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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方语汇在《沉沦》中发挥着构成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印证中国现代小说发生之初，西方知识和资源对中国作家的影响。但无论怎样引西方语汇作为参照，挥之不去的仍是本土情结。《沉沦》中的“他”是在东方历史传统和知识背景下理解西方的，且祖国的现实处境一直都在“他”的视野内。在此意义上，西方语汇进入小说的过程同样是一个被“中国化”的过程。
关键词： 《沉沦》 西方语汇 文化交流
1921年8月，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郁达夫的《沉沦》由泰东书局出版。这部小说集中西方语汇十分丰富，使其成为我们分析西方语汇与中国现代小说关系的一个生动的标本。本文以集中小说《沉沦》为对象，从中检视西方语汇对郁达夫小说的构成性作用，既反思现代小说被西方语汇所“殖民”的现象，又着力分析作家在使用西方语汇时对其进行的有意无意的改造。
一、艺术家与文化名人
小说《沉沦》中随处可见西方名人的参与，后者的精神内化在作品里，以直接呈示的方式勾勒出一幅郁达夫眼中的西方近现代文化草图。小说中那些用西文、主要是英文拼出的西方艺术家和文化名人，构成了一个醒目的点名簿，现列举如下：“Wordsworth”（郁达夫译为“渭迟渥斯”），“Emerson”（郁达夫译为“爱美生”），“Thoreau”（郁达夫译为“沙罗”），“Zaratustra”（小说未给出中译，查拉图斯特拉），“Heine”（郁達夫译为“海涅”），“Gogol”（郁达夫译为“郭歌里”），“G.Gissing”（小说未给出中译，吉辛），“Milet”（郁达夫译为“密来”）。综观这个人员构成十分斑驳的名录，其中囊括了西方诗人、小说家、哲学家、画家等，昭示着郁达夫对西方近现代文化的熟知程度，当然，从中也可以看出郁达夫借开列名单炫耀博识的意图。结合以上名录中并未出现任何中国人这一事实，《沉沦》大批量以原文形式引入西方文化大家的名字更具深意。在人类文明史上，艺术家和文化名人一直握有特殊的文化权柄。创作者有意识地征引名家，往往是为了给自己的作品增加分量，借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简省而富有表现力地传达艺术效果。郁达夫与中国文人传统渊源甚深，但在《沉沦》中，担当被引用者角色的却无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名人。当郁达夫为笔下的“他”设计所读、所观、所想时，他所征用的全是西方知识和资源，仿佛唯有标举西方才足够“现代”。
对西方名人的引用，部分属于浮光掠影式的，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或故事情节的推动作用不明显。小说录下爱美生、沙罗、郭歌里等人的名姓，或是为了平面地介绍主人公的阅读史和生活习惯，或是为了表现主人公意识流动的刹那，看不出多少结构性的意图，有时甚至给人拼贴之感。例如，“他”耽于阅读，但不喜欢从头至尾有次序地读完一本书，初读一本书的热忱可以轻易转移到其他书本上。因此，“如爱美生的《自然论》（Emerson’s On Nature），沙罗的《逍遥游》（Thoreau’s Excursion）之类，也没有完完全全从头至尾地读完一篇过”① 41。小说写爱美生、沙罗，不在其人其文上花费笔墨，仅仅意在以他们的名字和作品为“他”无次序的阅读习惯做注脚。对郭歌里的引述更浮泛，小说写“他”想到这位大文豪和自己一样有自渎毛病，便立即感到心宽；“被窝里的罪恶”这一情节过去后，郭歌里就立即被叙事者抛到脑后，不再提及。此外，小说径直将沙罗作品译为《逍遥游》也值得注意，这一译法将中国传统典籍中的名篇框到美国超验主义文学身上，如此“归化”是以牺牲或歪曲原作精神为前提的，典型地反映出现代文学先辈将新异的西方知识纳入固有的认知结构的特点。
