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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印度发表演讲时第一次明确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此后，美国召集相关国家举行了多次会议，积极推动此计划。不过，在国务卿易人后，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出现了“模糊化”的态势，宣传调门也有所降低。近期，越来越多的国家支持和参与中国领导人倡导的“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由此，人们又开始关注美国的这个也打着“丝绸之路”旗号的计划。近年来，为了探讨涉及该计划的若干问题，笔者与“新丝绸之路”构想的提出人、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亚高加索研究院院长弗雷德·斯塔 （Fred Starr） 教授进行了多次直接对话，就“新丝绸之路”计划征询了他的看法。本文拟介绍一下他的看法，同时也结合他的观点谈谈笔者的看法。
“新丝绸之路”构想是一个跨区域经济发展计划
美国政府的“新丝绸之路”计划源于弗雷德·斯塔教授提出的“新丝绸之路”构想和建议，但斯塔教授指出，美国政府将“新丝绸之路”构想上升为地缘政治经济战略并非他的本意。
斯塔教授说，自己原本提出的是一项旨在联系印度和欧洲、穿越阿富汗和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计划，希望能形成一条像原先联系中国与欧洲的丝绸之路那样的“新丝绸之路”。他认为，随着西方主导的国际部队逐步撤出阿富汗，阿富汗的重建已成为摆在国际社会面前的一大课题，并且与阿富汗周边的中亚、南亚、西亚的整体发展密切相关。他指出，他提出的“新丝绸之路”构想就是：建设一个连接南亚、中亚和西亚的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网络，以阿富汗为枢纽，将油气资源丰富的中亚、西亚国家与经济发展迅速的印度，乃至“小龙”和“小虎”集中的东南亚、东亚连接起来，促进各国间以及几大区域间的优势互补，推动包括阿富汗在内的该地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他说，虽然这一构想期望印度发挥重要作用，但也离不开中国、日本、韩国、土耳其等各方力量的参与。
斯塔教授说，他的这一构想得到了阿富汗及中亚、南亚、西亚不少国家政府、企业及各界人士的欢迎。阿富汗、印度等国专门开会商议如何参与这个计划，哈萨克斯坦提出召开国际会议讨论如何加强合作以推进这个计划。但是，在美国政府接过这个计划后，特别是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等官方人士就“新丝绸之路”发表一系列言论后，该计划似乎成了美国在欧亚大陆腹地谋求地区发展主导权的地缘政治经济战略，并且明显带有提升印度作用的色彩。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一些学者撰文评论“新丝绸之路”计划，认为该计划对中国来说“挑战大于机遇”，总体来看对该计划反应消极，但中国官方并未对此明确表态。
斯塔教授说，他反对将“新丝绸之路”构想上升为地缘政治经济战略，不赞成该计划带有牵制中国或排斥中国的色彩，也不赞成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谋求主导权。他认为，在把军队撤出阿富汗后，美国和西方应鼓励阿富汗和本地区国家在战后重建中发挥主导作用。他说，在感觉到中国有反对“新丝绸之路”计划的情绪后，美国有人提出改换这个计划的名称。目前，他感觉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似乎有点犹豫不决，显示出“模糊化”的态势，克里国务卿等人陷入中东乱局，对这个计划似乎也无暇顾及。因此，他并不清楚美国政府层面下一步将会在这个计划方面有什么新的动作。
“新丝绸之路”构想具有客观的经济和市场基础
斯塔教授坚持认为，如果排除刻意政治化的因素，“新丝绸之路”构想确实具有客观的经济和市场基础。他预言，不管美国和中国是否参与或支持这一发展进程，经济和贸易层面上的“新丝绸之路”是肯定会发展起来的，因为这有利于阿富汗及中亚、南亚、西亚有关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甚至对东亚国家也是好事。他举例说，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可以解决印度、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能源需求，为阿富汗提供丰厚的过境收入；塔吉克斯坦盛产的棉花可以满足印度纺织工业的原料需求；阿富汗的家具和水果可以卖到阿斯塔那、孟买和上海，甚至日本与韩国。
他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欧洲、北美、东亚的区域一体化发展迅速，而中亚、南亚、西亚同样可以形成互通互补的跨区域一体化，这就是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和今日要构筑的“新丝绸之路”的意义所在。从长远看，这一发展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正因为此，他虽然不赞成美国谋求主导这一进程，但主张美国要积极参与这一进程，否则将失去在该地区存在的时机。他指出，如将这一构想政治化，就会引起不必要的猜疑，甚至导致冲突，使这一计划难以实现。因此，他反对美国将“新丝绸之路”构想抹上浓厚的官方色彩，并将其提升为政府的地缘政治经济战略。斯塔教授提到，美国国务院为“新丝绸之路”确定了十多个重点项目，希望拉印度、日本、中国等国参与，但这样做官方色彩太浓，不如让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去运作。他还提出，这些项目都是大型的基础建设项目，投资大，见效慢，应该增加一些投资少，见效快的民生项目，使人民能从中获益。
