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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能自全，没有人是孤岛，每人都是大陆的一片。”1623年，英国诗人约翰·邓恩 (John Dunn)写下如此打动人心的诗行时，他已被身处上层的朋友们抛弃，并在疾病缠身和穷困潦倒中品味心灵深处的焦虑。
社会交往本来是人类最主要的活动之一，但因而产生的焦虑和恐惧却占据着许多人的心灵，以至于无法走出灵魂深处的那片孤岛，甚至为此焦虑成疾。
社交焦虑障碍的发展过程受多种因素影响，目前的研究在遗传基因、气质特征、父母影响、早期创伤、认知倾向等方面都有不少进展，而且多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也开始为人所重视。
然而，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社交焦虑障碍毕竟主要还是心理问题，在个人认知趋向现代思维的过程中，社会交往方式的变化将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的烙印。在当前急剧变革的社会时期，挖掘恐惧基因中的社会和文化因素，更具普遍意义：今天，我们到底为何会恐惧？
滞后的人格心理
窦文涛是香港凤凰卫视的主持人，他主持的谈话节目独树一格并颇受欢迎，但社交场合让他很不自在。“实际上我们家的人都有点社交恐惧症。”他在2010年11月9日播出的节目中坦承，“平常对我来说，哪怕是中间有不认识的人去吃饭，我这个心力的付出特别大，对我来说是个特别费劲的事。”
窦文涛自认为是一个自闭的人。与窦文涛可以在职业角色中从容表现不同，许多人甚至因此影响工作升迁和日常生活，他们怕见陌生人、怕难为情、怕表现自我，甚至出现逃避行为。这种内向、害羞、自卑的性格特征，被认为与社交焦虑障碍关系极大。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谦虚、内敛和不张扬，这些人格特征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崇尚的社交规范。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的孔孟儒家文化，告诫人们“巧言令色，鲜矣仁”“祸从口出”“沉默是金”，要求“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这种文化代代相传，甚至内化为民间谚语和口头禅。在武汉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罗教讲看来，这种不善于言辞、不善于交往、不喜欢展示自己的文化影响非常大，“甚至在我们对后代的教育中，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一直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已经习惯于这种不表达自己意见的方式。”
罗教讲已经有30年的教龄了，他做过多年的努力想要调动课堂气氛，鼓励学生发言甚至可以不举手随时表达意见，“但是组织不起来，做不到，没办法”。
近一百年来，中国社会中的人际交往方式经历了多次变迁。从传统中国重亲情、崇礼制的交往，转为“单位人时代”的“同志关系”“朋友关系”的平等交往，又转为现在“陌生人社会”更趋复杂、更多手段、更富“工具理性”的人际交往。但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型塑出来的内倾人格特征，并不能立刻随之转化，并且不断通过教育和民间潜移默化的影响，仍然深刻而广泛地存在着，这种人格心理的滞后让人们在变动的社会面前不断遭遇尴尬。
亦因此，接受了传统文化教育的70后、80后、90后们，在走向社会时却发现，情况已经变了：他们找工作时需要展示自己，职场升迁需要表达，官员提拔也需要去讲演。
“各种需要演讲的场合越来越多了，如果言语表达不行的话连工作都找不到，对象也找不到，已经到了这种程度。”罗教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今天的中国社会要求人们能说会道，要求人们必须彰显个性、表达自己，但语言表达能力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训练出来的。“本来就缺乏训练，对自己的语言表达不自信的人，现在却要被迫拉出去接受竞争，这种压力使得很多人产生畏惧感。”罗教讲认为，“这里有一个社会人的要求和个人价值取向的冲突，引起人格上的矛盾，这个矛盾的结果就是社交恐惧。”
但年轻人的压力绝不仅于此。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实行的“一胎”政策，造就了许许多多的独生子女。当他们在小太阳小皇帝般的呵护下长大成人后，社会却开始质疑他们的“自我、自主”，质疑他们是否能够担当重任。
“从文化心理上来看，从孔夫子开始就有一代不如一代的思维误差和幻觉了，实际上社会越来越好人也越来越强，只是人们的怀旧心理认为以前的好现在的不好。”罗教讲认为，现在的年轻人所面临的挑剔比前人更甚，“所以他们产生心理失调的可能更大，社会的发展让人畏惧退缩。”
成长的创伤
北京安定医院焦虑障碍门诊韩海英博士在接诊中感觉到，有社交焦虑障碍的人往往担心别人对自己有不好的评价，非常关注别人的反应，“希望自己在别人面前表现得十全十美，不能让别人嘲笑或批评”。一个不无巧合的事实是，有社交焦虑障碍的人往往都会有一个严厉的父亲或母亲，他们从小被严格要求并饱受指责，导致自卑心理比较强。
北京海明心理咨询中心的咨询师陈丽甚至认为，今后一个相对比较长的时期内，中国人的心理问题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而社交焦虑障碍是其中一种比较常见的问题。“你想想，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经历了多少战争和动荡，包括反右和文革的创伤，往上数个两辈三辈的，每个家庭的父辈祖辈都有代际创伤。”
