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善现在已经成为环保者的圣地！生态环保的地标！”10月6 日下午，贺兰山西麓，北京首创集团董事长刘晓光迎着山风，即兴念起了重返贺兰山路上写的诗：“我们为什么这样有激情、这样找苦吃、这样去穿越？不就为让子孙后代呼吸甜的空气、让大地碧水蓝天！”
　　2003年，正是这位感性的企业家在月亮湖沙漠里的激情一跪，“想着人类应该洗刷心灵”，才有了今天的阿拉善SEE。2004年情人节，在政商两界人脉雄厚的他带着一群企业家们“集体情感出轨”，开始策划成立一个环保组织，他前后打了100多个电话，赶在6月5日世界环境日那天，把60多名民企、国企、海归和来自台湾的企业家拉到腾格里达来沙漠月亮湖，发起成立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中国一群“最会赚钱”又想担起社会责任的企业家们就此开始了一场中国式的生态治理试验。他们计划每位会员每年出资10万元，持续10年，在这里治理沙尘暴。
　　刘晓光、王石、韩家寰、任志强、冯仑……商界大佬们给阿拉善SEE点燃了名人大佬的火焰，它如今已经是中国目前规模最大、最规范的环保NGO，没有之一。这种规范甚至体现在它名称的变更为“阿拉善SEE公益机构”，机构由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和SEE基金会（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组成。
　　在过去的10年里，阿拉善SEE无论是在内部管理机制的形成，还是外部对环保项目的投入执行，都如同一场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它从出生开始就含着金钥匙，但光环下面“痛苦”而琐碎的成长过程，却不为大众所知。

进入角色的企业家们

　　10月6日，国庆长假的尾巴，除了第二任会长王石在国外无法抽身，阿拉善SEE五任会长中的四位都来到了贺兰山。
　　阿拉善SEE将招募到的400人组成100支队伍从银川出发，沿着百年前骆驼队和马队行走的商道，徒步近20公里，穿越贺兰山，跨过宁蒙边界，最终到达阿拉善左旗，为环保公益项目筹款。
　　上任会长冯仑决定身体力行，亲自组队参加穿越，现任会长任志强则事先将自己随行车辆的三个座位在微博上拍卖，座位最终被两位80后和一位90后的年轻人以10万、9万、7万的价格拿下，钱则全部作为善款，用于支持荒漠化防治、工业污染防治、三江源保护等项目的一线保护工作。
　　阿拉善SEE是任志强现在付出个人精力最多的两件事情之一，他作为在阿拉善SEE里参与选举次数最多、落选次数最多的人，做过监事长、章程委员会主席，直到2013年底，才第一次尝到了做会长的滋味。
　　阿拉善SEE的选举制度萌芽始于它10年前在沙漠成立的那一刻，当晚的第一次理事大会上，当刘晓光拿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了一份他拟定的执行理事和监事的名单时，冯仑带头，全场起哄式反对：“这里又不是首创，你怎么又搞国企那套东西？”
　　根据刘晓光曾经的部下、阿拉善SEE第三任秘书长聂晓华回忆：“接下来是奋斗起家的大陆民营企业家讲平等参与，在蓝绿选战中锻炼出来的台湾企业家谈民主选举的程序，习惯于海外自由空气的海归们讲规则应该如何制定，而拥有雄厚资源的国企老板们则谈做事的大原则。”
　　一片混乱中大家彻底推翻了这份名单，重新推举候选人。刘晓光面对失控的局面曾解嘲说：中国最坏的猴子今晚都在这里集中了。所幸第二天的选举进行得十分顺利，他全票当选SEE首任会长。此后他逢人便说：我是民选会长，是合法的。
