。”
4月28日午饭后，马佑铭团骄横地向伏击圈开来。公路上，只有一个伪军班和一个日军小队担任搜索任务，马佑铭团以四路纵队的密集队形开进，每个营后面跟着一个日军中队。河面上，三艘日军汽艇拖着20多只装满辎重的大木船，与公路上的日伪军并行。此时，河面上、田野里，有化装过的新四军指战员在劳动。村庄里，店门照常开着，仍可见三三两两的老百姓不紧不慢地走动。日伪军以为太平无事，放下心往刘飞布下的“口袋阵”里钻。
下午3时许，日伪军全部进入了伏击圈。刘飞发出两颗红色信号弹。顿时，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大作，日伪军还未反应过来，已死伤一片。第五十二团趁乱将公路上的日伪军切成三段，一阵猛打。日伪军困兽犹斗，日军的一个中队和伪军的一个营抢占了新庄，后又有部分日伪军溃逃进来，新庄内一时集结了100余名日军和400余名伪军。他们依托残垣断壁进行抵抗。第五十二团一营与日伪军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战，终以伤亡270余人的代价夺回了新庄，使马佑铭团及日军护送大队陷入灭顶之灾。
下午6时，战斗结束，清点战果，有240多名日军、600余名伪军被打死，俘虏马佑铭及其日本顾问山本等958人，缴获日军两艘汽艇和马佑铭的所有辎重船。新四军军部获悉三垛河伏击战的重大胜利后，颁布嘉奖令，表彰参战的全体指战员。
京剧《沙家浜》的由来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苏中军区以第十八旅为基础，成立了教导旅，刘飞被任命为教导旅旅长。到1948年淮海战役时，教导旅发展成为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二师。刘飞任第一纵队副司令员。由于华野第一纵队司令员叶飞因病留济南就医，第一纵队在淮海战役中实际由刘飞指挥。
1948年底，随军记者、作家崔左夫采访刘飞。在淮海战场上。刘飞指着正在打扫战场的二师官兵，对崔左夫说：“我建议你好好写写二师，这个师是由36个伤病员发展起来的!”
刘飞把“江抗”的故事一一讲给了崔左夫。
崔左夫听了刘飞的讲述，激动不已。崔左夫向刘飞立下“军令状”：一定要把“江抗”36个伤病员不平凡的经历写出来!
1957年，上海沪剧团将崔左夫的文章《血染着的姓名》改编成沪剧《碧水红旗》。编剧陈荣兰等人征求刘飞的意见。刘飞抱病对剧本提出修改意见，并提供了自己口述的回忆录《火种》。在此基础上，剧本修改更名为《芦荡火种》。后来，根据该剧移植、改编的京剧《沙家浜》轰动全国。
江青听说刘飞就是当年36个伤病员的领导人，便派人了解刘飞的情况。1965年初夏，刘飞接到江青要接见他的通知。刘飞感到很突然，想托病不去。不想去的主要原因是不想借反映“江抗”36个伤病员的剧作扬个人之名。但江青身份毕竟特殊，刘飞勉强同意了。
会见的地点是江青在上海下榻的饭店会客厅。
“你就是领导过36个伤病员的刘飞?”江青问道。
刘飞回答：“是的。” 随后，江青要刘飞讲一讲那段经历。没想到，刘飞刚把“江抗”伤病员的情况讲了个大概，江青便说：“你的嗓门怎么这么大?”刘飞的耳朵在孟良崮战役中被炮声震出过血，因此讲话时嗓门特别大。刘飞不想多作解释，回答道：“我平时就是这样说话的。”
自从被江青召见后，刘飞就不大愿意提及自己的过去了。他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什么时候都不要去摆功，去张扬自己。”《沙家浜》唱红后，一些知情者将刘飞比做剧中人物郭建光，刘飞总是极力阻止。崔左夫曾多次请求为刘飞写回忆录，刘飞也总是那句话：“一将功成万骨枯，我刘飞个人算不了什么。”
但是，人们最终还是知道了刘飞就是《沙家浜》里的郭建光的人物原型。
当了军长后，刘飞仍亲自抓俘虏
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军。原一纵司令员兼政委叶飞，升任由苏北兵团改称的第十兵团司令员。二十军军长和政委由原一纵副司令员刘飞、原一纵副政委陈时夫担任。二十军下辖第五十八、第五十九、第六十师，归三野第九兵团建制。
此时，二野、三野挟淮海战役大捷的雄风，屯兵长江北岸，准备打过长江去。中央军委命令熟悉苏南的二十军调至渡江战役的东集团，暂归第八兵团指挥，主要任务是开辟扬中渡江登陆场。