这种心理创伤的直接影响是，人际关系紧张、扭曲、异化。尤其在反右、文革等非正常时期，儿子打爹，学生打老师，兄弟反目，夫妻互斗的惨剧屡屡发生，人们被迫要“怀疑一切”。 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郭于华非常关注社会结构变化，她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社交出问题很大的原因主要是信任结构出现了问题，“与信任结构瓦解密切相关，尤其是公权力的信任崩溃。”她说，“谁敢随便相信谁？甚至是朋友、熟人都不敢随便相信，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互不信任的后果是，相互交往越来越少，坦率的交流成为稀缺。尤其在当今房价飞涨，许多人居无定所，人员流动频繁的背景下，人们被迫去面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生活环境，还得适应快速变化的人际关系。
“快社会”的稀薄交往
“现在人的压力大，父母顾不上孩子，老师也顾不上孩子，谁也顾不上谁，交流越来越少。”中科院心理所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主任史占彪从事神经症研究与治疗多年，尤其令他感慨的是，眼看留守儿童越来越多，再加上连周末都要经常加班而忙到顾不上孩子的“假留守”，让“本来应该是最好的老师、最安全的力量、最稳定的支持”的父母缺位。
尤其是80后、90后的独生子女，他们从小就缺乏跟同龄小伙伴交流的机会。“不管是情感交流，还是社交模式的学习上，这一块都是会欠缺的。”陈丽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以前住在院子里面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平房，抬头不见低头见，大家的交流机会更多，而现在随着居住环境的改变，“高楼大厦可能使得这个病比以前相对多一些。”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应用心理研究所副所长刘兴华曾经专门研究过社交焦虑障碍，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个爱好交往的家庭对小孩的成长会比较好，“但是这样的家庭在大城市越来越少，现在的家庭不善于交往。”
通讯和网络的发展，看起来应该是人们社交的福音。尤其是最近十年，陪着互联网一起成长的这一代人发现，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可以不用知道对方是谁，也无须在乎对方的表情、眼神和动作，陌生人之间的交往不仅更加容易，他们甚至还可以不跟人见面就能挣钱谋生。这本来应该可以帮助人们扩大交往范围，使得交往形式更加多样化，有助于克服焦虑情绪。然而，越来越多的人们沉溺于网络却疏于现实交往，这已经成为广受关注的社会问题。
科技、网络拓展了人们的交往空间，但同时也让人们开始回避面对面的交流。“在网上聊得很投机，往往下线之后和人交往的问题显得更突出。”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郭于华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虚拟社区不能替代实际的人际关系，“不是替代关系”。作为社会动物，人与人的直面交流是无法被替代的。★
社会交往本来是人类最主要的活动之一，但因而产生的焦虑和恐惧却占据着许多人的心灵，以至于无法走出灵魂深处的那片孤岛，甚至为此焦虑成疾。
社交焦虑障碍的发展过程受多种因素影响，目前的研究在遗传基因、气质特征、父母影响、早期创伤、认知倾向等方面都有不少进展，而且多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也开始为人所重视。
然而，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社交焦虑障碍毕竟主要还是心理问题，在个人认知趋向现代思维的过程中，社会交往方式的变化将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的烙印。在当前急剧变革的社会时期，挖掘恐惧基因中的社会和文化因素，更具普遍意义：今天，我们到底为何会恐惧？
滞后的人格心理
窦文涛是香港凤凰卫视的主持人，他主持的谈话节目独树一格并颇受欢迎，但社交场合让他很不自在。“实际上我们家的人都有点社交恐惧症。”他在2010年11月9日播出的节目中坦承，“平常对我来说，哪怕是中间有不认识的人去吃饭，我这个心力的付出特别大，对我来说是个特别费劲的事。”
窦文涛自认为是一个自闭的人。与窦文涛可以在职业角色中从容表现不同，许多人甚至因此影响工作升迁和日常生活，他们怕见陌生人、怕难为情、怕表现自我，甚至出现逃避行为。这种内向、害羞、自卑的性格特征，被认为与社交焦虑障碍关系极大。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谦虚、内敛和不张扬，这些人格特征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崇尚的社交规范。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的孔孟儒家文化，告诫人们“巧言令色，鲜矣仁”“祸从口出”“沉默是金”，要求“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这种文化代代相传，甚至内化为民间谚语和口头禅。在武汉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罗教讲看来，这种不善于言辞、不善于交往、不喜欢展示自己的文化影响非常大，“甚至在我们对后代的教育中，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一直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已经习惯于这种不表达自己意见的方式。”
罗教讲已经有30年的教龄了，他做过多年的努力想要调动课堂气氛，鼓励学生发言甚至可以不举手随时表达意见，“但是组织不起来，做不到，没办法”。
