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纪念梅贻琦先生诞辰百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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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今年12月29日是我国著名教育家梅贻琦先生诞辰百周年。先生致力于祖国高等教育事业近五十年,贡献卓著。梅贻琦先生字月涵,天津县人。清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八日(1889年12月29日)生于天津府城鼓楼西板桥胡同故居,1962年5月19日因患癌症逝世于台北市台大医院。
其他文献
<正> 香港的经济是“自由开放型的经济”,它实行的是以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的自由经济理论为基础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因而其价格理论和管理也打上了“积极不干预”的烙印。香港的价格理论一方面主张“价格制度具有自动控制一切经济活动的机能”,但另一方面,又从福利经济的角度认为,价格制度的自动控制,虽可维持市场秩序,但由于自由竞争普遍存在,完全依赖价格机制来自动处理社会的基本经济问题,往往会造成经济失衡和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对此必须进行一定的干预。这种理论体现在实践中
<正> 文化,是一个具有双重含义的概念:从广义上说,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可统称为文化;从狭义上说,则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民主文化,则相应地也具有两重含义:从广义上说,人类社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不断发展着的民主概念、民主理论、民主制度、民主体制以及民主的社会生活方式,都属于民主文化;由此可以说,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已经依次出现了四种大的
<正> 在当代社会改革的大背景下,由满怀忧患意识的知识界掀起的“中国文化热”,所触及的是中华民族文化选择的深刻主题,想完成的是建构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这样一项极为艰巨复杂的文化——哲学系统工程。本文并不完全在如上“大文化”意义上使用“文化”这一概念,而就作为政府职能部门的文化行政单位目前所管理的文化工作,谈其时代肩负和生存。但显然必须以对中华民族的文化选择以及文化心理建构的思考为背景。
<正> 1.文学创作中,作家的立意(创作意图)制约着对素材的选择、加工和艺术形象的塑造。立意的高下直接反映着作家的认识能力和精神个性,影响着作品的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作家的立意要通过所描绘的形象显示出来。但从文艺创作实践来看,形象流露出来的思想倾向与作者的立意往往出现反差,甚至相抵牾。越是优秀的古典作品,两者相悖逆的现象越突出。作家意欲肯定的人物则成为作品批判的对象,而本意要
<正> 中国传统文官制从表面上看,同西方近代文官制有许多相似之点,而且,西方近代文官制在创建过程中曾参考过以考试为特色的中国科举制,因而,国人学者多引为很大光荣。儒学大师钱穆先生不但盛赞中国传统文官制(选举和科举)的平等性、公开性和竞争性、民主性,而且认为,中国自文官制之兴,即形成一个独立于君主之外的“士人政府”,是读书人的天下(《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亦提出五权宪法理
<正> 为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天津“历史与未来研究会”召开了以“中国女性”为主题的理论研讨会,就中国妇女的历史、现状和前途等诸多问题进行了广泛、热烈的探讨与争鸣。一、历史的回顾:从社会的最底层到初步的平等中国妇女的历史是这次研讨会上讨论较多的一个议题。与会者认为,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妇女处于“地狱中的地狱”的悲惨境地,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被认为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并被视为“祸水”。
<正> 长于合作,思于审度,善于应变,智于决策,敏于求新,明于警醒,巧于运筹,精于授权,决于果断,勤于督察,循于原则,通于灵活,勇于负责,敢于冒险,诚于待人,苛于律己,
<正> 人们通常认为,衡量社会文明的尺度只有一个,就是看这个社会的经济生产水平,以及科学与技术的水准,即社会的发达状况。但是社会的发达状况只能是衡量社会文明的尺度之一。另一尺度是社会的健康状况。然而,历史证明社会的发达与健康并非总是同时存在,但一个社会必须既是发达又是健康的,才是高度文明的。那么,“健康社会”究竟是指什么?它的依据何在?它有哪些特征?这一命题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何在?这正是本文所要谈及的。
<正> 设若从批评家的认知结构和职业取向来考察,历来的文学批评和批评家主要有以下三类:学者型批评、作家型批评、专门家或职业批评家的批评。三类批评之中,显然不应低估后者在批评史上的中坚作用。著名批评史家郭绍虞说过,文学批评发展到“为批评的批评”的产生,“才发挥了批评的力量,文学批评的意义和价值就在这一点。”(《中国文学批评史》第1—2页)例如我国以笺疏派、诗话派、评点派为代表的
<正> 唐后为宋,是历史的朝代延续,然而,历史并不等同于文学史,历史现象不等同于审美现象。明清二代宗唐、宗宋,形成对立的渊源沿革论。明代李梦阳、何景明以盛唐为宗,到了清代,钱谦益、黄宗羲倡宋诗,曾国藩、何绍基掀起宋诗运动,直至出现“同光体”。当代治宋诗者,也总是认为宋人之诗,导源于唐,唐宋诗并驾齐驱,其实,治中国断代文学史的研究者往往抬高自己的研究对象,以为对象的地位提高了,自身的研究价值也就水涨船高了。这不是科学的对待研究对象的态度。研究价值并不最终取决于对象,而是取决于研究者的主体意识和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