　　一直到现在，很多元老級会员还都对当时“小学生选班长”式的选举记忆犹新。阿拉善SEE形成了自己的组织结构：理事大会相当于股东大会，执行理事会相当于董事会，监事会和执行理事会是平权的二元结构，监事长和会长的权力分别由监事会和执行理事会赋予。此外，财务总监每三个月向会长和监事长报告财务状况。在这样一个类似公司的组织结构里，每位当选的企业家只需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差额选举和平权组织结构是阿拉善SEE的两大制度基石，它就像一所学校，让企业家们学习如何以民主平等的方式介入公共事务。
　　第一届理事会有15位执行理事，个个都是中国企业界的名人，平时都很忙，凑到一起开理事会成了很大的问题。有时好不容易凑够人数开会了，席间又有退席者。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第二、第三届执行理事兼项目委员会主席杨利川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信中写道：“没有真诚的公共生活，一帮优秀的人在一起也会变成愚蠢的团体。”
　　一语惊醒梦中人，2006年，冯仑在理事大会上发言说：“一般的协会，第一年开完会就成会长的事了，第二年就开始散伙，第三年会长自娱自乐，然后出去找点钱花，普遍是这样。我们需要在组织创新上找到更好的办法，如果不创新，就成了人情、短期的面子和冲动。”
　　于是企业家们开始认真了起来。2007年的第四届理事大会上，协会章程的“修宪”工作正式亮相，最引人注目的修改有两条：执行理事由15名改为9名；会长不可两届连任。
　　按照新的章程，首任会长刘晓光应该期满离任。会前曾有人推举他做“永久会长”，刘晓光考虑之后选择决绝，因为“这会消褪协会的颜色”。
　　2007年的换届选举激烈程度超乎想象，王石、任志强、吴士宏、冯仑等一众重量级人物竞争激烈，都开始放下面子拉票，最后，强硬的王石成为了第二任会长，而同样较真的任志强则成为了监事长，陈东升在几个小时之前刚刚以监事的身份发布完年度审计报告，随后就在竞选执行理事的时候败下阵来。
　　王石在当选后的第一次执行理事会上本来想谦虚一下，说准备“萧规曹随”，话音刚落， 任职监事的武克钢立即咆哮：“什么叫萧规曹随？你是不是不想作为？刚当会长就不想作为了你？” 　　在王石的任期内，这样让他下不来台的事儿非常常见，而每当大家吵成一锅粥难解难分时，就会有会员举起《章程》说事儿。再一研究，发现《章程》规定还有不够严密的地方。后来在协会里成立了一个章程委员会，专门负责《章程》的修改和解释。
　　“现在平均两年修改一次章程，上次我就修改了60多个地方。”任志强说。
　　2008年，SEE第二任秘书长杨鹏将《罗伯特议事规则》（Robert’s Rules of Order）和它的中文翻译者袁天鹏“引入”了机构，在悉数解答了王石和任志强的疑问后，袁天鹏将这本美国的议事规则针对SEE细化，规范了SEE里大佬们的议事程序，用冯仑的话说，“以前是打群架，现在变成了拳击台，规则是第三方的”。他们经常吵着吵着，就会问一旁的袁天鹏：我们没犯规吧？

割裂又重合的目标

　　今天的阿拉善SEE可以向外界展示很多他们的成绩：通过社区工作，以“内生式”的办法发动牧民改变生产生活方式，进而达到节水、退牧、主动保护植被；通过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NC，The Nature Conservancy）的方式，建立梭梭林保护区；以社会资助（项目资助和机构资助）为中心，以及生态奖、绿色领导力培训、“青国青城”等品牌项目，支撑了更多的草根NGO的发展。
　　成绩很光鲜，故事也同样曲折，企业家们正在慢慢改变结果导向的思维方式。
　　在阿拉善SEE成立前夕，从贵州草海保护区走出来的邓仪，一头扎进阿拉善下面的村子里，根据自己过去的经验，开始了他所熟悉的社区工作。这个与农牧民打交道的高手后来被任命为SEE阿拉善项目办主任。