近一百年来，中国社会中的人际交往方式经历了多次变迁。从传统中国重亲情、崇礼制的交往，转为“单位人时代”的“同志关系”“朋友关系”的平等交往，又转为现在“陌生人社会”更趋复杂、更多手段、更富“工具理性”的人际交往。但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型塑出来的内倾人格特征，并不能立刻随之转化，并且不断通过教育和民间潜移默化的影响，仍然深刻而广泛地存在着，这种人格心理的滞后让人们在变动的社会面前不断遭遇尴尬。
亦因此，接受了传统文化教育的70后、80后、90后们，在走向社会时却发现，情况已经变了：他们找工作时需要展示自己，职场升迁需要表达，官员提拔也需要去讲演。
“各种需要演讲的场合越来越多了，如果言语表达不行的话连工作都找不到，对象也找不到，已经到了这种程度。”罗教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今天的中国社会要求人们能说会道，要求人们必须彰显个性、表达自己，但语言表达能力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训练出来的。“本来就缺乏训练，对自己的语言表达不自信的人，现在却要被迫拉出去接受竞争，这种压力使得很多人产生畏惧感。”罗教讲认为，“这里有一个社会人的要求和个人价值取向的冲突，引起人格上的矛盾，这个矛盾的结果就是社交恐惧。”
但年轻人的压力绝不仅于此。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实行的“一胎”政策，造就了许许多多的独生子女。当他们在小太阳小皇帝般的呵护下长大成人后，社会却开始质疑他们的“自我、自主”，质疑他们是否能够担当重任。
“从文化心理上来看，从孔夫子开始就有一代不如一代的思维误差和幻觉了，实际上社会越来越好人也越来越强，只是人们的怀旧心理认为以前的好现在的不好。”罗教讲认为，现在的年轻人所面临的挑剔比前人更甚，“所以他们产生心理失调的可能更大，社会的发展让人畏惧退缩。”
成长的创伤
北京安定医院焦虑障碍门诊韩海英博士在接诊中感觉到，有社交焦虑障碍的人往往担心别人对自己有不好的评价，非常关注别人的反应，“希望自己在别人面前表现得十全十美，不能让别人嘲笑或批评”。一个不无巧合的事实是，有社交焦虑障碍的人往往都会有一个严厉的父亲或母亲，他们从小被严格要求并饱受指责，导致自卑心理比较强。
北京海明心理咨询中心的咨询师陈丽甚至认为，今后一个相对比较长的时期内，中国人的心理问题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而社交焦虑障碍是其中一种比较常见的问题。“你想想，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经历了多少战争和动荡，包括反右和文革的创伤，往上数个两辈三辈的，每个家庭的父辈祖辈都有代际创伤。”
这种心理创伤的直接影响是，人际关系紧张、扭曲、异化。尤其在反右、文革等非正常时期，儿子打爹，学生打老师，兄弟反目，夫妻互斗的惨剧屡屡发生，人们被迫要“怀疑一切”。 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郭于华非常关注社会结构变化，她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社交出问题很大的原因主要是信任结构出现了问题，“与信任结构瓦解密切相关，尤其是公权力的信任崩溃。”她说，“谁敢随便相信谁？甚至是朋友、熟人都不敢随便相信，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互不信任的后果是，相互交往越来越少，坦率的交流成为稀缺。尤其在当今房价飞涨，许多人居无定所，人员流动频繁的背景下，人们被迫去面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生活环境，还得适应快速变化的人际关系。
“快社会”的稀薄交往
“现在人的压力大，父母顾不上孩子，老师也顾不上孩子，谁也顾不上谁，交流越来越少。”中科院心理所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主任史占彪从事神经症研究与治疗多年，尤其令他感慨的是，眼看留守儿童越来越多，再加上连周末都要经常加班而忙到顾不上孩子的“假留守”，让“本来应该是最好的老师、最安全的力量、最稳定的支持”的父母缺位。
尤其是80后、90后的独生子女，他们从小就缺乏跟同龄小伙伴交流的机会。“不管是情感交流，还是社交模式的学习上，这一块都是会欠缺的。”陈丽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以前住在院子里面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平房，抬头不见低头见，大家的交流机会更多，而现在随着居住环境的改变，“高楼大厦可能使得这个病比以前相对多一些。”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应用心理研究所副所长刘兴华曾经专门研究过社交焦虑障碍，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个爱好交往的家庭对小孩的成长会比较好，“但是这样的家庭在大城市越来越少，现在的家庭不善于交往。”
通讯和网络的发展，看起来应该是人们社交的福音。尤其是最近十年，陪着互联网一起成长的这一代人发现，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可以不用知道对方是谁，也无须在乎对方的表情、眼神和动作，陌生人之间的交往不仅更加容易，他们甚至还可以不跟人见面就能挣钱谋生。这本来应该可以帮助人们扩大交往范围，使得交往形式更加多样化，有助于克服焦虑情绪。然而，越来越多的人们沉溺于网络却疏于现实交往，这已经成为广受关注的社会问题。
科技、网络拓展了人们的交往空间，但同时也让人们开始回避面对面的交流。“在网上聊得很投机，往往下线之后和人交往的问题显得更突出。”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郭于华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虚拟社区不能替代实际的人际关系，“不是替代关系”。作为社会动物，人与人的直面交流是无法被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