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京市教委拟取消“首都教育家”评选，对行政指令鸣金收兵。“旨在营造首都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树立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先进典型”——评选“首都教育家”的初衷不可谓不好，但如果无视教育规律，对教育搞指令性计划，按简单划一的标准来衡量教育家，则会导致手段与目标的背离。须知，教育家不是评出来的，而是长出来的。
　　教育家是教育领域的集大成者，对教育思想、教育实践和社会公众有着公认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是长期含英咀华的积淀，是毕生思想实践的陈酿，不可以用固定标准一评而得。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教育家办学”这一命题。尽管对教育家充满期许、呼声不断，现实中却有“千呼万唤也不出来”的无奈。“中国当代有没有教育家”之问，更是点到了教育的痛处，令人扼腕。评选“首都教育家”，用值得商榷的方式触及一个问题：应该怎样培养我们时代的教育家？
　　考诸历史，从提出“有教无类”教育平等思想的孔子，到蜗居山洞开课授徒的朱熹，再到近代的黄炎培、蔡元培、吴玉章等人，中国自古以来教育家灿若星河，中国并不缺少涵养教育家的历史土壤。而经历阶级斗争为纲形成的高度政治化，教育沦为政治统治的附庸和工具，那是一个“教育无学”“教育无家”的年代。总结历史经验，培养教育家需要尊重教育规律，尤其是教育与行政权力之间应该保持适当距离，保持教育“独特的灵魂”。
　　对政府部门而言，与其吃力不讨好地干预教育，不如划清行政权力的边界，政府的归政府，教育的归教育，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教育规律才能伸展自如，也才能为教育家的生长提供雨水和阳光。对于广大教育工作者，尤其是最接近教育家的大学校长来说，创新教育理念、开创教育实践，来自个人的首创精神和创新勇气，点滴之间或可触及教育家这个神圣的名称。
　　70年前，陶行知曾主张 “第一流的教育家”，呼吁有胆量创造的“创造的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开辟的教育家”。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面临经济转型挑战的新时期，中国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更加需要“第一流的教育家”。而这，绝非行政指令的一纸奖状可以解决，更需要在社会文化土壤中浸润涵养、逐渐生长。
　　（摘自《人民日报》，有删改——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