斯塔教授解释了“新丝绸之路”计划把印度的参与作为重点的三大原因。其一，因为有了印度的合作，这个网络才有地区间互补优势，特别是印度能源短缺，但西亚地区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从中亚经阿富汗、巴基斯坦最终到达印度的油气管线，对未来阿富汗获得可持续性财政收入非常重要。第二，印度经济发展和市场扩容的潜力巨大，将是这个计划具有可持续发展活力的关键。第三，印度是“新丝绸之路”计划扩展到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桥梁”，而东南亚也是全球经济最富有活力的地区之一。同时，斯塔教授认为，“新丝绸之路”计划也为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新疆的进一步“对西开放”，中国努力打造新亚欧大陆桥的构想，中国向西南开放的云南“桥头堡”战略，西藏加快建设南亚大通道计划等提供了契机，总体来看有利于中国加强与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经贸与文化联系。因此，他主张中国也应该积极参与这个计划。
美国实施“新丝绸之路”计划的目标和面临的障碍
对于斯塔教授的上述看法，有的笔者是同意的，但也有一些不同意见。实际上，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两点：美国政府实施“新丝绸之路”计划的战略目标是什么？该计划是否能够顺利实施？ 尽管斯塔教授声称反对将“新丝绸之路”构想上升为地缘政治经济战略，不赞成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谋求主导权。但是，美国政府之所以接过这个构想，就是要达到保持自己在阿富汗和欧亚大陆腹地主导权的战略目标。目前，以美军为主的国际部队基本撤离阿富汗，而中东乱局和“亚太再平衡”战略使美国不得不投入重金。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在阿富汗的经费投入必然大幅削减，难以扛起阿富汗经济和社会重建乃至“大中亚”地区治理的沉重包袱。然而，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打了13年，留下了一堆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因而对这个国家的恢复重建又负有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新丝绸之路”构想的出现为美国摆脱这个困境提供了一个机会。美国政府迫不及待地将“新丝绸之路”从一个构想提升为战略，并举起这面大旗，就可促使国际社会，尤其是中亚、南亚、西亚的邻近国家乃至东南亚和东亚国家出钱出力，承担相应责任和义务，并通过协调各方的参与和投入，在阿富汗战后重建和欧亚新一轮发展中继续保持主导地位。
不过，尽管美国极力推动，但美国版“新丝绸之路”战略的推行面临两大障碍。一是安全形势堪忧。塔利班在阿富汗卷土重来的可能性不能低估，中东的动乱仍将持续，乌克兰冲突愈演愈烈，中亚的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团伙再度活跃，南亚印巴对抗和军备竞赛仍然旷日持久，这些都将使阿富汗重建和地区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二是吸引投资不易。目前，深陷危机的欧洲和“安倍经济学”难以为继的日本都有自己的难处，不可能对这个项目投入很多；中亚、南亚、西亚、东南亚大多数国家也是刚刚走出危机，财力十分有限；被寄托厚望的印度同样面临重重困难，对投入大笔资金十分谨慎。总体来看，美国试图吸引大量投资的计划难以实现。有专家认为，美国最多能吸引到该计划所需资金的30% —50%。
“新丝绸之路”与“一带一路”可否实现两者包容性发展
在2013年中国领导人提出“一带一路”构想后，斯塔教授多次表示，“一带一路”构想与他的“新丝绸之路”构想有异曲同工之处，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地推进，而且可以合作互补。笔者以为，“一带一路”与“新丝绸之路”必然会有竞争，但两者绝非不能实现相互之间的包容性发展。
之所以这么说，首先是因为“一带一路”建设本身具有强大的辐射作用和显著的包容性特征。历史上的陆海丝绸之路从来就不是单线的，而是多路线的。在科技和交通高度发达的今天，“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更不可能是一条线，而是多线的，并且通过陆路、水路和空中形成立体发展态势。历史上陆海丝绸之路的影响往往局限于沿路、沿带地区，因为骆驼、马和帆船的活动范围是有限的。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凭借高速铁路和公路、大型航空器、远洋轮船和互联网，“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对整个欧亚大陆、非洲、大洋洲，乃至全球产生强大的辐射和延伸作用。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促进了各国、各民族、各种文明的交流，推动了区域合作，今天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这方面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一带一路”建设必然与其他区域合作机制既有竞争，又有合作与互补，具有包容性特征，以达到共赢的目的。这里所说的其他区域合作机制，就包括美国的“新丝绸之路”构想，也包括俄罗斯力推的欧亚经济联盟。
