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本文通过对潍坊市所辖安丘市的创汇农业和金融供给和需求的调查 ，得出以四个基本结论：第一中国农业的竞争力是资源禀赋和制度的动态函数，给定一定的制度约束，形成相应的竞争力产出；第二，传统农业的现代化并不必然意味经或城市化，但必然要求产业化和金融服务多样化，第三，农村金融体制选择存在较大的“外部性选择空间”，地方基层政权（特别是镇、村）、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村产业组织配置是关系全局的问题；第四，放开所有制限制、放开市场准入限制是培植竞争性，多样化农村金融体系和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经济体系的必要条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本文通过对潍坊市所辖安丘市的创汇农业和金融供给和需求的调查 ，得出以四个基本结论：第一中国农业的竞争力是资源禀赋和制度的动态函数，给定一定的制度约束，形成相应的竞争力产出；第二，传统农业的现代化并不必然意味经或城市化，但必然要求产业化和金融服务多样化，第三，农村金融体制选择存在较大的“外部性选择空间”，地方基层政权（特别是镇、村）、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村产业组织配置是关系全局的问题；第四，放开所有制限制、放开市场准入限制是培植竞争性，多样化农村金融体系和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经济体系的必要条件。
其他文献
本文通过考察二战后日本金融制度的的形成、发展和劣化的过程，探讨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和适应效率问题。昭和银行危机和战时金融管制决定了战后日本金融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以银行体系为中心，银行体系受到政府严格保护。政府严格保护下的银行体系促进了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旧金融制度下的制度租金导致了银行业的信贷扩张冲动，从而助长了经济成熟期后泡沫的形成和膨胀。当泡沫经济破灭后，金融制度自身的危机也就在所难免。日本金融制度危机对转轨经济的一个重要教训是，金融制度的设计和变革必须考虑到该制度对未来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效率，
中央银行的监管目标就是使银行业经营具有较强安全性和稳定性，促进金融创新和有效竞争。俄罗斯金融监管当局在整个国家进行激进式改革中，对原国有银行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对银行呆帐进行了核销，面对国有企业转制和国家的经济衰退，俄中央银行成功地进行了几次币制改革，使得卢布币值和金融秩序日趋稳定，经济开始复苏，银行资本金明显增加，初步实现了商业化经营。尽管目标还不能断定俄罗斯所进行的金融改革成功与否，但其作为前车之签，对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的基本结论是，没有处理危机经验的中央银行不是成熟的中央银行；成
本文从独立审计中的符合性测试和实质性测试入手，探索银行现场检查中的若干技术问题。文章阐释了两种测试手段的基本原理；在银行现场检查中的可行性、运用方式和应注意的问题。从操作性的角度提出了如何通过一定的技术安排提高银行现场检查质量的有效途径。
本文试图从农村信用社的民主管理制度本身进行探讨，研究民主管理制度与当前农村金融的相容性问题。本文的基本判断是：正如自由竞争可能导致垄断一样，合作制所体现的民主管理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制度构想，其所导致的内部人控制（或农村信用社主任的“土皇帝”特征）是民主制的悖论；因此，如果我们继续坚持农村信用社继续为三农服务的基本方向，必须在现实上放弃空想式的民主制度，实行农村信用社的国有或准国有化，在整体金融领域搞“反向剪刀差”。
本文着重探讨了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中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微观层面的问题：农村信用社信用代办站的改革。本文以山西省晋城市为典型案例。系统分析了农村信用代办站目前遇到的困境，并进一步从制度变迁和博弈论的角度探讨了农村信用代办站制度变革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并对当前农村信用社改革提出了政策性建议。
国有商业银行、农村基金会逐渐撤出后把广阔的农村金融市场留给了农村信用社，过去公有制金融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事实上已演变成一时难以改观的农村信用社的外部垄断。这种外部垄断，虽在短期内可能对农村信用社摆脱经营困境、增强盈利水平等方面有积极作用，但长期看来，又极有可能引发农村信用社系统的工作惰性，减缓深化改革的进程。在现阶段，激活内部竞争，一则可在很大程度上减弱外部垄断所带来 的负面影响；二则为下一步深化改革做好必要的铺垫和准备，是农村信用社最近几年需要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从实践看，着眼于内部职工之间、信用社法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非银行金融机构存在着与存款式金融机构相似的巨大的外部性，其隐含的行业金融风险不容忽视，相应的处理措施也必须慎重，重整是较之于破产更有利于处理非银行金融机构风险的一种制度安排，它强调利益相关者权益的保护，把社会利益作为首选的政策目标，因而能最大限度地控制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降低其对社会带来的震荡，重整模式的选择对重整的效果至关重要，应量采用市场化的方式；重整的资金来源也不宜过多地依赖中央银行，要积极探寻重整资金市场化和多元化的渠道，要治理结构的整重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重整的重中之重，从制
本文从分析“股改论”所持两大似是而非的理由入手，论述了四大国有银行在我国经济宏观调控和稳区域经济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最后就如何做好大四大行的关键问题作了些探讨，文章认为：我国“入世”后，在经济金融的格局及其发展趋势还不是十分明朗的关键过渡期内，坚持四大行的国有性质十分必要。从而，提出“以静制动”的策略，即：在“入世”后的八年内（其中有五年的金融开放过渡期）四大行不可轻言股改。
当前，利率市场化正按照“先农村后城市，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浮动后放开”的顺序进行。随着中国加入WTO进入倒计时，利率市场化对中国金融业而言似乎更加迫切，本文在论证间接金融中介（银行类金融机构）垄断地位及其害经济后果的基础上，比较现阶段中国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的浮动利率和管制利率安排，试图证明：利率市场化并非中国金融改革的当务之急，在现有机构格局下，利率过早浮动或放开会导致信贷市场非均衡和结构扭曲。因此，我们面临两种不贩金融改革道路：一是“顺序思路”（sequencing)；先实行相对宽松的依法准
本文从货币政策影响产业的可能途径出发，考察了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现状，从六个方面分析了其成因，并且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措施。