另一类西方名人对文本意义的生成发挥了更积极的作用。“他”扔下吉辛小说之后，是著名的偷窥女侍洗澡的场面，以底层人生活场面为背景的吉辛小说作为一个有意味的道具，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提及画家密来的缘起，则是“他”在晨光中由日本的稻田偶然联想到了法国画家的田园画，“觉得自家好像已经变了几千年前的原始基督教徒的样子”① 65。就在“他”沉醉在基督教关于赦饶的启迪、眼眶含泪时，故事忽然急转而下，苇草中男女的言行诱使“他”干出下流的偷听举动。从神圣到世俗的剧烈翻转，使这一段情节饱含张力。还有几位西方名人在《沉沦》中发挥的作用有所不同，他们不推动情节发展，但均或多或少地揭示出主人公的性格。如小说写道，渭迟渥斯和海涅是“他”钟爱的诗人：渭迟渥斯诗的哀愁与热忱，使“他”反复咀嚼；海涅诗中的梦幻仙境，是“他”行旅中梦魂的目的地。而将“他”的感受比附于“Zaratustra”，则可以说明“他”不合群的性格和自认超然于世人的情操。这三位西方名人被叙事者赋予善感、遗世独立、追求超越性等浪漫主义特色，而这些特色又无不与“他”的气质相吻合，从而在“他”与浪漫主义文学成规之间建立起联系。
叙事者将“他”与渭迟渥斯等进行比照时，不仅直接挪用成规，被借用的西方人物的特质还经过了叙事者的拣择和重塑。例如，尼采哲学中的查拉图斯特拉与世疏离，一度躲到山上，但查拉图斯特拉下山之后面向世人展开关于“超人”的说教才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重心。《沉沦》“拿来”查拉图斯特拉，不取这个人物的超人精神，而更着重他在人际关系上的不合群及对自然的亲近：
在万籁俱寂的瞬间，在天水相映的地方，他看看草木虫鱼，看看白云碧落，便觉得自家是一个孤高傲世的贤人，一个超然独立的隐者。有时在山中遇着一个农夫，他便把自己当作Zaratustra，把Zaratustra所说的话，也在心里对那农夫讲了① 44。
“他”虽然想向农夫说教，但由于缺少查拉图斯特拉式的自负，说教只能在“他”的内心默默进行。同样，小说结尾处的“爱国者”形象看似遥遥呼应尼采的强力精神，但“他”性格的软弱根底和毁灭自己肉身的举动，实在难以与尼采文本中的查拉图斯特拉相合。出现这些错位，部分源于“他”对尼采原著理解的偏差，部分则是小说文体对哲学文体任取所需使然。可以拟想，“他”在游山玩水时，心内所想除了查拉图斯特拉外，或许还有中国历史上“无道则隐”、不忘怀家国天下的“贤人”与“隐者”们。因此，与其说“查拉图斯特拉”是一个从尼采那里借来的哲学家，不如说它是一个经过改装，灌注着东方精神的文化符号。 二、两首诗歌
《沉沦》文本具有杂糅性，这体现在小说中穿插着旧体诗，而且体现在小说引用并且译了两位西方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选择诗歌文体并不偶然，从“他”的阅读史看，“他”既然不喜有次序地读完“大书”或“小册子”的话，那么，感情充沛、体量轻盈的浪漫主义诗歌，当然就更能得到“他”的青睐。
《沉沦》所引的两首诗，其一为渭迟渥斯《孤寂的高原刈稻者》。这首诗先是以英文形式被大篇幅地节引，随后所引部分又借“他”之口被译为中文。渭迟渥斯原诗写刈稻女的歌声盈满山谷，抒情主人公陶醉于歌声中，并猜测歌者歌唱的内容，直到登上山坡，歌声止息。阅读渭迟渥斯诗引起善感的“他”一阵情感波动，与这位英国诗人产生了跨越时空的共鸣。有研究者据此指出：“华兹华斯的《孤寂的高原刈稻者》非但被借用，而且其中的‘孤寂’情绪也被‘移植’到《沉沦》的文本之中。”②其实，渭迟渥斯诗与郁达夫小说的互文关系，不仅体现在情绪上的共鸣，情绪牵连到外在，还使“他”眼中的客观世界发生扭曲。这种扭曲具体表现在，通过对英国浪漫主义的感知方式、抒情方式的接受，近在“他”目前的日本景观产生了微妙变异：
他回转头来一看，那枝小草还是颠摇不已，一阵带着紫罗兰气息的和风，湿微微的喷到他那苍白的脸上来。……他好像是梦到了桃花源里的样子。他好像是在南欧的海岸，躺在情人膝上，在那里贪午睡的样子① 40。
