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这个特别注重行政考评的年代,“核心期刊”是目前国内学术社会的一道亮丽风景,尤其对那些不担任领导职务的布衣学者来说,升等、评级乃至申报项目,都要求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篇或若干篇论文。与之相应,很多学术杂志以被列入“核心期刊”为荣,在封面或封底的显要位置上闪亮标明,甚而进一步区分“国家级”、“省部级”。这就像到处听到争创世界高水平大学的说词,“核心期刊”之滥,已很难找到一份不是“核心期刊”的学术杂志。同样是一种行政行为,二○○九年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也想对欧洲一百六十六种科学史、技术史和医学史学术杂志进行评定,编一份能为欧洲科学基金(The European Science Foundation, ESF)参照的“核心期刊”目录,即欧洲人文学科期刊索引(European Reference Index for the Humanities,ERIH)。不料,初选目录一经提出,立即遭到六十三种杂志编辑部的联名抵制。在以《处在威胁之中的杂志》(Journals under Threat)为题的公开信中,编辑们写道:这份目录没有经过充分协商,只是由一些武断、不负责任的机构编制出来的。然而,伟大的学术著作可能在任何地方、以任何语言发表。真正具有原创性的研究往往来自边缘、异端或名不见经传的角落,而非早已固定和格式化了的主流学术期刊上。他们强调:杂志应是多样性、不同种类和各具特色的,编制这样一个目录,将使得杂志内容和读者的意见变得无关紧要,故商定除不参与这一危险和被误导的运作之外,还要在科学史和科学研究领域里反对和拒绝这种时尚的管理和评介。公开信最后写道:“我们恳求欧洲人文学科期刊索引将我们这些杂志的名字从目录中去除。”(“Journals under Threat: A Joint Response from Histo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Edito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Society of Japan, Vol.19, No,1, July 2009.p.78—80.)
数量如此众多的集体抵制,自然使二○○九年的欧洲人文学科期刊索引难产。就欧洲学术史发展来看,这种捍卫学术研究的多样性和追求学术研究的多样化,为那些边缘、异端及不合时宜的研究争得一席之地,正是各种学术期刊赖以存在的根本原因。英语世界最早的学术期刊,是一八六五年三月由英国皇家学会秘书奥登伯格(Henry Oldenburg)编辑出版的《皇家学会哲学学报》(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一六六○年,酝酿二十年之久的英国皇家学会宣告成立,乃是针对当时英国学术主流注重古典语文而轻视数学,呆板、停滞和保守,科学研究大大落后于意大利、法国、荷兰等其他欧陆国家。当《皇家学会哲学学报》问世时,法文杂志Journal Des Savans已于三个月前先期推出。最初,奥登伯格没有创办学术期刊的明确意识,所以每月刊发一期学报,是为了让英国国内和欧洲的会员们更容易了解到学会的事务和其他会员的新发现。当然,作为曾是职业外交官的奥登伯格,就像当年打探外交情报那样,对新科学的发展颇为敏感。一六六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在致化学家、物理学家波义耳(Boyle,1627—1691)的信中,奥登伯格强调为了让更多人关注学会的工作,杂志将必须刊发最具原创性的研究。具体的做法是在文稿发表之前,将之交由一些专家研读,判定是否有学术的原创性,从而保持了研究风格和学术水准。一六七二年,牛顿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员,寄给《皇家学会哲学学报》一篇有关光与颜色实验的论文(New Theory about Light and Colors),并迅速获得各方的高度评价。此后,《皇家学会哲学学报》还发表了法拉第、达尔文等众多科学伟人的研究成果,因而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学术期刊。
不同于西方学术重心在科学,中国古代凡百学术皆出自史学,是一时重心之所在。就像司马迁撰作《史记》,也被贬为异端及不合时宜的谤书,只能“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一样,在没有学术期刊的年代里,学术多样性的维系和学术多样化的实现,及一些边缘、异端和不合时宜的学说之所以不被湮没,端在学者的自信和代际之间的薪尽火承。感人的事例,莫过于清代乾嘉学人崔述在百年来学术大潮隆替过程中的沉浮。崔述二十四岁中举,五次赴京会试不中,五十七岁时方在福建、浙江两地做过几年知县,后回到家乡直隶大名府专心致志古文献的考证辨伪。由于仕途和学业都不显达,其倾注毕生心血、花二十二年时间完成的《考信录》不为时人看重。他多少有些自我解嘲然又不乏自信地写道:世之论者都认为经济应显名于当时,著述当传于后世;然治学唯胸有所见,茹之而不能茹,故不得已假纸笔以抒之;犹蚕食叶,既老,丝在腹中,欲不能不吐之耳。