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瞬间，施光南同学已经离开我们18年了。
　　1990年4月18日，他的夫人洪如丁给我家打电话，说光南生重病了，问我们怎么办?那时，我正好出国在外，我爱人曾晓前告诉她马上去找文化部徐文伯副部长，并告诉了她联系的方法。4月24日晚我回到北京后，第二天便去协和医院看光南，但那时他已经完全不省人事了。据洪如丁说，犯病前光南在家中正陪着女儿施洪蕾用钢琴弹着他作的音乐剧《屈原》的曲子，教她怎么唱，突然就昏过去，虽然文化部立即派人来送进医院抢救，但再也没有清醒过来。5月2日光南走了。他是1940年8月22日生的，还不满50岁就驾鹤西去了。医院诊断是由于脑血管有一段畸形，导致破裂而死亡。光南生前自恃身体很好，几乎没有去医院看过病，在他的病历上什么重要的记载都没有。
　　
　　中学同班的深厚友谊
　　
　　我与光南是1949年9月在当时的华北育才小学(现已改名为“北京育才学校”)上同一个班而认识的。我们这个学校是在解放战争中从解放区行军到北京的，进城后又吸收了一些民主人士的孩子。光南的父亲施复亮，母亲钟复光，都是老革命。施复亮与黄炎培等人一起创立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建国以后担任新中国的第一任劳动部的副部长。1960年我听施复亮讲才知道，他早在1920年就在上海组建过青年团，入党后又担任过党的一定的负责人，大革命失败后，他失去了与党的联系，但他仍然坚持革命，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成立的民主建国会，一直与共产党密切合作，最后成了新中国的参政党。施复亮是一个文化人，这个特点在光南身上也明显地体现出来。
　　光南在班上非常文静，又擅长音乐，所以有的同学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小姑娘”。1951年秋，我们一一起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附中二部(现在改名叫“北京第101中学”)，又被分到同一个班，一直到1957年秋高三毕业。在整个中学的六年，我们两个人的私交是非常好的。我非常佩服他的才华。他常给我讲一些我这个从农村来的孩子从来没听过的故事。比如他说中国的文字有谐音，过去有一位文人在湖上荡舟时写了一副对联：“两舟并行，橹速不如帆快；八音齐奏，笛清难比箫和”，就把眼前的情景与历史上的几个人物鲁肃、樊哙、狄青、萧何联系起来了。又如，一个高班同学教我讲一种“瞎子话”，就是把一个字音的声母与韵母分开，用一定的规则把声母与另外一个韵母拼，再用另外一个声母与原来的韵母拼，这样一个音就变成两个音，如“你”，声母是“n”，韵母是“i”，读“捏己(nie-ji)”，别人就听不懂了。我想把这种话教给他，但他说，你看小说《镜花缘》，其中讲到一个书生到了女儿国，那里的姑娘非常有才华，他却像一个大傻瓜，姑娘们问他的问题都答不上来，姑娘们就自嘲说“吴郡大老倚闾满盈”，这就是中国字的切音。所有中国字的音都可以把一个音分成两个，只要有时用一个“零声母”，而中国字发音，韵母是没有声母结尾的。古代的字典对字就是这样注音的，姑娘们说的是“问道于盲”。这才使我对“瞎子话”恍然大悟，后来我用这个方法设计了一种“双拼方案”。这种方法后来又有很多人研究，并形成了电子计算机一种文字输入方式。
　　
　　他迷上了作曲
　　
　　上中学时我们学校每周放一次电影，光南看完一遍竟能把电影里的主题歌完整地记录下来。后来他居然把一个唱片中的交响乐分乐器、分声部地记下谱来。在从初中升入高中这一段时间他又迷上了作曲，经常在上课时也作曲，结果耽误了听课，受到一些同学的非议，而我与另外一些同学常常在考试前帮他复习、补课，可喜的是他的考试成绩还相当不错。1954年我担任了学校的钢琴组组长后，还主动把他吸收到钢琴组，让他练习钢琴。这样我们俩之间的关系就更加亲密了。高一时，我们班的班主任得了重病，全班51个同学每人给老师送了一个鸡蛋，他就写了一首《五十一个鸡蛋五十一颗心》的歌，在全校每学期都有的文艺会演中演出，我做钢琴伴奏，结果还得了第一名。这样，他的作曲才能在班上逐步得到认可，终于被接受为共青团员。后来他和马勇(当时班上的文娱委员)及我还改编过《皇帝的新装》、《金鱼与渔夫的故事》等小短剧。由于他作曲已经小有名气，学校便委派他编辑《圆明园歌声》，我也帮助他编，1957年又协助他编了一本《中外民歌选》，里面选的歌曲全部都是他自己写的，但大多用了假名字。油印时有几本用的是当时比较高级的道林纸，他专门送了我一本，上面写着：“见此如见人，久久莫相忘!赠给绍祖。光南1957年7月1日。”