这段描写从语法上看是欧化的，其承载的语义更值得玩味。日本景观被喻为桃花源，这不足为奇，它背后是中国人每到一个风景秀丽之地即遥想陶渊明的精神故乡的思维定式。值得称奇的是小说牵起的一道红线：日本景观和中国文学中最著名的乌托邦，现在以“他”的梦境为中介，与一块遥远的南欧海岸等量齐观。“他”手中握有的渭迟渥斯诗集，或许可以解释这种杂糅桃花源、日本原野、南欧海岸的景观的缘起：充满南欧柔靡风情的日本景观，是“他”戴上西方诗人赠予的浪漫主义的透镜后的所见。如关注现代文学中的语言问题的学者所言：中国文学进入“现代”以来，“字汇、语法、声韵（白话文的腔调或瞿秋白所谓的‘文腔’）乃至基本语言观念即那决定人与语言的关系的若干基本的哲学领悟，已经被外来语言和外来文化深刻地‘重写’了”③。仿此，同样可以说《沉沦》中的“他”观看风景的视觉官能和联想机制，已经被外来语言和外来文化深刻地“重写”了。
一方面是外國文学规定了人物的感受方式，另一方面主体的某些情绪溢出了渭迟渥斯给定的框架，后者鲜明地体现在“他”对《孤寂的高原刈稻者》的翻译中。翻译版汉语新诗不用自由体，原诗的押韵在翻译版中基本被保留了下来。但从“他”的翻译与原诗偏离的角度，本文更想指出的是《沉沦》对《孤寂的高原刈稻者》诗味的重写。如前所述，翻译版是节译，它掐去了原诗第二节和第四节。原诗第二节写抒情主人公听见歌声之后进行的空间联想，阿拉伯大漠、赫布里底岛等入诗，颇能表现诗作无羁的想象力。一并被省去的第四节写抒情主人公登上山岗，刈稻者的歌声不再停留于耳边却长存心底，从而圆满地收束了整首诗。翻译版不求结构完整，随译随止，在第二节空间想象与第三节时间想象中，仅截取了时间想象一节。至于在猜测歌者歌唱的内容时，翻译版中“前朝的战事”、“千军万马”等文言用语则明示着，这首经典英诗的翻译，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国传统诗文“叹兴亡”模式的启发。
另一首被引用的诗歌来自德国诗人海涅的《哈茨山游记》。与渭迟渥斯诗的情形相似，海涅的诗先是被原文节录了四句，后被译为中文。笔者不通德文，但从中译来看，海涅诗显然也经过了中国诗歌传统，特别是隐逸传统的洗礼。“我欲乘风飞去”、“笑看你终归何处”① 52等语表明中国式意境对德语诗歌的侵入。对海涅的翻译所显示的重要的问题，并不是海涅诗风是否与道家传统“暗合”，或小说对海涅诗歌的翻译中是否有误，而是“他”尽管屡次将亲身体验的情绪追溯到西方文学那里，却从未完全服膺于后者。主体从本国习得的感受方式时时抬头，制约着小说情绪的走向。
三、三种疾病及其他短语
郁达夫擅写病，他的小说常用的结尾方式之一便是让主人公一病呜呼。《沉沦》的主人公死于自杀，但结合全篇看，这同样是一个在感伤病中深深沉沦的病人。
小说以英文形式出现的疾病有三种。由于科学名词在当时的汉语中缺少对译的词汇，因此，郁达夫便直接呈出疾病名的英文形式，并给出中译，算是极简的解释说明：“Megalomania”，小说未给出中译，意为自大狂① 44；“Nostalgia”，小说译为“怀乡病”① 54；“Hypochondria”，小说译为“忧郁症”① 63。三种疾病都属于精神疾病，且切实地体现在“他”的精神面向上：他人的毁谤没有直接传进身为弱国子民的“他”的耳朵，但在想象中“他”总是认为身边人都在议论着自己，并有意放大议论的声音——这是“自大狂”；“他”身在都市，精神却眷念乡野——这是“怀乡病”；“他”的个人情欲无法得到正常满足，祖国贫弱令人心忧，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和艺术中的忧郁原型更使“他”时时感同身受——这是“忧郁症”……小说正是通过反复书写“他”的纠结和烦躁心绪，塑造出一个人格分裂、精神病症缠身的青年形象。对此种生存困境的揭示，再次与西方知识和资源的支持深刻关联。三种疾病的英文名突兀地保存在文本中，一方面反映出疾病叙事的模式是郁达夫从西方文学和日本大正时期文学中继承过来的，继承的痕迹一时难以抹去，另一方面则是小说对现代性的内涵——病弱和颓废④移植的结果。