　　阿拉善左旗铁木日乌德嘎查是一个蒙汉混居的村落，村民们因为政府的天然林保护工程从贺兰山腹地迁至山角一片叫做“腰坝”的绿洲，从牧民变成了农民，年收入锐减2/3。他们大田漫灌种植玉米，造成水资源破坏，生存的困境让他们不断上访，有一部分村民干脆悄悄回到贺兰山偷牧。
　　2005年，邓仪带领SEE的项目团队进村，一群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组织村民从自己的需要出发，设计、修建沙石路、防洪坝、垃圾池；建村寨银行、舍饲养殖，铺设节水管灌渠道；试种节水棉花，建沼气池、修暖棚。
　　2006年，SEE的时任副会长张树新带着一众企业家会员来这里“战略考察”时，看着村里刚刚建好的那条沙石路，那些希望看到种树、种草的企业家们都不理解邓仪的团队在做些什么。
　　但当2010年聂晓华再次来到这里时，这个当年著名的上访村已经变身为阿拉善盟“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代表：“宽阔的柏油路，整齐的太阳能路灯，新建的村民活动中心。广场上有篮球场，此外健身器材一应尽有，和城市里的街心广场没有什么两样；一排明亮的砖瓦房分别是队部和图书室的所在地，书很多，是万科、世联两个企业捐赠的。”
　　变化背后，环保目标开始慢慢实现：没有了移民回迁的威胁，贺兰山35万亩草场植被得到有效保护，恢复得郁郁葱葱，一些断流多年的山涧溪流又开始流水了，岩羊等野生动物的种群也开始扩大。2008年8月全村集体讨论后签署村规民约，放弃了政府业已批准的人均41%的土地增量，全村自愿退耕还草900亩，并放弃已取得开采证的6口井指标，不再开采地下水从事农业生产，村民们真的成为自觉保护环境的主体。
　　更难得的是，SEE在这个项目点上只投入了70万元。
　　不过遗憾的是，2009年时任第二任副秘书长的邓仪被劝退离职，当时企业家们觉得社区工作点过于分散，难以系统量化，希望聚焦。邓仪在离开前十分不服气：问问企业家，他们到底要什么。
　　一直深度观察阿拉善SEE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萧今曾点出那时SEE的问题所在：来自草根的项目执行团队、秘书处、执行理事会的明星企业家们没有有效沟通，对于彼此的目标无法互相理解和认同，三个群体马力和方向完全不同。
　　当时SEE的决策者们正被美国TNC（The Nature Conservancy，大自然保护协会）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模式吸引，希望在阿拉善恢复那条曾经800公里长、30公里宽的野生梭梭林。因为“战略目标”的转移，基层的项目团队成员开始出现流失。
　　梭梭作为阿拉善地区沙漠里的原生植物，一棵就可以固定10平方米的沙漠，是沙漠“锁边工程”的首选。加之它的根部可以寄生珍贵的“沙漠人参”肉苁蓉，梭梭从一开始就被SEE认为是可以发动农牧民们种植的宝贝。
　　但建立野生梭梭林保护区的动议很快就遭遇了问题：200多万亩的保护区的边界应该在哪里？又要怎么保护起来？SEE要不要介入自己不擅长的科研项目？
　　反复思考之后，SEE的决策者们发现，保护梭梭林与社区项目并不矛盾，甚至还要依靠社区工作，只有让200多万亩保护区上面的农牧民有了积极性，梭梭林才能得到有效保護。SEE很快开始召回流失的项目团队，项目团队开始组织动员当地的农牧民，试验种植梭梭林、养殖肉苁蓉。如今SEE在阿拉善已经种植了17.5万亩梭梭林，项目办主任庞宗平在沙丘上指着渐渐连成片的梭梭苗，告诉记者说：“过去我们每种一块梭梭林就要拉上铁丝网，这三年农牧民已经尝到了种植梭梭和肉苁蓉的甜头，开始主动种植、自发发起契约进行保护，原来牧民每家养几百只羊，现在只养50只。”
　　在大部队穿越贺兰山后的庆祝晚宴上，身着蒙古族长袍的任志强与刘晓光、韩家寰一起，开启了一个新的名为“一亿棵梭梭”的环保项目，SEE希望与当地政府和牧民携手，用十年时间在阿拉善地区恢复200万亩的梭梭林带，形成一道生态屏障，抗击沙漠东移。