“传与不传,听之时命,非我所能预计者矣。”一七九一年,崔述应礼部试至京师,与年少他二十二岁的云南举人陈履和遇之逆旅。陈履和读了崔述所著之《上古》、《洙泗考信录》后,北面请以师事之,两个月后别去。二十五年后,陈履和来到崔述家乡拜见老师,但崔述已于五个月前辞世。临终前,他留下的遗嘱是:“吾生平著书三十四种,八十八卷,俟滇南陈履和来亲授之。”陈履和再拜柩前,捧全书去,如京师,遂次第付梓焉。一八二七年,崔述死后第九年,也是《东壁遗书》刊出一年后,陈履和卒于浙江东阳知县任上,宦囊萧然,且有负累,一子甫五龄,无以为归计,只是在友人接济之下,方得以归土安葬。就此,钱穆先生写道:“当是时,世稍知有大名崔东壁也。呜呼,学术之精微,其相契于心髓,要以生死,有如是哉!”(《钱穆序》,《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1046页)到了二十世纪初,崔述先被日本东洋史研究大家那珂通世、内藤湖南发现,后被中国新知识分子如胡适、顾颉刚大力推崇,被誉为“科学的古史家”。
中国近代学术全面体制化,或可以一九二七年国民政府定鼎南京,议决成立中央研究院为标志。其时,自然科学的物理、化学、数学以及社会科学的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方从西方引入,多在开创之际,没有太多边缘、异端和不合时宜之说;学术重心还在传统最为悠久,积累也最深厚的史学领域。主流和核心是被认为有“天下第一所”之称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不同于此前提倡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胡适,史语所的创办人和主持者傅斯年反对“国故”的观念,鼓吹按照西方近代科学的方法重点研究语言、种族,“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正如王森等研究者早已指出的,傅斯年揭橥的史语所工作旨趣,深受德国兰克(Ranke)实证史学影响。兰克对史料的开掘之所以如此坚定不移,恰在于矢志撰作德意志统一民族国家的历史。毕竟,兰克的那个年代,德意志各邦在政治上四分五裂,是欧洲现代性滞后发展的国家。痛定思痛,一批德国民族主义知识分子鼓吹从语言——种族意义上展开对德意志民族文化的研究,以求为德意志民族国家形成提供历史精神依据。与之相同,傅斯年等人也期望在科学方法的基础上,为当时中国统一民族国家确立历史认同。
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兰克学派已风光不再。第一次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社会主义的苏联逐渐站稳脚跟,致使新一代欧陆历史学家们转向社会科学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注重思考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模式,以求更为有效地理解和诠释眼前这个剧烈变更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这股思潮从日本影响到了中国,两个最为重要代表人物:一是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期间,因大革命失败而亡命日本的郭沫若;另一是在二十年代末参加中国社会性质大讨论,矢志于“把唯物史观的中国史在学术界打一个强固根基”的陶希圣。前者,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世纪的《中国古代社会》一书的序言中称: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迫使他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目前虽然是‘风雨如晦’之时,然而也正是我们‘鸡鸣不已’的时候。”后者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创办《食货》半月刊,在创刊号封底的《编辑的话》中写道:“这个半月刊出版的意思,在集合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尤其是正在搜集这种史料的人,把他们的心得、见解、方法,以及随手所得的问题、材料,披露出来。大家可以互相指点,切实讨论,并且进一步可以分工进行。”虽则,两人在政治上截然对立,但在学术上都认为自己处于异端和边缘,是主流学术的挑战者和批判者。郭沫若写道,胡适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社会的来源既未认清,思想的发生自无从说。所以我们对于他所‘整理’过的一些过程,全部都有从新‘批判’的必要”。陶希圣也在晚年回忆道:那时他在北平各大学,及前往天津、济南、太原、南京、武昌的讲课和演说,“全是以社会史观为研究古来历史及考察现代问题之论点与方法。在正统历史学者心目中,我是旁门左道。正统历史学可以说是考据学,亦即由清代考据与美国实证主义之结晶。我所持社会史观可以说是社会观点、历史观点与唯物观点之合体。两者格格不入”(《夏虫语冰录》,台北法令月刊社一九八○年版,1637条,344页)。