郁达夫在《沉沦》中触及疾病母题，与他早年“弃医从文”的经历不无关系。1914年7月，郁达夫考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部，两年后改读法学部学科。在医学部的学习给郁达夫后来的文学创作烙下了不浅的印痕，前述郁达夫小说中疾病横行的现象，就可以追溯到早年学医的经历中。但相比医学与鲁迅的解剖意识和济世情怀的相互激发，医学于郁达夫更多地局限于知识性的影响，它适应着郁达夫小说感伤柔弱的美学风格，也使郁达夫小说不具备鲁迅那样深广的内涵。这是郁达夫的弱点，也是他的特色。 除以上分析的西方语汇外，《沉沦》中另有几个值得一提的英文短语：有些带有鲜明的浪漫主义文学的烙印，如Dreams of the romantic age①50和Idyllic wanderings①55。此外，小說出现了多个感叹句。一般而言，感叹句式用于说话者表达强烈的喜怒哀乐等情绪。但当这个身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急于表达情绪时，所用的语言不是汉语不是日语，而是英语，如：“Oh，you serene gossamer！ you beautiful gossamer！”①39“Oh coward，coward！”①46“Sentimental，too sentimental！”①51郁达夫通英文、法文、德文。据他自述，仅在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四年期间，他所读外国小说就在千部内外，入东京帝大后“读小说之癖”也依然不改⑤。在惊人的广泛阅读之后，外国文学和外语表达习惯已经内化到作家的情感结构中，以至于他情不自禁地让笔下的主人公频频用英语表白自己。
《沉沦》中最著名的感叹，不是这些以英文形式出之的自哀自怜，而是篇末三句有力的呼喊，它们使整篇小说的情绪到达顶点。这呼喊，使用的是中文：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①75
对这一结尾历来众说纷纭。其实，小说前面的西方语汇也能为我们理解《沉沦》的结尾提供一种视角。“他”对祖国的激情不是凭空焕发，其渊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关于祖国的“他者”的相关描写中。“他”身处异域，读着异国书籍，从中获得为自然情欲辩护的艺术史上的先例和理论资源；在体验“异”的同时，自觉不自觉传承下来的本国经验也一直在场，并不断被强化，它们潜伏在西方语汇出没的段落里，最终在主人公蹈海而死的结局中喷薄而出。某种程度上，遍布小说的那些西方语汇已经指示出《沉沦》的民族国家主题。
本文并不想简单地将西方语汇从小说整体中剥离出来，从而再一次印证作家高超的外语能力及外来影响在现代文学中幽灵般的存在。如果本文对《沉沦》中的西方语汇的分析给人如上印象，那么并不是笔者的本意。笔者认为，现代作家对外语的掌握及中国文学中的外来影响，均是实实在在的，但惊呼作家的语言天才或勾画文学影响的路线图，其实无助于开启新的问题域。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创者之一，郁达夫小说中的西方语汇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他炫耀博识般地在小说中大量引入西文，固然可以见出西方知识和资源对小说家的强势影响，但那些有意识的或误打误撞的对西文的改写，反映出郁达夫强行征用和改造西方现代性的一面，二者相合，一道为郁达夫小说提供巨大的阐释空间。
注释：
①本文引用的《沉沦》均出自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郁达夫全集》第一卷，随引文标注页码.
②李欧梵.引来的浪漫主义[J].江苏大学学报，2006（1）.
③郜元宝.母语的陷落[J].书屋，2002（4）.
