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天地融入“一茶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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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现代性发展,身处都市丛林的我们时常会被无休止的忙碌和繁复所裹挟,时刻在追求简单,却发现陷入无尽的时空漩涡之中。于是,我们开始思考,时间都去哪了,忙碌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的意义何在?这种对于慢节奏、闲暇生活的期盼,成为人们对安逸生活最初梦想的共同“乡愁”。前些年,一曲《时间都去哪了》传唱街头巷尾,而木心先生的《從前慢》也在网络迅速传播得到广泛共鸣:“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实际上,不管是对时间的挽留还是对空间的眷恋,都是现代人试图对抗现代性飞速发展中人的物化、异化的倔强努力。这样的努力如果只是停留在偶尔的怀旧感叹必然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在生活方式上作出当下的改变,才有可能为忙碌之身觅一处心灵安放的现世“桃花源”。当我翻阅《天地融入一茶汤——中华茶道中的儒学精神》一书时,茶香似随文字飘洒,眼耳鼻舌身意沁出人生百味,慢读细品之下,带给我的正是这样一种久违的安静与平和。


  《天地融入一茶汤》是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所长李萍教授牵头撰写的国内首部茶道哲学专著,近日由人民出版社付梓出版。该书以“天地”为名,突显了全书的写作视域和学术野心。实际上,在古人朴素的宇宙观中,世间一草一木、一花一叶,上至飞禽走兽,下至花鸟鱼虫,乃至自视为万物灵长之“人”,都是天地参化之物。那么,天地又从何而来呢?对此,《道德经》有云: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由此可见,天地由“道”而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才是终极初始之物。对于道、天、地、人的关系,老子进一步指出:
  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这里的“自然”,不是今人现代语境中的大自然,而是指事物本身之状态、事物循其自身的机理,不强为之名、不强为之状的“自然而然”,循“道”之法须以“自然”为度。于是,在万物自证自成的意义上,“道”即“自然”。实际上,中华传统文化体系是一个复合系统,“道”是贯穿其始终的重要命题。对“道”的追求看似出自道家一脉,实则亦融通于儒、佛等其他主流文化子系统,促使着各类子系统的共生与互构:比如在儒家来看,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之“三纲”,仁义礼智信之“五常”,都循“道”而来;于释家而论,苦集灭道之“四谛”,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之“三法印”,皆因“道”缘起性空。由于至高至善之“道”不可言说、无法形状,所以对无名、无形之“道”的把握,必须借助于有名、有形的“自然而来”之物。此时,“茶”作为天地孕育之灵物,以其自然属性和药食功效,便成为“道”之载体的重要选择之一。《天地融入一茶汤》便由此以寻道之旅始,从心性论、认识论、修养论、交往论、境界论五个方面,分品茶养心、事茶致知、修茶明德、援茶正伦、茶通天地五章,具体阐述了儒学与茶道融汇交织的表现形态。在导论“中华茶道与儒学的汇通”一章中,作者梳理了茶从野生到人工栽培的历史,认为汉代至魏晋,茶的利用方式日益脱离其药用功效,开始成为待客、自娱、品味的载体,一些文人雅士还将茶作为解孤寂、醒精神的媒介,茶的自然物质属性减弱,其与人的关系则变得亲密起来。那么,与人愈发亲密之茶,又是何时生发出“茶道”、其核心要义又是什么呢?