其次，“一带一路”与“新丝绸之路”之间的包容性发展，也有利于中国稳定发展和中美关系，因此会得到双方的支持。在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和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形成新一波狂潮的形势下，中国西部的稳定发展对中国的战略意义愈益凸显。因此，就总体来看，美国把军队撤出阿富汗并积极推动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对中国的稳定发展，特别是西部的稳定发展利大于弊，机遇大于挑战。国际观察家认为，要实现“新丝绸之路”计划，重在实际投入而非空谈。就经济实力而言，该地区中国最强，因此中国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或缺的。对此，美国方面是心知肚明的。同时，美国政府当前面临严重的经济疲软和财政压力，针对阿富汗和“大中亚”的经济战略也缺乏国内支持，亟需与其他国家合作，因此特别看重中国的态度，这可能就是美国有人因感觉中国的反对情绪而提出改换计划名称的原因。总之，“一带一路”与“新丝绸之路”之间的合作互补和包容性发展，可使中国在阿富汗重建和地区发展问题上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不但可以增进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有关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也可使中美在阿富汗重建等问题上形成新的合作领域，有利于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对中国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特别是维护周边安全无疑是有益的。
习近平主席指出：“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证明，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这是古丝绸之路留给我们的宝贵启示。”这一包容性的、高瞻远瞩的宏观思维，应该是我们处理“一带一路”与“新丝绸之路”两者关系的指导原则。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上合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一带一路”项目负责人）
（责任编辑：刘娟娟）
“新丝绸之路”构想是一个跨区域经济发展计划
美国政府的“新丝绸之路”计划源于弗雷德·斯塔教授提出的“新丝绸之路”构想和建议，但斯塔教授指出，美国政府将“新丝绸之路”构想上升为地缘政治经济战略并非他的本意。
斯塔教授说，自己原本提出的是一项旨在联系印度和欧洲、穿越阿富汗和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计划，希望能形成一条像原先联系中国与欧洲的丝绸之路那样的“新丝绸之路”。他认为，随着西方主导的国际部队逐步撤出阿富汗，阿富汗的重建已成为摆在国际社会面前的一大课题，并且与阿富汗周边的中亚、南亚、西亚的整体发展密切相关。他指出，他提出的“新丝绸之路”构想就是：建设一个连接南亚、中亚和西亚的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网络，以阿富汗为枢纽，将油气资源丰富的中亚、西亚国家与经济发展迅速的印度，乃至“小龙”和“小虎”集中的东南亚、东亚连接起来，促进各国间以及几大区域间的优势互补，推动包括阿富汗在内的该地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他说，虽然这一构想期望印度发挥重要作用，但也离不开中国、日本、韩国、土耳其等各方力量的参与。
斯塔教授说，他的这一构想得到了阿富汗及中亚、南亚、西亚不少国家政府、企业及各界人士的欢迎。阿富汗、印度等国专门开会商议如何参与这个计划，哈萨克斯坦提出召开国际会议讨论如何加强合作以推进这个计划。但是，在美国政府接过这个计划后，特别是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等官方人士就“新丝绸之路”发表一系列言论后，该计划似乎成了美国在欧亚大陆腹地谋求地区发展主导权的地缘政治经济战略，并且明显带有提升印度作用的色彩。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一些学者撰文评论“新丝绸之路”计划，认为该计划对中国来说“挑战大于机遇”，总体来看对该计划反应消极，但中国官方并未对此明确表态。