　　在这一天，汪小菲为妻子大S送上了一份9999棵梭梭的生日礼物—现在在SEE内部，企业家们的人情往来已经从过去的送红包变成了送绿植：潘石屹50岁生日，冯仑“送”了他一片梭梭林；潘石屹的儿子潘瑞结婚，任志强的贺礼同样是公益捐款。

远不会结束的试验

　　在阿拉善SEE成立之初，企业家们也对未来达成共识：“基于阿拉善，不限于阿拉善”。
　　“如果说阿拉善SEE与10年前有什么不同，一个是筹钱能力变强了，花钱更规范了，一个是有能力支持社会的公益组织了。”刘晓光说，“很多企业家对环保都有了新的认识。”
　　从2010年以后，SEE是对中国民间环保组织里支持力度最大的机构，冯仑说：“所有民间环保资金里阿拉善SEE占50%～60%。中国民间草根环保组织里2/3都用过阿拉善SEE的钱。”
　　在他作为第四任会长的任期内，他在前任会长韩家寰发展的“片区”基础上又增加了很多“片区”，让不断入会的企业家按照“片区”进行自我管理。
　　阿拉善SEE十年前发起时，靠得更多的是企业家们的圈子：刘晓光召集了地产、金融圈的大佬们，王石又从中城联盟拉来一批人，韩家寰动员了台商群体，张树新带来了IT新贵。
　　十年后，最初一批发起人里已经有一半离开了SEE。“我们分析过离开的人，这里面有些人是企业不行了，或者企业的领导人换了，一些人是单独成立了环保公益基金，还有很多企业家觉得阿拉善离自己太远，更愿意把资金投入到自己眼皮底下，看得见摸得着。”任志强说，“所以从去年开始，我们开始了按‘片区’管理会员，根据片区特征，向总部申报项目，审批通过后由总部投钱，这样就便于维护会员的长期稳定。”
　　曾经有人说，我一次性交100萬行不行？任志强说，不行，每年让你交10万就是为了让你持续关注环保。
　　一些来自南方的新会员在参观SEE沙漠示范基地时，会问一个让项目团队哭笑不得的问题：把这里的几十万牧民迁移到别处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对于那些现在环保理念还比较片面的会员，我们还是要加强宣传。”冯仑说。
　　刘晓光同样在思考着阿拉善SEE的未来是否需要走出企业家的圈子，变成一个公募基金：“捐50块很棒，捐5块钱也很棒，我们是一个播种机，一个宣传队就行了。”
　　除了发展吸收新会员带来新鲜血液，任志强也希望在自己的任期内开启为阿拉善SEE“造血”的功能。去年，第三任会长、台商韩家寰拄着双拐向当地农牧民们推广节水小米、油葵，取代耗费水源的玉米。如今，300亩的节水小米实验田已经成熟，可以满足扩大种植的需要，“现在300亩小米我们自己会员分了都行，将来规模化生产了，我们就得成立企业，帮农牧民把小米卖给雀巢、可口可乐去。”任志强提起目前在欧美十分流行的“社会企业”的概念，“我们要逐渐成立一批盈利但不获利的企业，这些企业都是由会员投入的，但我们只拿利息，多余的部分都交给阿拉善SEE。也许今年成立的是小米的，以后再成立肉苁蓉的。”
　　谈及公共政策，阿拉善SEE的环保公益活动也很难绕开与政府关系的话题。对于与政府打交道的分寸，冯仑称“只能扎针、不能开膛破肚，只做针灸的活儿，不做外科手术”，SEE更愿意扮演一个低调善后的角色。前一阵腾格里沙漠腹地的排污池污染被媒体曝光，这对于SEE而言却不是什么新闻，因为一年之前，这些排污池就已经被SEE知晓。SEE曾主动对当地环保局表示，愿意调动一切力量对污染进行善后，实在不行由SEE出资买下污染池，从刘晓光的首创集团调来专家（首创集团的核心产业之一即为水务），详细制定治理方案。
　　“十年来，政府从比较隔膜、隔岸观火，到正常交流，再到成为一些项目的核心，我们觉得一路变好。”冯仑说，“我们为政府提建议，如果他们愿意，我们就用经济手段解决，如果他们不愿意，我们也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