就在《食货》半月刊酝酿过程中,顾颉刚也着手创办《禹贡》半月刊。作为“古史辨”运动的中坚人物,顾颉刚在二十年代举世瞩目,也得到同是北大《新潮》领袖人物傅斯年的高度赞扬。一九二七年十月,中央研究院在广州设立史语所筹备处,顾颉刚被蔡元培聘定为三位筹办人之一,但由于个性和学术理念的不同,顾颉刚遭到了傅斯年的斥责,私交断绝,离开了广州中山大学,从此不预史语所事。可以肯定的是,顾颉刚着手创办《禹贡》半月刊当有矢志于破除当时学术上定于一尊的状况,期望造就一批能够与史语所抗衡的新生代学者。在《发刊词》中,顾颉刚写道:以前研究学问,总要承认几个权威者做他的信仰的对象。好像研究《毛诗》的,就自居于毛老爷的奴仆。在这种观念之下,要彻底破除这种英雄思想,既不承认别人有绝对之是,也不承认自己有绝对之是。“我们不希望出来几个天才,把所有的问题解决了,而只希望能聚集若干肯做苦工的人,穷年累月去钻研,用平凡的力量,合作的精神,造成伟大的事业。因为唯有这样才有切实的结果。”顾颉刚强调:“在这个团体中的个人是平等的,我们的团体和其他的团体也是平等的,我们大家站在学术之神的前面,为她而工作,而辩论,而庆贺新境界的开展,而纠正自己一时的错误。”(《〈禹贡〉半月刊发刊词》,第一卷,第一期,5页)
比郭沫若、陶希圣、顾颉刚还疏离学术中心的,是一九三二年受聘于广州中山大学、随即组织史学研究会和提倡现代史学运动的朱谦之。作为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朱谦之在政治上崇尚无政府主义,学术上则是虚无主义,最早的学术著作《革命哲学》思想之激进,除了与郭沫若等人关系密切的泰东图书局之外,其他所有书店均不敢承印。此时,朱谦之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创办了《现代史学》月刊,以提倡“民族的无产阶级文化”自居,主张摆脱过去史学的束缚,不断地以现代精神来扫荡黑暗,示人以历史光明的前路。针对占据学术主流的史语所诸君,朱谦之批评他们不谈思想,不顾将来,不认为历史进化法则之存在;这样以历史事实为特殊的孤立的东西,正是其个人主义特性之充分的表现,“是资产阶级社会之御用的史家”。一九三三年五月,《现代史学》推出以中山大学学生和年轻教师为基本作者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编辑人陈啸江在《编后语》中写道:历史学家们始终跳不出考古学、考据学底圈子,把历史看为“破罐子”,大做特做其补“边”、修“底”、添“把”、增“嘴”一类的工作而无已时。“现在‘古墓底门’终算被我们这一班急进的先锋们一脚踢破了,此后他们若再不睁睁眼看世界,恐怕连‘金字塔’里都不能容他们久居呵!”(《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现代史学》,第一卷,第三至四期,367—368页)陈啸江批评的,正是傅斯年此前说的“历史本是一个破罐子,缺边、掉底、折把、残嘴,果真由我们一整齐了,便有我们主观的分数加进了”(傅斯年:《谈两件努力周报上的物事》,《古史辨》第二册,107、243—294页)。由此可见,当时的中国学术激情四射,学派纷呈。
更为激进、也更能看出那个时代对异端、偏激及不合时宜研究的容忍程度的,是一九三三年一月以国立师范大学研究院历史科学研究会名义创刊的《历史科学》杂志。主要编辑人如丁迪豪、郭昭文、萧桑,均名不见经传,也许只是一些初入文史殿堂的大学生。他们的年轻气盛反映在雄心勃勃地欲以“科学的历史理论”和“唤起民族精神”为己任,计划分期出版“科学的历史理论”、“历史与各种科学的关系”、“世界史学界鸟瞰”、“现代中国各派历史方法论批判”等专号,以及重点研究亚细亚生产方法、东方专制主义、郑和下南洋与商业资本及殖民、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等专题。此外,他们还拟定刊行《中国农业发达史》、《近代中国工业发达史》、《中国商业资本主义之史的研究》、《中国历代发明史要》、《历史教育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丛》等六种丛书。不过,作为其时的学术边缘、异端和不合时宜者,他们的态度和立场格外偏激、叛逆和顽劣。在《发刊词》中,编辑者批评了当时主流学术的考据学派,以及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不断走红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们称前者把古书当做历史,寻章摘句的埋头作考证,结果,离开了历史本身十万八千里; 他们称后者把历史当做玄想的注脚,拾来一些江湖卖艺的通行题语,也拿来比喻中国历史的发展的过程。“在那种机械的脑袋里,凡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中有着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名词,中国便就有了。所以各人都努力向这里找,找着一个时髦的名词便划分一下历史发展的阶段。”更有甚者,一封署名“次晨”的读者来信,称“陈垣老狗”、“美帝国主义娇养惯的小宝贝胡适”,并大骂那些“整天抬着王国维死骸念经的遗少们也在高谈历史,其实是历史被他们侮辱不堪。以及那些一窍不通而只知用锄掘地的考古学大博士和牛毛般的小卒子,也都在一心一意的涂改历史”(《历史科学》第五期,3页)。