  从目前可得文献来看,“茶道”一词最早见于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也有人以诗僧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中“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之句为最早,此两人孰先孰后已无从考证。然而李萍认为,这两处“茶道”虽然连用,却不是一个独立概念,其词义是指“有关茶的方式”“围绕茶进行的活动”,简单的说就是饮茶之法。李萍认为,真正意义上的“茶道”不是对茶的利用方式的丰富变迁,而在于饮茶时“茶—人—思”三者的高度合一,人因茶生思,由茶悟道,将道注入饮茶、品茶之中,因此中华茶道在宋代才真正出现。之所以是宋代,这是与古代儒学至宋时进入到抽象化、学理化的发展阶段有关的。在宋儒看来,人类认识的终极指向是对“天理”的体认觉察,这一体认觉察须由“格物”以“致知”。茶为世间灵物,天生韵高性洁,不与俗物并论,其优异秉性自然成为格物的首选。宋代理学大儒朱熹受佛教“月印万川”的启发,提出“理一分殊”,在《西铭解义》里提出:“天地之间,理一而已……盖以乾为父,以坤为母,有生之类,无物不然。”茶与人同为天地化生之物,在“理”的层面而言,茶之道与人之道都应遵循自然之“理”。由此,立于天地之间的“人”得以通过饮茶来“格物致知”、通达天地之道,也因此,中国人终于走上了“天地融入一茶汤”的茶人合一之路。


  随着茶文化的流行,“茶”这一自然之物逐渐被赋予人格精神属性。宋代大文豪苏轼便在《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芽》中阐述了自己以茶为友、以茶为伴的品茗之境:
  仙山灵草湿行云,洗遍香肌粉未匀。
  明月来投玉川子,清风吹破武林春。
  要知冰雪心肠好,不是膏油首面新。
  戏作小诗君一笑,从来佳茗似佳人。
  在这里,“佳人”并不一定就是体态优雅面容较好的女子,更多的是德不孤的君子雅士。从草木药食到百姓日饮,从“南方之嘉木”到“佳茗似佳人”,茶与人的关系,从纯粹的物我“主客关系”演变为知己挚友、佳人良伴,实现了茶的人格化。尽管“道”难以名状,但李萍还是尝试对“茶道”进行定义:“简单地说,茶道意指基于茶自身的性质而淬炼出的精神世界。”应该说,这一定义是微言大义、言简意赅的,也是十分精准深刻的。这一定义由物质及精神,包含了“茶”“人”“世界”三个向度。道家有云“人身一小天地”,对于“人”这一主体而言,茶既是外在天地、物质“世界”之物,也是通达内在天地、精神“世界”的良媒。儒家讲“三纲领八条目”,不管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还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齐治平,其最核心的部分是礼制规范、人伦纲常和道德教化,这与“最宜精行俭德之人”的茶性、“客来奉茶”的茶礼、“洁性不可污”的茶德高度契合,茶道中的儒学精神内涵也一一呈现。实际上,当茶由药用、食用转向日常饮用、待客交往,从煮茶、煎茶转为点茶、泡茶,在茶汤的化繁为简之中,茶之真味得以彰显。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耕夫走卒,饮茶者得以将时间和空间纳入到茶汤之中,其色或明或暗、或清或浊,其香或扬或平、或沉或新,其味或厚或薄、或醇或异、或鲜或钝……在饮茶悟道之时,主体之“我”将对自然、他者、社会的生活态度、人生哲学注入到茶道之中,实现了人道与茶道的融合,以“无形”的茶道代替“有形”的人道,原本受时空限制的肉身之“我”得以消解,而作为精神底蕴之“我”则融入到茶道精神世界之中。由此,中华茶道中的儒学精神逐渐成为孕育国民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天地融入一茶汤》全书结构来看,第一章“品茶养心”与第二章“事茶致知”着力于“茶与人”的关系,第三章“修茶明德”内观饮茶者主体自我,第四章“援茶正伦”则诉诸人与社会,第五章“茶通天地”回到“天地”主旨实现逻辑闭环。作者将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社会的“天地人”之道寓于章节编排之中,可谓用心良苦。然而,如果读者以为这就是这本书的全部目标所在,那就太小看了这本书的“野心”。在结语“茶道即人道”一章中,作者写到:

  茶道的表达通常是在品茶过程中予以体验或者品茶后的回味、反思之中,其内容则主要关乎个体生命、生活的内心世界或者人类存在意义、如何与自然相处等重大问题的深切体验……中华茶道是一种生活之道,是不离实物的世间道。
  由此,这本书以中华茶道中的儒学精神探讨为引,内含了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现实观照,为我们展示了其更为广阔深远的时空审思——处于现代性时空洪流之“人”该何以自处、何去何处?