④卡林内斯库，著.顾爱彬，等译.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颓废的概念”[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
⑤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郁达夫全集》第十卷[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309.
本文为南通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成果，项目编号YKC15026。
关键词： 《沉沦》 西方语汇 文化交流
1921年8月，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郁达夫的《沉沦》由泰东书局出版。这部小说集中西方语汇十分丰富，使其成为我们分析西方语汇与中国现代小说关系的一个生动的标本。本文以集中小说《沉沦》为对象，从中检视西方语汇对郁达夫小说的构成性作用，既反思现代小说被西方语汇所“殖民”的现象，又着力分析作家在使用西方语汇时对其进行的有意无意的改造。
一、艺术家与文化名人
小说《沉沦》中随处可见西方名人的参与，后者的精神内化在作品里，以直接呈示的方式勾勒出一幅郁达夫眼中的西方近现代文化草图。小说中那些用西文、主要是英文拼出的西方艺术家和文化名人，构成了一个醒目的点名簿，现列举如下：“Wordsworth”（郁达夫译为“渭迟渥斯”），“Emerson”（郁达夫译为“爱美生”），“Thoreau”（郁达夫译为“沙罗”），“Zaratustra”（小说未给出中译，查拉图斯特拉），“Heine”（郁達夫译为“海涅”），“Gogol”（郁达夫译为“郭歌里”），“G.Gissing”（小说未给出中译，吉辛），“Milet”（郁达夫译为“密来”）。综观这个人员构成十分斑驳的名录，其中囊括了西方诗人、小说家、哲学家、画家等，昭示着郁达夫对西方近现代文化的熟知程度，当然，从中也可以看出郁达夫借开列名单炫耀博识的意图。结合以上名录中并未出现任何中国人这一事实，《沉沦》大批量以原文形式引入西方文化大家的名字更具深意。在人类文明史上，艺术家和文化名人一直握有特殊的文化权柄。创作者有意识地征引名家，往往是为了给自己的作品增加分量，借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简省而富有表现力地传达艺术效果。郁达夫与中国文人传统渊源甚深，但在《沉沦》中，担当被引用者角色的却无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名人。当郁达夫为笔下的“他”设计所读、所观、所想时，他所征用的全是西方知识和资源，仿佛唯有标举西方才足够“现代”。
对西方名人的引用，部分属于浮光掠影式的，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或故事情节的推动作用不明显。小说录下爱美生、沙罗、郭歌里等人的名姓，或是为了平面地介绍主人公的阅读史和生活习惯，或是为了表现主人公意识流动的刹那，看不出多少结构性的意图，有时甚至给人拼贴之感。例如，“他”耽于阅读，但不喜欢从头至尾有次序地读完一本书，初读一本书的热忱可以轻易转移到其他书本上。因此，“如爱美生的《自然论》（Emerson’s On Nature），沙罗的《逍遥游》（Thoreau’s Excursion）之类，也没有完完全全从头至尾地读完一篇过”① 41。小说写爱美生、沙罗，不在其人其文上花费笔墨，仅仅意在以他们的名字和作品为“他”无次序的阅读习惯做注脚。对郭歌里的引述更浮泛，小说写“他”想到这位大文豪和自己一样有自渎毛病，便立即感到心宽；“被窝里的罪恶”这一情节过去后，郭歌里就立即被叙事者抛到脑后，不再提及。此外，小说径直将沙罗作品译为《逍遥游》也值得注意，这一译法将中国传统典籍中的名篇框到美国超验主义文学身上，如此“归化”是以牺牲或歪曲原作精神为前提的，典型地反映出现代文学先辈将新异的西方知识纳入固有的认知结构的特点。