作为一个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学术建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学术期刊,没有动辄就讲“中国特色”,而是按照当时西方学术期刊的运作模式,编辑均由矢志于“发凡起例”的学者充任,毫不动摇地坚持学术理想,不断推出各具特色的研究取向和研究风格,从而保证了当时中国学术界的多样化和多样性。就时居主流地位的《史语所集刊》来看,傅斯年早就宣称:那些传统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起的人,绝对不是同志,“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的确,该刊不仅没有刊登过那些没有什么名气,也不在史语所学术圈子里的年轻学者的文章,就连那个时代享有盛名的钱穆、柳诒徵、蒙文通等人的文字也未被眷顾。《食货》、《禹贡》、《现代史学》这些边缘、异端和不合时宜的学术杂志,也只刊登与主编学术理念相近的文章。尽管大部分文章的学术水准,尤其在最初与《史语所集刊》有相当差距,讨论的问题却是当时中国学术界的最新和最有发展潜能的领域,如经济史、社会史和历史地理。顾颉刚在《禹贡》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三四年三月)的“编后”写道,这是一班刚入门的同志的练习作品,说不到成绩和贡献,绝没有受人称赞的资格。“同样,我们正在开始的工作,只要道路不走错,勇气不消失,又永远能合作下去,我们的前途自然有无限的光明,也没有受人菲薄或妄自菲薄的理由。” 就像费弗尔与布洛克于一九二九年一月共同创办《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杂志,由于地处远离学术中心巴黎的史特拉斯堡大学,主要刊登代表史学新方向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历史”的研究,最初百分之六十左右的文章都没有注解和参考文献,故被当时主流学术蔑视和忽略。不过,正是持之以恒地鼓励年轻学者在经济史、人口史、人文地理、社会史方向钻研,年鉴学派在战后法国史学界成为主流,并深刻影响到八十年代之前世界史学的发展走向。同样,今天谁能否认,当年《食货》、《禹贡》、《现代史学》在历史地理、经济史和社会史领域里,不遗余力地推出的谭其骧、韩儒林、许道龄、杨向奎、李文治、王毓铨、杨联、傅衣凌、齐思和、何兹全等年轻学人,不是最有成就的历史学家?
当然,那个时代为学者创办学术期刊也提供了便利条件。除了主流期刊有政府财政拨款之外,《食货》、《禹贡》、《现代史学》、《历史科学》等边缘、异端和不合时宜的学术期刊,都需要学者自己筹款。好在,那个年代的人文学科教授,月薪约在二百至四百银元之间,算是一个高收入阶层。北平的生活水准是每个月花费二三十元,就能租一座四合院,并雇佣一名厨子、一名仆人和一名人力车夫;如果每天再花上一元菜钱(当时一桌鱼唇席,十元;一桌海参席,八元;一桌鱼翅席,十二元;酒水小费合起来近二十元),就可以过很宽裕的生活。陶希圣每月给《食货》补贴一百元,顾颉刚和谭其骧每月给《禹贡》分别补贴二十至四十元不等,朱谦之给每期《现代史学》补贴一百元,这些杂志就办起来了。需要说明的是,与所有的学术期刊一样,这些杂志都没有指望盈利。《食货》由上海新生命书局负责出版,每月销量约在四千份,一律照价八折,并随书赠优待券一张,得享八折购买该书局书籍之权利。当《禹贡》创刊半年、发行十二期之后,顾颉刚坦承曾请求通都大邑中几家著名的书铺代售该刊,遭到拒绝,理由是“性质太专门,恐不易销卖”;再劝朋友帮助售卖,得到的回复是“看不懂”(《禹贡》第一卷,第十二期,36页)。实际上,《禹贡》的发行量从来没有超过一千五百份。不过,《禹贡》很快得到了张国淦捐赠的小红罗厂房屋,以及国民政府教育部、中英庚款的补助,办公条件和经费得到了很大改善。此外,这些学术期刊之所以能够顺利出版,还由于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对学术活动没有太多猜忌和防范。如《禹贡》的出版审批,可谓一路绿灯:二月四日议定,燕京大学东门外成府蒋家胡同三号顾颉刚寓所门口随即挂上了“禹贡学会筹备处”的牌子,三月一日编辑发行《禹贡》创刊号,并遵章呈请内务部及国民党北平特别市党务整理委员会登记,四月二十八日得到内政部颁发登记“警字第三四六一号”的许可,七月十七日由中华邮政特准挂号,认定为新闻纸类。
今天说起这些,有些像白头宫女述说天宝旧事。还是黑格尔的那段话发人深省:“爱奥尼亚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诗的优美,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绝不能单独产生荷马。而且事实上,它也并没有继续产生其他的荷马;在土耳其统治下,就没有出过诗人了。”(《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六三年版,123—124页)
(“Journals under Threat: A joint Response form Histo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Editors”一文,经由台湾师范大学数学研究所英家铭博士提供,特此致谢!)