  在快節奏生活的当下,虽然我们无法把握每时每刻不断涌现更新的新事物、新忙碌,但我们却可以竭尽所能去把握当下的“自我”,让复杂的欲求简单一些,让忙碌的脚步慢一些,让急功近利的浮躁少一些。《天地融入一茶汤》一书,虽然是在言茶,却始终凝聚着高度的人文关怀。在作者看来,以茶为媒的生活方式、反思沉寂,是让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之人的绝好路径,能够满足现代人对于心灵港湾的精神需求。正如作者在第五章“茶通天地”中所言:
  茶本身没有茶道,同样,儒学本身也不直接关切茶或茶事,将儒学跟茶文化、茶道关联起来,这就是一种文化建构,或者更具体地说,是将思想信仰落实在国民日常起居和交往方式之中的人为努力。
  茶为国饮,正是人们将对理想生活的期盼,融入到了日常生活方式之中,以茶道来彰显人生态度、以茶生活诠释人生哲学。这种生活方式,由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掌握话语主导权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发起,与“诚意正心”“修齐治平”等儒学精神融通,成为君子雅士的文化选择,并借由茶事活动的盛行、饮茶之风的民间化,逐渐扩散至全社会各个阶层。唐代陆羽《茶经》问世后,同时代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写道:“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旧唐书·李珏传》亦载:“茶为食物,无异米盐”,到宋代时,更是上自帝王下至乞丐,人人皆饮。茶文化的流行、茶道与儒学精神的融通,使得古人敬天爱人、天人合一的理想经由“茶”这一天地自然、人伦社会之物得以在现实生活中通达实现。
  随着现代性发展,尤其是几次工业革命的助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加速变革,消费社会、文化多元、城市集群成为时代特征。作为“意义”世界一切实践活动的主体,“人”的物化、异化、自我实现、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人类种群命运关切的重要议题之一。事实上,当今人类社会正是现代性“秩序”与“混乱”并行的真实舞台:一方面,现代性发展为我们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变革更新,科技的进步也让人类生活更加多样多元;另一方面,对于科技的过度依赖和放纵、对商品经济的利益追逐,也使得人类沦为科技的奴隶、异化的商品。当我们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旗时,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环境灾害、国际争端、网络安全乃至局部战争时刻都在发生,人类种群命运可持续发展之路依然危机四伏。环顾今日之中国,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都在进行着深刻变革,此时高扬茶道与儒学精神的融合,正是《天地融入一茶汤》面对现代性及其矛盾性试图于文化哲学领域探索出路的深情旨归。
  总得来看,《天地融入一茶汤》从茶文化与儒家文化互动的视角,对中华茶道中的儒学精神作了抽丝剥茧式的梳理和阐发,全书始终围绕人、茶、道三者展开,茶因天地走入人的意义世界,此意义即为“道”,人、茶、道相互勾连,彼此共在,营造出生命价值的寄放之境,真善美得到具体诠释,个体的自我确认得以显现。中华茶道所追求的廓然于天地的境界,其实际就是要求饮茶者将心安置于事关大问题的事物上,用宏大叙事去除生活中的繁杂,用普遍价值提升人生意义的关切,正如李萍在《天地融入一茶汤》导论中所说:
  茶就具有这样的功效,从而得以介入人的生活世界并与人一道构建生命的意义体系。
  在这样的思考和领悟中,饮茶过程让人缓慢安静,饮茶者也会因内心的思虑而生起对天地的敬意。一茶一乾坤,一汤一世界,在茶生活中,我们为回归精神家园开辟通道,在喧嚣的尘世生活中安顿心灵,中国人乐观、入世的生活态度及其精神追求也由此得到了张扬、烘托。在天地廓然之中,泡上一壶清茶,在慢品茶汤甘苦中,卸去缠绕心中多余的欲望和无谓的冲动,就成为现代生活中去繁求简、去伪存真、寻找心灵安处的绝佳选择。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新媒体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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