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近几年间，我每到一地都喜欢在乡间转一转，发现民间赌风之盛，特别是逢年过节的时候，赌博几乎成为中国广大农村最主要的娱乐和社交方式，而且和他们并不算特别富裕的经济条件相比，很多人赌博上的投入算得上一掷千金。我认识几个老家的朋友，做做小生意，一年也就是个二三十万元的收入，但过年打牌出入在好几万。我曾经很看不惯这样的作风，辛辛苦苦挣来的钱为什么要沉迷于赌博呢？这和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所提倡的节俭克制理性似乎背道而驰。
　　还有人会好奇，赌博不是违法的么？有关部门难道不管么？据我了解，各地公安打击赌博一直也很积极，即使这样持续严打，赌博还是依旧。我听一些朋友给我介绍当地民间组织赌场的情形，这些赌场通常是流动性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单线联系，靠类似鸡毛信的方式来传递消息，而且还要在聚赌的时候，组织人在各隘口站岗放哨，设置类似“消息树”的预警设施。
　　另一个现象也很有意思。就是这些年各个名牌大学EMBA、ＥＭＰＡ办得非常红火，一些老板和官员这些年上这些动辄十几万、几十万元学费的培训班。而且学费还不是最主要的花销，特别是读ＥＭＢＡ还得有很多交际费用，所以读一个名校EMBA得花上百万元。我有几个朋友也在上EMBA，其中有一个朋友甚至连续上了清华、北大和人大三个学校的EMBA。现在据说另一种形式的培训班也非常火，民校都办起了“国学班”，这些企业家又来上各式各样的“国学班”，很多官员也爱上。有的朋友好像上瘾一样，已经上了好几个国学班，还向我打听有什么新鲜的国学班？
　　这两个现象，看上去有霄壤之别。前者是违法的，堕落的，正常的反应自然会批评这些沉溺于赌博的人，素质差，没文化，低级趣味。后者是热爱知识的，有文化、有品位的，是值得鼓励的。而在我看来两种现象之间却有相通的内在机理。它们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培育一种“水平型社会关系网络”。
　　所谓水平是相对于长幼上下秩序的等级关系而言的，罗伯特·帕特南在它的经典著作《使民主运转起来》中特别强调“水平型社会关系”的意义，他在比较意大利南部和北部的政治运作，发现由于历史的统治，“南方著名的诺曼封建专制制度，北方富饶的城市共和制度”（《使民主运转起来》，江西人民出版社二○○一年版，150页），造成意大利南部“庇护—附庸纽带的垂直网络成了分配公共事务和软化行政集权的手段”（同上，20页），人民互不信任，缺乏横向的合作，其结果是政治的腐败，公共治理的低效和黑社会横行。而北部意大利则有普遍的水平型社会关系，人们为公共事务所吸引而不是为个人化的或庇护—附庸型的政治所吸引。这样的社会关系，更利于参与者分享信息，培养合作精神，进而通向民主和公民社会。
　　EMBA或者国学班构建的就是一种典型的水平型社会关系。我原来也曾以为我那些爱上国学班的朋友，真是百忙之余有奢侈的学习爱好，风雅得都学起国学来了，还推荐一些书给他们读读，后来发现他们还真没什么兴趣看书。我这些上国学班的朋友们坦言，上这些班也不学什么，主要是交朋友。这些国学班和ＥＭＢＡ给他们带来的最大的改变，就是有一帮各式各样的同学，一开口就是我的同学如何如何。他们平时是老板、是领导，是权力体系中的一级，就像树上的猴子，向上看都是屁股，向下看都是笑脸，而同学之间是平等、亲密和乐于合作的，这是无论商人还是官员在他们的日常工作中最缺乏的人际关系。
　　而对于那些乡间小民，花上几万块豪赌一场，貌似奢靡，相对于打着“飞的”去上国学班，却是最经济实惠的社交方式，是韦伯所没有体会到的特定环境下的算计和理性。我见过一些经常参与赌博的朋友，他们坦白说，自己也并不是特别喜欢赌博，都是要在当地“吃得开”，却不得不参与赌博。
　　从某种意义上讲，赌博的形式，天然就有利于构建水平型社会关系。
　　首先，赌博可以最有效地在一个熟人社会中划出实力相当的兄弟圈子。每一把下注是二百，还是一千，就决定了实力相当的人才能在一起博弈。
　　其次，赌博的核心道德律令就是愿赌服输，规则公平，讲信用，重然诺。不管一个人平时地位财富的高下，甚至有兄长和小弟的秩序，只要是到了赌桌上，参与者都一视同仁，而且常常表现出和平时不一样的话语粗野。赌桌上除了输钱，还会脱衣裳，转桌肚，在脸上贴侮辱性纸条等等，即使平时地位很高，此时也一律平等。通过这种方式，有特别强调平等和不见外的含义，并表现彼此之间的豪爽、亲密。
　　特别是，正因为赌博是违法的，有一定的危险性，才更刺激了彼此铁哥们儿关系的“表达性”。高丙中分析过“国家在场”与民间仪式的互动关系：“民间仪式借用特定的符号而让国家在场……国家有时也通过民众的代表或其符号让人民在场。”在中国大陆，政府一直通过告示，宣传“严打”，使得赌博中政府始终以国家在场的姿态出现。这恰使得赌博行为更具有危险和刺激性。赌博比起一般意义上的招待应酬及娱乐活动，有更强的仪式和象征意义，可以更强烈和有效率地宣誓“我们是自己人”，“我们是铁哥们儿”，“我们彼此照顾”。赌博被公共道德和法律认为是“做坏事”，一般需要在小群体内保密，公开会导致形式不确定的社会惩罚。这恰有利于参与者改变囚徒困境的局面，达成合作解，这样通过一起做坏事来强化小团体团结。这并非中国特色，也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即使在美国名牌大学中，也有大学“兄弟会”通过一起干违纪的事来加强哥们儿义气的事情。这样的赌博就可以非常有效地在构建一个亲密的圈子，这个圈子里的伙伴都是说话算数，而且不会相互出卖，有充分的彼此信任。我听到过很多通过赌博结交的朋友是如何仗义的故事。
　　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遗憾，按帕特南的说法在意大利北部一些地区有大量水平型社会网络是丰富多彩的，他特别观察到在一些民主发育得比较好的地方，“有许多合唱团、足球队、鸟类观察俱乐部和扶轮社……”（同上，133页）,是这些丰富的水平型的社会网络培养了横向的信任关系，支撑了公民社会的成长。就像许烺光先生在《宗族·种姓和俱乐部》中所比较，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才有这种以俱乐部为代表的社会关系网络。其实并非如此。今天中国草根百姓除了赌博，爱听戏剧、评书，喜欢孔孟之道的大有人在，至少对于国学的兴趣，不见得弱于商人和官员。而在中国当代，社会资本的发育有体制性的不均衡，官员和商人们可以光明正大到名校上国学班，组织商会和市长俱乐部，而真正草根的民间组织结社面临注册难，缺乏公共资源支撑的困境。于是赌博倒成了最简便，也最实用的社交结社方式。
　　带着同情的理解来讲，热衷于上国学班的官员和商人们没那么高雅，沉迷于赌博的乡土小民也没那么低俗。所谓社会科学，就是我们要意识到人不论地位高下，都活在社会之中，而且活在规律之中，而这些貌似不相干的现象背后相通的社会关系建构逻辑却是相同的，它们都嵌入了中国当代公民社会成长的史诗般的宏大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