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的四周是大地，从某种程度上说，村庄只是海上的一座孤岛。我把大地比喻成海是有依据的，在我的老家，唯一的地貌就是平原，那种广阔的、无垠的、平整的平原。每一块土地都一样高，没有洼陷，没有隆起。你的视线永远没有阻隔，如果你看不到更远的地方，那只能说，你肉眼的视域到了极限。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说，你每一次放眼都可以抵达极限。极限在哪里？在天上。天高，地迥;天圆，地方。
　　我想我很小就了解了什么是大。大是迷人的，却也折磨人。这个大不是沙漠的大，也不是瀚海的大。沙漠和瀚海的大只不过是你需要跨过的距离，平原的大却是你劳作的对象。每一尺、每一寸都要经过你的手。“在苍茫的大地上”——每一棵麦苗都是手播的，都是手割的;每一棵水稻都是手插的，都是手割的。这是何等的艰辛。不能想，是的，有些事情你可以干一辈子，但不能想，一想就会胆怯，甚至不寒而栗。
　　庄稼人艰辛地劳作，他们的劳作不停地改变着大地上的色彩。最为壮观的一种颜色是鹅黄——那是新秧苗的颜色。为什么说它“最壮观”呢？这是由秧苗的“性质”决定的。秧苗和其他庄稼不一样，它要经过你的手，“一棵一棵”地插下去。在天空与大地之间，无边无垠的鹅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地上密密麻麻，全是庄稼人的指纹。
　　鹅黄其实是明媚的，甚至是娇嫩的。因为辽阔，因为来自“手工”，它变得壮观了。
　　我估计庄稼人是不会像画家那样注重色彩的，但是，也未必。“青黄不接”这个词一定是农民创造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世界上最注重色彩的是庄稼人。一青一黄，一枯一荣，大地在缓慢地，也在急遽地做色彩的演变。庄稼人的悲欢骨子里就是两种颜色的疯狂轮转：青和黄。
　　青和黄是庄稼的颜色、庄稼的逻辑，说到底也是大地的颜色、大地的逻辑。是逻辑就不能出错，是逻辑就难免出错。当我伫立在田埂上的时候，我哪里能懂这些？我的瞳孔里头永远都是“汪洋”：鹅黄的汪洋，淡绿的汪洋，翠绿的汪洋，乌青的汪洋，青紫的汪洋，斑驳的汪洋，淡黄的汪洋，金光灿灿的汪洋。它们浩瀚、壮烈，同时也死气沉沉。我性格当中的孤独倾向也许就是在一片片汪洋的岸边留下的，对一个孩子来说，对一个永无休止的旁观者来说，外部的浓烈必将变成内心的寂寥。
　　大地是色彩，也是声音。这声音很奇怪——你不能听，你一听它就没了，你不听它又来了。泥土在开裂，庄稼在抽穗，流水在浇灌，这些都是声音，像呢喃，像交头接耳，鬼鬼祟祟又坦坦荡荡。麦浪和水稻的汹涌则是另一种音调，无数的、细碎的摩擦，叶对叶，芒对芒，秆对秆。无数的、细碎的摩擦汇聚起来了，波谷在流淌，从天的这一头一直滚到天的那一头，形成了啸聚。声音真的不算大，但是，架不住它的厚实与不绝，它巨响般的尾音不绝如缕。尾音是尾音之后的尾音，恢宏是恢宏中间的恢宏。
　　还有气味。作为乡下人，我喜欢乡下人莫言。我喜欢莫言所有关于气味的描述，每一次看到莫言的气味描写，我就知道，我的鼻子是空的，它能从我的书房一直闻到莫言的书房，从我的故乡一直闻到莫言的故乡。
　　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里说过：“大自然那充满诗意的感染力，往往靠作家给我们。”这句话说得好。不管是大自然，还是大地，它的诗意和感染力都是作家提供的。
　　大地在那儿，还在那儿，一直在那儿，永远在那儿。这是令人淚流满面的事实。（摘自《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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