　　就在这年的7月，我陪他一起去海淀区的一个派出所办理了他离校的手续。他说他不准备考一般的大学了，而准备去考音乐方面的学校。中学毕业后，他先上了音乐中专，后又上了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分到了天津歌舞团，写了一些好歌曲，在社会上也有相当影响。我考上了清华大学，后又当了全国学联主席，调到团中央机关工作，两人作为朋友也经常来往。我觉得他仍然保持了在101中学时的一些好传统，对他在音乐学校同学中的一些不良习惯和作风很看不惯。在“文革”中他也受到了批判。我还记得在“文革”后期有人批评他写的《打起手鼓唱起歌》有修正主义的问题。那时我已经调到王震同志处当秘书，有一次我们去天津出差，我还专门去看望过光南，并向天津市的有关领导同志讲他的情况，希望保护他一下。后来我又帮助他联系调到北京来。
　　
　　他对社会上的一些弊端表示愤慨
　　
　　“文革”以后，我和施光南的来往就更多了，他的处境也相当好，中央领导同志很看重他，推荐他当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的副主席、中华全国青联副主席，还当选党的十三大的代表，甚至还想推荐他当文化部的副部长，但被他回绝了。这个时期，他也对社会上的一些弊病表示愤慨，如《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元)，我就是听他讲的。我还记得有一件事情，当时在团中央工作的陈昊苏讲他父亲陈毅如何对待老同志的事，其中说到光南的父亲曾背叛过革命，光南非常生气，要我帮他转一封信给当时党的负责人胡耀邦同志，耀邦把信批给了昊苏，吴苏立即去向光南道歉，后来他们两人竟成了好朋友。1982年光南又送了我一本《施光南歌曲选(独唱)》，上面写着“绍祖同学指正。光南。82年新年”。现在这一本和1957年送给我的歌曲集，都珍藏在我的手中。
　　
　　他没有听到他作的会歌在十一届亚运会开幕式上演奏
　　
　　1988年底我调到国家体委工作，正好赶上我国要举办第十一届亚运会。在1989年春末夏初，我国发生了一场政治风 波。当时为准备举行亚运会需要我国编一个会歌，但是负责这项工作的同志竟找不到一个作曲家来创作这首歌。我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找到光南，他很快就写出了会歌。后来亚运会组委会有人想把这首歌换掉，我以这是亚运会组委会开执委会时定的，要换也得经过这个程序为由而没有换。就在北京亚运会要正式开幕前不久，他溘然而去了，竟没有听到他自己作的会歌在开幕式上演奏。
　　光南去世后，也是他北京101中学的同学、当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曾庆红把此事报告给了江泽民总书记，在报告中可能用了“人民音乐家施光南”这个词，因此这个词就传开了。我认为，用“人民音乐家”来形容光南，也不算是过分的。他短暂的一生，创作了大量的歌曲和其他音乐作品，不仅数量颇多，质量也颇高。我作为一个不甚懂音乐、但又相当喜欢音乐的人，感觉光南的音乐作品，第一是有时代性。他的歌可以说是反映了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的时代的心声。我们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领袖，我们追求和向往美好的未来，我们对粉碎“四人帮”十分兴奋，等等，他就写出了这样的歌。第二是有人民性。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人民的力量是无比巨大的，他写的歌都是歌颂人民中各种各样人物的，我们唱了他的歌就感到自己与人民融合在一起了。第三是有群众性。他的很多歌都是从群众生活中的具体小事出发，无论是“打手鼓”，还是“吃葡萄”，无论是思念参军的亲人，还是放眼希望的原野，都感到非常亲切。第四是有优雅性。他的歌朗朗上口，柔柔绕胸，曲调动听，节奏明快，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庸、和谐的特点。第五是民族性。他不仅写汉族的歌，也写了很多我国兄弟民族的歌，惟妙惟肖，很有民族情趣，这对中华民族的大团结是十分有利的。第六是国际性。他创作了不少涉外歌曲、区域歌曲和完全不同文化的外国歌曲。这既是学习外国文化，又是与外国文化交流，对构建和谐世界是大有好处的。
　　可惜光南只活了不到50岁，否则他还会创造出更大的业绩。但话又说回来，人生的价值并不完全在于寿命的长短，只要是对人民做出了贡献，那就是有意义的。施光南的一生应当说是对人民做了很大的贡献，他的生命是非常有意义的。我想起了一句我们中国的古话：“不要五十步笑百步”，如果我们反过来用，一个人即使寿命很长，活了100岁，但他虚度年华，碌碌无为，或者甚至他还危害过人民，那还有什么意义呢?真还不如只活了50岁、但对人民做出了贡献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