另一类西方名人对文本意义的生成发挥了更积极的作用。“他”扔下吉辛小说之后，是著名的偷窥女侍洗澡的场面，以底层人生活场面为背景的吉辛小说作为一个有意味的道具，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提及画家密来的缘起，则是“他”在晨光中由日本的稻田偶然联想到了法国画家的田园画，“觉得自家好像已经变了几千年前的原始基督教徒的样子”① 65。就在“他”沉醉在基督教关于赦饶的启迪、眼眶含泪时，故事忽然急转而下，苇草中男女的言行诱使“他”干出下流的偷听举动。从神圣到世俗的剧烈翻转，使这一段情节饱含张力。还有几位西方名人在《沉沦》中发挥的作用有所不同，他们不推动情节发展，但均或多或少地揭示出主人公的性格。如小说写道，渭迟渥斯和海涅是“他”钟爱的诗人：渭迟渥斯诗的哀愁与热忱，使“他”反复咀嚼；海涅诗中的梦幻仙境，是“他”行旅中梦魂的目的地。而将“他”的感受比附于“Zaratustra”，则可以说明“他”不合群的性格和自认超然于世人的情操。这三位西方名人被叙事者赋予善感、遗世独立、追求超越性等浪漫主义特色，而这些特色又无不与“他”的气质相吻合，从而在“他”与浪漫主义文学成规之间建立起联系。
叙事者将“他”与渭迟渥斯等进行比照时，不仅直接挪用成规，被借用的西方人物的特质还经过了叙事者的拣择和重塑。例如，尼采哲学中的查拉图斯特拉与世疏离，一度躲到山上，但查拉图斯特拉下山之后面向世人展开关于“超人”的说教才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重心。《沉沦》“拿来”查拉图斯特拉，不取这个人物的超人精神，而更着重他在人际关系上的不合群及对自然的亲近：
在万籁俱寂的瞬间，在天水相映的地方，他看看草木虫鱼，看看白云碧落，便觉得自家是一个孤高傲世的贤人，一个超然独立的隐者。有时在山中遇着一个农夫，他便把自己当作Zaratustra，把Zaratustra所说的话，也在心里对那农夫讲了① 44。
“他”虽然想向农夫说教，但由于缺少查拉图斯特拉式的自负，说教只能在“他”的内心默默进行。同样，小说结尾处的“爱国者”形象看似遥遥呼应尼采的强力精神，但“他”性格的软弱根底和毁灭自己肉身的举动，实在难以与尼采文本中的查拉图斯特拉相合。出现这些错位，部分源于“他”对尼采原著理解的偏差，部分则是小说文体对哲学文体任取所需使然。可以拟想，“他”在游山玩水时，心内所想除了查拉图斯特拉外，或许还有中国历史上“无道则隐”、不忘怀家国天下的“贤人”与“隐者”们。因此，与其说“查拉图斯特拉”是一个从尼采那里借来的哲学家，不如说它是一个经过改装，灌注着东方精神的文化符号。 二、两首诗歌
《沉沦》文本具有杂糅性，这体现在小说中穿插着旧体诗，而且体现在小说引用并且译了两位西方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选择诗歌文体并不偶然，从“他”的阅读史看，“他”既然不喜有次序地读完“大书”或“小册子”的话，那么，感情充沛、体量轻盈的浪漫主义诗歌，当然就更能得到“他”的青睐。
《沉沦》所引的两首诗，其一为渭迟渥斯《孤寂的高原刈稻者》。这首诗先是以英文形式被大篇幅地节引，随后所引部分又借“他”之口被译为中文。渭迟渥斯原诗写刈稻女的歌声盈满山谷，抒情主人公陶醉于歌声中，并猜测歌者歌唱的内容，直到登上山坡，歌声止息。阅读渭迟渥斯诗引起善感的“他”一阵情感波动，与这位英国诗人产生了跨越时空的共鸣。有研究者据此指出：“华兹华斯的《孤寂的高原刈稻者》非但被借用，而且其中的‘孤寂’情绪也被‘移植’到《沉沦》的文本之中。”②其实，渭迟渥斯诗与郁达夫小说的互文关系，不仅体现在情绪上的共鸣，情绪牵连到外在，还使“他”眼中的客观世界发生扭曲。这种扭曲具体表现在，通过对英国浪漫主义的感知方式、抒情方式的接受，近在“他”目前的日本景观产生了微妙变异：
他回转头来一看，那枝小草还是颠摇不已，一阵带着紫罗兰气息的和风，湿微微的喷到他那苍白的脸上来。……他好像是梦到了桃花源里的样子。他好像是在南欧的海岸，躺在情人膝上，在那里贪午睡的样子① 40。