数量如此众多的集体抵制,自然使二○○九年的欧洲人文学科期刊索引难产。就欧洲学术史发展来看,这种捍卫学术研究的多样性和追求学术研究的多样化,为那些边缘、异端及不合时宜的研究争得一席之地,正是各种学术期刊赖以存在的根本原因。英语世界最早的学术期刊,是一八六五年三月由英国皇家学会秘书奥登伯格(Henry Oldenburg)编辑出版的《皇家学会哲学学报》(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一六六○年,酝酿二十年之久的英国皇家学会宣告成立,乃是针对当时英国学术主流注重古典语文而轻视数学,呆板、停滞和保守,科学研究大大落后于意大利、法国、荷兰等其他欧陆国家。当《皇家学会哲学学报》问世时,法文杂志Journal Des Savans已于三个月前先期推出。最初,奥登伯格没有创办学术期刊的明确意识,所以每月刊发一期学报,是为了让英国国内和欧洲的会员们更容易了解到学会的事务和其他会员的新发现。当然,作为曾是职业外交官的奥登伯格,就像当年打探外交情报那样,对新科学的发展颇为敏感。一六六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在致化学家、物理学家波义耳(Boyle,1627—1691)的信中,奥登伯格强调为了让更多人关注学会的工作,杂志将必须刊发最具原创性的研究。具体的做法是在文稿发表之前,将之交由一些专家研读,判定是否有学术的原创性,从而保持了研究风格和学术水准。一六七二年,牛顿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员,寄给《皇家学会哲学学报》一篇有关光与颜色实验的论文(New Theory about Light and Colors),并迅速获得各方的高度评价。此后,《皇家学会哲学学报》还发表了法拉第、达尔文等众多科学伟人的研究成果,因而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学术期刊。
不同于西方学术重心在科学,中国古代凡百学术皆出自史学,是一时重心之所在。就像司马迁撰作《史记》,也被贬为异端及不合时宜的谤书,只能“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一样,在没有学术期刊的年代里,学术多样性的维系和学术多样化的实现,及一些边缘、异端和不合时宜的学说之所以不被湮没,端在学者的自信和代际之间的薪尽火承。感人的事例,莫过于清代乾嘉学人崔述在百年来学术大潮隆替过程中的沉浮。崔述二十四岁中举,五次赴京会试不中,五十七岁时方在福建、浙江两地做过几年知县,后回到家乡直隶大名府专心致志古文献的考证辨伪。由于仕途和学业都不显达,其倾注毕生心血、花二十二年时间完成的《考信录》不为时人看重。他多少有些自我解嘲然又不乏自信地写道:世之论者都认为经济应显名于当时,著述当传于后世;然治学唯胸有所见,茹之而不能茹,故不得已假纸笔以抒之;犹蚕食叶,既老,丝在腹中,欲不能不吐之耳。“传与不传,听之时命,非我所能预计者矣。”一七九一年,崔述应礼部试至京师,与年少他二十二岁的云南举人陈履和遇之逆旅。陈履和读了崔述所著之《上古》、《洙泗考信录》后,北面请以师事之,两个月后别去。二十五年后,陈履和来到崔述家乡拜见老师,但崔述已于五个月前辞世。临终前,他留下的遗嘱是:“吾生平著书三十四种,八十八卷,俟滇南陈履和来亲授之。”陈履和再拜柩前,捧全书去,如京师,遂次第付梓焉。一八二七年,崔述死后第九年,也是《东壁遗书》刊出一年后,陈履和卒于浙江东阳知县任上,宦囊萧然,且有负累,一子甫五龄,无以为归计,只是在友人接济之下,方得以归土安葬。就此,钱穆先生写道:“当是时,世稍知有大名崔东壁也。呜呼,学术之精微,其相契于心髓,要以生死,有如是哉!”(《钱穆序》,《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1046页)到了二十世纪初,崔述先被日本东洋史研究大家那珂通世、内藤湖南发现,后被中国新知识分子如胡适、顾颉刚大力推崇,被誉为“科学的古史家”。
中国近代学术全面体制化,或可以一九二七年国民政府定鼎南京,议决成立中央研究院为标志。其时,自然科学的物理、化学、数学以及社会科学的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方从西方引入,多在开创之际,没有太多边缘、异端和不合时宜之说;学术重心还在传统最为悠久,积累也最深厚的史学领域。主流和核心是被认为有“天下第一所”之称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不同于此前提倡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胡适,史语所的创办人和主持者傅斯年反对“国故”的观念,鼓吹按照西方近代科学的方法重点研究语言、种族,“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正如王森等研究者早已指出的,傅斯年揭橥的史语所工作旨趣,深受德国兰克(Ranke)实证史学影响。兰克对史料的开掘之所以如此坚定不移,恰在于矢志撰作德意志统一民族国家的历史。毕竟,兰克的那个年代,德意志各邦在政治上四分五裂,是欧洲现代性滞后发展的国家。痛定思痛,一批德国民族主义知识分子鼓吹从语言——种族意义上展开对德意志民族文化的研究,以求为德意志民族国家形成提供历史精神依据。与之相同,傅斯年等人也期望在科学方法的基础上,为当时中国统一民族国家确立历史认同。