斯塔教授说，他反对将“新丝绸之路”构想上升为地缘政治经济战略，不赞成该计划带有牵制中国或排斥中国的色彩，也不赞成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谋求主导权。他认为，在把军队撤出阿富汗后，美国和西方应鼓励阿富汗和本地区国家在战后重建中发挥主导作用。他说，在感觉到中国有反对“新丝绸之路”计划的情绪后，美国有人提出改换这个计划的名称。目前，他感觉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似乎有点犹豫不决，显示出“模糊化”的态势，克里国务卿等人陷入中东乱局，对这个计划似乎也无暇顾及。因此，他并不清楚美国政府层面下一步将会在这个计划方面有什么新的动作。
“新丝绸之路”构想具有客观的经济和市场基础
斯塔教授坚持认为，如果排除刻意政治化的因素，“新丝绸之路”构想确实具有客观的经济和市场基础。他预言，不管美国和中国是否参与或支持这一发展进程，经济和贸易层面上的“新丝绸之路”是肯定会发展起来的，因为这有利于阿富汗及中亚、南亚、西亚有关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甚至对东亚国家也是好事。他举例说，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可以解决印度、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能源需求，为阿富汗提供丰厚的过境收入；塔吉克斯坦盛产的棉花可以满足印度纺织工业的原料需求；阿富汗的家具和水果可以卖到阿斯塔那、孟买和上海，甚至日本与韩国。
他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欧洲、北美、东亚的区域一体化发展迅速，而中亚、南亚、西亚同样可以形成互通互补的跨区域一体化，这就是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和今日要构筑的“新丝绸之路”的意义所在。从长远看，这一发展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正因为此，他虽然不赞成美国谋求主导这一进程，但主张美国要积极参与这一进程，否则将失去在该地区存在的时机。他指出，如将这一构想政治化，就会引起不必要的猜疑，甚至导致冲突，使这一计划难以实现。因此，他反对美国将“新丝绸之路”构想抹上浓厚的官方色彩，并将其提升为政府的地缘政治经济战略。斯塔教授提到，美国国务院为“新丝绸之路”确定了十多个重点项目，希望拉印度、日本、中国等国参与，但这样做官方色彩太浓，不如让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去运作。他还提出，这些项目都是大型的基础建设项目，投资大，见效慢，应该增加一些投资少，见效快的民生项目，使人民能从中获益。
斯塔教授解释了“新丝绸之路”计划把印度的参与作为重点的三大原因。其一，因为有了印度的合作，这个网络才有地区间互补优势，特别是印度能源短缺，但西亚地区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从中亚经阿富汗、巴基斯坦最终到达印度的油气管线，对未来阿富汗获得可持续性财政收入非常重要。第二，印度经济发展和市场扩容的潜力巨大，将是这个计划具有可持续发展活力的关键。第三，印度是“新丝绸之路”计划扩展到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桥梁”，而东南亚也是全球经济最富有活力的地区之一。同时，斯塔教授认为，“新丝绸之路”计划也为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新疆的进一步“对西开放”，中国努力打造新亚欧大陆桥的构想，中国向西南开放的云南“桥头堡”战略，西藏加快建设南亚大通道计划等提供了契机，总体来看有利于中国加强与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经贸与文化联系。因此，他主张中国也应该积极参与这个计划。
美国实施“新丝绸之路”计划的目标和面临的障碍
对于斯塔教授的上述看法，有的笔者是同意的，但也有一些不同意见。实际上，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两点：美国政府实施“新丝绸之路”计划的战略目标是什么？该计划是否能够顺利实施？ 尽管斯塔教授声称反对将“新丝绸之路”构想上升为地缘政治经济战略，不赞成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谋求主导权。但是，美国政府之所以接过这个构想，就是要达到保持自己在阿富汗和欧亚大陆腹地主导权的战略目标。目前，以美军为主的国际部队基本撤离阿富汗，而中东乱局和“亚太再平衡”战略使美国不得不投入重金。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在阿富汗的经费投入必然大幅削减，难以扛起阿富汗经济和社会重建乃至“大中亚”地区治理的沉重包袱。然而，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打了13年，留下了一堆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因而对这个国家的恢复重建又负有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新丝绸之路”构想的出现为美国摆脱这个困境提供了一个机会。美国政府迫不及待地将“新丝绸之路”从一个构想提升为战略，并举起这面大旗，就可促使国际社会，尤其是中亚、南亚、西亚的邻近国家乃至东南亚和东亚国家出钱出力，承担相应责任和义务，并通过协调各方的参与和投入，在阿富汗战后重建和欧亚新一轮发展中继续保持主导地位。