这段描写从语法上看是欧化的，其承载的语义更值得玩味。日本景观被喻为桃花源，这不足为奇，它背后是中国人每到一个风景秀丽之地即遥想陶渊明的精神故乡的思维定式。值得称奇的是小说牵起的一道红线：日本景观和中国文学中最著名的乌托邦，现在以“他”的梦境为中介，与一块遥远的南欧海岸等量齐观。“他”手中握有的渭迟渥斯诗集，或许可以解释这种杂糅桃花源、日本原野、南欧海岸的景观的缘起：充满南欧柔靡风情的日本景观，是“他”戴上西方诗人赠予的浪漫主义的透镜后的所见。如关注现代文学中的语言问题的学者所言：中国文学进入“现代”以来，“字汇、语法、声韵（白话文的腔调或瞿秋白所谓的‘文腔’）乃至基本语言观念即那决定人与语言的关系的若干基本的哲学领悟，已经被外来语言和外来文化深刻地‘重写’了”③。仿此，同样可以说《沉沦》中的“他”观看风景的视觉官能和联想机制，已经被外来语言和外来文化深刻地“重写”了。
一方面是外國文学规定了人物的感受方式，另一方面主体的某些情绪溢出了渭迟渥斯给定的框架，后者鲜明地体现在“他”对《孤寂的高原刈稻者》的翻译中。翻译版汉语新诗不用自由体，原诗的押韵在翻译版中基本被保留了下来。但从“他”的翻译与原诗偏离的角度，本文更想指出的是《沉沦》对《孤寂的高原刈稻者》诗味的重写。如前所述，翻译版是节译，它掐去了原诗第二节和第四节。原诗第二节写抒情主人公听见歌声之后进行的空间联想，阿拉伯大漠、赫布里底岛等入诗，颇能表现诗作无羁的想象力。一并被省去的第四节写抒情主人公登上山岗，刈稻者的歌声不再停留于耳边却长存心底，从而圆满地收束了整首诗。翻译版不求结构完整，随译随止，在第二节空间想象与第三节时间想象中，仅截取了时间想象一节。至于在猜测歌者歌唱的内容时，翻译版中“前朝的战事”、“千军万马”等文言用语则明示着，这首经典英诗的翻译，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国传统诗文“叹兴亡”模式的启发。
另一首被引用的诗歌来自德国诗人海涅的《哈茨山游记》。与渭迟渥斯诗的情形相似，海涅的诗先是被原文节录了四句，后被译为中文。笔者不通德文，但从中译来看，海涅诗显然也经过了中国诗歌传统，特别是隐逸传统的洗礼。“我欲乘风飞去”、“笑看你终归何处”① 52等语表明中国式意境对德语诗歌的侵入。对海涅的翻译所显示的重要的问题，并不是海涅诗风是否与道家传统“暗合”，或小说对海涅诗歌的翻译中是否有误，而是“他”尽管屡次将亲身体验的情绪追溯到西方文学那里，却从未完全服膺于后者。主体从本国习得的感受方式时时抬头，制约着小说情绪的走向。
三、三种疾病及其他短语
郁达夫擅写病，他的小说常用的结尾方式之一便是让主人公一病呜呼。《沉沦》的主人公死于自杀，但结合全篇看，这同样是一个在感伤病中深深沉沦的病人。
小说以英文形式出现的疾病有三种。由于科学名词在当时的汉语中缺少对译的词汇，因此，郁达夫便直接呈出疾病名的英文形式，并给出中译，算是极简的解释说明：“Megalomania”，小说未给出中译，意为自大狂① 44；“Nostalgia”，小说译为“怀乡病”① 54；“Hypochondria”，小说译为“忧郁症”① 63。三种疾病都属于精神疾病，且切实地体现在“他”的精神面向上：他人的毁谤没有直接传进身为弱国子民的“他”的耳朵，但在想象中“他”总是认为身边人都在议论着自己，并有意放大议论的声音——这是“自大狂”；“他”身在都市，精神却眷念乡野——这是“怀乡病”；“他”的个人情欲无法得到正常满足，祖国贫弱令人心忧，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和艺术中的忧郁原型更使“他”时时感同身受——这是“忧郁症”……小说正是通过反复书写“他”的纠结和烦躁心绪，塑造出一个人格分裂、精神病症缠身的青年形象。对此种生存困境的揭示，再次与西方知识和资源的支持深刻关联。三种疾病的英文名突兀地保存在文本中，一方面反映出疾病叙事的模式是郁达夫从西方文学和日本大正时期文学中继承过来的，继承的痕迹一时难以抹去，另一方面则是小说对现代性的内涵——病弱和颓废④移植的结果。