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兰克学派已风光不再。第一次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社会主义的苏联逐渐站稳脚跟,致使新一代欧陆历史学家们转向社会科学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注重思考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模式,以求更为有效地理解和诠释眼前这个剧烈变更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这股思潮从日本影响到了中国,两个最为重要代表人物:一是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期间,因大革命失败而亡命日本的郭沫若;另一是在二十年代末参加中国社会性质大讨论,矢志于“把唯物史观的中国史在学术界打一个强固根基”的陶希圣。前者,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世纪的《中国古代社会》一书的序言中称: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迫使他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目前虽然是‘风雨如晦’之时,然而也正是我们‘鸡鸣不已’的时候。”后者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创办《食货》半月刊,在创刊号封底的《编辑的话》中写道:“这个半月刊出版的意思,在集合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尤其是正在搜集这种史料的人,把他们的心得、见解、方法,以及随手所得的问题、材料,披露出来。大家可以互相指点,切实讨论,并且进一步可以分工进行。”虽则,两人在政治上截然对立,但在学术上都认为自己处于异端和边缘,是主流学术的挑战者和批判者。郭沫若写道,胡适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社会的来源既未认清,思想的发生自无从说。所以我们对于他所‘整理’过的一些过程,全部都有从新‘批判’的必要”。陶希圣也在晚年回忆道:那时他在北平各大学,及前往天津、济南、太原、南京、武昌的讲课和演说,“全是以社会史观为研究古来历史及考察现代问题之论点与方法。在正统历史学者心目中,我是旁门左道。正统历史学可以说是考据学,亦即由清代考据与美国实证主义之结晶。我所持社会史观可以说是社会观点、历史观点与唯物观点之合体。两者格格不入”(《夏虫语冰录》,台北法令月刊社一九八○年版,1637条,344页)。
就在《食货》半月刊酝酿过程中,顾颉刚也着手创办《禹贡》半月刊。作为“古史辨”运动的中坚人物,顾颉刚在二十年代举世瞩目,也得到同是北大《新潮》领袖人物傅斯年的高度赞扬。一九二七年十月,中央研究院在广州设立史语所筹备处,顾颉刚被蔡元培聘定为三位筹办人之一,但由于个性和学术理念的不同,顾颉刚遭到了傅斯年的斥责,私交断绝,离开了广州中山大学,从此不预史语所事。可以肯定的是,顾颉刚着手创办《禹贡》半月刊当有矢志于破除当时学术上定于一尊的状况,期望造就一批能够与史语所抗衡的新生代学者。在《发刊词》中,顾颉刚写道:以前研究学问,总要承认几个权威者做他的信仰的对象。好像研究《毛诗》的,就自居于毛老爷的奴仆。在这种观念之下,要彻底破除这种英雄思想,既不承认别人有绝对之是,也不承认自己有绝对之是。“我们不希望出来几个天才,把所有的问题解决了,而只希望能聚集若干肯做苦工的人,穷年累月去钻研,用平凡的力量,合作的精神,造成伟大的事业。因为唯有这样才有切实的结果。”顾颉刚强调:“在这个团体中的个人是平等的,我们的团体和其他的团体也是平等的,我们大家站在学术之神的前面,为她而工作,而辩论,而庆贺新境界的开展,而纠正自己一时的错误。”(《〈禹贡〉半月刊发刊词》,第一卷,第一期,5页)