3月1日晨，刘飞和陈时夫率二十军3.2万人，从宿县经泗阳沿京杭大运河南下。15天后，二十军集结于扬州以东的丁沟、樊川、宜陵地区，做渡江作战前的准备工作。
部队集结后，刘飞立即命令军部成立侦察指挥所，并精选出800余人组成侦察支队。刘飞亲自指定二十军参谋长廖政国为侦察指挥所所长，对扬州以东沙头嘴至龙稍港段，长江南北两岸40余公里内的国民党军的布防和地形、水文等情况进行拉网式侦察。同时，刘飞下令部队，争分夺秒地进行“五练”，即：练泅水、练上下船、练滩头登陆、练各种火器的水上射击、练登陆突破联合行动。
经过努力，二十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把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4月7日至18日，二十军还肃清了扬中北岸三江营至龙稍港段的国民党军残部，为渡江作战扫清了障碍。
4月20日，八兵团命令二十军为第一梯队，在扬中率先登陆，吸引镇江、江阴的国民党军。21日20时，随着刘飞一声令下，二十军的五十八师和五十九师作为第一梯队，六十师作为第二梯队，参加渡江战役。就在这时，风向突然改变，强劲的东北风将江面搅得翻腾起来，五十八师的船只在三江营夹江里起渡，正好处在逆风口，一时无法前进。在龙稍港附近起渡的五十九师，虽是顺风，但因风力过大，船只难以控制，乱了队形。渡江先头部队一七七团离开渡场不一会儿。就有两个营被风浪卷散，失去联系，加上又是孤军深入，处境十分不利。刘飞马上下令六十师由第二梯队改为第一梯队出发，紧随五十九师起渡，以加强五十九师的战斗力。同时，刘飞命令五十八师改为第二梯队作战。
巨大的风浪、密集的炮火，没有挡住五十九师和六十师的强大攻势。22日5时，两个师近两万人在扬中登陆，扬中国民党军立即弃守溃逃。似乎先前的风向和风力是在考验刘飞的指挥能力，两个师在扬中胜利登陆后，长江里的风浪开始平息。五十八师奉命向扬中进发。刘飞又果断下令，军指挥所马上过江。
载着二十军军指挥所人员的机帆船在平静的江面行驶。刘飞独立船头，面对碧绿的江岸，不禁哼起了原“江抗”部队传唱的《渡江歌》：“长江是我们的，我们千百次自由地来去……”
刘飞登陆扬中后，令部队迅速截断沪宁铁路。23日，二十军攻取了扬中40公里以外的丹阳、陵口、吕城，将沪宁铁路截断。24日傍晚，三野命令二十军沿金坛、溧阳、广德追歼向杭州方向溃退的国民党军。
时值雨季，道路泥泞。刘飞率二十军一昼夜行程75公里，进至溧阳西北地区。此时，溧阳城北约有国民党军3个军的兵力正缓慢地向南前行。刘飞命令部队出击，力求全歼该批国民党军。
陷入包围之中的国民党军四处逃窜，竟有500余人窜到了二十军的指挥所旁边。二十军警卫营不待命令，主动出击抓俘虏。刘飞站在屋檐下观战了一会儿，觉得不过瘾，也抓起了俘虏。军长亲自抓俘虏，成了一段美谈。
朱德：我在安徽见到了一个读书把眉毛读掉了的司令
1949年10月，刘飞被任命为皖南军区司令员。陈毅找刘飞谈话，问刘飞有什么想法。刘飞说：“只要是为党工作，叫我到哪儿干都行。”1949年11月底，刘飞赴安徽芜湖，出任皖南军区司令员。1952年1月，皖南、皖北两个军区合并为安徽军区，刘飞任安徽军区司令员，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兼任第一政委。
刘飞爱读书，在安徽军区当司令员时，因读书曾被烧了眉毛。有一次，朱德到安徽视察，曾希圣和刘飞一起去汇报工作。朱德见刘飞光眉的样子，就关切地询问原委。曾希圣向朱德讲起了刘飞读书把眉毛读掉了的事。朱德听后，哈哈大笑起来，说：“我在安徽见到了一个读书把眉毛读掉了的司令，了不起啊!”朱德离开安徽时，还特意向刘飞赠送了两本书。朱德向刘飞赠书，这是第二次。
朱德第一次向刘飞赠书，是在1948年5月4日。那时刘飞还是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二师师长。当时，朱德在陈毅、粟裕等陪同下，视察华东野战军。在二师，朱德把随身带的《向列宁学习工作方法》的小册子送给刘飞等师领导，并在刘飞的那一本上亲笔题词：“二师师长，刘飞同志：你们要学习列宁的工作。朱德赠”。2006年5月，南京军区军史馆征集文物时，刘飞夫人朱一把这本书捐赠了出来。