郁达夫在《沉沦》中触及疾病母题，与他早年“弃医从文”的经历不无关系。1914年7月，郁达夫考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部，两年后改读法学部学科。在医学部的学习给郁达夫后来的文学创作烙下了不浅的印痕，前述郁达夫小说中疾病横行的现象，就可以追溯到早年学医的经历中。但相比医学与鲁迅的解剖意识和济世情怀的相互激发，医学于郁达夫更多地局限于知识性的影响，它适应着郁达夫小说感伤柔弱的美学风格，也使郁达夫小说不具备鲁迅那样深广的内涵。这是郁达夫的弱点，也是他的特色。 除以上分析的西方语汇外，《沉沦》中另有几个值得一提的英文短语：有些带有鲜明的浪漫主义文学的烙印，如Dreams of the romantic age①50和Idyllic wanderings①55。此外，小說出现了多个感叹句。一般而言，感叹句式用于说话者表达强烈的喜怒哀乐等情绪。但当这个身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急于表达情绪时，所用的语言不是汉语不是日语，而是英语，如：“Oh，you serene gossamer！ you beautiful gossamer！”①39“Oh coward，coward！”①46“Sentimental，too sentimental！”①51郁达夫通英文、法文、德文。据他自述，仅在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四年期间，他所读外国小说就在千部内外，入东京帝大后“读小说之癖”也依然不改⑤。在惊人的广泛阅读之后，外国文学和外语表达习惯已经内化到作家的情感结构中，以至于他情不自禁地让笔下的主人公频频用英语表白自己。
《沉沦》中最著名的感叹，不是这些以英文形式出之的自哀自怜，而是篇末三句有力的呼喊，它们使整篇小说的情绪到达顶点。这呼喊，使用的是中文：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①75
对这一结尾历来众说纷纭。其实，小说前面的西方语汇也能为我们理解《沉沦》的结尾提供一种视角。“他”对祖国的激情不是凭空焕发，其渊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关于祖国的“他者”的相关描写中。“他”身处异域，读着异国书籍，从中获得为自然情欲辩护的艺术史上的先例和理论资源；在体验“异”的同时，自觉不自觉传承下来的本国经验也一直在场，并不断被强化，它们潜伏在西方语汇出没的段落里，最终在主人公蹈海而死的结局中喷薄而出。某种程度上，遍布小说的那些西方语汇已经指示出《沉沦》的民族国家主题。
本文并不想简单地将西方语汇从小说整体中剥离出来，从而再一次印证作家高超的外语能力及外来影响在现代文学中幽灵般的存在。如果本文对《沉沦》中的西方语汇的分析给人如上印象，那么并不是笔者的本意。笔者认为，现代作家对外语的掌握及中国文学中的外来影响，均是实实在在的，但惊呼作家的语言天才或勾画文学影响的路线图，其实无助于开启新的问题域。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创者之一，郁达夫小说中的西方语汇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他炫耀博识般地在小说中大量引入西文，固然可以见出西方知识和资源对小说家的强势影响，但那些有意识的或误打误撞的对西文的改写，反映出郁达夫强行征用和改造西方现代性的一面，二者相合，一道为郁达夫小说提供巨大的阐释空间。
注释：
①本文引用的《沉沦》均出自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郁达夫全集》第一卷，随引文标注页码.
②李欧梵.引来的浪漫主义[J].江苏大学学报，2006（1）.
③郜元宝.母语的陷落[J].书屋，2002（4）.
④卡林内斯库，著.顾爱彬，等译.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颓废的概念”[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
⑤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郁达夫全集》第十卷[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309.
本文为南通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成果，项目编号YKC15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