比郭沫若、陶希圣、顾颉刚还疏离学术中心的,是一九三二年受聘于广州中山大学、随即组织史学研究会和提倡现代史学运动的朱谦之。作为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朱谦之在政治上崇尚无政府主义,学术上则是虚无主义,最早的学术著作《革命哲学》思想之激进,除了与郭沫若等人关系密切的泰东图书局之外,其他所有书店均不敢承印。此时,朱谦之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创办了《现代史学》月刊,以提倡“民族的无产阶级文化”自居,主张摆脱过去史学的束缚,不断地以现代精神来扫荡黑暗,示人以历史光明的前路。针对占据学术主流的史语所诸君,朱谦之批评他们不谈思想,不顾将来,不认为历史进化法则之存在;这样以历史事实为特殊的孤立的东西,正是其个人主义特性之充分的表现,“是资产阶级社会之御用的史家”。一九三三年五月,《现代史学》推出以中山大学学生和年轻教师为基本作者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编辑人陈啸江在《编后语》中写道:历史学家们始终跳不出考古学、考据学底圈子,把历史看为“破罐子”,大做特做其补“边”、修“底”、添“把”、增“嘴”一类的工作而无已时。“现在‘古墓底门’终算被我们这一班急进的先锋们一脚踢破了,此后他们若再不睁睁眼看世界,恐怕连‘金字塔’里都不能容他们久居呵!”(《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现代史学》,第一卷,第三至四期,367—368页)陈啸江批评的,正是傅斯年此前说的“历史本是一个破罐子,缺边、掉底、折把、残嘴,果真由我们一整齐了,便有我们主观的分数加进了”(傅斯年:《谈两件努力周报上的物事》,《古史辨》第二册,107、243—294页)。由此可见,当时的中国学术激情四射,学派纷呈。
更为激进、也更能看出那个时代对异端、偏激及不合时宜研究的容忍程度的,是一九三三年一月以国立师范大学研究院历史科学研究会名义创刊的《历史科学》杂志。主要编辑人如丁迪豪、郭昭文、萧桑,均名不见经传,也许只是一些初入文史殿堂的大学生。他们的年轻气盛反映在雄心勃勃地欲以“科学的历史理论”和“唤起民族精神”为己任,计划分期出版“科学的历史理论”、“历史与各种科学的关系”、“世界史学界鸟瞰”、“现代中国各派历史方法论批判”等专号,以及重点研究亚细亚生产方法、东方专制主义、郑和下南洋与商业资本及殖民、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等专题。此外,他们还拟定刊行《中国农业发达史》、《近代中国工业发达史》、《中国商业资本主义之史的研究》、《中国历代发明史要》、《历史教育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丛》等六种丛书。不过,作为其时的学术边缘、异端和不合时宜者,他们的态度和立场格外偏激、叛逆和顽劣。在《发刊词》中,编辑者批评了当时主流学术的考据学派,以及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不断走红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们称前者把古书当做历史,寻章摘句的埋头作考证,结果,离开了历史本身十万八千里; 他们称后者把历史当做玄想的注脚,拾来一些江湖卖艺的通行题语,也拿来比喻中国历史的发展的过程。“在那种机械的脑袋里,凡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中有着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名词,中国便就有了。所以各人都努力向这里找,找着一个时髦的名词便划分一下历史发展的阶段。”更有甚者,一封署名“次晨”的读者来信,称“陈垣老狗”、“美帝国主义娇养惯的小宝贝胡适”,并大骂那些“整天抬着王国维死骸念经的遗少们也在高谈历史,其实是历史被他们侮辱不堪。以及那些一窍不通而只知用锄掘地的考古学大博士和牛毛般的小卒子,也都在一心一意的涂改历史”(《历史科学》第五期,3页)。