不过，尽管美国极力推动，但美国版“新丝绸之路”战略的推行面临两大障碍。一是安全形势堪忧。塔利班在阿富汗卷土重来的可能性不能低估，中东的动乱仍将持续，乌克兰冲突愈演愈烈，中亚的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团伙再度活跃，南亚印巴对抗和军备竞赛仍然旷日持久，这些都将使阿富汗重建和地区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二是吸引投资不易。目前，深陷危机的欧洲和“安倍经济学”难以为继的日本都有自己的难处，不可能对这个项目投入很多；中亚、南亚、西亚、东南亚大多数国家也是刚刚走出危机，财力十分有限；被寄托厚望的印度同样面临重重困难，对投入大笔资金十分谨慎。总体来看，美国试图吸引大量投资的计划难以实现。有专家认为，美国最多能吸引到该计划所需资金的30% —50%。
“新丝绸之路”与“一带一路”可否实现两者包容性发展
在2013年中国领导人提出“一带一路”构想后，斯塔教授多次表示，“一带一路”构想与他的“新丝绸之路”构想有异曲同工之处，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地推进，而且可以合作互补。笔者以为，“一带一路”与“新丝绸之路”必然会有竞争，但两者绝非不能实现相互之间的包容性发展。
之所以这么说，首先是因为“一带一路”建设本身具有强大的辐射作用和显著的包容性特征。历史上的陆海丝绸之路从来就不是单线的，而是多路线的。在科技和交通高度发达的今天，“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更不可能是一条线，而是多线的，并且通过陆路、水路和空中形成立体发展态势。历史上陆海丝绸之路的影响往往局限于沿路、沿带地区，因为骆驼、马和帆船的活动范围是有限的。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凭借高速铁路和公路、大型航空器、远洋轮船和互联网，“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对整个欧亚大陆、非洲、大洋洲，乃至全球产生强大的辐射和延伸作用。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促进了各国、各民族、各种文明的交流，推动了区域合作，今天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这方面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一带一路”建设必然与其他区域合作机制既有竞争，又有合作与互补，具有包容性特征，以达到共赢的目的。这里所说的其他区域合作机制，就包括美国的“新丝绸之路”构想，也包括俄罗斯力推的欧亚经济联盟。
其次，“一带一路”与“新丝绸之路”之间的包容性发展，也有利于中国稳定发展和中美关系，因此会得到双方的支持。在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和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形成新一波狂潮的形势下，中国西部的稳定发展对中国的战略意义愈益凸显。因此，就总体来看，美国把军队撤出阿富汗并积极推动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对中国的稳定发展，特别是西部的稳定发展利大于弊，机遇大于挑战。国际观察家认为，要实现“新丝绸之路”计划，重在实际投入而非空谈。就经济实力而言，该地区中国最强，因此中国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或缺的。对此，美国方面是心知肚明的。同时，美国政府当前面临严重的经济疲软和财政压力，针对阿富汗和“大中亚”的经济战略也缺乏国内支持，亟需与其他国家合作，因此特别看重中国的态度，这可能就是美国有人因感觉中国的反对情绪而提出改换计划名称的原因。总之，“一带一路”与“新丝绸之路”之间的合作互补和包容性发展，可使中国在阿富汗重建和地区发展问题上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不但可以增进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有关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也可使中美在阿富汗重建等问题上形成新的合作领域，有利于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对中国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特别是维护周边安全无疑是有益的。
习近平主席指出：“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证明，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这是古丝绸之路留给我们的宝贵启示。”这一包容性的、高瞻远瞩的宏观思维，应该是我们处理“一带一路”与“新丝绸之路”两者关系的指导原则。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上合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一带一路”项目负责人）
（责任编辑：刘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