1955年9月，刘飞调任南京军区公安军司令员。同月，刘飞被授予中将军衔。1957年8月，刘飞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1964年3月，刘飞在上海华东医院查出患有胃癌。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王必成下令对刘飞的病情要高度保密，绝不能让刘飞本人及亲属知道，同时迅速上报南京军区。许世友获知后，指示要全力抢救。上海警备区根据华东医院的建议，决定对刘飞进行手术。许世友同意，并赶到了上海。在华东医院，许世友、陈丕显、王必成征求朱一的意见。朱一同意手术。在医护人员的精心医治和朱一的悉心照料下，刘飞终于闯过了这一关。
1965年，刘飞的身体康复得不错，被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身体稍好，刘飞就想工作。年底，来到上海的许世友去看望刘飞，见刘飞很硬朗，非常高兴。当刘飞提出要参加工作时，许世友说：“好啊，到军区当副司令，给我当副班长。”许世友回南京不久，与军区政委杜平商量，并经军区党委研究后，报请中央军委任命刘飞为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1966年8月，许世友获知中央军 委对刘飞的任职命令马上要下来了，便通知刘飞到军区报到。9月，刘飞举家迁至南京。在许世友指示下，军区机关在大礼堂召开大会，欢迎刘飞到任，并让刘飞分管军区后勤和老干部工作。许世友下部队时都要刘飞陪同，每到一处，都介绍说：“这是军区刘副司令员。”然而，由于“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总政“阎王殿”被砸了，刘飞的任职命令迟迟下不来。刘飞十分尴尬，要求继续休息。许世友同意了。
刘飞家里成了“黑五类”子女的避难所
这一休息，让刘飞躲过了“文革”灾难。但每每听到一些老同志、老战友被打倒、遭揪斗的消息，刘飞总是气愤难平。
1966年底的一天，空军的两个造反派到刘飞家里调查空军航校校长蔡啸的情况。造反派问刘飞：“他当时入伍是穿什么衣服来的?”刘飞忍无可忍，一拍桌子，吼道：“他是打赤膊来的!”两个人被吓得赶紧走人。过后，刘飞仍愤愤不平，说：“要不是中央有政策，我非甩他们几个耳光!”刘飞和许世友一样，一支左轮手枪不离身。朱一见他这么激动，害怕他控制不住情绪会动枪，便劝他把手枪放在枕头下面，还和他约定，今后有造反派上门纠缠，一律先由她接待处理。刘飞说：“我宁愿见鬼也不想见他们，你去处理更好。”
刘飞不是“当权派”，家里相对安全些。1966年底，叶飞、陈丕显、谭启龙、廖政国、秦化龙等受迫害的领导干部的子女相继投奔到刘飞家。一时间，刘飞家聚集了20多个所谓的“黑五类”子女。刘飞将男孩子、女孩子分开睡地铺，买回大锅烧饭做菜。为保证他们的安全，刘飞以军营特有的封闭式管理方式约束他们，规定他们出门必须跟朱一请假。刘飞的家里就像连队一样。后来，中央发文件，不准军队当“走资派”的“防空洞”，南京军区一位领导为此还找刘飞谈话，再加上造反派也知道刘飞家是个大“防空洞”，刘飞只好把孩子们分散出去。
1967年初的一天深夜，刘飞家的院门被人翻墙打开，在南京军区一线主持工作的张才千、周贯五、赖毅等几个党委常委匆匆走进来。张才干见到受惊的朱一，赶忙说：“给造反派搞得连开常委会的地方都没有。只好来你家开会了。”
看到军区领导被逼成这个样子，刘飞、朱一心里非常难过，马上拿出饼干、奶粉给他们做夜宵。会议开到拂晓结束时，朱一已安排人为他们准备好了烧饼、油条。望着几位老战友为赶在天亮时离开而匆忙吞咽的样子。刘飞掉下了眼泪。
1980年5月，刘飞被任命为南京军区顾问。1983年12月，中央军委批准刘飞离职休养。1984年10月24日，刘飞在南京病逝，享年79岁。遗体火化前，朱一要求医务人员取出刘飞体内的子弹头，留作纪念，以激励子女。
藏在刘飞胸腔45年的子弹头，是三八式步枪铁质子弹头，取出时已呈暗黑色，有锈迹。刘飞胸中的这枚子弹头，成了刘飞子女们的最珍贵遗产。如今。这枚子弹头被苏州革命博物馆收藏陈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