作为一个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学术建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学术期刊,没有动辄就讲“中国特色”,而是按照当时西方学术期刊的运作模式,编辑均由矢志于“发凡起例”的学者充任,毫不动摇地坚持学术理想,不断推出各具特色的研究取向和研究风格,从而保证了当时中国学术界的多样化和多样性。就时居主流地位的《史语所集刊》来看,傅斯年早就宣称:那些传统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起的人,绝对不是同志,“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的确,该刊不仅没有刊登过那些没有什么名气,也不在史语所学术圈子里的年轻学者的文章,就连那个时代享有盛名的钱穆、柳诒徵、蒙文通等人的文字也未被眷顾。《食货》、《禹贡》、《现代史学》这些边缘、异端和不合时宜的学术杂志,也只刊登与主编学术理念相近的文章。尽管大部分文章的学术水准,尤其在最初与《史语所集刊》有相当差距,讨论的问题却是当时中国学术界的最新和最有发展潜能的领域,如经济史、社会史和历史地理。顾颉刚在《禹贡》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三四年三月)的“编后”写道,这是一班刚入门的同志的练习作品,说不到成绩和贡献,绝没有受人称赞的资格。“同样,我们正在开始的工作,只要道路不走错,勇气不消失,又永远能合作下去,我们的前途自然有无限的光明,也没有受人菲薄或妄自菲薄的理由。” 就像费弗尔与布洛克于一九二九年一月共同创办《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杂志,由于地处远离学术中心巴黎的史特拉斯堡大学,主要刊登代表史学新方向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历史”的研究,最初百分之六十左右的文章都没有注解和参考文献,故被当时主流学术蔑视和忽略。不过,正是持之以恒地鼓励年轻学者在经济史、人口史、人文地理、社会史方向钻研,年鉴学派在战后法国史学界成为主流,并深刻影响到八十年代之前世界史学的发展走向。同样,今天谁能否认,当年《食货》、《禹贡》、《现代史学》在历史地理、经济史和社会史领域里,不遗余力地推出的谭其骧、韩儒林、许道龄、杨向奎、李文治、王毓铨、杨联、傅衣凌、齐思和、何兹全等年轻学人,不是最有成就的历史学家?
当然,那个时代为学者创办学术期刊也提供了便利条件。除了主流期刊有政府财政拨款之外,《食货》、《禹贡》、《现代史学》、《历史科学》等边缘、异端和不合时宜的学术期刊,都需要学者自己筹款。好在,那个年代的人文学科教授,月薪约在二百至四百银元之间,算是一个高收入阶层。北平的生活水准是每个月花费二三十元,就能租一座四合院,并雇佣一名厨子、一名仆人和一名人力车夫;如果每天再花上一元菜钱(当时一桌鱼唇席,十元;一桌海参席,八元;一桌鱼翅席,十二元;酒水小费合起来近二十元),就可以过很宽裕的生活。陶希圣每月给《食货》补贴一百元,顾颉刚和谭其骧每月给《禹贡》分别补贴二十至四十元不等,朱谦之给每期《现代史学》补贴一百元,这些杂志就办起来了。需要说明的是,与所有的学术期刊一样,这些杂志都没有指望盈利。《食货》由上海新生命书局负责出版,每月销量约在四千份,一律照价八折,并随书赠优待券一张,得享八折购买该书局书籍之权利。当《禹贡》创刊半年、发行十二期之后,顾颉刚坦承曾请求通都大邑中几家著名的书铺代售该刊,遭到拒绝,理由是“性质太专门,恐不易销卖”;再劝朋友帮助售卖,得到的回复是“看不懂”(《禹贡》第一卷,第十二期,36页)。实际上,《禹贡》的发行量从来没有超过一千五百份。不过,《禹贡》很快得到了张国淦捐赠的小红罗厂房屋,以及国民政府教育部、中英庚款的补助,办公条件和经费得到了很大改善。此外,这些学术期刊之所以能够顺利出版,还由于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对学术活动没有太多猜忌和防范。如《禹贡》的出版审批,可谓一路绿灯:二月四日议定,燕京大学东门外成府蒋家胡同三号顾颉刚寓所门口随即挂上了“禹贡学会筹备处”的牌子,三月一日编辑发行《禹贡》创刊号,并遵章呈请内务部及国民党北平特别市党务整理委员会登记,四月二十八日得到内政部颁发登记“警字第三四六一号”的许可,七月十七日由中华邮政特准挂号,认定为新闻纸类。
今天说起这些,有些像白头宫女述说天宝旧事。还是黑格尔的那段话发人深省:“爱奥尼亚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诗的优美,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绝不能单独产生荷马。而且事实上,它也并没有继续产生其他的荷马;在土耳其统治下,就没有出过诗人了。”(《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六三年版,123—124页)
(“Journals under Threat: A joint Response form Histo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Editors”一文,经由台湾师范大学数学研究所英家铭博士提供,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